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文世界，这本书迟到了半个世纪

　　普里莫·莱维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也是意大利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一生致力于揭露、解构纳粹暴行与平庸的恶。1987年，在二战过去四十年后，他自杀了。他的死亡让我们重新拾起对世界的疑问：什么是人？什么是尊严？什么是善恶？他的作品近期才开始慢慢译介进入中文世界，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1.

　　普里莫·莱维出生在都灵一栋“不起眼的”的公寓大楼的四楼，除却中间那场“非自愿的中断”，他一直和母亲住在那里，直到1987年他跃入楼梯井自杀。那段最长的中断，始于1943年9月，终止于1945年10月，为莱维的写作事业提供了核心的材料：涵盖了在战争快结束时加入法西斯抵抗组织，在一个法西斯俘虏营里被关了两个月，在奥斯维辛挺过十一个月，以及辗转于不同的俄国难民营的九个月。

　　1946年，莱维二十七岁，尽管他有一份和化学相关的全职工作，但他还是完成了对集中营经历的记录。尽管《这是不是个人》在现在被普遍认为是本杰作，但当时娜塔莉·金兹伯格（Natalia Ginzburg）代表都灵重要的出版社艾诺迪（Einaudi）还是拒绝了这本书，尽管金兹伯格同为犹太人，而且其丈夫也死于一间法西斯监狱。其他几家出版社也拒绝了这本书。原因为何呢？

　　甚至在莱维最终返家之前，莱维已经迫切感受到需要讲述发生的一切的冲动。在奥斯维辛之前，他并没有觉得“犹太性”是他的身份的核心。和大多数意大利犹太人一样，莱维家族早已被同化、和其他意大利人几无分别。1938年通过的种族法案，在公共教育领域歧视犹太人，并让他们无法正常被雇佣——让莱维陷入一种困境——这种困境超出获得化学学位、找到一份工作的层面。这一法案是对他的身份的威胁。如果他不是像他的同学那样的普通意大利人，那他是谁？“人是什么”这个疑问会一直贯穿他的全部作品，这个问题也不是抽象的，而带着个人化的紧迫。

普里莫·莱维

　　1943年9月之前，莱维还能带着“故意的盲视”生活、遵守法律、毕业、并且找到一份非正式的工作；但随着意大利向盟国投降、德国占领意大利，这种生活无以为继。犹太人们被驱赶到一起。很多人逃往美国。莱维的不安全状态，加上他父亲在1942年的离世，驱使二十三岁的莱维要担负起照顾母亲和年轻的妹妹的责任。而他父亲生性倜傥、背叛他们的母亲这一点，也人尽皆知。

　　这里还有一个关于“男子气概”的问题：莱维拥有的只不过是“不流血的女性情谊”，他的同伴们认为他恐惧女性，莱维害怕自己“受罚做永远的单身汉”。他通过冒险性的化学实验和在都灵附近阿尔卑斯山区艰辛的登山运动来建立自己的自尊。也是在1943年9月，他躲进了山里，把母亲和妹妹带在身边。他们在一个靠近瑞士边境的度假村租了几个房间。

　　他是流亡的犹太人，还是一个游击抵抗分子？瑞士边境被关闭了，德国军队正在逼近。那些莱维最终加入其中的未来的叛乱分子们，装备很糟糕，很快就被一个法西斯间谍渗透了。他们唯一一次在盛怒中射出去的子弹，是处决两个出去喝酒、疯狂劫掠的队员，因为他们让其他人身处险境。莱维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这次处决，是加西亚·卢萨托（Sergio Luzzatto）标题误置的新书《普里莫·莱维的抵抗》（Primo Levi’s Resistance）最重要的主题。这里没有抵抗。让莱维沮丧的是，他妹妹已经在12月1日就已经带着他们的母亲离开旅馆、回皮埃蒙特寻求庇护。12月9日那天，两个毫无训练的游击队持枪被派遣到后方。当12月13日莱维被捕时，他已经十分低落、混乱了。有人警告他如果承认自己是游击队员就特定意味着死亡，他就选择了较小的罪名——承认自己是个犹太人。

