秦牧《动荡的家》

秦牧

在人事表格的“籍贯”一栏里，我向来填上的是“澄海”二字。名义上我是广东澄海人，而实际上，在近七十年的生涯中，我在乡间居住的日子不足五年，其它六十多年不是在海外，就是在国内各地度过。至今，我并不能操极其流利的家乡语言，一般的对话是可以的，但是冷僻、深奥、语义双关、含意微妙的一些词语，我就讲不来了。

我们的家从小就是一个动荡的家，它并不穷困，甚至大体地讲，还可以说是个“小康之家”，至少我从小到大，在家期间，从没有尝过饥饿的滋味。但这个家庭却是个动荡之家，它仿佛一艘帆船，总是在惊涛骇浪中航行，经济不景气，社会动荡的阴影笼罩着它。我父亲的酗酒和任性的行为，又使得它更加颠簸不安。

我们这个家庭，先人出洋历史悠长，并非自我父亲一代开始。大概在清朝咸丰年间吧，我的曾祖父坐着红头船(清代对某些港口向外洋航行的船舶，船头应该漆上什么颜色，曾经作过一些规定)，到暹罗(现在的泰国)去，在那儿和一对傣族姊妹结了婚。夫妇分属于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问题就来了，那对傣族姊妹不愿意到中国来，我的曾祖父却始终忘不了“叶落归根”的古老格言。长期无法处理的矛盾后来终于这样解决了：曾祖父经过一番策划，横下一条心，抱着我那还在幼年的祖父下了船，回到“唐山”(华侨对于祖国、家乡的统称)。大洋远隔，夫妇间的关系就这样斩断了。

曾祖父回到家乡之后，大概是由于内疚吧，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新娶的唐山妻子。大概也同样是由于内疚吧，曾祖母经常梦见两个异族女人口里嚼着栳叶(蒌叶)和槟榔，睁着怒眼，伸手向她要回儿子。为了禳灾，或者更准确地说，为了使自己的良心获得安宁，曾祖父买了纸船、香烛，曾祖母祷求这两个异族女人的魂魄坐上焚化后的纸船，重归本土，勿再扰她清梦，她愿意尽心抚养好她们的儿子，并把她们的称号写上神主牌去，在龛里享受世代儿孙的香火祭祀。

因此，我家神龛里，曾祖父的牌位上，除了有姓氏的“夫人”以外，还有两个没有名姓的“夫人”。而我们兄弟姊妹呢，计算起来，也还有八分之一的傣族人的血统。

像这一类故事，在侨乡并不算是怎样新奇的。我们这位傣族妇女所生的祖父，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儿孙会去飘洋过海，自然也是十分顺理成章的攀。

我的父亲的名字叫做林运三，他起初是乡间的一个裁缝，积蓄了一笔钱之后，就到暹罗、新加坡等地谋生。他只读过私塾，然而书法极好，可以说完全达到书法家的水平。他又非常好学，小时候，我们常常看到他在浏览诸子百家或者其它什么典藉报纸。由于勤奋学习的缘故，他后来在商业上获得一些发展，在我懂事的时候，他担任的是一间米行的经理。真正的老板在暹罗，他就成了资方在新加坡的代理人。在他比较发达的时候，除了家乡的妻子(我的大母亲)

之外，又陆续娶了两个侍妾，这就是我的生母吴琼英和三母余瑞瑜。她们都出身穷困之家，小时候都当过丫头。

这样，我父亲的家就分成两半，一半在澄海樟林老宅里，它由我的大母和她的儿女以及我的三母组成：一半在海外，它由我父亲、生母以及我们七兄弟姊妹组成。我的第三母亲没有生育，她时常来往于乡下和新加坡之间。在我们的生母逝世以后(在我七岁时她就逝世了)，她专程从乡间到新加坡来照料我们。

虽然她和我的生母关系原本并不很融洽，但是她却尽心尽意照料我们。旧时代有些女性在抚养丈夫前妻子女时，那种忘我牺牲的精神，的确是很了不起的。

我长大后写的纪念母亲的文章，描述的就是我的这位第三母亲，因为她给我的印象，较之我对我的生母的印象还要深。

我1919年初秋诞生于香港。那时候，父亲正在香港经商，大概已经建成一个小康之家了。我们当时住在香港高升街附近，为了庆贺我的诞生，家里曾经请了一棚木偶戏(潮汕人叫做“纸影戏)在附近演出。从这件事可以想见我们家境不差。我小时候的名字叫做”阿书“，学名派光。”阿书这个名字是父亲找人扶乩时在沙盘上划出来的。这自然是一种迷信活动。然而我长大后居然成为一个写书的人，却不能不说是极其有趣的巧合。在我三岁的时候，我们全家从香港迁居新加坡。

