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匠

一

蓝天,白云，花椒虎似的日本群岛漂浮在洋面上。波音飞机像展翅滑翔的翼龙，在大阪上空盘旋，画一道优美的弧线向下降落。轮胎接触跑道时，像刚拉套的小毛驴，倔强地蹦跶几下，发现挣脱不掉了，也就驯服了，老实了，埋头拉车了。

飞机安稳地停在大阪的关西国际机场。机舱忙乱起来，旅客纷纷站起来，打开行李仓，拽出旅行包，似乎一个多小时的飞行总算过去了，多一分钟也不想在机舱待了。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人的性格，让这一四平八稳的民族忙碌起来，似乎每个人都像外国首相，不知有多少要事亟待处理。“时间就是金钱”，哪个中国人不在意钱？不过时间不过是张兑换券，每人的汇率不同，有多有少，有正有负。

沈幼生和沈百庆、潘志强、陆金仁一行随着像小溪似的涓涓人流下了飞机，进入机场。

沈幼生已近知天命之年，却精神抖擞，目光闪烁着智慧。他个子不高，敦敦实实，像小山似的，似乎什么都能扛得起来。身后边紧跟着他的胞弟沈百庆却比他高出近一头。冷眼看上去这兄弟俩有点儿不像，仔细端详一下却发现极其神似。在这四人中，最年轻的则是潘志强，个子高高的，像路边白杨似的挺拔而富有骨感。不过，20世纪90年代，骨感还没列入时尚，还没被视为一种美。

这些农民已不再种地，家和户口还在乡下，还住在祖祖辈辈住过的村子里，还生活在那些看着他们长大的目光下。在乡亲们眼里，他们已不像地里的庄稼扎根在泥土里，不再是风里来风里去，晴天日头晒，雨天两脚泥的农民了，可是在城市人眼里，他们还是乡下人。

他们是到日本考察的。日本株式会社索密克石川公司石川晃三社长隔洋递过橄榄枝，邀请绍兴第二汽车配件厂厂长沈幼生率团赴日考察。索密克是世界三大转向拉杆厂商之一、汽车零配件领域的巨人，对沈幼生这样的乡镇企业来说，犹如三尺之童站在姚明旁边，只能有一种姿态，那就是仰视。其实，沈幼生他们并不是什么考察，而是洽谈，是谈判，寻找机会。

绍兴第二汽配厂已负债累累，近三千多万元的债像三座山压在背上，企业犹如一头负重的黄牛气喘吁吁，四肢颤抖，说不上什么时候落下一根稻草就轰然倒下。脑袋比转向球头销还灵活的“聪明人”已陆续地离去，原来三百多人的厂子，仅剩一百二十余人。不走合资之路，或合资这条路走不通的话，就只有一条路——破产。破产意味着二十多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厂里那些乡亲将失去工作，许多人将回到原点，像父辈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地种田，吃老天爷赏赐的那碗饭……

沈幼生他们走出机场，已恭候在出口的伊东英一等人就笑容可掬地迎过来。作为日方企业代表，伊东英一鞠躬，握手，寒暄，热情而不失礼数。伊东英一先生任日本株式会社索密克石川公司海外事业部部长，他是一个中国通。4个月前，伊东英一部长曾率杉山英治课长到绍兴第二汽车配件厂考察过。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在一个陌生的国度，见到这么一位仅谋过两次面的“熟人”，竟然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商务车像一条游进礁丛的鱼似的驶出机场，车窗犹如摇动的镜头，将大阪大街小巷上的建筑、牌匾、树木、车辆、行人带到眼前，让沈幼生他们既感到陌生又有些熟悉。陌生的是从来没来过日本这个岛国，熟悉的是许多景色跟国内有些相似，花草树木就不用说了，街道、建筑大同小异，尤其是那一块块牌匾，不时跳出几个汉字，虽然是繁体的，那也是中国字啊。不过，日本的窗户比中国窄小，有点古城堡的味道，似乎重点不是采光是防御，从中可以察觉到日本人的戒备心很强。

