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匠

更新:2018-12-24 08:2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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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白云,花椒虎似的日本群岛漂浮在洋面上。波音飞机像展翅滑翔的翼龙,在大阪上空盘旋,画一道优美的弧线向下降落。轮胎接触跑道时,像刚拉套的小毛驴,倔强地蹦跶几下,发现挣脱不掉了,也就驯服了,老实了,埋头拉车了。

飞机安稳地停在大阪的关西国际机场。机舱忙乱起来,旅客纷纷站起来,打开行李仓,拽出旅行包,似乎一个多小时的飞行总算过去了,多一分钟也不想在机舱待了。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人的性格,让这一四平八稳的民族忙碌起来,似乎每个人都像外国首相,不知有多少要事亟待处理。“时间就是金钱”,哪个中国人不在意钱?不过时间不过是张兑换券,每人的汇率不同,有多有少,有正有负。

沈幼生和沈百庆、潘志强、陆金仁一行随着像小溪似的涓涓人流下了飞机,进入机场。

沈幼生已近知天命之年,却精神抖擞,目光闪烁着智慧。他个子不高,敦敦实实,像小山似的,似乎什么都能扛得起来。身后边紧跟着他的胞弟沈百庆却比他高出近一头。冷眼看上去这兄弟俩有点儿不像,仔细端详一下却发现极其神似。在这四人中,最年轻的则是潘志强,个子高高的,像路边白杨似的挺拔而富有骨感。不过,20世纪90年代,骨感还没列入时尚,还没被视为一种美。

这些农民已不再种地,家和户口还在乡下,还住在祖祖辈辈住过的村子里,还生活在那些看着他们长大的目光下。在乡亲们眼里,他们已不像地里的庄稼扎根在泥土里,不再是风里来风里去,晴天日头晒,雨天两脚泥的农民了,可是在城市人眼里,他们还是乡下人。

他们是到日本考察的。日本株式会社索密克石川公司石川晃三社长隔洋递过橄榄枝,邀请绍兴第二汽车配件厂厂长沈幼生率团赴日考察。索密克是世界三大转向拉杆厂商之一、汽车零配件领域的巨人,对沈幼生这样的乡镇企业来说,犹如三尺之童站在姚明旁边,只能有一种姿态,那就是仰视。其实,沈幼生他们并不是什么考察,而是洽谈,是谈判,寻找机会。

绍兴第二汽配厂已负债累累,近三千多万元的债像三座山压在背上,企业犹如一头负重的黄牛气喘吁吁,四肢颤抖,说不上什么时候落下一根稻草就轰然倒下。脑袋比转向球头销还灵活的“聪明人”已陆续地离去,原来三百多人的厂子,仅剩一百二十余人。不走合资之路,或合资这条路走不通的话,就只有一条路——破产。破产意味着二十多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厂里那些乡亲将失去工作,许多人将回到原点,像父辈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地种田,吃老天爷赏赐的那碗饭……

沈幼生他们走出机场,已恭候在出口的伊东英一等人就笑容可掬地迎过来。作为日方企业代表,伊东英一鞠躬,握手,寒暄,热情而不失礼数。伊东英一先生任日本株式会社索密克石川公司海外事业部部长,他是一个中国通。4个月前,伊东英一部长曾率杉山英治课长到绍兴第二汽车配件厂考察过。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在一个陌生的国度,见到这么一位仅谋过两次面的“熟人”,竟然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商务车像一条游进礁丛的鱼似的驶出机场,车窗犹如摇动的镜头,将大阪大街小巷上的建筑、牌匾、树木、车辆、行人带到眼前,让沈幼生他们既感到陌生又有些熟悉。陌生的是从来没来过日本这个岛国,熟悉的是许多景色跟国内有些相似,花草树木就不用说了,街道、建筑大同小异,尤其是那一块块牌匾,不时跳出几个汉字,虽然是繁体的,那也是中国字啊。不过,日本的窗户比中国窄小,有点古城堡的味道,似乎重点不是采光是防御,从中可以察觉到日本人的戒备心很强。

伊东英一像导游似的,把窗外的景色一一介绍给这些中国客人。

大阪是日本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濒临大阪湾。日本是个岛国,是汪洋中的一群岛,胖胖瘦瘦,大大小小,星星点点,像不沉的秋叶漂泊在太平洋上。沈幼生的家乡——浙江省绍兴县也是历史文化名城,“从秦汉时代起,置会稽郡,唐代时称越州,至宋代赵构升行在越州为都城绍兴府”。