父亲对于我，在好处和坏处方面都给了相当的影响，因此这里我想多谈谈他。

父亲的特点是好学、好奇、敢作敢为、勇于助人。他喜欢读书，非常勤奋，前面已经说过一些了。他曾经买来两个小西瓜大小的石球，亲手在上面绘上世界地图。我们家有一个酸枝古董柜，专门陈放各式各样的古玩。里面除了箭筒、水晶、瓷瓶、宣炉等等外，还有沉香、犀角、羚羊角、虎乳(结成一团的深灰色的东西)等等。客厅的墙壁上，还挂有一条丈多长的鳄鱼标本。父亲超脱自许，对于一些和他来往的商人背后的评价往往是“俗不可耐”、“目光如豆”一类的评语。父亲除了爱读书以外，还爱吃各种离奇古怪的东西，例如：鳄鱼、蝙蝠(热带的果蝠，每只重一二斤)和各种野兽的肉，我们从小就都跟他吃过，碰到买上鲎(一种剑尾类的节肢动物)、鳖、乌龟、蛇、蛤蚧一类东西的时候，他还动手亲自宰杀烹制，所以我从小也学会宰杀这类东西。由于商业上的往来，父亲的足迹踏遍暹罗、缅甸、马来亚半岛、东印度群岛的爪哇、三宝垄、泗水等地(那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还未立国)，是一个见闻颇广的人，常常给我们讲述异域见闻。他的好奇心和冒险性还表现在这么一桩事情上：他青年时代侨居暹罗，当地流行火葬，当时一个小州府设于一个小林子里的停尸场(死尸一般在焚化之前先在停尸场里停放数日)，听说常常“闹鬼”，有人曾于夜间路过附近时，见到有“鬼”在停尸场中出没，吓得赶快奔逃，人们言之凿凿，闹得草木皆兵。我父亲刚巧有事到那个州府去，听后不肯相信，和一个胆子很大的朋友约好，一个夜里，各自持着猎枪和强光手电筒，守在林子旁边，观察究竟。

深夜里，果然见到幢幢“鬼影”出现在林子里，他们开枪轰击，并立刻扭亮了手电筒，看到一个黑影迅速向林子的另一方向逃跑了。他们赶上前去，看到停尸场里有个少女的尸体已被拉开了裤子。原来是一个色胆包天的歹徒到停尸场来奸尸，这样的事情原来已经发生过好几起了。我父亲多次向我们谈起这件事。

他的好奇和大胆由此可见一斑。

父亲因为担任米行经理，家境还不错，每次买米时总是大袋大袋地要米行送来(每袋一百公斤)。有些穷苦亲戚前来探访，家里常常一篮篮地赠米。但这还是细微末节。斥资助人，给人担保的事他也常常干。有时被担保的人大败亏输，或者拆了烂污，他就得负责赔偿。为了这些事情，家中时常发生争吵。我们家后来的破落，和父亲为人担保受累也有不小的关系。

然而父亲毕竟是个旧式商人，这从我们家里的陈设也可以推知一二。我们家里只有酸枝台椅、古董柜、中式睡床之类的东西，而没有什么沙发、高级电器之类的家具。父亲只读古籍，极少涉猎新文学一类的作品，而且，他久居商场，也未能免除商人陋习的影响。首先是他爱酗酒，酒量惊人。在香港南北行街经商的时候，他是潮籍商人中名列第三的酒徒。他一天可以喝完一瓶白兰地酒。当时新加坡的商人盛行喝一种法国“铁线标”白兰地，每樽酒外面都有一层铁丝络紧紧包裹着。我小的时候常被父亲差遣去酒店买酒，买的就是这种牌子的法国货。每次他都是一瓶酒当天喝完，而且不需要什么下酒的菜。但他并没有“千杯不醉”的能耐，喝醉了，时常闹得家里不得安宁，他或者烂醉如泥地躺着，急得我的生母或者三母亲气急败坏地用凉毛巾给他敷额，煮姜汤解酒，或者忙碌地清理着呕吐物，家庭常常由此引起激烈争吵。我对这一点印象很深，由于对喝酒反感，长大后我竟成为一个不会喝酒的人，一杯“茅台”就足以使我醉倒了。