伊东英一像导游似的，把窗外的景色一一介绍给这些中国客人。

二

大阪是日本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濒临大阪湾。日本是个岛国，是汪洋中的一群岛，胖胖瘦瘦，大大小小，星星点点，像不沉的秋叶漂泊在太平洋上。沈幼生的家乡——浙江省绍兴县也是历史文化名城，“从秦汉时代起，置会稽郡，唐代时称越州，至宋代赵构升行在越州为都城绍兴府”。

沈幼生的家乡也在一座岛上，那是一座形如短发女人头像般的岛屿。她没有一个诸如“缙云”、“玉环”、“慈溪”那样阴柔之名，有的是阳刚十足的称呼——海山。那里望得见山，看不到海，不过有歌唱道：“潮进潮退，沧海桑田。海山涌出，直面蓝天。”据村里上年纪的老人说，海山那个地方过去是海，涨潮一片汪洋，退潮时露出小小的山头，渔民将之称为“海山”，即海里边的山，他们在山上晒网，于是又将之称为“晾网山”。也有人称之“放狗墩”，不知是附近农家把它作为狗的流放地，把养不起又舍不得杀的狗送过来，让它找不回家，还是这里荒凉得野狗可以自由自在地生存。

海水有着流浪的秉性，从不知安分，像年轻人似的有着“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冲动，无风时它像伸舌头舔棒棒糖的顽童袭扰着海岸，有风时就有了突围的念头，想冲破束缚无拘无束地满世界游走。海山那片的海水或许在天长地久的博弈中被岸击溃，臣服了，退却了；或许那水性杨花的海水找到新的追逐目标，离去了。海水留下一片滩涂，部分渔民有的跟海走了，不愿走的留了下来，将滩涂改造成农田，成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农民。

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空，声势浩大的海水走了，鉴湖江乘虚而入，将海山圈成孤岛，两条弯弯曲曲的鉴湖支流又将岛分割为两块，形成了两个自然村。悠悠岁月把湖水打磨得失去了棱角，性情温和得像个慈眉善目的老人，无限柔情地把这座小岛像孩子似的揽于怀中。岛就这样成为离开陆地的全岛。岛上的村民的日子却很艰难。岛与陆地无桥相连，村里贫困，温饱都难以解决，哪有实力筑桥？民国时期的县政府，后来的绍兴县人民政府，以及柯桥人民公社，或许忽略了“放狗墩”的存在，觉得那里不过几十户人家，三五百人的小村，钱得用在刀刃上，“放狗墩”即使不是刀背，离“刀刃”也远着呢；或许心有余而力不足，全县12个乡镇，数百个村庄，哪能一一顾及得到？村民想出去，要走很远的路，经过一条羊肠似的盈尺宽的石板路，路的两边是水田，一侧有座叫不出名字的小山丘，再走过长长的石板路来到河边，靠摆渡船过到对岸。

“要想富，先修路”，这对生长在马路边上的城里人来说不过是条宣传标语，一个口号而已，但对成长在没有公路的偏僻乡村的农民来说则是一种切身的感受。汉语是一种智慧的语言，饱蕴深奥的哲理，所谓“偏僻落后”，偏僻与落后犹如一对遭人讨厌的孪生兄弟那样相生相伴。

沈幼生像枚种子撒落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溪边的一间巴掌大小的干打垒土房，家里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一个房间即是卧室又是厨房。沈姓是海山村第一大姓，祖上是从诸暨阮家埠迁过来的。

多年前，沈幼生的家在村子里是有名的，因为穷。里里外外犹如门前溪里的石头，被河水冲得一干二净，一贫如洗，除吃饭用的锅碗瓢盆，几床旧棉絮，就是那几口人。父亲沈德富不是海山村人，而是双梅后梅村人。村史记载：“家境贫寒不堪，幼年8岁来海山放鹅糊口，后以捡破烂摇埠船图温饱。”可见，海山还不是最穷的村子，双梅后梅村比它还不如。德富公从一个贫困村子到了另一个贫困村子，也许感觉海山村还不错，也许失去让生活更上一层楼的追求，也许不愿再从一个陌生地方到另一个陌生地方那样流浪下去，他没有走，留了下来，做了沈家的上门女婿，改姓为沈。在一年接一年的漫长岁月里，生了七个孩子，活下来五个，三男两女。沈幼生是长子，他下边有两妹、两弟。