沈幼生的家乡也在一座岛上,那是一座形如短发女人头像般的岛屿。她没有一个诸如“缙云”、“玉环”、“慈溪”那样阴柔之名,有的是阳刚十足的称呼——海山。那里望得见山,看不到海,不过有歌唱道:“潮进潮退,沧海桑田。海山涌出,直面蓝天。”据村里上年纪的老人说,海山那个地方过去是海,涨潮一片汪洋,退潮时露出小小的山头,渔民将之称为“海山”,即海里边的山,他们在山上晒网,于是又将之称为“晾网山”。也有人称之“放狗墩”,不知是附近农家把它作为狗的流放地,把养不起又舍不得杀的狗送过来,让它找不回家,还是这里荒凉得野狗可以自由自在地生存。

海水有着流浪的秉性,从不知安分,像年轻人似的有着“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冲动,无风时它像伸舌头舔棒棒糖的顽童袭扰着海岸,有风时就有了突围的念头,想冲破束缚无拘无束地满世界游走。海山那片的海水或许在天长地久的博弈中被岸击溃,臣服了,退却了;或许那水性杨花的海水找到新的追逐目标,离去了。海水留下一片滩涂,部分渔民有的跟海走了,不愿走的留了下来,将滩涂改造成农田,成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农民。

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空,声势浩大的海水走了,鉴湖江乘虚而入,将海山圈成孤岛,两条弯弯曲曲的鉴湖支流又将岛分割为两块,形成了两个自然村。悠悠岁月把湖水打磨得失去了棱角,性情温和得像个慈眉善目的老人,无限柔情地把这座小岛像孩子似的揽于怀中。岛就这样成为离开陆地的全岛。岛上的村民的日子却很艰难。岛与陆地无桥相连,村里贫困,温饱都难以解决,哪有实力筑桥?民国时期的县政府,后来的绍兴县人民政府,以及柯桥人民公社,或许忽略了“放狗墩”的存在,觉得那里不过几十户人家,三五百人的小村,钱得用在刀刃上,“放狗墩”即使不是刀背,离“刀刃”也远着呢;或许心有余而力不足,全县12个乡镇,数百个村庄,哪能一一顾及得到?村民想出去,要走很远的路,经过一条羊肠似的盈尺宽的石板路,路的两边是水田,一侧有座叫不出名字的小山丘,再走过长长的石板路来到河边,靠摆渡船过到对岸。

“要想富,先修路”,这对生长在马路边上的城里人来说不过是条宣传标语,一个口号而已,但对成长在没有公路的偏僻乡村的农民来说则是一种切身的感受。汉语是一种智慧的语言,饱蕴深奥的哲理,所谓“偏僻落后”,偏僻与落后犹如一对遭人讨厌的孪生兄弟那样相生相伴。

沈幼生像枚种子撒落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溪边的一间巴掌大小的干打垒土房,家里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一个房间即是卧室又是厨房。沈姓是海山村第一大姓,祖上是从诸暨阮家埠迁过来的。

多年前,沈幼生的家在村子里是有名的,因为穷。里里外外犹如门前溪里的石头,被河水冲得一干二净,一贫如洗,除吃饭用的锅碗瓢盆,几床旧棉絮,就是那几口人。父亲沈德富不是海山村人,而是双梅后梅村人。村史记载:“家境贫寒不堪,幼年8岁来海山放鹅糊口,后以捡破烂摇埠船图温饱。”可见,海山还不是最穷的村子,双梅后梅村比它还不如。德富公从一个贫困村子到了另一个贫困村子,也许感觉海山村还不错,也许失去让生活更上一层楼的追求,也许不愿再从一个陌生地方到另一个陌生地方那样流浪下去,他没有走,留了下来,做了沈家的上门女婿,改姓为沈。在一年接一年的漫长岁月里,生了七个孩子,活下来五个,三男两女。沈幼生是长子,他下边有两妹、两弟。

海山村民除种田之外,大多有一两门手艺,有的是木匠,有的是泥瓦匠,有的会酿酒。沈幼生的父亲会酿酒,除在生产队种田挣工分之外,时常去乌镇等地的酒厂做酿酒师傅,赚点儿零花钱,补贴家用。酒酿好后要装坛贮存或运输。酒坛在搬运中易碎易裂易漏,过去的酿酒师傅大多数会修坛,这也许跟卖猪肉师傅会磨刀有点相似。沈幼生的父亲在外时而以酿酒为主,修坛为辅;时而以修坛为主,酿酒为辅,总之有什么活就干什么活,有什么钱就赚什么钱,不大挑拣,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机会难觅,也没得挑拣。