　　今天的读者们翻开《这是不是个人》时，已经拥有了太多关于集中营的认识了，而且绝大多数人都和那场战争没有直接的私人牵连。而在1947年，都灵的读者们对集中营并没有这般多的认识，他们自身紧张的战争经历仍占据着他们的脑海。读者翻开这本书（《这是不是个人》），是第一人称叙述，带着一种冷静和不祥之兆。“我内心滋生着一种温和而又朦胧的叛逆感。”莱维这么评论自己，并且断言，因为自己作为游击队员的三心二意，导致他被捕的“发生的一些列事情”也是“合乎公道的”。当他讲述在俘虏营里，所有的犹太人被告知第二天就要集体被遣送去德国的共同经历时，叙述的语调遽然扭转——“夜晚来临，那是如此的一个夜晚，一个人们懂得人的肉眼不该看也不该存在的夜晚……当时我们之间都说过很多话，做过很多事情；然而对于这些事情,最好别留下记忆。”

奥斯维辛集中营

　　今天我们很容易想象，年轻的莱维在寻找一种声音、一种风格，能允许他在讲述自己的传奇同时又不被其吞噬、并能攫住读者。在研习化学之前，他在只都灵一所显赫的文科公学（liceo classic）接受了教育，他熟悉但丁和曼佐尼。为了丰富自己的作品、表达那些极端和深刻的情感，他会在作品中大量引用两人的句子。但是经历了二十年的法西斯岁月，战后的都灵文坛容不下各种豪言壮语，他们认为那些夸大之词都是不真实的；在捍卫自身时，他们不得不说《这是不是个人》因其极度的直接而最有力。

　　为已发生的一切寻找一种声音，和这段经历本身、以及生而为人的意义息息相关。莱维告诉我们，很多奥斯维辛的囚犯会做同样的梦：他们回到家，试图讲述自己的故事——那些饥饿、寒冷、鞭打、还有“淘汰”——但他们很快意识到他们的亲朋好友并没有在听自己说话。“他们完全不感兴趣……仿佛我不存在似的。”

　　为什么他们会拒绝聆听？莱维告诉我们，集中营最坏的一面就在于它“是使人沦为畜生的一架大机器”。受害者们被系统性地降到和虐待者们同等的道德层面。囚犯们被鼓励彼此死厮杀，为了一枚勺子，为了有足够的空间睡觉，为了能做些轻松的活计，为了可以不用清空便桶：

　　“一个人必须……抹杀所有的尊严，泯灭一切良知之光，如同困兽犹斗，上场相互厮杀……我们挖空心思想出许许多多的路子，千方百计求得免于一死……所有的路子都蕴含着一种个体跟众人的令人精疲力竭的斗争……”

　　放弃斗争就也意味着成为毒气室明显的候选人，成为“无名的普通群体……非人的群体，他们默默地列队行走着，辛苦劳累着，他们身上神圣的生命火花熄灭了，他们的身体已经透支到无力真正忍受苦难了。很难称呼他们是活人：很难把他们的死称作是死……”

　　在对三卷本的莱维全集的导读中，托尼·莫里森（Tony Morrison）评论道，“人类身份及其价值对人类毁灭性的获胜，闪耀在莱维的字里行间。”这样的词句很鼓舞人，但它们并非正确。更确切地说，莱维告诉我们人类的身份被那无法形容的邪恶摧毁、腐蚀了；他的作品之所以有力，是因为他正视了那种现实。“这些书页里的主角并不是人类”，他告诉我们；集中营的每个人，无论是施暴者还是受害者都是类似的，他们都“充满悖论地为被一种共同的内在的孤绝联系在一起”。

　　要讲述如此悲惨的故事，就得承认自己的降格（degradation）。这点毫不吸引人。这种痛苦可以解释《这是不是个人》中怪异的语气变化，尤其是莱维充满防御地以充满说教味的“我们”的口吻向我们说话：

　　“现在我想请读者思考一下，我们所说的‘善’与‘恶’，‘对’与‘错’在集中营里能够意味着什么呢；请每个人评判一下……我们共同的道德规范在铁丝网的这一边有多少可以站得住脚。”

　　他的书稿被拒绝，对莱维而言一定印证了他萦绕不去的噩梦。不过幸运的是，他同时获得了爱情。莱维在1946年初开始和露西亚·莫珀格约会。她比他小一岁，两个人都是处子之身。关键是，露西亚很乐意聆听莱维的故事，即使是那些最恐怖的细节。“我觉得自己重新变成一个男人。”他后来写道。1947年，在他和露西亚结婚后一个月，他的回忆录最终被一家小出版社出版。

　　2.