海山村民除种田之外，大多有一两门手艺，有的是木匠，有的是泥瓦匠，有的会酿酒。沈幼生的父亲会酿酒，除在生产队种田挣工分之外，时常去乌镇等地的酒厂做酿酒师傅，赚点儿零花钱，补贴家用。酒酿好后要装坛贮存或运输。酒坛在搬运中易碎易裂易漏，过去的酿酒师傅大多数会修坛，这也许跟卖猪肉师傅会磨刀有点相似。沈幼生的父亲在外时而以酿酒为主，修坛为辅；时而以修坛为主，酿酒为辅，总之有什么活就干什么活，有什么钱就赚什么钱，不大挑拣，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机会难觅，也没得挑拣。

1960年，德富公的长子沈幼生高小毕业，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重点中学——绍兴县第二初级中学。他成为海山村第一个去县城读书的孩子。那时，农村的孩子像山上的树，父母很少去管，想管也管不过来，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哪家没有五六个，六七个？父母要下田种地，要挣工分，要为一家人的吃穿操劳，哪有精力去管他们读书。学校犹如一支松松散散的队伍，没走多远就少去一半，再走不远又少一半，就这么一半一半地少下去，小学毕业时也就没多少了，初中毕业星星点点，高中毕业凤毛麟角。

沈幼生要读初中了，成了全村孩子的一面旗帜，一个样板。尽管父母对儿女读书很少管，可是许多农家还笃信900多年前宋真宗的名言：“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开学那天，沈幼生背着村里大人孩子羡慕的目光和老妈缝制的书包，穿着挂有一层层补丁，洗得露有本色的衣服顺着石板小道走出了村子，坐着摆渡船去上学了。只要这样一来一往地摆渡三年，他就初中毕业，凭他的聪明和勤奋，考高中或中专是没问题的，接下来沈德富家就有了一个端着摔不破的铁饭碗的城里人了。

活在想象中是幸福的，想象远比现实更美好，对那些苦难深重的人来说，想象就是活下去的希望与勇气。谁知一学期还没有读完，沈幼生就弃学了。希望像颗流星无情地在海山村的上空划一道耀眼的弧线，陨落了，消失了。一家七张嘴，全靠父亲一人挣工分来养活，哪里吃得消啊？他们家是村里是最穷的，每当家里揭不开锅时，母亲就背起小沈幼生三岁的妹妹外出讨饭。那时讨饭跟现今乞讨不可同日而语，那是被逼无奈，不讨就得饿死。为了活着就得放下尊严，拎着打狗的棍子，端着乞讨的饭碗。

母亲为什么背妹妹去，不领自己去，如果被狗咬了，或者遇到坏人怎么办？沈幼生想不明白。

母亲说：“你是男孩儿，妹妹是女孩，妹妹长大要嫁出去的，你要在村里娶妻生子，待一辈子。”

沈幼生还小，听不大懂。长大后才体会到那满满的母爱。母亲是怕他讨过饭，将来被人耻笑，讨不到老婆，怕他的子子孙孙为此抬不起头来。只有父母才会为他想得这么长远。

沈幼生想到生产队挣工分，跟父亲一起养家糊口。他只跟父母说了一句：“学校远，过河后还要步行好几公里，早晨上学要一个多小时，晚上放学回家还要一个多小时，我还是去生产队吧。”

14岁的沈幼生看着还是个孩子，可是他是长子，要帮助父亲分担养家糊口的担子，要让母亲、弟弟、妹妹的日子过得好一点。

沈幼生回村到生产队去挣工分和口粮了。

生产队长见沈幼生年纪小，个子还没有锄把高，干不了什么农活，就让他去放牛。放牛娃，雨天头戴斗笠，身披蓑衣，风里来雨里去；晴天太阳像烧红的烤炉悬在头顶，汗顺着脸往下流，流过脖颈，流过脊背……

