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先生以题代札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笔者尚在大学读书时，宿舍有位同学十分歆慕萧乾的文笔。他将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出版的一册《萧乾散文特写选》置诸枕旁，并时不时地向我们推荐。我抽暇拿来翻过几篇，觉着与当时观念中抒情式咏山咏海咏雨之类的散文不同，但并未深读。不料过了两年，有次在书店见到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萧乾所著《一本褪色的相册》，站着翻翻，忽然读出味道，便立即将这册装帧精致的小开本购了回来。从此，萧乾先生的书一直陪伴我行走在求学路上。

初读《一本褪色的相册》

这本书是一部回忆录。萧乾一生可谓经历丰富，虽然在波诡云谲的年代，丰富并不就意味着幸福。大学刚毕业，已经写过多篇报道的萧乾，一步就踏进了有名的大公报社，担任起《大公报·文艺》版主编。在这个位置上，他按照自己的思路，邀约了当时的多位文坛高手，对一系列的新书及他们认为重要的作品（例如曹禺《日出》等），发表了各自不同观点的书评文章。此外，萧乾还在老板支持下，仿照美国普利兹奖的方法，在该报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的文学评奖。这次评奖的评委，皆是当时文坛的风云人物：朱自清、叶圣陶、朱光潜、巴金、李健吾、沈从文、林徽因、凌叔华……尽管其中几位的创作在国内堪称一流，可是，却没有一人进入小说、戏剧、散文的获奖名单。这与今天有些评奖中“排排坐，分果果”的评委轮流坐庄潜规则，不能同日而语。那仅通过信函联系，北平、上海、武汉三地的评委，连坐在一起“撮一顿”的机会也没有，可评选的结果，几十年后看看，还很能站得住脚，想想就诧异。

当时的《大公报·文艺》版，编排等各项工作，只有萧乾一人。还办得颇有声色。自由度有多大，可以举点例子。由于萧乾年轻，敢作敢为，编的稿子有几次受到南京方面的警告，甚至被工部局送来传票，可老板毫不埋怨，仍不加干涉，放手让萧乾去实现他的想法。萧乾编报的几年间，只遇见过一次老板转稿的情况。编辑都知道，这是很不好处理的事。“八一三”之前，上海报纸为给“抗日”募捐，搞过一次“献金”活动。女作家苏雪林携带了一包金到报馆来献，趁便给报馆老板一束文稿。老板交了下来，萧乾一看，是几篇以阴曹地府为背景，有诸多语言辱骂鲁迅的内容。对不起，不用。老板也有识见，听到萧乾告知他文稿内容，也毫无异议地退了回去。

读这个小册子，对萧乾的《大公报》老板胡霖印象颇深。在报社编稿时放手不说，萧乾有机会到英国去，这位胡老板立即支持交通费；刚领了外国钱的萧乾在家里欣赏时，为歹人所窥，晚上一下子偷个精光。老板不犹豫，立即再给一次，条件不过是多写几条国外通讯。萧乾在剑桥正准备写毕业论文时，胡老板来到这里，对萧乾说，硕士学位对你有什么用场……眼看第二战场就要开辟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呀！这一番话，使得萧乾放弃学位，成了中国极有限的采访欧洲战场的记者。他当时的大量欧洲战况及英国人民面对轰炸从容不迫的报道，给了中国人民极大的鼓舞……这样的特别生涯，一个人一生是不易遇上，有时遇上也是不易把握住的。萧乾得到并把握住，这成了萧乾人生幸运的重要节点。

这本书引发了我对这位“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自况）的很大兴趣，于是，我开始注意收集起萧乾的作品。大学期间，见到萧乾翻译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的诗剧《培尔·金特》（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萧乾先生因此剧的翻译还获得了挪威王国政府勋章）。当时该剧本发表在《世界文学》上，我便到邮局购存一册。后来又陆续购到其翻译的捷克名著《好兵帅克》，英国亨利·菲尔丁的《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这两部作品都有丰富的幽默因子，从中可以透露出萧乾作为翻译家心性的一部分吧？

萧乾先生寄来书和题词

后来，我供职的部门，有一位经历繁复的老人，知道我存有《一本褪色的相册》，便说自己认识萧乾，要借过去看看。我有些心疼，可碍于情面，就借给了他。不几年，老人去世，书也就不知流落何处。大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在报纸上见到萧乾一篇文章，大意是谈喝茶的情形。因为有亲身阅历，萧先生谈到英国人喝茶的一些习惯，十分别致有趣。碰巧我当时正读李霁野先生所赠英国作家乔治·吉辛的《四季随笔》，上面记载的喝茶情形与萧先生说法不尽相同，我便抄录了书中的记述，寄给萧乾先生参考，顺便询问了自己尚未得到的《书评面面观》的情况，以及《一本褪色的相册》是否还会再版等等。