　　在被驱逐之前，莱维一直很谨小慎微、勤奋，有抑郁倾向；从集中营返家后，他仍旧维持着这样的个性。出于经济的窘迫，他很快就找到一份化学家的工作，并且暂时允许自己接受诱惑、和一个大胆的朋友业余开设了一家企业；1948年，他的妻子怀孕后，他屈服于压力，开始了在SIVA长期的工作，那是一家专门生产油漆和化学材料的工厂。不管是出于纯粹的财务困难，还是他为他的母亲所支配，总之他没有搬出家里的房子，而是不顾妻子的反对带着她住在那里。争论、不解、怨恨接踵而至。

　　另一方面，莱维确实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奥斯维辛侮辱、贬低了他，但也教会了他很多；他“更加成熟、强壮了”。在德国人丢弃集中营后，他和其他的囚犯们足智多谋地幸存下来，直到俄国人到来。在漫长的返乡之旅中，他在很多难民营实践了自己新近学到的求生技能。因此，如果说这段经历最开始剥夺了他的男子气概，在最终却给了他一种新的自信。

小时候的莱维

　　通过记录奥斯维辛的经历，他出版了一本书；谈论奥斯维辛，他得到了一位妻子。他的身份现在和奥斯维辛密不可分；在他的余生，他费尽周折去追踪他在集中营里的认识的那些人，最终和那些幸存者们联络上。他的孩子丽莎·洛伦佐（Lisa Lorenza）和伦佐（Renzo）都是以意大利民工洛伦佐·佩罗内（Lorenzo Perrone）的名字命名的，在奥斯维辛的时候，洛伦佐会定期给莱维带食物，救了他一命。“那是我们最好的时光”，他这么总结集中营最后的日子。他将集中营称为自己的“大学”，一段经历（adventure），人生中的一个“重要仪式”（rite of passage）。

　　1961年， 正是在这种乐观情绪中，以及因为第一本书受到的认同，莱维开始写一本续篇。《终战》（The Truce）的开篇是他在奥斯维辛最后的时光，然后讲述了波兰、乌克兰的难民营的混乱和活力，然后描述了回意大利的冗长、迂回的火车之旅。这本书的语调一开始就比《这是不是个人》要来得更加文学化：

　　“在彼时彼地……一阵疾风吹刮着地表：我们周围的世界似乎回到了原始的“混沌”，挤满了畸形的、充满缺陷的、异常的人类样本；他们每个人或盲目或从容地翻来覆去，急切地寻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领地，正如古时的宇宙论充满诗意地形容的四种元素。”

　　《终战》让人愉快的部分是莱维记录自己恢复健康的过程、那些怪异的同伴们，还有被卷入所有诡计、骗局和困境的那些放纵的俄国士兵们。尤其是切萨雷（Cesare）：

　　太阳之子，世界的朋友。他不知道什么是敌意或是嘲讽，他像天空那样变化万千，充满欢喜，羞涩，天真，鲁莽又谨慎，非常愚昧，非常天真，又非常文明。

　　极度的精明的切萨雷会买下、“修理”、转卖任何东西——折断的钢笔、破旧的衬衫、因注水而发胀的鱼——总能获利，他也会和见到的任何一个女人睡觉。但是，《终战》的口吻具有如此迷人的文学性，一些故事因为太过牵强，导致读者开始怀疑这本书在多大程度上是纪实、多大程度上又是虚构的。事实上，虽然我们可以认出切萨雷这个形象某种程度上是以莱洛·佩鲁贾（LelloPerugia）为原型的，但切萨雷的古怪滑稽是被夸大了、某些时候来自莱维的虚构。佩鲁贾很愤怒自己被这么描述。佩鲁贾抗议道：如果莱维“把（他的）事实弄清楚的话，这会是一本‘重要得多的’书。”

　　莱维为何这么做？在《这是不是个人》里已经有一些古怪的事实扭曲。他的亲密的朋友阿尔贝托·达拉·沃尔特（Alberto Dalla Volta）被形容为不会说德语——这是奥斯维辛的生存抗争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但事实上，阿尔贝托的德语非常好，甚至超过莱维。在他细致严谨的传记中，伊恩·汤姆森（Ian Thomson）对此有句注释：“和大多数作家一样，莱维让生活显得比实际上更有趣。” 不管赞成与否，我们很难理解——把阿尔贝托形容成比自己的文化水平要低；抑或在后来的书中，莱维称另外一个已逝的朋友来自“农民”家庭、而对方其实不是——这样的手法如何能够刺激我们对这些作品的兴趣，而这些作品之所以吸引我们的注意的原因，正因为其纪实的性质？