几年后沈幼生从一个瘦得像绿豆芽似的小男孩，变成了膀大腰圆、壮壮实实的人民公社社员。他能吃苦，脑袋灵光，善于苦干、实干加巧干，在同龄的劳力中挣的工分也是最高的。

绍兴是中国有名的水乡、桥乡和酒乡，沈幼生跟父亲和乡亲学会了酿酒和修坛，时常跟去上海等地的酒厂干活，渐渐成了公社里小有名气、会揽活儿的修坛师傅。

三

观赏过樱花后，伊东英一先生领着沈幼生来到火车站，他们要乘坐新干线去滨松。日本株式会社索密克石川公司的总部在静冈县的滨松。

滨松位于日本的中心地带，在大阪与东京的中间，交通便利，南临太平洋，北依阿尔卑斯山，西有滨名湖，东有天龙河。它不仅是旅游胜地，也是“制造业之城”，拥有多家世界一流的企业。这里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是追求梦想的地方，推崇大胆尝试和勇于挑战的精神。

沈幼生也是一位“大胆尝试”者，无论是辍学回村，还是汽车配件生产与经营，追梦到了滨松。十几年来，他们从七八人的“机电修理摊”变成400多人的汽配企业，有过振奋，有过惊喜，有过烦恼，也有过困苦……

1968年2月，岛外的彤山大队成立了缸坛修理社，把几公里外的沈幼生招了过去。

有酒就有坛，修缸补坛是伴随酿造业而生的传统手艺，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缸坛易损，有缝就要修，不修则漏。修缸补坛的工具简陋，斧子、凿子、铁攀、榔头。补前先敲，听声寻纹，然后在裂纹处凿条细沟，铁攀拉住，用树脂填满细沟，裂纹就堵住了，坛好如初。简略说，凿缝扣攀，铁砂填缝，盐卤黏合。俗话说，看花容易，绣花难。补坛也是如此，说来简单，补起来不易，有的缸坛漏酒漏水漏油，没有经验就说什么也找不到裂纹在哪儿。

沈幼生聪明过人，又勤奋好学，肯于投入，再加上善于交际，不计得失，群众关系好，不到一年就在彤山缸坛修理社脱颖而出，当上了业务员。业务员不是官，作用却非同小可，原材料采购，招揽生意，社里赚不赚钱，赚多赚少都跟业务员有直接关系。

当上业务员后，沈幼生走出了绍兴县，走出了浙江省，世界变大了，结交了各路朋友，业务也做得风生水起，业务源源不断。第一年，彤山大队缸坛修理社赢利3万元。在那个年代，3万元非同小可，城里的二级工的月收入才30多元，大学毕业生才赚46元，1斤大米0.195元，1斤玉米面0.095元。3万元可以买15.38万斤大米，31.58万斤玉米面，可以解决多少人的温饱问题？

彤山缸坛修理社成了附近十里八村效益最好的社队企业。彤山大队缸坛修理社出名了，沈幼生也出名了，成了柯岩公社上下公认的最能干的业务员。

沈幼生不仅揽修缸坛的生意，而且遇到什么活儿都揽。杭州市有一家生产劳动保护用品的针织厂，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织不出无缝手套，只得织出两个手套片，再找人缝上。这活儿缸坛修理社粗手大脚的汉子自然是干不了。汉子们干不了，妇女们可以干，沈幼生就把活儿揽下来，用手推车把手套片运到钱塘江边码头，用摆渡船运到对面的萧山，然后运回了村，分给乡亲。乡亲缝好后，染上色，按12副一打打成捆，再原路运回去。加工费很低，缝一副手套仅几厘钱，在那个年代有钱赚就是不容易了，村里家家户户缝起了手套，靠这笔收入买油盐酱醋，供孩子读书。

金子不论在哪儿都发光，发光的金子早晚都会被发现，被发现的金子不管在哪里都有人惦记。城里的一家国企发现了沈幼生这个人才，让他过去工作，不过是季节工，月薪60元。企业也想让他做正式工，那样就等于把千里马拴在自己的槽子里，谁也挖不走。可是，在那个年代企业说了不算，国家正式职工要有劳动人事部门的调令，不知道要盖多少个公章才能盖下来。沈幼生是农民，没有城市户口，仅凭这一点哪个公章都盖不下来。

