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滴凡事里的杨绛先生

《我与译林——半生书缘一世情》,李景端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作者李景端创办的《译林》杂志，及随后创建的译林出版社，如今已成为年创利过亿元的全国知名出版社。本书是作者伴随“译林”发展过程的回顾。书中重现了作者与出版界高层、知名学者、出版同行以及媒体朋友等交往的众多故事，特别收有多封首次披露的钱锺书先生中英文信件，并公开了杨绛先生写给作者的全部来信，以及一些珍贵的照片。

钱锺书先生给我来信，多是钱先生与杨绛共同署名，但有时杨绛也会自己给我写信，后加“锺书同候”。钱先生逝世后，杨绛多次给我来信，还有几次很长的电话记录。这些信件和通话内容，以前从未披露过，如今她也已作古，为还原历史，我想应该予以公布。

多年来，杨绛自称与世无争，不少人也视她为“封闭在三人圈里”，不问外间事的老人。其实我了解的杨绛，对许多事都有自己的看法。例如，有一阵市面上出现好多套署名季羡林主编的书，她就有看法，曾在我面前说过：“那么多专业领域，季羡林都懂吗？”我说有些他只是挂名而已，她说，也有人找她挂名当主编，她都说自己不懂加以回绝。又如，对文坛一度出现的“张爱玲热”，她也有看法。有一套“书香才女丛书”，主编原想把冰心、杨绛、张爱玲、林徽因等人的作品各出一本，杨绛借故推却了。后来她告诉我，她不想同张爱玲列在一起。这些说明，杨绛具有心思不外露的良好涵养。

杨绛这些来信，虽无学术大论，但从点滴凡事，也可供人们多一个视角了解她的为人。

1991年

景端同志：

奉到长函，谢谢！

首先得向你道歉。上次来京时，锺书喘疾复发，每天下午赴医院接受输液点滴并输氧，两疗程后，未至大病，而后遗症未痊。杨绛累得精疲力竭（恶性感冒发烧后未得休息），因而不能和你晤面，引为憾事。老朽衰病，事与愿违，几成规律，想你准能谅解。

惠函所提各节，情意深厚，条件优惠，我俩既感且愧。有两三个出版单位也曾向我们提出相同的“全集”建议，我俩都婉却了。我们还有点自知之明，对于过去的作品很大部分很不满意。幸读者早已忘掉，我们自己也不愿再记起。使这些遗蜕“复活”或“化废为宝”，对作者本人也许可提供名利双收的机会，但客观效益上只是费心花钱的无谓耗损，并且仿佛强迫读者买“搭配货”。

你是熟悉外国文学的，翻开任何一国的文学史和出版史，作家生存时印行的所谓“全集”，无例外地是不“全”的“缺集”；名不符实，竟可算是作者和出版家串通“撒谎”。咱们现代的大作家号召“说真话”，政府提倡“务实”，我俩是微末的响应者。所以你诚恳的建议和优惠条件，我们不能接受，只能心领你的深情厚意，同时向你真挚地道谢和道歉。希望你勿见怪。即致

敬礼！杨绛

（名字之前又加钱锺书特殊的签名）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1994年

景端同志：

照片一事，记得我曾和你电话中讲过。译著惯例，只有原作者相片，原作者插图。从未见译者照片附入译本的事。便是我自己的作品译成外文，译者从不附入自己的玉照。我曾和你讲明，若要附入我的照相，我就不出书，你电话中已允我所请。昨见你给锺书信，你仍执意要登译者照片，我纵不给你相片，你自有办法取得别处的照片。你既不守信，我就无意签约，已嘱锺书不必写甚题签。

你的合同也不大像样，反正我无意出书，合同事就不谈了。

恕我病中草草，即致

敬礼杨绛

一九九四年四月三十日

（这次罕见地没有“钱锺书附笔问候”）

译林社当年为出版《杨绛译文集》，有意在封面中加入杨绛的照片，显示这是她全部的译作，体现出译者个人色彩，原意是更加尊敬，不料杨绛极力反对。这是杨绛对我唯一一封生气的来信。后来当然是我认错妥协了。

2002年

2002年春天，报纸上出现了对杨绛《堂吉诃德》中译本批评的声音。有的说她“多是从英文本转译”，“随意删节”，有的甚至影射她有“抄袭之嫌”。当年5月，我去看望杨绛先生时，谈起了外面传闻的这些“闲话”，她随后向我讲述了翻译《堂吉诃德》的故事。随后我写了两篇替她回应“闲话”的文章，并寄给她审阅。这期间，她给了我以下回信：

景端同志：

我翻译的《堂吉诃德》里，没有翻译开卷十一首塞万提斯自撰的赞美诗。我不翻，是经过再三斟酌的。

翻译这组诗的一位英语译者说：绝大多数译者不译这十一首开卷诗；这一组诗，虽然说不上有什么好，却和全书宗旨是协调的，而且《前言》里已提到了，不该略去。我亦深以为然。我细细读了塞万提斯的《前言》，又反复细读了那十一首诗，却觉得略去不译，也自有道理。这里我且把作者《前言》的大意撮述如下。

