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的率真

1964年, 罗锦堂先生赴巴黎参加国际汉学会议, 中途于纽约转机, 作短暂停留。唐德刚甚为高兴, 将罗锦堂请到哥大附近一家餐馆, 尽地主之谊, 并邀同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好友夏志清同席。

一个英美文学博士, 一个中国文学博士, 再加一个史学博士, 三位鸿儒相聚, 天南地北, 闲话文坛掌故, 好不热闹。当时吃的什么菜, 喝的什么酒, 聊了多久, 罗先生已记不得, 但有位长者唤起了他们共同的话题, 彼此争先恐后饶有兴趣地谈论着。那长者乃胡适。作为胡适的老乡兼学生, 唐德刚自然有说不完的话;罗锦堂与胡适相识是在文学博士学位的考场上;而夏志清更是感激胡适, 因为正是他打开了自己留学的那扇大门。

1946年, 夏志清随兄长夏济安乘船由上海北上, 赴北京大学外文系谋职, 求当一名英文助教。同年秋季, 胡适从美国回国, 任北大校长。不久, 即闻纽约华侨企业家李国钦在北大设立三个留学奖学金, 文、法、理科各一名, 其中文科包括文、史、哲和外文系的教职员。凡北大助教也好, 讲师也罢, 不论资历深浅, 皆可申请。评比方法是当场考一篇英文作文, 另交一篇近期写的英文论文。当时竞争比较激烈。夏氏兄弟英文功底好, 考试成绩两人旗鼓相当, 而夏志清却在论文的选题上与众不同, 略胜一筹:兄长和许多人都是以华兹华斯为主题, 唯独他写了一篇评论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 (William Blake) 的文章, 深得燕卜荪 (William Empson) 的赏识, 以88分的最高成绩独占鳌头, 获得文科奖学金名额, 但也因此引起了“公愤”。落选的讲师、助教共十几人围堵校长办公室门口抗议, 认为该名额应给北大或联大的毕业生, 而非“野鸡大学”出来的外人。夏志清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 (这是一所美国教会学校) , 兄弟俩在北大既无背景也无后盾。事实上, 胡适对教会学校也存偏见, 但他实事求是, 认为夏志清英语程度高, 有能力在奖学金限期的两年里, 直接攻读博士学位 (而两年通常连个硕士学位都拿不到) , 而非将时间耗费在语言补习上。关键时刻胡适还是秉公处理, 使夏志清得以负笈美国。

夏志清没有让胡适失望, 他在耶鲁一心读书。博士学位要求必须懂三门外语。除英语外, 他还修了法、德、拉丁文和古代冰岛文, 真可谓寒窗苦读。他感叹, 这种训练, 可说是故意刁难人, 但也使研究生养成一种广求学问的习惯。他认为, 文学研究不仅是“批评”这一行, 如要做一个好的评论家, 非踏实治学不可。夏志清很幸运, 先后得到“新批评”学派布鲁克斯 (Cleanth Brooks) 等三位权威的青睐, 于1952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耶鲁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在他之前, 耶鲁英文系仅有两位华人获此学位, 其中一位是柳无忌 (柳亚子之子) 。短短三年半时间, 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 让他的老师称赞, 同学钦佩。

毕业后, 去留问题令他纠结不已。当时大陆易帜, 他不愿意回国, 也无意去台湾, 只好留在美国, 谋一份职, 挣些美金, 可以接济上海的父母和妹妹。幸运的是, 他得到耶鲁政治系饶大卫教授 (David N.Rowe) 的赏识, 受命与其他两位学者一同编写《中国手册》 (China:An Area Manual) 。

一直研读西洋文学的夏志清, 因《中国手册》的编写, 开始深入接触中国文学。他发现, 中国竟然还没有一部像样的现代文学史。他当即决定, 改治中国文学。这一计划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 (Rockefeller Foundation) 的认可和三年的资助 (每年四千美金) , 让夏志清在美国获得了从容的治学环境。

夏济安得知弟弟的转向, 甚为欣慰, 在信中鼓励道:由你来研究中国文学, 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值得一记的大事, 因为中国文学至今还没有碰到一个像你这样的头脑去研究它……凭你对西洋文学的研究, 而且有如此的keen mind (敏锐的头脑) , 将在中国文学里发现许多有趣的东西, 中国文学将从此可以整理出一个头绪来了。我为中国文学的高兴更大于为你的job (工作) 而高兴。如此嘉许, 真可谓知弟莫如兄啊!