1960年,德富公的长子沈幼生高小毕业,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重点中学——绍兴县第二初级中学。他成为海山村第一个去县城读书的孩子。那时,农村的孩子像山上的树,父母很少去管,想管也管不过来,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哪家没有五六个,六七个?父母要下田种地,要挣工分,要为一家人的吃穿操劳,哪有精力去管他们读书。学校犹如一支松松散散的队伍,没走多远就少去一半,再走不远又少一半,就这么一半一半地少下去,小学毕业时也就没多少了,初中毕业星星点点,高中毕业凤毛麟角。

沈幼生要读初中了,成了全村孩子的一面旗帜,一个样板。尽管父母对儿女读书很少管,可是许多农家还笃信900多年前宋真宗的名言:“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开学那天,沈幼生背着村里大人孩子羡慕的目光和老妈缝制的书包,穿着挂有一层层补丁,洗得露有本色的衣服顺着石板小道走出了村子,坐着摆渡船去上学了。只要这样一来一往地摆渡三年,他就初中毕业,凭他的聪明和勤奋,考高中或中专是没问题的,接下来沈德富家就有了一个端着摔不破的铁饭碗的城里人了。

活在想象中是幸福的,想象远比现实更美好,对那些苦难深重的人来说,想象就是活下去的希望与勇气。谁知一学期还没有读完,沈幼生就弃学了。希望像颗流星无情地在海山村的上空划一道耀眼的弧线,陨落了,消失了。一家七张嘴,全靠父亲一人挣工分来养活,哪里吃得消啊?他们家是村里是最穷的,每当家里揭不开锅时,母亲就背起小沈幼生三岁的妹妹外出讨饭。那时讨饭跟现今乞讨不可同日而语,那是被逼无奈,不讨就得饿死。为了活着就得放下尊严,拎着打狗的棍子,端着乞讨的饭碗。

母亲为什么背妹妹去,不领自己去,如果被狗咬了,或者遇到坏人怎么办?沈幼生想不明白。

母亲说:“你是男孩儿,妹妹是女孩,妹妹长大要嫁出去的,你要在村里娶妻生子,待一辈子。”

沈幼生还小,听不大懂。长大后才体会到那满满的母爱。母亲是怕他讨过饭,将来被人耻笑,讨不到老婆,怕他的子子孙孙为此抬不起头来。只有父母才会为他想得这么长远。

沈幼生想到生产队挣工分,跟父亲一起养家糊口。他只跟父母说了一句:“学校远,过河后还要步行好几公里,早晨上学要一个多小时,晚上放学回家还要一个多小时,我还是去生产队吧。”

14岁的沈幼生看着还是个孩子,可是他是长子,要帮助父亲分担养家糊口的担子,要让母亲、弟弟、妹妹的日子过得好一点。

沈幼生回村到生产队去挣工分和口粮了。

生产队长见沈幼生年纪小,个子还没有锄把高,干不了什么农活,就让他去放牛。放牛娃,雨天头戴斗笠,身披蓑衣,风里来雨里去;晴天太阳像烧红的烤炉悬在头顶,汗顺着脸往下流,流过脖颈,流过脊背……

几年后沈幼生从一个瘦得像绿豆芽似的小男孩,变成了膀大腰圆、壮壮实实的人民公社社员。他能吃苦,脑袋灵光,善于苦干、实干加巧干,在同龄的劳力中挣的工分也是最高的。

绍兴是中国有名的水乡、桥乡和酒乡,沈幼生跟父亲和乡亲学会了酿酒和修坛,时常跟去上海等地的酒厂干活,渐渐成了公社里小有名气、会揽活儿的修坛师傅。

观赏过樱花后,伊东英一先生领着沈幼生来到火车站,他们要乘坐新干线去滨松。日本株式会社索密克石川公司的总部在静冈县的滨松。

滨松位于日本的中心地带,在大阪与东京的中间,交通便利,南临太平洋,北依阿尔卑斯山,西有滨名湖,东有天龙河。它不仅是旅游胜地,也是“制造业之城”,拥有多家世界一流的企业。这里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是追求梦想的地方,推崇大胆尝试和勇于挑战的精神。

