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我这辈子唯一讨厌过的作家 | 余华

　　“鲁迅”，一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词汇

　　我想说说小时候的“鲁迅”，我所说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鲁迅”。那时的“鲁迅”不再是一个作家的名字，而是一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词汇，一个包含了政治和革命内容的重要词汇。

　　文革是一个没有文学的时代，只是在语文课本里尚存一丝文学的气息。可是我们从小学到中学的课本里，只有两个人的文学作品。鲁迅的小说、散文和杂文，还有毛泽东的诗词。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十分天真地认为：全世界只有一个作家名叫鲁迅，只有一个诗人名叫毛泽东。

　　我想，鲁迅应该是过去那个时代里最具批判精神的作家。一九四九年新社会开始了，同时需要对此前的旧社会进行无情的鞭挞，于是鲁迅那些极具社会批判意义的作品成为了挥舞的鞭子。我们从小就被告知，万恶的旧社会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其证据就是来自于鲁迅的第一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虚构作品中一个疯子“吃人”的呓语被当时的政治需求演绎成了真实的社会现状。语文课本里鲁迅的其他作品《孔乙己》、《祝福》和《药》等等，无一例外地被解读成了揭露旧社会罪恶的范本。当然，毛泽东对鲁迅的欣赏至关重要，让其名声在后来的新社会里飞黄腾达，享受到了三个伟大——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这位一九三六年去世的作家，其影响力在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革时代达到了顶峰，仅次于毛泽东。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时候几乎每篇文章，无论是出现在报纸上广播里，还是出现在街头的大字报上，都会在毛泽东的语录之后，引用鲁迅的话。人民群众的批判文章里要用鲁迅的话，“地富反坏右”交代自己罪行的材料里也要用鲁迅的话。“毛主席教导我们”和“鲁迅先生说”已经成为当时人们的政治口头禅。

　　有趣的是，文革时期“先生”这个词汇也被打倒了，是属于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坏东西。鲁迅破例享受了这个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待遇，当时全中国只有鲁迅一个人是先生，其他人都是同志，要不就是阶级敌人。

鲁迅画像

　　这时候的“鲁迅”，已经不再是那位生前饱受争议的作家，他曾经遭受到的疾风暴雨般的攻击早已烟消云散，仿佛雨过天晴一样，这时候的“鲁迅”光辉灿烂了。“鲁迅”已经从一个作家变成了一个词汇，一个代表着永远正确和永远革命的词汇。

　　我有口无心地读着语文课本里鲁迅的作品，从小学读到高中，读了整整十七年，可是仍然不知道鲁迅写下了什么？我觉得鲁迅的作品沉闷、灰暗和无聊透顶。除了我在写批判文章时需要引用鲁迅的话，其他时候鲁迅的作品对我来说基本上是不知所云。也就是说，鲁迅作为一个词汇时，对我是有用的；可是作为一个作家的时候，让我深感无聊。因此，我小学和中学的往事里没有鲁迅的作品，只有“鲁迅”这个词汇。

　　“鲁迅先生说过，太阳中午的时候离地球最近！”

　　在我的文革岁月里，我曾经充分利用过“鲁迅”这个强大的词汇。我成长的经历里除了革命和贫穷，就是无休无止的争论。争论是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奢侈品，是贫困生活里的精神食粮。

　　我小学时和一位同学有过一个争论：太阳什么时候离地球最近？这位同学认为是早晨和傍晚，因为那时候的太阳看上去最大。我认为是中午，因为中午的时候最热。我们两个人不知疲惫地开始了马拉松式的争论，每天见面时，都是陈述自己的理由，然后驳斥对方的观点。这样的废话说了不知道有多少遍以后，我们开始寻求其他人的支持。他拉着我去找他的姐姐，他姐姐听完了我们两方的理由后，马上站到了他的立场上。这个当时还没有发育的女孩一边踢着毽子一边说：“太阳当然是早晨和傍晚离地球最近。”

　　我不甘失败，拉着他去找我的哥哥。我哥哥自然要维护自己的弟弟，他向我的同学挥了两下拳头，威胁他：“你再敢说早晨和傍晚最近，小心老子揍你。”

　　我对哥哥的回答方式深感失望，我需要的是真理，不是武力。我们两个又去找了其他年龄大一些的孩子，有支持他的，也有赞成我的，始终难分胜负。我们之间的争论长达一年时间，小镇上年龄大一些的孩子都被我们拉出来当过几次裁判，连他们都开始厌烦了，只要看到我们两个争吵地走向他们，他们就会吼叫：“滚开！”

　　我们只好将唾沫横飞的争论局限在两个人的范围里。后来他有了新的发现，开始攻击我的“热”理论，他说如果用热作为标准的话，那么太阳是不是夏天离地球近，冬天离地球远？我反驳他的“视觉”理论，如果用看上去大小作为标准，那么太阳在雨天是不是就小的没有了？