大约1990年春节前后，我接到萧乾先生寄来的邮包。内中有两册书，一册正是重新出版的萧乾大学毕业论文《书评面面观》（人民日报出版社）。此书由李辉编辑，其中还收入了当年萧乾在《大公报》编发的一批名家撰写的书评文字。理论、实践相结合，使得该书有了更大价值。在书的扉页，除签题外，萧先生还客气地写有近于信的短札：“谢谢来示，增多了我的见识。”又告诉我：“《褪色的相册》已无存书，年内文联出版公司将出我的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其中已包括。”萧先生真是细心人，小问题也回答得这么周全。

另外一册书是《红毛长谈》。这部李辉编辑的册子，是为“敬贺萧乾老八十华诞”，由台声出版社出版的。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萧乾在《大公报》开了一个有趣的专栏“红毛长谈”。“红毛”者，中国大众当时对外国人的称呼。萧先生假托一个“塔塔木林”的外国名字，以近乎西方人的眼光，发表自己对当时中国各方面情况的感想。这些作品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文艺界著名人士（如田汉先生）也郑重出来写商榷文字。这批作品以“伟大”写卑微，以庄重写滑稽，以光明写黑暗的反讽手法，的确独树一帜。难怪编者李辉由此认为萧乾除小说家、翻译家、记者之外，还应被称作“杂文家”才是。

该书还收录了部分萧乾在欧战中所写的报道。这些报道从战争中求学、科学在战争中、妇女在战争中，甚至“空袭下的英国家畜”等处入手，使人可以深切感受到战时欧洲普通大众的生活状态。这是萧乾当年辉煌成绩之一斑，对于和平时期的人，仍然有不一般的认识价值。该书另一部分我以为对今天的编者还有意义，这就是其中第三辑中萧乾在当编辑时给读者的“答辞”。对于读者，尤其作者，他阅读了报纸，或投去了稿件，总是希望编辑能够知道他的想法，所以，写信询问，希求回应，实在是可以理解的。萧乾当过作者，这种心情他能充分体会，所以，尽管一星期他一个人要编四五个版，十分紧张，可他仍挤出时间给读者，作者回应。读者来函，有的是对版面的整体看法；有的只是个人关心稿件是否会被一视同仁问题，有些还涉及到文艺写作等等。萧乾答辞，文字简洁而观点清晰，态度平等，所以不仅对个别读者作者有益，同时也给更多读者作者一种良好的信念，一种亲和的感受。这种作为，在一些旧书刊中常常能见到，可今天却很少了。读者反映问题，本意在关爱报刊，可由于完全没有回应，使他们容易产生报刊不在乎他们的误会。这一点，今天的办报刊者，仍能够从萧乾这些文章中获得很好的启示。

为《书评面面观》写书评

这两部书上都有题字，使我十分珍爱。我还为《书评面面观》写出一篇书评，以为萧乾当年提出的应当出现“书评家”的主张并未过时（“我们需两个批评学者，六个批评家，五十个书评家”），许多书评的应有之理应坚持，这当然也是对当前书评现状不满的有感而发。

我与萧乾的联系还有一次，内容有些意味，值得记叙出来。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在研究著名诗人、教授梁宗岱先生时，希望更多了解他与作家沉樱的婚姻情形。可沉樱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去了台湾，后来又去美国，这个阶段材料很少，便没法子深入下去。恰在此时，我在《文学报》上读到一篇回忆文章：《春声已远》。内容是记在台湾、美国时沉樱女士情况的，作者是台湾作家林海音。原来她与沉樱是好友。从文章中我了解到，林海音曾为沉樱编辑出版过一部散文全集《春的声音》，内中插附了多幅照片，这叫我有些心动。我想，能否与林海音取得联系，从她那里获取一些沉樱在海外的有关资料呢？

可自己与林海音素昧平生，根本不知道她的地址，她又在台岛，相隔一个海峡，联系起来更多一层麻烦，只好将念头搁下。事有凑巧，不久在报刊上见到萧乾的一篇文章，专门谈到他与林海音的交往。我便想出个“曲线”的主意，冒昧寄奉一信，希望萧先生提供林海音的地址。

不久，收到萧先生的回信。信中告诉我林海音在台湾的详细地址，还特别加了一句：林海音喜欢人们称她“先生”。我按照萧乾的提示，给林海音先生致函，终于获得沉樱《春的声音》，梁宗岱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以及林先生自己的散文集《隔着竹帘儿看见她》三部作品。这些资料对我写文章有大帮助，后来故事可以另行一文。这是受萧乾先生直接帮助完成的，对于一个普通作者，感念之情难于言表，在此，且将其作为这篇有限文字的结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