　　这里似乎有两种冲动在起作用。汤姆森注意到莱维倾向于和那些智力不如自己，但更无畏、更有活力、更外向的人建立友谊，这其中有某种交换：在他那些生气勃勃的同伴身边，胆怯的莱维可以享受登山的冒险和女性的陪伴，而反过来他们也从他的学识中获益。这本书中进行的很多“改动”导致被写到的那些关系转变成他倾向的这种模式，莱维的密友们立刻比他们所是的来得更有生机、文化程度也更低。《终战》一书从头到尾，莱维似乎是唯一那个在战后狂野的混乱前畏缩不前的角色，在某刻他拒绝了一次可以放任自己“和二十个大妞……她们金发，红扑扑的……有着平静、迟钝的面孔”纵欲的机会。

　　莱维终身对自由的渴望和对自由艰难的寻求，和对这些快乐、无拘无束的同伴的描述相关。在SIVA的工作很快变成牢笼。由于妻子和母亲旷日持久的紧张关系，家也变得像座牢笼。《终战》的标题就来自于书末的沉思——即从离开奥斯维辛到回到需要他担负责任的都灵家中之间的插曲，是一场缓刑、一种自由，带着“无限的开放性”，此后他需要再度“投入战争，对抗我们身内身外未知的敌人”。这本回忆录的结尾是，莱维身在家中，却梦到自己回到了奥斯维辛，除了监禁的压迫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真实的。

　　莱维以见证为己任，但是一生都和这可怕的故事牵缠是一种束缚。在后期的作品中，莱维提到一个男人用明显伪造的战时英雄事迹来纠缠他；但是莱维承认自己嫉妒那种“无穷的虚构的自由，那个人已经冲破了各种障碍，现在精于建构最能让自己开心的过去。”

如今的奥斯维辛

　　写完《终战》后，1966年，莱维让自己自由地完成了《自然历史》（Natural Histories），这是一组轻松的科幻故事，但是却遭遇评论界冷遇。每一个故事都包含一个聪明的观念，带着讽刺，有点杞人忧天的意思——一个受骗的社会相信人民必须喷上浓厚的香水，才能避免感染一种致命病毒；还有一种电话网络发展处了自身的智能，为图开心会打骚扰电话；一个国家的文学审查任务被交给了一群粗俗的母鸡。

　　莱维所有的小说让人惊讶的一点是，尽管其中频繁出现性问题——一只母蜘蛛讨论自己享用过的公蜘蛛；一只聪明的半人马兽因自己的性渴望心力交瘁，他在附近体验的性行为都带着“紧张和战栗的不安”——我们无意渲染莱维家庭生活的真实情况，不管多么曲折、小心，也不准备去探索莱维现在惯于和女性们建立的亲密却无性的友谊。莱维曾对其中一个女性朋友、德国人海蒂·施密特-马斯（HetySchmitt-Maas），坦诚自己对婚姻的沮丧、那种被诱捕的感觉，但这些在他的小说里都没有体现。他后来的那些更松散的作品中更好的故事，永远都在追溯二战和奥斯维辛的岁月。

　　在完成《自然历史》之后，和他1975年再度完成的回忆录《元素周期表》（The Periodic Table）中间，他出版了另一本故事集 《形式的缺陷》（Flaw of Form）。 《元素周期表》的一大突破就在于他自己作为化学家的经历和知识，既提供了叙述的框架，也代替了对早年关系的迷人探寻。每一章都回忆了一种化学元素的趣闻轶事，而这些元素的特性则静静地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在法西斯的俘虏营里，他遇到一个淘金的男人，那个男人干这个营生不只是为了出售金子，更因为他喜欢刻锤金子，最重要的是“自由地活”；而接受一份从植物中提取有机磷的工作，让莱维得以和迷人的乔丽亚（Giulia）熟识，虽然乔丽亚大婚在即，她还是有可能成为一个情人的；而某种油漆因为德国供应商的问题原料而干不了的问题，让莱维和在奥斯维辛监督他工作的那个（德国）化学家重又联系上。