在那个年代，60元的工资已算是高薪了，国企的五六级工才能赚这么多。沈幼生在缸坛修理社的收入还不到那一半——仅28元钱。国企给的钱是好的，可是他看了看家里，两个儿子还小，父母年迈，老的和小的需要照顾，哪里走得脱啊。再说，季节工很辛苦，一个个像闯关东似的，背着行李卷和棉衣过去，然后住入工棚，条件比家里还差。季节工，季节工，“季节”过了就没工可做了，还要背着行李卷回来。在厂里，人家国企工人是主人，端的是铁饭碗，旱涝保收，住的是宿舍，季节工比人家不是低一等，而是好几等，人家看你都是俯视的，为了面子和尊严也不能去，他最终还是放弃了。

1973年，柯岩公社把27岁的沈幼生调到公社机电修理站。一年前，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民用上了手扶拖拉机、抽水机和电耕犁等农机设备，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喝油耗电的机械设备也一样，总有出故障的时候。人病了得看医生，机械坏了得有地方修，于是公社成立了机电修理站。

机电修理站社办企业，不像缸坛修理社那样的队办企业，不论赚多赚少都是大队的，修理社社员像在生产队出工那样挣的是工分，年底分红。修理站开的是月薪，维修的活却不是月月都有，没活儿干就得闲着，闲着也要开工资。一年下来，有活儿的日子还没有没活儿多，这样就亏损，亏损就得公社担着。公社是行政机构，又不是企业，哪里担得起？修理站就成了公社领导的心病，想着就闹心，不想又不行。修理站成立起来又不好下马，绍兴县每个公社都有机电修理站，日子都不好过，谁都不肯先下马，于是僵在那了。领导想到了沈幼生，把他从缸坛修理社调到修理站当采购员。

临危受命，沈幼生走进位于堰东村的修理站。他在修理站转几圈儿，论级别和档次这是社办企业，比缸坛修理社高，可是论规模和效益还不如缸坛修理社。想当年，胡传魁的队伍刚开张时还有“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修理站仅有七八个人，两台旧机床，没活干，只得坐在阳光下喝喝茶，聊聊天，吸吸烟。

穷则思变，沈幼生没事就琢磨，这个机电修理站怎么搞下去？想生存下去就得改一下路子，光靠有其他修理站没有的原材料还不行，亏损的关键是维修活少，供大于求，公社下边各生产队的农机有限，每个生产队也就一两台手扶拖拉机和几台电机。“内需”不足就得想法拉动“外需”，不过每个公社都有自己的机电维修站，想把别人家的活揽过来，一是不大现实，二会产生矛盾。看来要想解困只有打那两台机床的主意，去外边揽些“外加工”的活儿，也就是给外边的企业加工零配件。

沈幼生认为，做生意名不正，则言不顺，“机电修理站”与外加工市场不对接，“机电”又过于宽泛，定位不准确；“站”是计划经济产物，大都是封闭的，不对外的。如果把外加工这块做起来，就得把“机电修理站”改为“农机修理厂”。

沈幼生的建议得到修理站和柯岩人民公社领导的支持，1975年，他们更名为柯岩人民公社农机修理厂。在当时，“机电”改为“农机”还好说，把“站”改为“厂”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做了不少工作。

四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还物资匮乏，不仅买粮食要粮票，买布要布票，称肉要肉票，购鸡蛋要鸡蛋票，买点儿花生、瓜子要凭证供应，买“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就更要凭票供应了。工业企业也这样，按计划生产，产品按计划调拨，沈幼生做人做事实在，实在的人自有好人缘，人缘好有人帮，他与杭州市一家齿轮厂建立了关系，揽到产值高达一万多元的齿轮加工业务。有活儿干了，喝茶，聊天，晒眵目糊的工人眼睛瞪圆了，厂里那两台旧机床起早贪黑地转起来。