沈幼生也是一位“大胆尝试”者,无论是辍学回村,还是汽车配件生产与经营,追梦到了滨松。十几年来,他们从七八人的“机电修理摊”变成400多人的汽配企业,有过振奋,有过惊喜,有过烦恼,也有过困苦……

1968年2月,岛外的彤山大队成立了缸坛修理社,把几公里外的沈幼生招了过去。

有酒就有坛,修缸补坛是伴随酿造业而生的传统手艺,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缸坛易损,有缝就要修,不修则漏。修缸补坛的工具简陋,斧子、凿子、铁攀、榔头。补前先敲,听声寻纹,然后在裂纹处凿条细沟,铁攀拉住,用树脂填满细沟,裂纹就堵住了,坛好如初。简略说,凿缝扣攀,铁砂填缝,盐卤黏合。俗话说,看花容易,绣花难。补坛也是如此,说来简单,补起来不易,有的缸坛漏酒漏水漏油,没有经验就说什么也找不到裂纹在哪儿。

沈幼生聪明过人,又勤奋好学,肯于投入,再加上善于交际,不计得失,群众关系好,不到一年就在彤山缸坛修理社脱颖而出,当上了业务员。业务员不是官,作用却非同小可,原材料采购,招揽生意,社里赚不赚钱,赚多赚少都跟业务员有直接关系。

当上业务员后,沈幼生走出了绍兴县,走出了浙江省,世界变大了,结交了各路朋友,业务也做得风生水起,业务源源不断。第一年,彤山大队缸坛修理社赢利3万元。在那个年代,3万元非同小可,城里的二级工的月收入才30多元,大学毕业生才赚46元,1斤大米0.195元,1斤玉米面0.095元。3万元可以买15.38万斤大米,31.58万斤玉米面,可以解决多少人的温饱问题?

彤山缸坛修理社成了附近十里八村效益最好的社队企业。彤山大队缸坛修理社出名了,沈幼生也出名了,成了柯岩公社上下公认的最能干的业务员。

沈幼生不仅揽修缸坛的生意,而且遇到什么活儿都揽。杭州市有一家生产劳动保护用品的针织厂,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织不出无缝手套,只得织出两个手套片,再找人缝上。这活儿缸坛修理社粗手大脚的汉子自然是干不了。汉子们干不了,妇女们可以干,沈幼生就把活儿揽下来,用手推车把手套片运到钱塘江边码头,用摆渡船运到对面的萧山,然后运回了村,分给乡亲。乡亲缝好后,染上色,按12副一打打成捆,再原路运回去。加工费很低,缝一副手套仅几厘钱,在那个年代有钱赚就是不容易了,村里家家户户缝起了手套,靠这笔收入买油盐酱醋,供孩子读书。

金子不论在哪儿都发光,发光的金子早晚都会被发现,被发现的金子不管在哪里都有人惦记。城里的一家国企发现了沈幼生这个人才,让他过去工作,不过是季节工,月薪60元。企业也想让他做正式工,那样就等于把千里马拴在自己的槽子里,谁也挖不走。可是,在那个年代企业说了不算,国家正式职工要有劳动人事部门的调令,不知道要盖多少个公章才能盖下来。沈幼生是农民,没有城市户口,仅凭这一点哪个公章都盖不下来。

在那个年代,60元的工资已算是高薪了,国企的五六级工才能赚这么多。沈幼生在缸坛修理社的收入还不到那一半——仅28元钱。国企给的钱是好的,可是他看了看家里,两个儿子还小,父母年迈,老的和小的需要照顾,哪里走得脱啊。再说,季节工很辛苦,一个个像闯关东似的,背着行李卷和棉衣过去,然后住入工棚,条件比家里还差。季节工,季节工,“季节”过了就没工可做了,还要背着行李卷回来。在厂里,人家国企工人是主人,端的是铁饭碗,旱涝保收,住的是宿舍,季节工比人家不是低一等,而是好几等,人家看你都是俯视的,为了面子和尊严也不能去,他最终还是放弃了。

1973年,柯岩公社把27岁的沈幼生调到公社机电修理站。一年前,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民用上了手扶拖拉机、抽水机和电耕犁等农机设备,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喝油耗电的机械设备也一样,总有出故障的时候。人病了得看医生,机械坏了得有地方修,于是公社成立了机电修理站。

