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修德 1942

冯小刚执导的电影《1942》中，抗战时期的河南遭遇大旱，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一位年轻的美国记者辗转来到河南，看到了挣扎在炮火与饥饿死亡线上的民众的地狱般生存场景。他用相机和笔记录了所见所闻，并设法冲破战时新闻封锁，使河南灾荒的通讯报道第一时间刊发于太平洋对岸的美国《时代》周刊。

此文刊出后，举世震惊。支持国民党政权的西方媒体一片哗然。原先认为河南仅仅是出现“食物短缺”的蒋介石看到该记者拍摄的野狗撕咬路边残尸的照片后，“膝盖因为神经性痉挛而轻微抖动了起来”。身处战争泥淖中的国民政府开始采取大规模赈灾举措。时在河南传教的梅甘神父在信中告诉这位记者，“自从你离开，并开始发电报后，粮食就经铁路从陕西紧急调运来了。省政府也忙起来了，到处开设施粥场。有许多富余粮食的军队也拿出了一部分，帮了大忙。举国上下大都忙着为灾区募捐，钱也从四面八方涌入了河南”。

这位记者就是20世纪著名美国政治记者兼作家白修德。长期以来，国内关于白修德的研究主要围绕他与战时中国的关系展开，而海外研究者则更关注他的新闻记者生涯及其与《时代》周刊等美国本土传媒行业的关系等方面。《追寻历史:一个记者和他的20世纪》是白修德本人的回忆录，书中详细记录了白修德的生平和众多历史事件，对于了解白修德及其所处的时代大有裨益。

犹太少年的波士顿岁月

1915年5月6日，白修德降生在马萨诸塞州多尔切斯特的犹太社区。他的父亲大卫·怀特是一位有着法律学位的俄罗斯移民。这位有犹太血统的律师靠其微薄的诉讼收入，难以养家。全家人不得不与白修德的外祖父母家同居一处。尽管出身贫寒，但犹太人注重教育的传统使白修德获得了出色的学校教育。在希伯来之家学校，白修德开始领略到《圣经》中富有韵律、短小精悍的各种意向和传说的魅力。而在拉丁语学校，白修德接受了严格的应试教育的洗礼。

1931年，白修德的父亲大卫·怀特去世。这一时期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全家不得不节衣缩食，依赖家庭救济度日。白修德承担起养活母亲和3个姐妹的责任，为此被迫推迟两年上大学，在一家报社当报童。对白修德而言，继续念书意味着必须凭借漂亮的分数拿到全额奖学金。

1934年，在伯勒斯报童基金与哈佛大学奖学金的资助下，白修德被哈佛大学录取。在白修德看来，上世纪30年代的哈佛大学是哈佛办学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哈佛融汇了旧有的温和传统与新兴的竞争风气。在兼容并包的风气下，白修德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兴趣，成了唯一一位选择汉语为专业的本科生。著名美国中国学家费正清被安排做他的指导老师。这一机缘对白修德早年职业生涯的选择产生了极大影响。

1938年白修德从哈佛大学毕业，并获得数额不菲的弗雷德里克·谢尔登旅行奖学金。校方鼓励他去中国进修，以后回校当教授。而他的导师费正清却鼓励他效仿当时在中国的埃德加·斯诺，做一名能够参与甚至影响时代进程的新闻记者，而不是做一名乏味的大学教书匠。1938年秋，带着一封由哈佛校长柯南特落款的推荐信和一个崭新的手提箱，白修德离开了家乡波士顿。他与战时中国的渊源也自此展开。

于战时中国开启记者生涯

白修德抵达中国的第一站是上海。1938年的上海已经处于战争硝烟之中。上海工厂里女工与童工的工作场景使他不满足于一个四处游走的旁观者身份，他决心亲自投入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去。他同国民政府取得联系，并于1939年4月10日抵达战时中国大后方——重庆。在重庆，白修德受雇于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并走上职业记者之路。

白修德既采访了不少国民政府高官，也目睹了国民政府基层职员的日常工作与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在他看来，自从重庆作为战时陪都以来，国民党政府的最高领导层就致力于对当地悠闲轻松的生活方式加以改造，认为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与节制的生活习惯，才能适应战时艰苦严峻的政治活动。然而，国民政府的高层官员因过于“美国化”而不接地气。在白修德看来，蒋介石之所以聘用一批在美国受到专业训练的职业精英加盟国民政府，仅仅是为了装点门面以及操纵美国舆论。