　　我们继续争论不休，直到有一天我搬出了鲁迅，一下子就把他打垮了。我在情急之中突然编造了鲁迅的话，我冲着他喊叫：“鲁迅先生说过，太阳中午的时候离地球最近！”

　　他哑口无言地看了我一会儿，小心翼翼地问：“鲁迅先生真的说过这话？”“当然说过，”我虽然心里发虚，嘴上仍然强硬，“难道你不相信鲁迅先生的话？”

　　“不是的，”他慌张地摆了摆手，“你以前为什么不说呢？”我一不作二不休，继续胡编乱造：“以前我不知道，是今天早晨在广播里听到的。”

　　他悲伤地低下了头，嘴里喃喃地说道：“鲁迅先生也这么说，肯定是你对了，我错了。”

　　就这么简单，他不遗余力地捍卫了一年的太阳距离观点，在我虚构的鲁迅面前立刻土崩瓦解了。此后的几天里，他沉默寡言，独自一人品尝失败的滋味。这是文革时代的特征，不管是造反派之间或者红卫兵之间的争论，还是家庭妇女之间的吵架，最终的胜利者都是拿出某一句毛泽东说过的话，然后一锤定音，结束争论和吵架。当时我本来是想编造一句毛泽东的话，可是话到嘴边还是胆怯了，不由自主地把“毛主席教导我们”改成了“鲁迅先生说”。日后即便被人揭露出来，被打倒了，成为小反革命分子，也会罪轻一等。

　　鲁迅拥有一个强大的读者毛泽东，

　　这可能是鲁迅的幸运，也可能是鲁迅的不幸。

　　文革结束以后，我曾经十分好奇毛泽东对鲁迅的欣赏。我想，这两个人在心灵上可能有一条秘密通道，虽然有着生死之隔，他们仍然能够迅速地互相抵达。毛泽东和鲁迅似乎都有着坚强的心灵和永不安分的性格。毛泽东赞扬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其实毛泽东也是硬骨头，他和当时比中国强大的美国和苏联抗衡时毫不示弱。而且这两个人在思想深处都是彻底的和极端的，他们对儒家的中庸之道都表现出了深恶痛绝。

　　任何伟大的作家都需要伟大的读者，鲁迅拥有一个强大的读者毛泽东，这可能是鲁迅的幸运，也可能是鲁迅的不幸。文革时期的“鲁迅”，从一个作家的名字变成了一个时髦的政治词汇之后，他深刻和妙趣横生的作品也被教条主义的阅读所淹没。在那个时代里，人人张口闭口都是“鲁迅先生说”，其亲热的语气好像当时所有的中国人都和鲁迅沾亲带故似的，可是很少有人像毛泽东这样理解鲁迅。因此，文革时期的鲁迅虽然名声达到顶峰，可是真正的读者却寥寥无几，“鲁迅先生说”只是一个时代在起哄而已。

　　文革之后，鲁迅不再是一个神圣的词汇，他回归于一个作家，也就回归于争议之中。很多人继续推崇鲁迅，不少人开始贬低和攻击鲁迅。与鲁迅在世时遭受的攻击有所不同，现在的攻击里添加了情色的配料，一些人津津乐道于隐私中的鲁迅，捕风捉影地研究起了与鲁迅恋爱有关的四个女人；还有的人干脆臆想起来：鲁迅的床上功夫十分糟糕；鲁迅的性心理十分变态……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兴起，鲁迅的商业价值也被不断地开发出来，鲁迅笔下的人物和地名被纷纷用作餐饮业和旅游业，甚至KTV和夜总会里都有鲁迅笔下地名命名的包厢，官员和商人搂着小姐在这样的包厢里歌舞升平。

　　还有人直接拿鲁迅本人作为广告代言人。武汉有一家专卖臭豆腐的小店，在店门口耸立起鲁迅叫卖臭豆腐的广告牌。广告上用的是一张鲁迅抽烟的经典照片，只是将鲁迅手上的香烟换成了一串臭豆腐。

　　这家小店的老板骄傲地声称：他们是鲁迅先生的同乡，都是浙江绍兴人，制作这样的广告是现在中国流行的做法，就是借用名人效应来招揽生意。

　　“鲁迅”在中国的命运，从一个作家的命运到一个词汇的命运，再从一个词汇的命运回到一个作家的命运，其实也折射出中国的命运。中国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动荡，可以在“鲁迅”里一叶见秋。