机电修理站社办企业,不像缸坛修理社那样的队办企业,不论赚多赚少都是大队的,修理社社员像在生产队出工那样挣的是工分,年底分红。修理站开的是月薪,维修的活却不是月月都有,没活儿干就得闲着,闲着也要开工资。一年下来,有活儿的日子还没有没活儿多,这样就亏损,亏损就得公社担着。公社是行政机构,又不是企业,哪里担得起?修理站就成了公社领导的心病,想着就闹心,不想又不行。修理站成立起来又不好下马,绍兴县每个公社都有机电修理站,日子都不好过,谁都不肯先下马,于是僵在那了。领导想到了沈幼生,把他从缸坛修理社调到修理站当采购员。

临危受命,沈幼生走进位于堰东村的修理站。他在修理站转几圈儿,论级别和档次这是社办企业,比缸坛修理社高,可是论规模和效益还不如缸坛修理社。想当年,胡传魁的队伍刚开张时还有“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修理站仅有七八个人,两台旧机床,没活干,只得坐在阳光下喝喝茶,聊聊天,吸吸烟。

穷则思变,沈幼生没事就琢磨,这个机电修理站怎么搞下去?想生存下去就得改一下路子,光靠有其他修理站没有的原材料还不行,亏损的关键是维修活少,供大于求,公社下边各生产队的农机有限,每个生产队也就一两台手扶拖拉机和几台电机。“内需”不足就得想法拉动“外需”,不过每个公社都有自己的机电维修站,想把别人家的活揽过来,一是不大现实,二会产生矛盾。看来要想解困只有打那两台机床的主意,去外边揽些“外加工”的活儿,也就是给外边的企业加工零配件。

沈幼生认为,做生意名不正,则言不顺,“机电修理站”与外加工市场不对接,“机电”又过于宽泛,定位不准确;“站”是计划经济产物,大都是封闭的,不对外的。如果把外加工这块做起来,就得把“机电修理站”改为“农机修理厂”。

沈幼生的建议得到修理站和柯岩人民公社领导的支持,1975年,他们更名为柯岩人民公社农机修理厂。在当时,“机电”改为“农机”还好说,把“站”改为“厂”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做了不少工作。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还物资匮乏,不仅买粮食要粮票,买布要布票,称肉要肉票,购鸡蛋要鸡蛋票,买点儿花生、瓜子要凭证供应,买“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就更要凭票供应了。工业企业也这样,按计划生产,产品按计划调拨,沈幼生做人做事实在,实在的人自有好人缘,人缘好有人帮,他与杭州市一家齿轮厂建立了关系,揽到产值高达一万多元的齿轮加工业务。有活儿干了,喝茶,聊天,晒眵目糊的工人眼睛瞪圆了,厂里那两台旧机床起早贪黑地转起来。

随后,沈幼生又揽进一批批外加工业务,这个像雏燕似的张着嘴巴,嗷嗷待哺的社队企业有饭吃了,待加工的原材料源源不断地流进厂,加工好的产品流了出去,这一进一出,厂里就有了效益。那一年,农机修理厂转亏为盈,令企业起死回生的沈幼生得到柯岩人民公社党委的表彰。

沈幼生是一个胸有大志之人,他哪里会满足于农机维修,满足于农机修理厂的敲敲打打,拆拆卸卸,修修补补。没过多久,沈幼生就把目光从浙江省城杭州瞄向中国经济、交通、科技、工业、金融、贸易中心——上海。他相信在那个广阔的天地里,柯岩农机修理厂这个社队企业不仅可以有作为,而且可以大有作为。

沈幼生在上海没事儿就去走访那些有关系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吸支烟,喝杯茶,吃顿饭,饮壶酒。一回生,二回熟,曲径通幽,熟了就有了关系,有了关系就可能成为客户。一天,他转到上海第十汽车修理厂业务科。浙江的小企业是靠“四千精神”做起来的,所说的“四千精神”是“吃尽千辛万苦,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几经努力,沈幼生终于攻下业务科长。科长把5000只球头销的订单给了沈幼生,沈幼生掂量得出科长这份信任的分量,清楚在汽车选择独立悬架系统后,控制臂或推力杆要通过位于端部的球头销与其他部件相连。球头销的主要功能是实现车轮上下跳动和转向运动。球头销不大,作用却非同小可,是保证汽车安全、准确行驶的关键零部件。球头销既要灵活自如又不可松旷。松旷会导致汽车偏行、滑移、摆振,甚至操纵失灵。据统计,两成以上的交通事故与球头销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球头销被称之为“保命销”。