1961年, 耶鲁大学出版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A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fiction) 。该书产生了很大反响, 《纽约时报》称它是一部拓荒巨著。

这部洋洋七百多页的英文巨著, 论述了从1917至1957年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状况, 并将那时期的重要作家逐一评论, 其中包括因意识形态被当局所摒弃或忽略的一些作家。他将张爱玲从通俗小说家提高到经典文学的高度, 认为她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钱钟书的《围城》被他视为“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 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他认为沈从文足以与叶慈、福克纳“相提并论”……夏志清的另一独到见解是, 中国小说强烈的感时忧国的特性, 很容易流于狭隘的爱国主义, 局限了对艺术性的追求, 因而从整体上不如西方小说。此观点引起不少争议。虽然有人不同意他的某些见解和观点, 但不得不佩服他的洞见和忠实于学问的勇气。

大凡海外研究中国现代小说的人, 《中国现代小说史》是绕不过去的。夏志清前无师承, 即便后来也少见青出于蓝的, 原因在于, 大陆的一些学者写文学史, 免不了受意识形态的局限, 不能自由地发挥;台湾学者对大陆了解甚少, 也写不深;外国学者就更不用说, 他们研究中国文学已隔了一层, 很难评论到位。而夏志清完全凭自己的文学造诣和文学修养, 天马行空, 畅所欲言。即便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该书也没有过时, 仍是研究中国小说的经典。它为研究中国文学展开了新的视野, 也奠定了夏志清在欧美汉学界的地位。

夏志清的才华被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教授王际真看重。王氏退休前, 一直在留心有无新出的人才来接替他的位置。当他读到《中国现代小说史》时, 直夸夏的英文造诣高过所有留美的华裔教授, 简直可同罗素、狄金森 (G.Lowes Dickinson) 二位大师媲美。他为“千里马”的出现而兴奋, 向哥大他所任教的系主任推荐。然而哥大因资金短缺, 只能忍痛割爱, 暂未聘请。王际真宁愿将自己的工资匀出一半给夏志清, 也要留住人才。翌年, 也就是1962年, 夏志清顺利地进入哥大任职副教授。三十年后, 他力荐王德威为自己的继承人, 保持了“走马荐诸葛”的优良传统。

夏志清在前三十余年的生涯中, 皆浸淫于西洋文学的研究, 后改治中国文学。这情形似乎也是中国学者的普遍现象:无论他们在中国或外国, 无论西学如何精深, 到头来几乎没有不改变方向来研究中国文学的, 如陈世骧、朱光潜、钱钟书、熊式一、林语堂等。正因为在耶鲁三年半的严谨训练, 让夏志清后来“转行”时, 能脚踏实、虚心地从头学起。每读古书, 遇不解之词必查字典, 遇旧学根底深厚的人, 则随时请教。从寄给罗锦堂的数通手札中可以看到, 他几乎三句话不离中国古典文学。得知夏志清在哥大开了中国古典小说和戏剧课, 罗锦堂将自己早期的《中国散曲史》《北曲小令谱》《南曲小令谱》《明代剧作家研究》《中国戏剧总目汇编》等多部著述寄送给他, 以助其一臂之力。夏志清既感激又钦佩, 回函中提到, 他在“中国戏剧”课中, 常花整堂课时间介绍罗氏著作。他认为罗锦堂对中国戏剧研究造诣之深, 在研究中国文学的较年轻一辈当中, 无人可与之相比。

夏志清自认自己旧学根底浅, 中途转行, 对于一个接近不惑之年的人来说, 尤其是在海外谋生, 很不容易。何况当时, 有关中国现代小说的书籍短缺。他知道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书丰富, 脚步往那里迈得颇勤, 将馆里能找到的中国大陆现代小说都搜罗遍, 即使刊登在各大中文报纸、杂志上的小说连载, 也不放过, 常常是提一箱子书返回耶鲁, 通宵阅读。