　　《元素周期表》重要的一点在于，莱维对化学无所不知，而我们却知之甚少。很多情形像一个迷局，莱维可以解开它们，也可能束手无策，但他始终带着一种讽刺的神气。物质世界一再被用来高明地揭示秘密之物，它需要耐心、谨慎、实际和知识，但最终并不难对付。对比之下，人类关系则更加神秘，不会为莱维所呈现的那些特性影响。他无法挑战轻浮的乔丽亚、害怕遇到那位奥斯维辛的化学家，当那个人向莱维要求他尚未准备好的赦免（forgiveness）时，他变得心烦意乱。

　　莱维担心曾经担心自己的书被人赞美更多是因为它们是作为战争的见证、而不是其文学成就。《元素周期表》里的智慧打消了任何对他的文学能力的怀疑，尽管仍有对事实扭曲的批评。尤其是，莱维并非因为工作原因才和那位德国化学家联系上；他正是通过海蒂·施密特-马斯追踪到这个德国人的，海蒂为莱维在书中以那样的负面形象描述这个德国人不满，因为那个德国人是为数不多的在集中营（对犹太人）曾伸出援手的人。

　　伴随《元素周期表》的成功，莱维终于足够有自信从SIVA辞职。他已经五十八岁了。摆脱了公事的负累，他很快相继完成了《猴子的扳手》（The Wrench ，1978）和《若非此时，何时？》( If Not Now, When? 1982)。这两部作品都借助了作者的特殊知识来加增其权威，并且都是以小说的形式呈现的，摆脱了“见证”的束缚。在短篇故事集《扳手》里，蒂诺·法森（Tino Faussone）是一个极度精力充沛、无可救药的放荡者，对塔桥、钻塔、锅炉非常了解，他向比自己更有文化的叙述者讲述了自己在全球的冒险，其中充斥着各种戏剧性的技术问题。虽然莱维曾抱怨自己过去的三十年里都是“被迫劳动”，但在此处莱维赞美了劳动，至少作为他典型的对立面的那些人——有着无尽的活力和自由，享受自己确定丰富的实践技能带来的欢乐——所经历的那种劳动。

　　《若非此时，何时？》是莱维唯一的长篇小说，其涵盖的时间和地点和《终战》一样。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俄国犹太人加入了一个犹太抵抗组织、去对抗德国人；他们抵达了意大利，试图从那儿去巴勒斯坦和初创的以色列。在《普里莫·莱维的抵抗》中，加西亚·卢萨托观察到这本小说很大程度上吸收了莱维自己在抵抗组织并不愉快的经历，又将其转化成有效的、成功的经验。其中的英雄孟德尔（Mendel）是一个钟表匠，他能修好收音机，并且热衷哲学思考（“孟德尔就是我”，莱维在一次采访中说）。孟德尔大胆地加入抵抗组织，参加每一次战斗，给自己找个女人，然后又为另外一个女人背叛她（虽然他后来迅速被她围困、威胁），甚至还处决了一个间谍：

　　尤里本（Ulybin）把来复枪递给孟德尔，一言不发。

　　“你想让我……？”孟德尔结巴地说。

　　“加油，年轻人（意第绪语），”尤里本说，“他走不了了。如果他们找到他，他会开口……”

　　孟德尔感觉嘴里的口水泛着苦味。他退后几步，仔细瞄准，开火。

　　莱维曾花费很长时间调查东欧的犹太人和犹太抵抗组织成员的丰功伟绩，他希望能赞颂这些人的努力。“犹太抵抗组织的存在很重要，”门德尔说，“只有我杀死一个德国人，我才能让其他德国人相信我是个男人。”但是，这本小说的对话给人的印象很呆板，其中的行为也不大可信，那些熟悉莱维之前作品的人无法不注意到幻想和妄念的成分。这本书出版后不久，以色列就入侵了黎巴嫩，莱维发现自己不停因为推动武装犹太复国主义而遭受褒扬或批判，虽然他对这种观念唯恐避之不及。

　　莱维一直恐惧自己会面临主题的枯竭，或者被阿兹海默症击倒，在他的晚年他的产出渐长。三千多页的《普里莫·莱维全集》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文字是在他离开管理岗位后完成的。这些文字大部分是刊登在都灵的报纸《新闻报》上的文章故事，也有探究莱维阴郁情绪的诗歌：免除了提供叙事内容的义务，这些诗歌比故事读起来更为强烈。在他妻子六十岁生日的时候，他为她写了这首阴郁的小诗：