球头销的生产工艺复杂,制作精良,球头表面不仅要有足够的光洁度,还要有足够的硬度。一个十几个人的社队小厂,修修电机、拖拉机,加工加工齿轮还说得过去,承接这么重要的零部件能行吗?厂里仅三间平房、四五台旧车床和一台磨床,技术水平很低,国企的车工、磨工要学徒三年,出徒后才是一级工。一级工也只能独立加工简单零件,不能加工高精零件。沈幼生他们厂的车工和磨工没学过徒,没经过正规培训,仅有几年摸索出来的实践经验,按理说还是“徒疙瘩”,连一级工的操作水平都达不到。这些人能加工球头销吗?产品质量不过关,闹出交通事故,谁承担得起责任?

“没有金刚钻就别揽那瓷器活儿。”可是,对于他们这种社队企业有“吃”的就不错了,哪能挑挑拣拣?谁说社队企业只能食草,不能食肉?适者生存,只有不断进化才能生存下来,有些动物在远古还是食草动物,现在已成为食肉动物了,也有些食肉动物进化为食草动物,拒绝进化只有死路一条。

食草的牙齿和胃肠改为食肉,承受得了吗?能消化吗?冷不丁的肯定不行,要有个适应过程。沈幼生建议成立了攻关小组,先买几个球头销,分解开来,测绘、琢磨、尝试、加工。在采访时,回忆起往事,老职工章来定说,那时厂子还在堰东村,那里连公路都不通,钢材要用船运到厂旁边的码头。从码头到厂里有一条像田埂似的小路,那条小路骑自行车是可以的,三轮车就走不了了,钢材只能靠人搬运。下料时,得用老虎钳子把料卡紧,然后用钢锯一下下锯断。那时,计划内的机床批不到,只得买计划外的,也就是议价的。议价的一是价格高许多,二是没关系的话,有钱也没人跟你“议”。厂里没办法,只好悬赏,谁要是能联系到机床就给谁一个进厂的指标。能搞到机床的都是能人,能人会在意社队企业的进厂指标吗?不过,能人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也有三两个乡下亲戚,厂里的机床大多数都是人托人这么搞到的。

说起球头销,章来定说,我们最初生产的球头销都是卡车上用的,有解放的、黄河的、跃进的,总共有6种。这些球头销的特点就是个头大,分量重,价格便宜,不像轿车上用的,又小、又轻、又贵。产品加工出来后,还要运出去,靠的还是船,那种小型机动船,“邦邦邦邦”的,它把产品运到火车站附近的码头,然后发运往各地……

5000只球头销就这么发运到上海第十汽车修理厂,沈幼生取回5万元的支票。这是农机修理厂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收入,这笔生意也改变了农机修理厂的命运。接着,沈幼生又从业务科长手里拿到与球头销配套的球座订单。

一年后,沈幼生提出要上马高频淬火。他们生产的球头销缺少一道工艺——高频淬火。高频淬火是通过感应电流将球头销的表面加热,然后迅速淬火的金属热处理方法。没经过高频淬火的球头销表面硬度低,耐磨性差,还易氧化脱碳,使用不长时间就出现磨损,于是松旷,车辆出现偏行、滑移、摆振,甚至操纵失灵现象。

产品质量不过关,销售关系就难以维持,业务科长也不能砸自己的饭碗。沈幼生他们的农机修理厂要是没了球头销的订单,日子就没法维持下去。要想保住彼此的饭碗,厂里就得投资6万元,上马高频淬火。高频淬火在当时还是高精尖技术,不要说绍兴县,整个绍兴市也没有一家企业有。但沈幼生不一样,他敢想敢说敢干,思维也开阔。

上世纪70年代,5000只球头销才5万元钱,平均每只才10元钱。那时的6万元钱可不是笔小钱,相当2017年的七八百万,这么大一笔钱投进去,多少年能赚回来?再说,厂领导和公社领导连“高频淬火”这个词都没听过,更不要说这东西是什么,有什么价值和作用了。柯岩人民公社农机修理厂仅有一二十个泥腿子,文化程度最高的是初中,这些人能操纵得了高精尖技术吗?