《中国现代小说史》问世后, 出版社给夏志清寄去二十来册样书。兄长济安建议他寄一本给胡适, 他却因当年出国留学时, 胡适觉得他并非出于名校, 给他写推荐信并不热心, 他1952年致信胡适也未得到回复而耿耿于怀。未料第二年胡适即去世, 这件事让他悔恨不已。他曾自责说:“只怪我当时小心眼, 不然胡先生看了这本书, 一定会喜欢的, 因为在我的书中, 很多观点和他一致。”时隔多年, 夏志清提起此事, 仍感到沮丧, 后悔莫及。书中他对胡适的贡献做了不少中肯的评价, 并且在为唐德刚的《胡适杂忆》写序时提到:“胡适是当代第一人, 一方面因为他的为人处世, 真是内圣外王地承继了孔孟价值的最后标准, 另一方面因为反胡阵营里找不出一位学问、见解 (且不谈人品) 比胡适更高明的主将堪同他匹敌。”

我曾请教过夏先生的关门弟子唐翼明教授, 作为一位文学评论家, 夏志清的知名度为何会那么高, 声誉那么广?唐教授当即纠正我的说法, 他认为不能以“评论家”这样的字眼儿去论夏先生。在他看来, 现在的文学评论家就是写写文章, 吹嘘吹嘘对方, 跟学问没有关系。而夏先生是位文学史家, 是一位对中国文学有独到研究、见解且有造诣的大学者, 文学根底非常深厚。虽然他也写了很多很好的评论, 但他不是靠此吃饭。他除了研究中国现代小说, 还研究中国古典小说, 他后来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与《中国现代小说史》齐名, 对中国几部古典小说名著有深入的研究和新的见解, 这不是一个“文学评论家”的头衔能概括得了的。

再者, 夏先生是开创范例的学者。唐教授强调说, 中国的文学史该怎么去写, 在夏志清之前没有先例。犹如《史记》, 这是个开天辟地的工作。抛开意识形态的影响, 夏先生所写的算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最完整、见解最独到、影响最深远的著作。他特别强调自己的书“无意成为政治、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附庸”。夏先生师从美国新批评派, 这是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中一个著名的流派, 它的特点是着重对作品本身的研究, 只谈论作品的好与不好, 包括内容和形式。夏先生在借鉴西方这些理论的同时, 不是套用那些理论, 而是有他的独到之处。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 根本不提西方理论的那些术语, 而是将其理论内涵借鉴过来, 将其精神继承过来, 写出来的东西没有让人看不懂的, 这就是大学问家与那些学究不同的地方。

作为学生, 唐翼明并不完全赞同夏老师《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观点, 觉得他对张爱玲、钱钟书的评价过高, 对鲁迅的评价不够。虽然师生感情非常好, 但不代表学术观点没有分歧。他敬爱夏先生, 认为老师很天真, 很可爱, 说话直来直去, 完全没有世俗的那套。

上世纪60年代末那两年, 可谓夏志清的人生最得意之时———1968年, 他的另一部英文力作《中国古典小说》问世;1969年, 他升为正教授, 同时迎娶了他的终生伴侣王洞。

生活中的夏志清非常开朗, 喜欢逗趣, 热忱待人。那是长期留美岁月浸润出来的率性和真挚。他属于性情中人, 颇为好客, 不论远朋还是近邻来访, 他都要请人家好好吃一顿, 才算略尽了地主之谊。不过, 如此好客识礼之人, 也会有疏漏之时。

1980年8月, 罗锦堂先生赴台北参加首届国际汉学会议。会议期间, 在下榻的圆山饭店 (当时台湾最好的饭店) , 罗锦堂与前辈钱穆、钱思亮、陈立夫、蒋复璁、孔德成、叶公超、李霖灿以及毛子水、李方桂、王叔岷、李田意、潘重规等久别重逢, 欣喜莫名。他与曾经的同窗好友, 今为知名教授的高友工、许倬云等对床夜语, 叙旧谈新, 又与同行夏志清、日本的小村环树, 以及韩国的车柱环等交流各自的教学经验, 相谈甚欢。

