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华与《谈艺录》

吴兴华

　　现代诗人吴兴华是被誉为能够比肩陈寅恪、钱锺书的中西通才。吴兴华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外文系，熟读中国古典诗歌与西洋现代文学，并对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等多种语言有较高的造诣，他所译的里尔克、莎士比亚、但丁等名家名作在学界有很高声誉，被读者广为传颂。吴兴华很早就开始诗歌写作，由于他一直处在沦陷区，发表的诗作并不多，因此，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诗坛，吴兴华的名气反倒不大。吴兴华与钱锺书的学问孰高孰低，在当下常常被人们放到一起进行讨论。谈及他们之间的渊源，应该追溯至上世纪四十年代。当时，吴兴华病困北平，生活拮据，但却发奋要饱览中西文学，钱锺书是他仰慕与学习的榜样。他与钱锺书虽然无缘见面，但却因为《谈艺录》产生了交集，本文就从《风吹在水上：致宋淇书信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中的一处注释谈起。

　　吴兴华在1943年10月22日致宋淇信中谈到，“前几天我又翻了一遍钱锺书先生的杂感集，里面哪管多细小的题目都是援引浩博，论断精辟，使我不胜钦佩。”关于此处的“杂感集”，书信注释指“《谈艺录》未刊稿”。解志熙在《艺文有奇传，只怕想当然》（《东吴学术》2017年第2期）中推测“杂感集”实际应为《写在人生边上》，这本随笔集于1941年12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列入“开明文学新刊”，书内收《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窗》《论快乐》《说笑》《吃饭》《读伊索寓言》《谈教训》《一个偏见》《释文盲》《论文人》等10篇文章。从这些文章的行文风格来看，确实体现了钱锺书一贯“援引浩博、论断精辟”的特点，这部随笔集在北平也是比较容易买到的。笔者赞同解志熙教授的推断，吴兴华所读杂感集应是《写在人生边上》，而非《谈艺录》。然而，笔者认为吴兴华虽然没有读过《谈艺录》，他应该已经知道了钱锺书的这部著作，他的好友宋淇很可能在通信中将《谈艺录》的有关情况介绍给了他。宋淇（又名宋悌芬）在1939年从光华大学重返燕京大学继续学业，毕业后留校任教，这一时期结识了吴兴华，两人志同道合，一起创办了《燕京文学》月刊。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燕京大学被日军强制关闭，《燕京文学》也因此停刊，宋淇在该年底离别吴兴华返回上海，二人之间开始了频繁的通信。

　　钱锺书的《谈艺录》从撰写到出版经历了近十年时间。正如钱锺书在序中所言，“《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钱锺书自1939年夏天从昆明回上海小住时就开始写作《谈艺录》，1939年秋到湖南蓝天师范学院任教时期，《谈艺录》的写作条目逐渐增多，整部书的雏形也初步形成。1941年夏，钱锺书回上海探亲，适值珍珠港事件爆发，只得滞留于沦陷区，因此也有了充裕的时间修订《谈艺录》。从该书序中可知，其成书时间是壬午中元日（1942年农历7月15日）。1941年底，宋淇回到上海后结识了不少沪上名流，包括傅雷、钱锺书、周煦良等人。1942年，宋淇去拜访钱锺书时，浏览了《谈艺录》手稿。钱锺书在《赠宋悌芬淇君索观谈艺录稿》中有所记录：“微言妙质得谁知，年少东来信起予。将母呕心休觅句，绍翁剖腹肯留书。人癯恰办竹兼肉，文古能穷柳贯鱼。疏凿诗中惭出手，君家绪有茗香馀。”可以看得出来，宋淇与钱锺书保持了很好的关系，钱锺书对宋淇也颇为赞赏，在《槐聚诗存》中另有一首《答悌芬》（1943年）即是他们友谊的写照：“海内文章孰定评，观书月眼子能明。年来渐似欧阳九，不畏先生怯后生。”至于宋淇索观《谈艺录》的具体时间，笔者认为应该在1942年中元节以后。因为钱锺书在《谈艺录》未定稿之前，大概不会随便示人，他在序言中也谈到，《谈艺录》脱稿之后，才在很多好友间借观流传，其中提到有沈兼士、徐森玉、唐弢、柯灵、王伯祥、叶圣陶、周振甫、华元龙等诸人。在看了《谈艺录》后，宋淇很可能会告诉在北平的好友吴兴华，他们在书信里几乎无话不谈，还多次谈到了钱锺书，吴兴华对钱锺书的敬仰也溢于言表。《写在人生边上》是钱锺书出版的第一本书，吴兴华读了之后不胜钦佩，感叹“可惜我此时局促在北方，不能踵门求教，请你若见到他时，可代我转致敬慕之意”。至于宋淇是否向钱锺书转达了这位北平青年对他的“敬慕之意”，我们不得而知，但吴兴华显然对钱锺书的著作十分关注。1947年5月，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了钱锺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吴兴华曾让宋淇代为购买。1948年6月，开明书店出版了《谈艺录》，很快，吴兴华就委托上海的另一个好友张芝联给他寄去了。

　　张芝联是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之子，他与吴兴华也相识于燕京大学。1935年，宋淇与张芝联就是燕京大学同学，1937年抗战爆发后，二人离开北平南下，最终进了光华大学，在这里，他们又结交了中央大学转来的夏济安、北京大学转来的柳存仁等人，创办《文哲》杂志，邀请名家讲座，在光华大学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张芝联从光华大学毕业后，又与众好友一起编辑《西洋文学》，宋淇与吴兴华都为此杂志撰稿，张芝联也曾在《燕京文学》上发文，《西洋文学》与《燕京文学》的“南北呼应”，正是这个松散的文学群体友谊的象征。1941年，《西洋文学》停刊，张芝联重新考入了燕京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他与吴兴华也正式会面，他们在北平结下了深厚的友情。1944年，张芝联携妻子郭心晖（笔名郭蕊）从北平回到上海，1946年夏出国进修，1947年11月归国后，张芝联回到光华大学任教，与吴兴华也恢复了通信。笔者在孔夫子旧书网买到一册开明书店初版本《谈艺录》，扉页有一处签名：