沈幼生的建议偏偏被采纳了,与其说厂领导与公社领导开明,有胆识,有气魄,还不如说他们对沈幼生充分信赖。高频淬火上马后,球头销和球头座表面硬度提高了,耐磨性提高了,产品质量上了几个台阶。一个社队小厂居然拥有国营大厂都没有的“先进武器”,柯桥公社农机修理厂让人刮目相看,名声大振,在绍兴县多如牛毛的社队企业脱颖而出。有些厂家找上门来,将高频淬火外加业务交给他们来做,这套设备不仅满足厂里的需要,还成了聚宝盆,钱像一条条涓涓小溪流了进来。

农机维修犹如路边的壕沟,水量有限,季节性也强。球头销加工业务则像环绕海山村的鉴湖水系四季流淌,随着质量、销量与产量的上升,产品也越来越像模像样,越来越专业化,成为厂里的主打。不过,像上海第十汽车修理厂这样一次订5000只球头销的客户毕竟很少,20世纪70年代,中国汽车工业相当落后,汽车制造厂屈指可数,生产卡车的厂家只有第一汽车制造厂、第二汽车制造厂、济南汽车制造厂、南京汽车制造厂,生产小客车的厂家有北京汽车制造厂、天津汽车制造厂、上海汽车制造厂和第一汽车制造厂。

汽车制造厂少,产量低,到1980年,全国的汽车产量才22.2万辆;汽车保有量也少,1978年全国民用车保有量才135.8万辆,那时没有私家车,中国的私家车在20世纪80年代后才出现。汽车产量少,保有量低,汽车零部件的需求自然上不去。

沈幼生是坐村里的摆渡船长大的,第一次坐汽车还是在进入缸坛修理社之后,可是他坚信汽车是中国工业发展的方向。为什么这么想,“中国人口那么多,国家那么大,汽车是不可缺少的代步工具,别看现在汽车很少,汽车工业总有一天会大发展,中国汽车保有量会超过许多发达国家……”柯岩公社农机修理厂要想生存和发展,就要搭上中国汽车工业这艘巨轮。

沈幼生有远见卓识。1977年,他建议将农机修理厂改名为柯岩汽车配件厂。

这是一个重大举措,意味着他们厂将从农机修理转为汽车配件专业生产厂家。

沈幼生的建议得到厂领导和公社领导支持。厂子改名了,他们的球头销就不再是农机修理厂制造的,而是专业汽配厂出品的了,名正言顺,销路拓宽了。厂里成立了供销科,沈幼生理所当然地被任命为科长。他们供销科相当于上海第十汽车修理厂的业务科,可是人家那个科长好歹也有几员干将,诸事不必亲力亲为,顶多布置一下就是了。沈幼生却是“光杆司令”,他只能自己管自己,自己支配自己。这样也好,沈幼生就是供销科,供销科也就是沈幼生。

转年,柯岩汽车配件厂从不通公路的堰东村迁到丁巷村,沈幼生也由代销科长提拔为副厂长,兼党支部副书记,结束了一人一科的“光杆司令”的日子。有部下,这官才当得名副其实,有了那么一点儿意思。

1979年8月,沈百庆进厂了。他是沈幼生最小的弟弟,也是他最疼爱的弟弟。这时,厂里已有20多人,两幢房子,一幢小平房,厂部和仓库就在这幢小平房里;另一幢是厂房,5台车床,其中3台是小型车床,两台是大型车床,还有铣床、刨床和磨床。走进车间,转动的转动着,平动的平动着,它们车着、铣着、刨着和磨着,操作工在忙着。沈百庆进厂没几天就站在了铣床旁,学铣工。

沈百庆如愿以偿了。他是一个很有主意的人,读初中那会儿,就闹腾着不读了,要去生产队挣工分,然后像大哥那样进社队企业。沈幼生却不然,他一心一意地想让最小的弟弟百庆多读点儿书,能读多高就读多高,不要想赚钱的事儿。百庆的中学在离村5里地的公社,学校离沈幼生的厂里不远,自从百庆厌学后,沈幼生每天都要像押俘虏兵似的押着弟弟去上学。

1976年,沈百庆终于初中毕业了,回生产队去挣工分了,那年他年仅14岁。谁知第二年高考制度就恢复了,老师有了讲课的热情,柯岩中学的教学质量也上去了。看来还是大哥有远见,要是听大哥的话,念高中的话就有机会参加高考,有可能考上大学,沈百庆后悔了。他回生产队后才知道当农民有多么辛苦,才知道什么叫靠天吃饭,才知道勤劳不见得致富,你起早贪黑地种半年地,一场冰雹下来就颗粒无收了。生产队并非出工就有钱赚,赶上收成不好,工分赚得越多,亏得就越多,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还要挂账,还要欠生产队的钱。这时,他才知道念书是件多么幸福的事,多么体面的事,多么划算的事。