随后，沈幼生又揽进一批批外加工业务，这个像雏燕似的张着嘴巴，嗷嗷待哺的社队企业有饭吃了，待加工的原材料源源不断地流进厂，加工好的产品流了出去，这一进一出，厂里就有了效益。那一年，农机修理厂转亏为盈，令企业起死回生的沈幼生得到柯岩人民公社党委的表彰。

沈幼生是一个胸有大志之人，他哪里会满足于农机维修，满足于农机修理厂的敲敲打打，拆拆卸卸，修修补补。没过多久，沈幼生就把目光从浙江省城杭州瞄向中国经济、交通、科技、工业、金融、贸易中心——上海。他相信在那个广阔的天地里，柯岩农机修理厂这个社队企业不仅可以有作为，而且可以大有作为。

沈幼生在上海没事儿就去走访那些有关系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吸支烟，喝杯茶，吃顿饭，饮壶酒。一回生，二回熟，曲径通幽，熟了就有了关系，有了关系就可能成为客户。一天，他转到上海第十汽车修理厂业务科。浙江的小企业是靠“四千精神”做起来的，所说的“四千精神”是“吃尽千辛万苦，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几经努力，沈幼生终于攻下业务科长。科长把5000只球头销的订单给了沈幼生，沈幼生掂量得出科长这份信任的分量，清楚在汽车选择独立悬架系统后，控制臂或推力杆要通过位于端部的球头销与其他部件相连。球头销的主要功能是实现车轮上下跳动和转向运动。球头销不大，作用却非同小可，是保证汽车安全、准确行驶的关键零部件。球头销既要灵活自如又不可松旷。松旷会导致汽车偏行、滑移、摆振，甚至操纵失灵。据统计，两成以上的交通事故与球头销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球头销被称之为“保命销”。

球头销的生产工艺复杂，制作精良，球头表面不仅要有足够的光洁度，还要有足够的硬度。一个十几个人的社队小厂，修修电机、拖拉机，加工加工齿轮还说得过去，承接这么重要的零部件能行吗？厂里仅三间平房、四五台旧车床和一台磨床，技术水平很低，国企的车工、磨工要学徒三年，出徒后才是一级工。一级工也只能独立加工简单零件，不能加工高精零件。沈幼生他们厂的车工和磨工没学过徒，没经过正规培训，仅有几年摸索出来的实践经验，按理说还是“徒疙瘩”，连一级工的操作水平都达不到。这些人能加工球头销吗？产品质量不过关，闹出交通事故，谁承担得起责任？

“没有金刚钻就别揽那瓷器活儿。”可是，对于他们这种社队企业有“吃”的就不错了，哪能挑挑拣拣？谁说社队企业只能食草，不能食肉？适者生存，只有不断进化才能生存下来，有些动物在远古还是食草动物，现在已成为食肉动物了，也有些食肉动物进化为食草动物，拒绝进化只有死路一条。

食草的牙齿和胃肠改为食肉，承受得了吗？能消化吗？冷不丁的肯定不行，要有个适应过程。沈幼生建议成立了攻关小组，先买几个球头销，分解开来，测绘、琢磨、尝试、加工。在采访时，回忆起往事，老职工章来定说，那时厂子还在堰东村，那里连公路都不通，钢材要用船运到厂旁边的码头。从码头到厂里有一条像田埂似的小路，那条小路骑自行车是可以的，三轮车就走不了了，钢材只能靠人搬运。下料时，得用老虎钳子把料卡紧，然后用钢锯一下下锯断。那时，计划内的机床批不到，只得买计划外的，也就是议价的。议价的一是价格高许多，二是没关系的话，有钱也没人跟你“议”。厂里没办法，只好悬赏，谁要是能联系到机床就给谁一个进厂的指标。能搞到机床的都是能人，能人会在意社队企业的进厂指标吗？不过，能人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也有三两个乡下亲戚，厂里的机床大多数都是人托人这么搞到的。

说起球头销，章来定说，我们最初生产的球头销都是卡车上用的，有解放的、黄河的、跃进的，总共有6种。这些球头销的特点就是个头大，分量重，价格便宜，不像轿车上用的，又小、又轻、又贵。产品加工出来后，还要运出去，靠的还是船，那种小型机动船，“邦邦邦邦”的，它把产品运到火车站附近的码头，然后发运往各地……