我父亲还时常涉足风月场中，那时各个行帮的商人都有自己的俱乐部。每逢星期六或者什么固定日子的一晚上，就群聚饮宴，猜拳嬉闹，找歌女或妓女陪酒。我父亲有时竟也带我去参加(那时我四五岁)，他的放纵之处从这桩事情也可以想见。

父亲的好学，任性，对我们兄弟姊妹都各有若干程度的影响。我的二姊，抗战时期抛下家庭去报考军校，以后又曾经女扮男装去参观过妓馆。我的另一位姊姊，我们叫她就姊，后来侨居泰国，六十岁时，有时还让儿女们抬着她在客厅里绕室嬉戏。她有一个儿子，已经当上了经理了，在男女关系上犯了错误，她还是挥起藤鞭便打，执行家法。我后来也有任性、偏激，气头上什么都不怕的那种性格，这或多或少都和父亲的影响有关。

上面已经说过，我的生身母亲和三母亲都婢女出身。因此，对于婢女的故事我从小知道得特别多。那时在乡间，每逢凶年荒岁，贫寒人家就有许多人得卖儿卖女了。这些贫家儿女被人贩子带进大户人家的门庭，“主人”看合意了，就买了下来，立契为据，每一岁大概十个银元，十二岁的女孩，不过是一百二l。十个银元左右罢了。被卖以后，就给改个丫头的名字，什么春梅、夏莲、秋香、冬红之类，如果是肖虎的，破了相的、丑陋的，斗鸡眼的……还得给特别压低了价钱。以后大抵过着受人打骂驱遣的生活，长成了或被卖给有钱人当侍妾，或卖给贫农、工人做妻子。读过《红楼梦》或者巴金的《家》的，对于婢女的生涯都会有若干程度的体会。我的这两位母亲就是过来人了。我的生母还有外家可认(后来我们回到乡下时认识了外祖母一家，是十分贫因的贫农)，我的三母亲外家就没有什么人了。两位母亲都不大愿意提起自己做婢女时期的生活境况，但是却向我们谈了不少她们当年婢女同伴的故事。例如有的婢女被所谓少爷扮鬼吓死，有的婢女由于常常吃不饭，竟敢吃生米和捉守宫(盐蛇)吃的故事，就是她们告诉我的。她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相当善良，对待穷人很有同情心，对家里的保姆、佣人绝少喝骂。这些地方，使我对于不幸者从小具有同情心以及人道主义思想的形成也有若干的关系。

生母和三母，大概是由于年轻时候的艰辛经历吧，她们的健康都很不好。

我的生母患肺病，因不堪疾病折磨，有一次曾企图自杀。被我的弟弟发现了，呼喊起来，家人才把她从绳套里救了下来。她四十多岁就死了，刚死时，我们兄弟姊妹围着她哭，她突然从眼角里涌出两颗清泪来，大姊赶快把它拭去，又说着安慰她的话，抚摩她的眼皮，她才瞑目了。这事情给了我终生难忘的印象，原来心脏刚刚停止跳动的人，某些器官是仍然存在一定机能的。我的三母接着从乡下赶来照料我们。那时她才是三十岁光景，要负起照料七个孩子的责任，也够苦了。她的健康也不好，时常昏眩。发病时有时甚至咬紧牙关，不省人事。

家人要用银汤匙撬开她的牙关，才能把药灌下去。她瘦弱不堪，但是竟然能够活到七十多岁。

我们家庭，有时也有许多温情脉脉的生活。过春节是一年中的头等大事。

祭灶、扫灰尘、准备新衣、年货这类活动，海内盛行，海外也有。我们家一向把它当做一桩大事。除夕，父亲总是亲自去买几盆鲜花、一枝吊钟花回来。我们几兄弟姊妹都躲到大姊——我们叫她蓉姊——房里，几乎彻夜不眠地守岁。