白修德抵达重庆不到一个月，重庆就遭遇了抗战以来空前残酷的大轰炸。白修德亲眼目睹了这场“从空中对手无寸铁的人进行的最大规模屠杀”，并写下大量书信和文字，记录了日军的暴行。有感于重庆的新闻记者必须在每日截稿之前把电报发出去，被工作束缚住手脚，白修德决意到战争最前线进行实地调查。国民党宣传部门开具的低级别通行证为他开了绿灯。“如果我拿到的是发放给著名记者和达官显贵的贵宾通行证，那么我往返前线的路上都一定会有人陪同，我就什么都观察不到了。”

他先后前往山西、陕西、越南、缅甸等多个亚洲区域的一线战场，看到战争、政党对城市和乡村影响的迥异，并写下一系列有关战时中国的报道文本。1939 年6月9日，白修德开始作为“特约通讯员”为《时代》周刊撰写新闻稿。由于他从重庆发往纽约总部的新闻稿，给编辑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快被提升为《时代》驻重庆的首席记者。作为《时代》《生活》杂志在战时中国的明星记者，白修德开始拥有从重庆发出权威信息的话语权。

随着战争的进行，生活在陪都重庆的白修德，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而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让他看到国民党政权自上而下缺乏领导战时中国走向胜利与战后重建的能力。白修德目睹了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关系破裂的全过程。当国民党政权逞一时之蛮勇逼走史迪威时，白修德意识到自己必须在时局突变之前采取行动。

1944年10月下旬，白修德转赴延安，以一个旁观者身份开启了对共产党的观察。然而，白修德将采访毛泽东时得到的国共两党不可能达成协议的判断，告诉了史迪威的继任者赫尔利。此举令赫尔利恼怒万分，指责白修德公然“违反我此行所肩负的使命”。赫尔利随即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引用了白修德透露的信息，“而且是在一开场的时候，这激怒了毛泽东”。

因此，白修德既失去了赫尔利以及美国政府的信任，也失去了共产党方面的信任。而那篇震惊世界的河南饥荒报道，足以使国民政府将他列入不受欢迎的名单。在这一时期，白修德与《时代》周刊的创始人亨利·鲁斯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核心分歧在于对蒋介石及重庆政府的认识问题。1945年8月下旬，在亲历日本受降仪式后，白修德离开重庆，返回美国。

从新闻写作到政治观察

回到美国后，白修德的职业生涯一度充满坎坷。他被打上“太过于同情中国共产党人”，以及“战后环境中的左翼人士”的标签，无法在主流媒体中获得国际记者职位。

1946年，白修德从《时代》周刊辞职。1947年，他短暂担任《新共和》杂志编辑，后被一家很小的外国新闻机构“海外新闻社”雇用，在法国巴黎工作。1953年，白修德回到纽约，为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记者》杂志工作。1955年，白修德从该刊辞职，成为《科利尔斯》杂志的国内政治记者。然而该杂志于1956年12月停刊。离开《科利尔斯》杂志后，白修德写道，“我再也不会被任何人雇用了。”

尽管在记者职业生涯上历经坎坷，但这一时期的白修德开始向政治写作家的身份蜕变。1947年，白修德与美国记者贾安娜合作撰写《中国的惊雷》。这是白修德基于亲历者的观察，完整记录蒋介石国民政府走向衰败，以及延安的中国共产党崛起过程的著作。这部著作于1947 年出版，受到美国民众欢迎，并被著名的美国传媒集团“每月新书俱乐部”推荐给它旗下的百万会员。在欧洲的短暂工作经历，也造就了白修德的第二部畅销书。1953年，他撰写的阐述马歇尔计划之下的欧洲重建问题的《灰烬中的火焰》一书发行，该书因再度入选“每月新书俱乐部”的推荐书目而一举畅销。

上世纪60至70年代，白修德再度以《美国总统的诞生》系列著作而闻名于世。这一著作用小说的悬念和戏剧化手法，不仅成就了书的销量，也改变了美国政治报道的传统，使此后美国传媒在有关总统选举活动的报道，跳出对日常竞选活动议程的分析，转而关注竞选背后的政治机制问题。这本《美国总统的诞生》也让他荣获1962年度的普利策非小说作品奖。对一位记者而言，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最高荣誉。

20世纪下半叶，是一个从冷战模式走向多元化模式的剧变时代。白修德是那个时代的重要见证者之一。他的中国岁月既横跨西南与西北的地理空间，又交织着非此即彼的政治对峙。他的美国岁月同样刻上了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冲突的烙印。兼具时代见证者与历史讲述者双重身份的白修德，其自传式叙述为那个逐渐远去的黑白时代增添了常人难以窥见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