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契诃夫情调”，就是一种略带忧伤的美

契诃夫和高尔基

　　契诃夫有无数的知音，《洛丽塔》作者纳博科夫（1899—1977）应是其中较有公信力的一位了吧，这位美籍俄裔作家曾向普天下的读者进言：“我诚心诚意地建议诸位尽可能经常地拿出契诃夫的书来读读（即使经过翻译走了样也不要紧），并按照作者的意图陷入遐想。”

　　读过好书之后“陷入遐想”，这是阅读的一种很高的境界。我们知道一些杰出的读者，在阅读了契诃夫的作品之后是如何“陷入遐想”的。

　　高尔基说：“阅读契诃夫的小说，感觉自己像是置身于一个忧郁的秋日。”

　　曹禺说：“读毕了《三姐妹》，合上眼，眼前展开那一幅秋天的忧郁。”

　　契诃夫与其他的19世纪俄国文豪的不同，是他的作品派生出了一个“契诃夫情调”的文学概念。高尔基和曹禺读了契诃夫作品之后的遐想与感悟，恰恰给我们掀开了一点“契诃夫情调”的面纱。

　　其实，契诃夫本人就曾把“秋天”和“忧郁”联系到了一起的。他那篇脍炙人口的小说《带阁楼的房子》（1896）里，就有这样一句：“那是八月间的一个忧郁的夜晚——说忧郁因为已经有了秋天的气息。”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所谓“契诃夫情调”，就是一种略带忧伤的美。千千万万的有审美感应力的读者自然是会欣赏这样的文学情调的。

《带阁楼的房子》

　　然而，契诃夫也有“怒目金刚”式的作品的，如《第六病室》。有良知的好端端的人，竟被关进监狱般的“第六病室”了。少年列宁读了这篇小说后也产生了“遐想”，以为自己也被关在这所监狱里了。

　　刚刚提到了《带阁楼的房子》，读过这篇小说的都记得结尾那一句：“米修斯，你在哪里？”这一句略带忧伤的抒情的问语，立即能唤起读者对于一个可爱的人物命运的遐想。当然还要思索我们的生活，思考我们应怎样生活得更合理……

　　契诃夫有篇并不出名的小说《谜样的性格》（1883）。一个作家听一个美女讲她的奇怪的身世：她渴望着过幸福的生活，但却两度嫁给了富有的糟老头。作家听了她的故事后，“叹了口气，带着心理专家的神情沉思起来”。

　　当然，读者读了同样是契诃夫创作于1883年的小说，如《一个官员之死》、《胖子与瘦子》，也会“叹了口气，沉思起来”的。

《胖子与瘦子》

　　纳博科夫在一篇随笔中说：“我似乎是与契诃夫坐在同一条船里，我喜欢这样的并肩相伴。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垂钓，而我在欣赏水面上飞舞的蝴蝶。”

　　多么浪漫而又令人神往的“遐想”！只有像纳博科夫那样的天才读者，通过阅读契诃夫，在心灵上与契诃夫接近了，接近到了可以产生与他“并肩相伴”、“同船过渡”的“遐想”。

　　在契诃夫生前与死后，有很多评论他创作的人，地位最高、分量最重的当然是列夫?托尔斯泰。

契诃夫和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不喜欢契诃夫的戏剧，就如同他不喜欢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但托翁对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有极高的评价，把他称作“散文中的普希金”，认为俄国作家（包括他自己在内）论小说写作的技巧都不及契诃夫。

　　托尔斯泰喜爱契诃夫小说有个生动的事例。《宝贝儿》（1899）发表之后，托尔斯泰将它如获至宝，一再地当着家人和客人朗读这篇小说，还写文章赞美，称小说的女主人公，是个“以无限的爱去爱未来的人”。

　　在契诃夫去世的第十三天，托尔斯泰在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他对死者的概括性的评价：

　　“契诃夫是一位无可比拟的艺术家……他的作品的优长是，它不仅能让每个俄罗斯人感到亲切，而且也能使任何一个人感到亲切……他是一个真诚的人，而这是个了不起的优点……借助这个真诚，他创造了新的，在我看来是对全世界都是全新的文学形式……我重复说一遍，契诃夫创造了新的形式，丢掉一切虚假的谦虚，我要说，就技术而言，他契诃夫高于我，他的作品可以反复重读……契诃夫的逝世是我们的一个重大损失，我们不仅失去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我们还失去了一个杰出的、真诚的、正直的人……这是一个极有魅力的人，谦虚的人，可爱的人……”

《苦恼》

　　托尔斯泰这一席话里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契诃夫创造了新的小说形式。

　　二，契诃夫的创作特点是与契诃夫的人格特征有关联的。

　　爱伦堡1960年写的《重读契诃夫》一书中，也指出契诃夫的“简洁”风格是与契诃夫的“谦虚”性格相契合的。

　　这一点与我们常说的“文如其人”是一致的。

　　什么是契诃夫的与他的“真诚”品性相契合的文学新特质呢？

　　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通过小说主人公之口，说“我最爱普希金和契诃夫的俄罗斯式的童真”。

《万卡》

　　我们的王元化先生在《莎剧解读?序》里，用“功夫深处却平夷”这句古诗来形容契诃夫风格的妙处，他认为“契诃夫似乎并没有花费多少心思用在情节的构思上”，说契诃夫作品中“故事就这么简单，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活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的美丽……在这些场景中流露出来的淡淡哀愁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

　　美学家王元化对契诃夫创作所作的审美评价，强调了契诃夫的文学创新的审美意义。这和纳博科夫希望大家多读契诃夫作品的呼吁是一致的，也说明了为什么托尔斯泰要说契诃夫的“作品可以反复重读”。从而也证明了出版《契诃夫小说全集》这样的大书的文化意义。

　　童道明

　　2014年5月

　　（因篇幅有限，对原文有删减）

　　（编辑：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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