　　“耐心，我焦躁的女士，

　　被碾磨、浸软、去皮，

　　每天剥去自己一点点……

　　求你，接受这十四行诗句；

　　这是我粗暴向你示爱的方式，

　　如这世界没有你我也无法生存”

　　一年后，他写了《阿拉克尼》（Arachne），叙述者是一只母蜘蛛，她用“一千只旋转的乳头”织出了一张网：

　　“我将镇坐其中

　　等待一位男人

　　多疑又为欲望陶醉

　　填补我的胸腔和子宫……”

　　莱维从很小时候起就害怕蜘蛛，他做了一只巨大的铜蜘蛛，挂在自己的阳台上。那个犹太社区里，有人警告他外面谣传他和某个女记者的关系，他从此就不再见他。他去上百所学校演讲奥斯维辛的故事，但却反对自己被打上“犹太作家”的标签。他一直渴望旅行，会抱怨他的女人们让他“哪儿也去不了”。1982年，他向一个记者吐露，他母亲从没有“亲过、关心过他。” “我认识一些身为儿子的犹太人，“菲利普·罗斯在见过莱维之后这么评价，”但是莱维是我见过的人中最孝顺和忠诚的。这其中有某种令人悲哀的色彩。”莱维正在摄入抗抑郁剂。

　　正是在这种不快乐的状态中，莱维决定在《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一书中回到他的核心材料，这本书绝对是人类已有的道德观察中最有力、最令人不安的尝试。莱维在开头写，奥斯维辛的故事：“几乎完全是由那些，和我一样，从未彻底探究过集中营最底层生活的人们书写的。而那些体验过最底层生活的人，很少能够生还，即使幸存下来，他们的观察能力也会在苦难折磨和缺乏理解中消磨殆尽。”“那些在集中营里被‘拯救的人’不是我们中间最好的人；相反，他们是‘最糟糕的：利己主义者、崇尚暴力者、麻木迟钝者、通敌合作者……最好的人都死去了。”

　　在其他的集中营回忆录里，莱维不遗余力地运用细节来思考其中那些充满复杂性、极度糟糕恐怖的事实。他评论道，特遣队（the Sonderkommandos）是”通敌合作者的一个极端案例”，这些犹太人接受诱导、将其他犹太人引向毒气室、“从毒气室运出尸体……拔掉尸体的金牙；剃掉女囚犯的头发。”莱维通过受害者们受到的影响，来反复检视纳粹帝国离奇的集体性残暴；他们持续让被害者裸露，对铺床和点名的病态迷恋，强迫囚犯们在户外扎堆排便，等等。

　　在各个方面，莱维的敌人是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否认”（denial）”。“这种人类状况内在的恐怖……都某种程度地限制了所有的证词。”他警告道。对立的两方都不想记住，他们以记忆的衰退为由，为自己构建了一个舒适地带；艺术家们制造的画像或这段记忆审美化，或耽溺于慰藉性的前程。整本书旨在说明，让奥斯维辛邪恶的事实本身不至于衰竭，是一项多么艰巨的任务。

　　1987年，莱维自杀后不久，人们就努力将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更准确地说是，死亡）区分开来，似乎仰慕者们害怕莱维自杀的事实会贬抑他的见证的积极的一面——这是贝雷尔·兰（Berel Lang）的著作《普里莫·莱维：生死攸关》（Primo Levi：The Matter of a Life）的主要命题，这本书细察了那些关于莱维的自杀动机更多是与奥斯维辛还是与其慢性的抑郁症相关的无止休的推测。

　　不管真相如何，贝雷尔记录的那些观点向我们呈现的更多是推测者自身的焦虑，而非莱维本身的焦虑。莱维最好的作品是关于他自己的生活，那些对自由和幸存的拷问，因此只要我们知道他的自杀，当我们每次阅读他的时候，这个问题总会不可避免出现。另一方面，很难理解（他自杀的）这一点为何会冲淡他杰出的成就，如果在他的作品中——至少我从未发现——他从来没有暗示生命会有一个美好的终结，也可以说，这些和他的自杀并不矛盾。甚至恰恰相反。

（实习编辑：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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