　　我吓了一跳，心想这个鲁迅有点厉害

　　我曾经无知地认为鲁迅是一个糟糕的作家，他显赫的名声只是政治的产物。

　　一九八四年，我在中国南方一个县城的文化馆工作。当时我已经从事写作，我办公室外面的过厅里有一张大桌子，桌下地上堆满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鲁迅的著作。这些曾经是圣书的著作，时过境迁之后像废纸一样堆在一起，上面落满了灰尘。鲁迅的著作堆在最外面，我进出办公室的时候，双脚时常会碰到它们，我低头看看在地上灰溜溜的鲁迅著作，不由幸灾乐祸，心想这家伙终于过时了。有一次我经过时，不小心被地上的鲁迅著作绊了一下，差点摔倒在地，我骂了一声：“他妈的，都过时了，还要出来捉弄人。”

　　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刚好高中毕业。此后的十多年里，我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可是没有读过鲁迅作品中的一个字。后来我自己成为了一名作家，中国的批评家认为我是鲁迅精神的继承者，我心里十分不悦，觉得他们是在贬低我的写作。

　　时光来到了一九九六年，一个机会让我重读了鲁迅的作品。一位导演打算将鲁迅的小说改编成电影，请我为他策划一下如何改编，他会付给我一笔数目不错的策划费，当时我刚好缺钱，就一口答应下来。然后我发现自己的书架上没有一册鲁迅的著作，只好去书店买来《鲁迅小说集》。当天晚上开始在灯下阅读这些我最熟悉也是最陌生的作品。读的第一篇小说就是我曾经谱写成歌曲的《狂人日记》，可是我完全忘记了里面的内容，小说开篇写到那个狂人感觉整个世界失常时，用了这样一句话：“要不，赵家的狗为何看了我一眼。”

　　我吓了一跳，心想这个鲁迅有点厉害，他只用一句话就让一个人物精神失常了。另外一些没有才华的作家也想让自己笔下的人物精神失常，可是这些作家费力写下了几万字，他们笔下的人物仍然很正常。

　　《孔乙己》是那天晚上我读到的第三篇小说。这篇小说在我小学到中学的语文课本里重复出现过，可是我真正阅读它的时候已经三十六岁了。读完了《孔乙己》，我立刻给那位导演打电话，希望他不要改编鲁迅的小说，我在电话里说：“不要糟蹋鲁迅了，这是一位伟大的作家。”

鲁迅与许广平

　　第二天，我就去书店买来了文革以后出版的《鲁迅全集》。为此，我十分想念那些堆积在文化馆桌子下面的鲁迅作品，那些在文革中出版的鲁迅作品，其版本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我当年从文化馆办公室进出时，移动的双脚时常被鲁迅的著作绊住，我觉得可能是命运的暗示，暗示我这些布满灰尘的书页里隐藏着伟大的叙述。

　　从书店买来《鲁迅全集》后的一个多月里，我沉浸在鲁迅清晰和敏捷的叙述里。我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他的叙述在抵达现实时是如此的迅猛，就像子弹穿越了身体，而不是留在了身体里。”

　　我想藉此机会再次谈论《孔乙己》，这是短篇小说中的典范。这部短篇小说开篇的叙述貌似简单却是意味深长，鲁迅上来就写鲁镇的酒店的格局，短衣帮的顾客都是靠在柜台外面站着喝酒，穿长衫的顾客是在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上酒菜，坐下来慢慢地喝酒。孔乙己是唯一站着喝酒穿长衫的人。鲁迅惜墨如金的开篇，一下子就让孔乙己与众不同的社会身分突出在了叙述之中。

　　在《孔乙己》里尤其重要的是，鲁迅省略了孔乙己最初几次来到酒店的描述，当孔乙己的腿被打断后，鲁迅才开始写他是如何走来的。这是一个伟大作家的责任，当孔乙己双腿健全时，可以忽视他来到的方式，然而当他腿断了，就不能回避。于是，我们读到了“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坎坐着。”先是声音传来，然后才见着人，这样的叙述已经不同凡响，当“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坎上”，孔乙己摸出四文大钱后，令人赞叹的描述出现了，鲁迅只用了短短一句话，“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是用这手走来的。”

　　鲁迅在我这里，终于从一个词汇回到了一个作家

　　在我三十六岁的那个夜晚，鲁迅在我这里，终于从一个词汇回到了一个作家。回顾小学到中学的岁月里，我被迫阅读鲁迅作品的情景时，我感慨万端，我觉得鲁迅是不属于孩子们的，他属于成熟并且敏感的读者。同时我还觉得，一个读者与一个作家的真正相遇，有时候需要时机。

　　文革结束以后，我阅读过很多其他作家的作品，有伟大的作品，也有平庸的作品，当我阅读某一位作家的作品时，一旦感到无聊，我就会立刻放下这位作家的作品，让我没有机会去讨厌这位作家。可是文革期间我无法放下鲁迅的作品，我被迫一遍又一遍地去阅读，因此鲁迅是我这辈子唯一讨厌过的作家。

（实习编辑：郑娜）

注：本网发表的所有内容，均为原作者的观点。凡本网转载的文章、图片、音频、视频等文件资料，版权归版权所有人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