这个夜里，四方八面爆竹如雷，几无间断。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们就都在大姊的照料下，穿上新衣裳，看到父母亲醒了，就涌出去跪拜叩头(一年中叩头只此一次)，口里说着善颂善祷的话(这都是大姊事前教会我们的)。这时，父母亲就给我们分赠红包。连续三四天里，前来拜年的亲友也都给小孩发红包，我们都把它集中到蓉姊那里去，然后由她总计和分摊给大家，大概每个新年我们每人都可以分摊到二三十元，那时币值很高，母亲给我们的零用钱只是一天五分，一个椰子也只卖五分钱。因此，二三十元。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了。从这件事，也可以想见当年父亲的交游颇广，春节里几乎是客人不断的。

我还记得有一年中秋，桌子移到窗前，摆满了月饼、芋头、杨桃、热带果子之类的东西。父亲要我和比我大一岁的姊姊，穿得整整齐齐的，扮成所谓“金童玉女”，在皓月当空中增添情趣，惹得全家人笑语声喧，都怪欢乐的。

父亲每年有好几次带着全家到外面的游乐园享受丰盛的晚宴，并观看焰火和杂技之类的节目。那时新加坡的游乐园里有一个惊险刺激的节目。一个欧洲人爬上十几丈高的铁梯，在上面的平台，穿上石棉防火衣，然后淋上汽油，点火燃烧自己，到了火差不多烧遍全身的时候，就像一个火球那样从高空对准地面的一个很深的水池跃下，这一来，烈火立刻飞腾池面，跟着就熄灭了，他这才钻出水来，向欢呼的群众挥手致意。这个节目给了我终生难忘的印象。后来，我才知道这种以人命做儿戏的惊险表演是遍及世界许多地方的。

但是，温情脉脉的日子毕竟所占无多。商场的风浪，父亲的酗酒，母亲(不管是哪一个)的病患，以及我们的淘气，都常常使这个家庭发生了动荡。马来亚一带以出锡矿著名，父亲曾经与人合资开矿，结果失败了。他经常为此唉声叹气，喝酒消愁。家里从此添了一样东西：一瓶作为纪念品的锡矿砂。

我从来不知道父亲最有钱时拥有多少财产。我的生母逝世时，挽幛挂满了楼下的厅堂，打醮打了好几天。我的大姊出嫁时，头上和身上的金饰几达半斤。

从这些地方看来，我们的家境是蛮不错的。但大人们又常常为了家用浩大而叹息，有时父亲又得到当铺典当贵重的饰物，从这些地方看来，经济状况又不是很好的。照我后来推想，在我七八岁以前，家庭经济状况是很好的，但是后为就破落了，但是尽管破落，也还勉强支撑着一个门面，例如直到回国时，家里仍有一些金饰，就堪为佐证。

我七岁时，曾经在同一条街的邻家念过私塾。现在还有印象的是那天很早吃了有葱(象征聪明)和芹菜(象征勤学)调配的菜肴，然后去见塾师、跪拜挂在墙上的孔夫子像;再后一大群人闹哄哄地跟着塾师念书，读些《千字文》之类的东西。塾师不老，也不严厉，学习到什么，我已经记不住了。隔年我就转到潮州会馆兴办的端蒙小学去。在这里教书的先生和念书的学生都是潮籍人。这学校的对面是一个火车站。门口有宽广的地方可以让小贩摆摊，那里有五光十色的小食，连马来人和印度人也来摆卖辣椒米粉、鹰嘴豆之类的东西。我们一般中午都在校外的小食摊上吃东西。我常常不是规规矩矩地吃饭菜粉面一类食品，而是一摊一摊地吃零食。我爱吃零食的习惯就在这个时候养成。长大之后，在一般朋友中间，我属于最爱吃零食的人物当中的一个，市面的各种零食，我几乎没有一种没有吃过。

在学校念书时，我的成绩属于中等水平，并不特别聪明，但是我花在温习功课的时间很少，一般总能比较快地领会，由于不肯勤奋温习的缘故，考试成绩并不好。那时的小学语文课本念的是“大狗叫，小狗叫，叫一叫，跳一跳”之类的内容，虽说莫名其妙，但是比较私塾的东西好懂得多了。

