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文学的法国摆渡人林雅翎：感伤与感怀

林雅翎

林雅翎译法文版《红高粱》书影

林雅翎与本文作者在一起

2017年4月28日夜晚，翻译家林雅翎女士因肺癌在巴黎辞世，年仅59岁。消息传来，我禁不住流下眼泪，陷入无尽的悲伤。

任何悲伤，都是一种感怀。男儿有泪不轻弹，我与林雅翎女士，并算不上亲友，只是近年来因傅雷翻译奖而共事，那泪水从何而来？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惺惺惜惺惺吧。

最早知道林雅翎，我还在巴黎当学生。经朋友介绍，在瑟伊出版社找到一份中国文学方面审稿的零工。瑟伊的强项是人文社科，以出版罗兰·巴特等人出名。但作为一家能够在龚古尔奖评选时“三分天下”的大型综合出版社，瑟伊也试图在文学上有所发展，比如从伽利玛出版社挖走著名作家帕斯卡·基尼亚尔。中国文学的出版，则真的是他们的弱项。我也没有多少稿子可读。但有一天，主管文学类的梵森·巴尔岱先生交给我一份稿子，是莫言的《十三步》，我记住了译者的名字：SylvieGentil。她的中文名字是我后来回到中国以后才知道的。

因为我们注定要真正相识。

2009年，傅雷翻译奖设立。林雅翎成为最早的法方评委之一。傅雷奖迄今已逾八年，其中，因为种种客观原因，法方评委的构成最不稳定，而林雅翎一直是固定的核心评委。她的存在，对我来说，一直是一颗定心丸，因为她的专业，她的正直，以及她对中方评委的尊重。前年，由于家庭原因，她需要去德国生活，一度提出不能继续担任评委，我尽力挽留，提出可以邮寄作品，评奖时出机票请她来回等“特殊待遇”，只要她能够不离开评委。后来，她兴奋地对我说，她自己解决问题了，可以在评审和颁奖等最重要的时刻，留在北京，这才让我松了一口气。作为一位专业的翻译家，她虽然从未从法语到中文翻译整部著作，却对翻译一道了然于心，善于将心比心，锐利地看到译作的长处与缺陷。她是一个纯粹的译者，不关心与评审无关的事情。正是对她的了解，让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主动辞去担任了好几年的傅雷翻译奖评委会主席，转为组委会主席，专心于傅雷奖的发展，关注它在中国境遇中的生存、与法国使馆的关系，以及傅雷奖的品牌，等等。我渐渐意识到，这些都是评委们无需考虑，也不愿意去考虑的事情，同时，又必须有人去考虑。她非常理解我，在一些关键时刻，表达出真正的支持。去年，经过我的再三延请，她答应担任第八届傅雷奖评委会的主席，让整个评委都欢喜、雀跃。每一次的评审，每一次的发表意见，都看出她的尽心尽职。面对媒体时，本不擅长言辞的她，以自己的专业理解，以及从内心发出的对翻译的热爱，征服了所有采访她的记者。

弘扬翻译，在当今中国，本来就是一件艰难之事，往往如逆水行舟。有同道的支持，是从事这项事业的最大乐趣甚至补偿之一。而今突然失去一位有如此品质的、令人尊重的同道中人，我的泪水也就不是没有缘由的了。

我对林雅翎的尊重，当然不止于共事。只要读她的译作，就会发现，她是一个真正做到了“拿来主义”的译者。近年来中国媒体开始知道她，是因为莫言得奖后，人们发现，她是《红高粱》的法文译者之一。于是她被誉为莫言的“翻译女神”。其实，她的真正可贵之处，在于她的敏锐。她从不追星，而是以自己的文学感受，根据自己与作者的交流，超前于大众，超前于媒体，甚至超前于一些批评家，果断、坚决地将自己喜爱的作家，高水平地翻译到法语世界。这样的一种姿态，以及行为，是翻译家最为可贵之处，也使得翻译成为一门远远高于工具、机械的美学和文学行为。

林雅翎最早踏入翻译，并非通过文学，而是电影字幕。1980年，作为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院的学生（她的几位同学后来都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翻译），她获得了一个到中国实习的机会。经朋友介绍，她成为中影公司的外国专家，主要从事电影字幕的翻译。她经常清晰地回忆起最早为陈凯歌的《黄土地》翻译字幕的情景。她必须把字幕翻译得简洁、清晰，然后由一些完全不懂法语的技术工人直接制作到原版的胶片上去。后来，她还为张艺谋的《红高粱》做过字幕翻译。1987年，她发现当时的中国电影对她不再产生吸引力，就离开了电影界，进入一家杂志担任外国专家。这时候，她翻译了人生第一部短篇小说：邓友梅的《烟壶》。这为她后来的翻译打下了良好基础。经过另一位朋友的介绍，她还翻译了张辛欣的作品，收入一部短篇小说集《北京人》。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她开始了走上了成熟的翻译之路。在作者的选择上，她开始完全依据自己的判断力。

回顾林雅翎的所有翻译，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一条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之路。这里也许并不涉及一般文学史上会收入的所有作者，甚至会触及到一些“地下文学”，一些敏感的题材。然而，总体上来看，她近三十年来的译作，无不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可以让西方读者感受到一个真实的、有温度的中国，而这是引起人们对中国文学、乃至整个中国的兴趣的重要条件。从刘索拉到虹影，到田原，从李洱到冯唐，尤其是通过对莫言的作品在法国的最早介绍，她作为一个热爱中国，以至于将自己的命运和生活紧紧与中国联系在一起的翻译家，从未像某些汉学家一样，重古典文学而轻当代文学，将中国的当代文学视为垃圾，尽管她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的启蒙老师，无论是程抱一，还是班巴诺，都是古典文学方面的专家。相反，她身上的人性之光，让她与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同命运，她成为作家的知心朋友，并通过这种对作家的了解，达到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她常说，在中国，作家与作品往往是一回事。

翻译是一件最难达成共识的工作。林雅翎是一位不遗余力的翻译的实践者，她没有什么深奥的翻译理论，却每每奉献出上乘的译作。她对翻译最大的领悟是“交融”，即译者必须与作者交融在一起。她从不过于强调文化的差异性，过于强调译者的主观性，而是通过所有语言和美学手段，让译文产生出原作般的美学效果。她高超的翻译水准，使得她获得了作者的友谊，读者的尊敬。2010年，她荣获法国的翻译大奖。她的去世，真的可以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法国的一大损失。

痛定思痛，聊可告慰的，是两件事。一是早年的我，在不认识她的情况下，让她翻译的《十三步》得以顺利地在瑟伊出版社出版。这也给后来莫言的其他几部著作，如《酒国》和《丰乳肥臀》在同一出版社面世，开辟了道路。二是去年居然成功劝说她担任了第八届傅雷翻译奖评委会的主席，使得媒体与同事们，都有机会看到了她真正的风采。法国使馆请来的摄影师和摄像师，为她留下的影像，让我们可以永远记住她最灿烂的那些时刻，记住她在人世间的“天鹅之歌”。

（本文作者为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外籍终身通讯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