　　兴华惠存

　　芝联寄自上海卅七年7月

　　从这则史料信息基本可以推定吴兴华初读《谈艺录》的时间。《谈艺录》于1948年6月出版后，吴兴华就在书信中向好友张芝联求购此书，张芝联在7月份就将此书寄予吴兴华，按照当时北平上海通邮情况来看，吴兴华在8月肯定就收到了这本书。读了该书之后，吴兴华发现了其中一些错误，他大概是直接写信给钱锺书指了出来，在1949年7月开明书店再版的《谈艺录》中，钱锺书新增添了一处附记可兹证明，不妨照录如下：

　　此书刊行，向君觉明、吴君兴华皆直谅多闻，为订勘舛伪数处，余复寻绎，觉有待补苴申说者尚多，适将再版，因得更定，董而理之，俾无失坠者，乃周君振甫也。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又识。

　　从这几行附记又能够看出，当时给钱锺书指出错讹的不止吴兴华，还有一位著名学者向觉明，也即向达（1900-1966），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1935年秋曾在牛津大学鲍德利（Bodley）图书馆工作，其时钱锺书携妻杨绛刚到牛津大学留学，他与向达很可能在此时结识。此后，向达遍访欧洲，搜集了大量关于中西交通史、敦煌写卷、汉籍及俗文学写卷等重要资料。1938年，向达携带数百万字资料回国，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向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与钱锺书的联系应该一直没有中断，钱氏《槐聚诗存》收录了《向觉明达属题Legouis与Cazami⁃an合著英国文学史》三首：

　　火聚刀林试命回，又敦夙好拨寒灰。

　　荒城失喜书棚在，也当仁慈寺里来。

　　费尽胭脂画牡丹，翻新花样入时难。

　　覆瓯吾与君犹彼，他日何人访冷摊。

　　一瓻书借诚痴事，双泪珠还亦苦心。

　　太息交游秋后叶，枝头曾见绿成阴。

　　本诗所涉《英国文学史》（AHistory OfEnglishLiterature）是由两位法国学者EmileLegouis与LouisCazamian合著，于1930年出版，向达1952年从朝鲜回国，在辽宁安东（今丹东）旧书摊上买到此书，颇为珍视，后来被人借去，久假不归。向达以事绝交，书才被还回来。钱锺书因之作诗观照，可见向达对这部文学史的钟爱，也能看出两位学人之间的情谊。

　　《谈艺录》再版本后附有勘误表一栏，列出了错讹30处，这其中应该既有吴兴华、向达、周振甫所勘误，亦有钱锺书自己校订出的。显然，向达、吴兴华向钱锺书指出《谈艺录》中的错讹后，钱锺书就已经在考虑再版修订的问题，他在1948年12月又重新将《谈艺录》初版本校订了一遍，1949年6月再版后，《谈艺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大陆都没有再版，直到1984年才出了补订本。从再版本附记里，也可知钱锺书对周振甫的感激之情。周振甫1933年就进入上海开明书店做校对工作，可谓一名资深的学者型编辑，他为《谈艺录》的校勘出版做了很多贡献，钱锺书将其引为“石友”，有诗为证：

　　伏处喓喓语草虫，虚期金翮健摩空。

　　班荆欲赋来今雨，扫叶还承订别风。

　　臭味同岑真石友，诗篇织锦妙机工。

　　只惭多好无成就，贻笑兰陵五技穷。

　　在1984年出版的《谈艺录》补订本中，钱锺书在引言里再次提到了与周振甫因《谈艺录》结下的深厚友谊，他说，“当时原书付印，君实理董之，余始得与定交。三十五年间，人物浪淘，著述薪积。何意陈编，未遭弃置，切磋拂拭，犹仰故人。”《谈艺录》补订本分上、下编，上编基本以1948年初版本为底本，加以删削。下编则主要是钱锺书在建国后最新补订的内容，上、下编互为对照，相辅相成，如钱氏所言，“即早晚心力之相形也。”1984年补订本保留了初版本的序言，但是却唯独没有收入1949年再版本的那段附记。而这段附记则是证明吴兴华与《谈艺录》之关系的重要史料，因为吴兴华与向达于1966年先后离世，至于钱锺书为何在《谈艺录》补订本中删掉了关于两位好友勘误的附记，其缘由我们已不得而知了。

　　向达比钱锺书年长十岁，他们早在牛津大学就已相识，算得上是老友，他对向达的学问应该是佩服的。而吴兴华比钱锺书小十一岁，他们此前并不相识，当然，宋淇可能对钱锺书谈起过他这位燕京大学的同窗好友。钱锺书在《谈艺录》再版本附记里竟将吴兴华与向达并列致谢，认为他们“直谅多闻”，可见钱锺书对这位后辈学人的欣赏。抗战胜利后，吴兴华重回燕京大学任教，但他在北平的朋友并不多，像宋淇、张芝联等这样交心的朋友更少，他之所以因《谈艺录》与钱锺书通信，可能有与钱氏结交的用意。吴兴华的这种行为也许有些鲁莽，但这恐怕体现了这个燕京天才敢于与学界权威商榷的勇气，也体现了他对自己学问的足够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