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一个人的三条河

作者：阎连科

　　生命与时间是人生最为纠结的事情，一如藤和树的缠绕，总是让人难以分出主干和蔓叶的混淆。当然，秋天到来之后，树叶飘零，干枯与死亡相继报到，我们便可轻易认出树之枝干、藤之缠绕的遮掩。我就到了这个午过秋黄的年龄，不假思索，便可看到生命从曾经旺茂的枝叶中裸露出的败谢与枯干。甚至以为，悦然让我写点有关作家与死亡、与时间的文字，对我都是一种生命的冷凉。但之所以要写，是因为我对她与写作的敬重。还有一个原因，是朋友田原从日本回来，告诉我了一个平缓而令人震颤的信息，他说谷川俊太郎先生最近在谈到生命与年岁时说道：“生命于我，剩下的时间就是笑着等待死亡的到来。”

　　富有朝气、卓有才华的诗人兼翻译家田原，年年回来总是给我带些礼物。我以为他这次传递的信息，是他所有礼物中最为值得我收藏的一件。在日本的亚洲文学，或说世界文学，大江健三郎、谷川俊太郎和村上春树，约是最为醒目的链环。他们3个人中，诗人谷川俊太郎年龄最长，能说出上边的话，一是因为他的年岁，二是因为他的作品，三是他对自己作品生命的自省和自信。由此我就想到，于一个作家而言，关于时间、关于死亡、关于生命，可从三个方面去说：一是他自然的生命时间，二是他作品存世的生命时间，三是他作品中虚设的生命时间。

　　自然的生命时间，人人都有，无非长短而已。正因为长短不等，有人百岁还可街头漫步，有人早早夭折，如流星闪逝。这就让活在中间的绝大多数，看到了上苍对人的生命之无奈的不公，滋生的人类生命本能最大的败腐，莫过于对活着的贪求与渴念，因此膨胀、产生出活着的无边欲望和对死亡莫名的恐慌。

　　我就属于这绝大多数中最为典型的一个。在北京，最怕去八宝山那个方向。回老家最害怕看见瘫坐在村口晒阳的老人和病人。十几年前，我的同学因为脑瘤去世，几乎所有在京的同学，都去八宝山为他送行，唯独我不敢去那儿和他最后见上一面。可是结果，大家去了，在伤感之后，依然照旧地工作和生活，而我却每天感到隐隐的头痛头涨，严重起来如撕如裂，于是怀疑自己也有脑瘤，整整有半年时间，不写作，不上班，专门地托亲求友，去医院，找专家，看脑神经、脑血管和大脑相关的各个部位。单各种CT和核磁共振的片子拍得有一寸厚薄。医院和专家，也都不惜你的钱，看见小草就说可能会是一株毒树，不断地引领你从感冒的日常遥望癌症的未来，直到最后在北京医院求见了一位80多岁的脑瘤专家，他在比对中看完各种片子，淡淡问我：“你看病自费还是报销？”我说：“全是自费。”他才朝我一笑，说你的头痛头涨，还是颈椎增生所致，回家按颈椎病按摩去吧。

　　实话说，我常常为死亡所困，不愿去想人的自然生命在现实中以什么方式存在才算有些意义。躲避这个问题，如史铁生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想清弄明的执著一样。比如写作，起初是为了通过写作进城，能够逃离土地，让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些，让自己的生命过程和父母的不太一样。后来，通过写作进城之后，又想成名成家，让自己的生命过程和周围的人有所差别。可到了中年之后，又发现这些欲望追求，与死亡比较，都是那么不值一提，如同我们要用一滴水的晶莹与大海的枯干去较真儿。

　　诚实坦言，直到今天，我都无法超越对死亡的恐慌，每每想到“死亡”二字，心里就有种灰暗的疼痛。会有种大脑供血不足的心慌。就是两三年前，北京作协的老作家林斤澜先生因病谢世，我找不到理由不去八宝山为他送行，回来后还连续3个晚上失眠烦恼，后悔不该去那个到处都是“祭”字、“奠”字和黑花、白花的地方。现在，弄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继续写作，我就对人说：“写作是为了证明我还健康地活着。”我不知道这句话里有多少幽默，有多少准确，只是觉得很愿意这样去说。因为我不能说：“我写作是为了逃避和抵抗死亡。”那样会觉得太过正经，未免多有秀演。可把死亡和写作，把一个人的自然生命和文学联系在一起时，我实在找不到令我和他人都感更为贴切、更为准确，又可信实的某种说辞。