作者要为《堂吉诃德》写一篇《前言》，他苦苦思索，不知如何下笔。他觉得实在没法儿写，干脆连这部作品都不想发表了。他的朋友见他为难，问他什么缘故。他说，写不出《前言》。他说，人家的书尽管毫无价值，卷首总有贵人名流吹吹捧捧的诗，书边书尾，还有卖弄学问的引证、注释、参考书目录等等；他全都没有。他只想写一个朴素的故事，不要这些花样。他多年默默无闻，这会儿出版一本干巴巴的书，怎能让一般读者接受呢？他的朋友笑他死心眼儿。吹吹捧捧的诗，不妨自己做几首，署上贵人名流的大名就行。引证、注释、参考书目录等等，都有很现成的办法，不成问题。而且这部旨在攻击骑士小说的创作，没有必要借重以上所说的种种点缀。作者需把故事写得生动逼真，文字流畅，能取悦各种读者，这才是要紧的。一番话说得作者茅塞顿开，决计按照这位高明朋友的指点来写《前言》，推出他那个朴素的故事。

读者读完这篇《前言》，准急切要读那生动逼真的故事了。可是作者虽然未有引证、注释、参考书目录等等点缀，却写了大量赞誉自己作品的诗：七十行断尾诗，四首十四行诗，又二十行断尾诗，又四首十四行诗。这组诗，原是讽刺性的摹仿——讽刺当代的名作家，借重贵人名流的赠诗“自我炒作”，他也摹仿着“自我炒作”一番，而且还加劲“炒”，做很多首诗。但这组诗诙谐不足，而略嫌沉闷，又加篇幅冗长繁多，读者如果老老实实地一首一首读，不免因乏味而扫兴，甚至放下书不读了。粗心的读者，还会把这组讽刺摹仿之作，看作塞万提斯歌颂自己作品的赞美诗，那就大大乖违作者的原意了。

我曾想把拦在故事前面的这组诗移附卷末，但卷首诗不宜附在卷末，也不能塞进本文。这一组诗，原属《前言》为没有必要的点缀品，不属本文，略去也无损本文的完整。我觉得许多译者略去不译，自有道理。我也追随了他们的办法。是否有当，敬请专家们予以指教。

断尾诗并不难译，因为我所根据的马林编注本在注释里把“断尾”都续上了。至于本文里的诗，无论难易，我都照模照样地翻译。塞万提斯的诗不是难译的诗。因有人说我不译赞美诗，是因为断尾诗难译，所以我解释一下。

杨绛七月八日景端同志：

你第一次寄给我的《访杨有感》全文可用，只中间改一段。如下。（甲是我，乙是你，放在“杨平静地说”之后。文字请你斟酌修改。）

甲：“闲话”我自己回答，你甭管。

乙：可我听了气愤。

甲：“闲话”也有道理。因为很多人不知道笔译和口译的区别，以为不能说西班牙语，就不可能翻译《堂吉诃德》的原文。

乙：可是会说西班牙语，未必能翻译《堂吉诃德》呀。

甲：会说当然更好。可是我告诉你，我为什么学西班牙语。大约“大跃进”前两年，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林默涵，把翻译《堂吉诃德》的任务交给我，随我从任何英、法译本转译。我就找了五六种最好的英文、法文译本，仔细比较，打算从中选一本最好的。因为翻译者的第一事是选定好版本，然后依据这个本子，忠实地翻译。我发现多种英、法译本各有短长。原文中的话，在译本里有不同的文字，不同的说法，我断不定照了谁的好。我再三考虑，决计从西班牙原文翻译。所以我自习了西班牙语。我学西班牙语，只是为了把《堂吉诃德》从原文翻为中文。我需要的是吃透原文，用最合适的中文来表达原意。我没有必要学习口语。

乙：您有一篇谈翻译的文章，叫什么《失败的经验》，说明怎么把长句断为短句，怎么把短句里作安排，我觉得很实际。但是题目太低调了，也许人家都不看了。

甲：是的。我该把题目改为《翻译〈堂吉诃德〉的经验》。我并列三种例句，第一列是死译硬译，原文都是《堂吉诃德》里的句子。如果把死译硬译的例句和原文对照，谁都能看出译文只能是西班牙原文的，而不可能不是。

杨绛七月十六日

2003年

2002年以来，我与杨绛有了较多的交往。这期间，我曾顺便问过她几个问题：1.关于陈岱孙终身不娶的传闻；2.费孝通是否她的“初恋”；3.取名杨绛的来由。没料到她在这封信中都一一作答，而且把多年都称我为“景端同志”，从此开始改称为“景端先生”，并用毛笔书写。可以想象，她写这封信时的心情，应该说是不错的。

景端先生：

又读到你表扬我的文章，我且感且愧。

我不知道你是清华学生，你考入清华时，我在清华外文系当兼任教授，你不会听到我的名字。陈岱孙先生我当然认得，我未知你是他的高徒。至于传闻，我把三句法语译成英文如下：“They say……”,“What say they?”,“Let them say”。

我和费老曾在苏州振华女校初中一年级同班一年（我是十二岁小孩）；东吴大学同班二年（我常和男同学一起讨论学术问题，也通信，后费转学燕京）；清华研究院同级不同系。（当时我已订婚）说得上“恋爱”吗？至少他不是我的“初恋”。

笔名杨绛是“称心如意”（“称心如意”是杨绛早年创作并参加演出的一场话剧）意外被选中，上演前匆忙间将“季康”（杨绛原名杨季康）二字切音为绛。

非典已趋平稳，我不出门，不过还注意卫生，请勿念。草此 即问

近好

杨绛

二〇〇三年六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