我小时候是个顽皮孩子，在所有兄弟姊妹当中，我是最顽皮的一个。许多调皮掏蛋的事情我都干过，包括爬到树上向路人撒沙子，画黑脸孔吓人之类的活动在内。小的时候我曾经爱好过踢球、绘画、编织、猜谜等等活动，听故事则是我突出的爱好。这间学校办得颇有朝气，我记得当时有声电影刚刚发明(大概在1930年左右)，学校就特地找了个放映队前来放映，银幕上出现不过是一个个零星镜头，例如狗向人吠叫，鹅群喧哗行进，乐队在演奏，行火穿过马路之类，但是看惯无声电影的我们已经感到十分惊奇和新鲜了。

学校虽说办得相当正规，但却是保持体罚的。学生调皮或者考试成绩不好的时候，教师就执行体罚了。有些教师只是象征性地用铅笔轻轻打打手心就算，有些教师则简直包藏有打人取乐的毒心。有两个打人打得最凶的教师，一个要学生伸出手掌，藤鞭凌空打下，往往使我们手掌为之红肿;另一个隔着裤子鞭打我们的大腿，往往使我们大腿上留下了血瘀的鞭痕。有些同学被点名上去挨打的时候，往往先在掌上涂抹药油，其实药油并没有任何止痛的作用。小同学每在手掌上被打一下，就愁眉苦脸，两手夹在胯间摩擦，要过好长一会儿才能再次伸出手去，因此，责罚的时间有时竟占一个课时的五分之一。这种野蛮的教育方法，想是从当年的国内传播出去的。

家里有时发现我们在学校挨打，大人也感到怜惜，但是从来没有表示要向学校抗议，大概认为学生接受体罚是理所当然的吧!何况家里的大人也同样对我们施行体罚。我因为在所有兄弟姊妹中是最顽皮的一个，因此挨打的次数最多，而姊妹们则极少受到体罚。父亲有时打我打得很凶。记得有一次我在家里学孙悟空，挥舞棍子，敲破了灯泡，就挨了一顿打。又有一次，父亲领我上街，等待横越马路，我不顾红绿灯闪的是什么颜色，飞跑冲过马路，父亲当着许多路人就用手杖打了我一顿。我的生身母亲曾经把我捆在大床柱子上打;三母亲也常打我，但她打我，我也打她，两个人团团乱转，赛似走马灯一样。不过。在我长大以后，对三母亲并无怨恨，不像我对若干严酷的教师那样，总怀着一种憎恶鄙夷之情。可见，就是一个小孩子，对于什么是善意的管教，什么是恶意的欺凌，也自有一番体会。

由于小时不论在学校和家庭，我都受过鞭打，这种野蛮教育，出乎人们意料，它反而使我以后成为一个比较倔强的人。当祸患临头的时候，并不觉得怎样畏惧;就是在受到死亡威胁的时候，也并不觉得怎样害怕，这种变态，既有它的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像我这样一个顽皮儿童，以后没有像猪滚下斜坡一样沉沦下去，全靠书籍的挽救。我因为爱听故事，每当大人们围着听弹词唱本的时候，我总是凑热闹跟着听。这种弹词唱本，在清朝初期出版曾经达到高峰。以后，各个方言区也各有自己的弹词唱本出版。它们大抵是木板印刷，本子长方形，一张包袱布包着一套，在各个家庭之间辗转传播流通。各个家庭进行这种“文化欣赏”的时候，大抵是由一个识字的妇女朗诵，其他的妇女静静地围着谛听。听到动人之处，大家就纷纷议论，这类弹词唱本，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大抵是什么《再生缘》、《天雨花》、《包公案》、《狄青三取珍珠旗》之类。尽管那些唱本有许多老套的东西，以至于封建的糟粕，但是它也教人分正邪、辨忠奸。我小时候对弹词唱本是听过不少的。韵文叙事长诗的确娓娓动听。

父亲也常常买些《小朋友》、《儿童世界》、外国童话之类的东西给我们看。

一接触到这些东西，我常常忘乎所以，伏在地板上贪婪地阅读到深夜。《鲁浜逊飘流记》、《安徒生童话》等，我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对它们有了印象的。

我并非仅仅阅读童话故事一类课外书，凡是我能找到，并且勉强看得懂的东西，我都如饥似渴地浏览。由于使用眼力过度，我在小学三年级时就戴上了近视眼镜。到现在，戴眼镜已有五十多年历史了，镜框架在鼻梁上，也感觉不到它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