沈幼生看不得最小的弟弟在生产队受苦受累,说什么也要拉他一把。高中念不了了,大学考不成了,要改变百庆的命运仅有一条路,那就是进社队企业了。汽配厂是柯岩公社最好的社队企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都想进个效益好、有前途的企业。企业犹如一条搭载着命运的客船,命运的好坏不仅在于你在客船上的位置,而且还在于你搭的是哪条客船,搭错了船,也许没航行多远就沉了,你得逃命,得找个救生圈套在脖子上跳进水里,能不能被救上去,被救到哪里去,那就得看运气了。

柯岩汽车配件厂还称不上是条船,充其量不过是个舢板,可是它却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沉舟侧畔,乘风破浪地前进着、发展着、壮大着,渐渐有了点儿模样。沈百庆进厂的第二年,厂里已拥有固定资产60多万元,机床15台,热处理加工设备4台,冲压设备5台,年产值突破了100万元,利润10万元。按1992年12月至2016年1月份中国货币供应量M2增长近100倍计量,这10万元相当于2016年的1000万元,这对一个员工仅几十人的社队企业来说是了不起的成就。

1979年8月,17岁的沈百庆如愿以偿地进了厂,这时厂子已不是农机修理厂,已改为汽车配件厂,沈幼生早在一年前已担任副厂长兼副书记。为了百庆进厂,沈幼生跟公社申请了整整两年。在这两年里,百庆一直在生产队风里雨里地劳作着。

沈幼生认为,作为汽车配件厂,不能仅生产笨重而利润低下的卡车配件,也得想法生产附加值高、小巧玲珑的小车配件,让产品跨个台阶,上个档次。可是,生产什么呢?沈幼生经过一番市场调研后,提出研制“BJ-212汽车转向横拉杆总成”的建议。从球头销到转向横拉杆总成仅一步之遥,转向横拉杆总成的关键零件就是球头销与球座,不同的是过去生产的球头销是卡车上用的,现在研制的转向横拉杆总成是北京吉普车上用的,此球头销非彼球头销,技术要求要高很多。

沈幼生抽调厂里的技术力量,成立了攻关小组。农机修理厂改为汽配厂,可是技术力量也还是那些在机床旁摸爬滚打几年的农民,连一个科班出身的正儿八经的技术人员都没有。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往往臭皮匠可以找他十个二十个,结果臭皮匠仍然是臭皮匠,“诸葛亮”却影儿也见不着。

沈幼生却不这样想,他认为柯岩的农民是智慧的,他们能进汽配厂不容易,柯岩公社有二十多个生产大队,每个大队又有好几个生产队,有多少人想进这个厂子?他们为进厂,托了多少关系,找了多少门子,送了多少礼。虽然说厂里和生产队挣的都是工分,却有着天壤之别,在厂里风刮不着、雨淋不着,而且干的是技术活儿,比在生产队插秧、割稻、铲地不知要轻松多少。他们进厂了,每天上班离开村子时有多少羡慕的目光落在他们身上?小伙子成了汽配厂工人,找对象标准起码提高一两个档次。可是,他们端的不是像国营企业那样的铁饭碗,也不是下田种地农民端的泥饭碗,他们端的是瓷饭碗。瓷饭碗比泥饭碗结实,比铁饭碗脆弱,掉地上就变成碎片。这个饭碗一旦打碎了,那就得回生产队种地。他们珍惜这个饭碗,愿意为它付出。

他们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流体力学不懂,计算不出应力、拉力、挠度和弹性模量,连机械制图都不会,可是他们有土办法,肯下力,会琢磨,有韧性。沈幼生购进几组北京吉普的转向横拉杆总成,这些技术骨干试着研制。他们把横拉杆总成拆解了,测绘,仿制,一次不行两次,三次不行就五次,摸着石头过河,不过去不罢休。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攻关小组的人一个个变瘦了,眼圈都是黑的,横拉杆总成制作出来了。

从农机维修到生产加工汽车底盘的关键零件——球头销,再到吉普车的转向横拉杆总成,这是一个个跨越,是多少社队企业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沈幼生带领大家实现了。

1981年,沈幼生升任厂长,兼党支部书记,柯岩汽车配件厂正式进入了沈幼生时代。社队企业生存是艰难的,机制却是灵活的,对人才是珍惜的,为能者提供了应有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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