有天早上, 罗锦堂见夏志清和一个白发长者在饭店底层自助餐厅门口排队, 便过去与他们打招呼。谈话间, 得知那位长者乃夏的老丈人, 是“国大代表”, 专程来探访女婿。罗夫人曹晓云与夏夫人王洞为中学同学, 三人相谈甚欢。当轮到夏志清付款时, 他只顾付了自己的早餐费便进去吃了, 留下紧跟在他后面的老丈人尴尬地站在那儿。老人脸涨得通红, 他拍着自己的西装口袋对罗锦堂说, 你看, 我刚领了工资, 本想请他吃早餐, 他倒好, 自己先走了, 那我就请你吧!罗锦堂唯恐老人过于失望, 就赶紧说好, 给老人一个面子。心想, 这个夏志清, 欧风美雨西化了他, 竟将敬老尊贤的古礼抛到脑后了。

夏志清在学问上极为严谨, 每为别人写序、写评论, 总要把所能找到的那人的作品看一遍, 方能动笔, 但生活中却极其随性。他心直口快, 话不择言, 是个难得的“真”人。许多人喜欢他的真, 因此而成为至交好友, 但也有人受不了他那份真情实意的面目, 敬而远之。

王洞的好友葛民钧去夏府拜访, 因天冷, 刚进门时, 连打了两个喷嚏。开门迎接客人的夏志清见状, 不顾眼前这位漂亮活泼的女士的尊严, 转身对身边的王洞说, 你朋友生病了怎么还跑我们家来, 把细菌传给我们?你叫她走。客人也不示弱, 结果, 主客之间便吵起架来。

夏志清的为人之真, 有时便容易伤人。据说有一位台湾来的学生, 在夏志清门下攻读博士学位。这位学生读书的天分不太高。有一天, 夏志清便直言不讳地劝他, 让他不要再念这个博士了, 不是每个人都要读书, 学门手艺也很好嘛。后来, 这位学生果然放弃攻读学位, 改行做别的去了。

周围的人对夏志清的个性都非常清楚, 知道他不是有意的, 他也正因为这份真而赢得许多朋友。跟随他大半辈子的夫人王洞恐怕对此体会最深。夏志清与王洞的婚礼是在纽约的广场酒店 (The Plaza Hotel) 举行的, 那是一个地标性的豪华酒店。当48岁、“梅开二度”的夏志清步入宴会厅, 看到门生弟子们为他精心布置的现场庄重而又豪华, 喜得手舞足蹈, 不假思索地用他惯有的夏氏语言赞叹道:“哇, 这真是弄得太好了!太漂亮了!下回结婚我还要在这里。”

自然, 王洞没成全他的“下回”, 而是心甘情愿地陪伴了这么一个既可爱又恼人的丈夫四十余年, 直到他去世。

夏先生是个心地纯真善良的人, 一生最爱惜人才, 无私无怨地提拔后进, 对才华横溢的学子或学者, 无论肤色, 不分性别, 也不讲辈分, 一经他慧眼相识, 总会不惜耽搁自己的宝贵时间来为他人写推荐信、作序, 或写评论, 甘为他人作“嫁衣裳”。他发掘或推崇的作家有: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余光中、刘绍铭、王德威、白先勇、李欧梵、陈若曦、於梨华、王文兴、欧阳子……这样的名单可以列得很长很长。

2010年, 学界在纽约为夏志清举办了九十华诞酒宴。数百名好友、学生、私淑、同事纷纷出席道贺, 场面热闹且感人。席上收到由驻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高振群转交马英九赠与他的贺轴, 上面写着“绩学雅范”。“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王泛森为他戴上第26届研究院院士胸章, 面对这迟来的院士殊荣, 夏志清兴奋地说自己“好像在作新娘子”。

再热闹的筵席终归要散。2013年12月29日晚, 夏志清在寒夜中静静地离开了人世, 享年92岁。这位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大家, 为他人写了一辈子的评论后, 临终前不忘将自己评论一番:

“我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中国文学评论家。我写了这么多伟大的书, 早就已经永垂不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