　　我常常在某种矛盾和悖论中写作。因为害怕和逃避死亡才要写作，而又在写作中反复地、重复地去书写死亡。我说《日光流年》是为对抗死亡而作，其实也可以说是因恐惧死亡而悠长的叹息。《我与父辈》中有大段对死亡浅白简单的议论，那也其实是自己对死亡恐惧而装腔作势的呐喊。我不知道我什么时间、什么年岁可以超越对死亡的恐慌，但我熟悉的谷川俊太郎先生，在年近80岁时说了“生命于我，剩下的时间就是笑着等待死亡的到来”那样的话，让我感到温暖的震撼。这句对自然生命与未来死亡的感慨之言，我希望它会像一粒萤火或一线烛光，在今后的日子里，照亮我之生命与死亡那最灰暗的地段和角落，让我敢于正视死亡，如正视我家窗前一棵树木的岁月枯荣。

　　如果把人的自然生命视为一条某一天开始流淌、某一天必然消失的河流，于作家、诗人、画家、艺术家等等相类似的人而言，从这条河流会派生出另外的一条河流来。那就是你活着时创作出的作品的生命时间。曹雪芹活了大约40几岁，而《红楼梦》写就约近250年，似乎今天则刚入生命盛期。没有人能让曹雪芹重新活来，腐骨重生，可也没有人有能力让《红楼梦》消失死去，成为废纸灰烬。卡夫卡41岁时生命消失，而《城堡》、《变形记》却生命蔓延不衰，岁月久长久长。

　　他们在活着时并不知自己的作品会生命久远，宛若托尔斯泰活着时，不对自己的写作和作品充满信心。一个画家不相信自己的作品可以长命百岁，并不等于他不理想着自己的作品生命不息。一个作家之所以要继续写作，源源不断，除了生存的需求，从根本去说，他还是相信，或者侥幸自己可以写出好的乃至伟大的作品来。如果不怕招人谩骂，我就坦然我总是存有这样侥幸的莽撞野愿。但我也知道，事情常常是事与愿违，倍力无功，如一个一生长跑的运动员，到死你的脚步都在众人之后。你的冲刺只是证明你的双脚还有力量的存在，证明你在长跑中掉队但没有选择放弃和退出。如此而已，至多也就是鲁迅歌颂的“最后一个跑者”罢了。

　　在中国作家中，我不是写得最多的，也不是最少的；不是写得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我是挤在跑道上没有停脚者的一个。跑到最前的，他在年老之后，可以坦然地站在高处，面对夕阳，平静而缓慢地自语：“生命于我，剩下的时间就是笑着等待死亡的到来。”因为他们在时间中证实并可以看到自己作品蔓延旺茂的生命，而我于这些证实和看到的，却是不可能的一个未来。何况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阅读的时代。何况已经有人断言宣布：“小说已经死亡！”在我来说，我不奢望自己的作品有多长的生命力，只希望上一部能给下一部带来写作的力量，让我活着时，感到写作对自然生命可以生增存在的意义。

　　今天，不是文学与读书的时代，更不是诗歌的时代，可谷川俊太郎的诗在日本却可以每部印至3万余册，一部诗选集印刷50余版，80多万册，且从他20岁到79岁，60年来，岁岁畅卖常卖。这样我们对诗人已经不可多说什么，就是聂鲁达和艾青还活着，对今天日本人痴情于某位诗人的阅读，也只能是默默敬仰。这位诗人太可以以“笑着等待死亡的到来”的姿态面向未来。而我们一生对写作的付出，可能只能换回当年滥俗的保尔·柯察金的那句名言：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如此虚胖的豪言，也是写作的一种无奈。作品的存世，只能说明我们活着的方式。希望自己写出传世之作，实在是一种虚胖的努力，如希望用空气的砖瓦，去砌盖未来的楼厦。但尽管明白如此，我还是要让自己像堂吉诃德一样战斗下去，写作下去，以此证明我自然生命存在的某种方式。“决然不求写出传世之作。一切的努力，只希望给下一部的写作不带来气馁的伤害。”这是我今天对写作、对自己作品生命的唯一条约。

　　努力做一个不退场的跑者，这是我在战胜死亡恐惧之前的一个卑微的写作希望。

　　（本文摘自《感念》，阎连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有删节）

　　（编辑：王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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