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日记（后记）

《冰心全集》自1994年出版后，至2011年已是第三版印刷了，每一版的文章与书信都有所增补，独未收入日记。一般读者甚至研究者认为，冰心不写日记。

冰心逝世五年后的2004年冬天，子女们决定将冰心遗物全部捐献给冰心文学馆。我带了馆里的工作人员，先后三批用五个10吨的集装箱，将冰心的全部遗物运回福州，这其中就有大量的冰心与吴文藻未刊的日记、笔记、书信、佚文及其他资料。在经过初步分类整理后，于2006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了“冰心佚文与遗稿发布会”，除公布佚文外，还公布了在整理遗物中发现的“大量未收入《冰心全集》的书信、日记、笔记和家庭账本等遗稿”。（佚文由我编成《我自己走过的路》，200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部分佚文收入2011年版《冰心全集》，同时作为单独一集“佚文集”，收入我编的六卷本《冰心文选》。）

最先进行整理的是“家庭账本”。我组织了冰心文学馆年轻馆员邱伟坛、熊婷、鲁普文、刘冰冰、林幼润和郑薇等进行录入，之后由我统一整理校正。冰心日记起初发现的是冰心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日记，这些日记不是集中在一个或几个本子里，而是分散记在外出视察、参观、访问的笔记本中。这些笔记本有23本之多，每一本都被密密麻麻地写满。我将每一个笔记本通读并注出内容，有不少本里就没有日记，大都是政界、文艺界、党派领导人的讲话，开会的发言记录，外出视察、访问的现场记录等，日记只是散落在这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是将这些文字全部整理出来，还是仅将日记单列，我颇为踌躇。如果全部整理，工作量巨大，仅是日记部分，所用精力与时间也不易估量。此时，我接受了作家出版社“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中《冰心传》的写作任务，与黄宾堂先生有电话联系，当他得知冰心日记与家庭账本时，表示了极大的热情与兴趣，希望尽早完成整理，由作家出版社首刊出版。

从2008年6月起，我开始了《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吴文藻合传》的写作，耗时整整6年，同时完成的还有《冰心年谱长编》。不用说，两部书的写作，都使用了冰心吴文藻的未刊日记，甚至可以说，没有他们的日记与笔记，两部书的资料将会大为逊色，甚至会影响到书的思想深度、传主的人生轨迹与艺术视野。因而，我在每一章节的写作前，总是要阅读与此章节相关的日记、笔记等，并将其录成文档，以便使用。冰心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未刊日记，便是这样陆续整理出来的。

在接触冰心日记后，深感其独立面世的意义与价值。2014年夏天，我应邀到内蒙古出席一个女性文学的研讨会，与北京语言大学李玲教授谈起整理出版冰心日记之事，询问她是否有研究生愿意来做这项工作。李玲从研究冰心起步而日渐享誉学界，自然懂得“冰心日记”四个字的分量，说她自己就十分愿意参与，碍于时间的不允，她答应，开学后即与她的博士生商量，请她参与，并以此进行学术研究。

李玲的博士生刘嵘在来年的寒假尚未结束时，便只身来到冰心文学馆，翻阅、翻拍了冰心的23个笔记本。回到北京后，便开始录入、注释。我收到她的录入注释稿是在2016年9月间，速度之快，令我惊奇。此时，我将出版冰心日记的想法，正式告诉了吴青、陈恕二位老师，他们是冰心版权的授权人。2017年早春，我到北京拜访了吴青、陈恕教授，他们同意授权出版，并且提供了另外三本80年代之后的日记，希望一并收入。

从北京回榕后，我即着手进行冰心日记出版前的案头工作，即将我之前的录入与刘嵘的录入进行比对，疑难处依据原稿解决，做出最后的定稿整理；刘嵘则在北京，进行另三本日记的录入与注释，最后由我根据原稿复制件进行定稿整理。

整理与注释，遵循以下的准则：

一、冰心日记，不以发表为目的，多为写作积累素材，也有思想认知、身心感受，亦有人事纷沓的记录等，整理时只做标点、断句、分段，文字一律保持原貌，无法辨认之字，以□代替；需要订正、补充的字以［ ］加入。尤其到了晚年，作为不以示众为目的的书写，随意至如天书，辨认十分困难，逾近晚年，还出现了思维与书写的游移，反复与重复、多字与缺字、语法不妥等时现，整理时亦不做更动，保持日记者的书写与心灵的真实面貌，保持日记者真实的生命状态。

二、冰心日记断断续续跨越了半个世纪，其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是口头语言还是书面语言，尤其是一些流行的术语，都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消失，读来有隔时之感，但在当时却是路人皆知，甚至成为口头禅。冰心的日记保留了这种时代的文化符号，甚至她自己还创造、缩写了一些流行词组，比如， “Cl.S.为纲”，便是“阶级斗争为纲”的英文缩写等，这些都保持原貌。

三、注释希望尽量简洁，阅读与研究者如有需要，可自寻答案。必要的注释，一是与冰心作品与人生关联较多、较密切的人与事；二是补充日记中提及，但未详尽的内容，比如诗词、对联、地名、人物关系等；三是整理者认为需要特别提示的内容。

四、为了便于阅读与查阅，编者按一个完整的时间段，编制目录，加入标题。

深感冰心日记的整理与注释责任重大，从个人空间的书写，到公开出版的呈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形式转换，在一定的意义上，烙下了整理者的印迹等，但又不能失却原文的本意，现在这样把握，是否恰当？希望得到读者与研究者的指正。一些人名、地名与名称等是否准确，都有待完善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