5000只球头销就这么发运到上海第十汽车修理厂，沈幼生取回5万元的支票。这是农机修理厂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收入，这笔生意也改变了农机修理厂的命运。接着，沈幼生又从业务科长手里拿到与球头销配套的球座订单。

一年后，沈幼生提出要上马高频淬火。他们生产的球头销缺少一道工艺——高频淬火。高频淬火是通过感应电流将球头销的表面加热，然后迅速淬火的金属热处理方法。没经过高频淬火的球头销表面硬度低，耐磨性差，还易氧化脱碳，使用不长时间就出现磨损，于是松旷，车辆出现偏行、滑移、摆振，甚至操纵失灵现象。

产品质量不过关，销售关系就难以维持，业务科长也不能砸自己的饭碗。沈幼生他们的农机修理厂要是没了球头销的订单，日子就没法维持下去。要想保住彼此的饭碗，厂里就得投资6万元，上马高频淬火。高频淬火在当时还是高精尖技术，不要说绍兴县，整个绍兴市也没有一家企业有。但沈幼生不一样，他敢想敢说敢干，思维也开阔。

上世纪70年代，5000只球头销才5万元钱，平均每只才10元钱。那时的6万元钱可不是笔小钱，相当2017年的七八百万，这么大一笔钱投进去，多少年能赚回来？再说，厂领导和公社领导连“高频淬火”这个词都没听过，更不要说这东西是什么，有什么价值和作用了。柯岩人民公社农机修理厂仅有一二十个泥腿子，文化程度最高的是初中，这些人能操纵得了高精尖技术吗？

沈幼生的建议偏偏被采纳了，与其说厂领导与公社领导开明，有胆识，有气魄，还不如说他们对沈幼生充分信赖。高频淬火上马后，球头销和球头座表面硬度提高了，耐磨性提高了，产品质量上了几个台阶。一个社队小厂居然拥有国营大厂都没有的“先进武器”，柯桥公社农机修理厂让人刮目相看，名声大振，在绍兴县多如牛毛的社队企业脱颖而出。有些厂家找上门来，将高频淬火外加业务交给他们来做，这套设备不仅满足厂里的需要，还成了聚宝盆，钱像一条条涓涓小溪流了进来。

农机维修犹如路边的壕沟，水量有限，季节性也强。球头销加工业务则像环绕海山村的鉴湖水系四季流淌，随着质量、销量与产量的上升，产品也越来越像模像样，越来越专业化，成为厂里的主打。不过，像上海第十汽车修理厂这样一次订5000只球头销的客户毕竟很少，20世纪70年代，中国汽车工业相当落后，汽车制造厂屈指可数，生产卡车的厂家只有第一汽车制造厂、第二汽车制造厂、济南汽车制造厂、南京汽车制造厂，生产小客车的厂家有北京汽车制造厂、天津汽车制造厂、上海汽车制造厂和第一汽车制造厂。

汽车制造厂少，产量低，到1980年，全国的汽车产量才22.2万辆；汽车保有量也少，1978年全国民用车保有量才135.8万辆，那时没有私家车，中国的私家车在20世纪80年代后才出现。汽车产量少，保有量低，汽车零部件的需求自然上不去。

沈幼生是坐村里的摆渡船长大的，第一次坐汽车还是在进入缸坛修理社之后，可是他坚信汽车是中国工业发展的方向。为什么这么想，“中国人口那么多，国家那么大，汽车是不可缺少的代步工具，别看现在汽车很少，汽车工业总有一天会大发展，中国汽车保有量会超过许多发达国家……”柯岩公社农机修理厂要想生存和发展，就要搭上中国汽车工业这艘巨轮。

沈幼生有远见卓识。1977年，他建议将农机修理厂改名为柯岩汽车配件厂。

这是一个重大举措，意味着他们厂将从农机修理转为汽车配件专业生产厂家。

沈幼生的建议得到厂领导和公社领导支持。厂子改名了，他们的球头销就不再是农机修理厂制造的，而是专业汽配厂出品的了，名正言顺，销路拓宽了。厂里成立了供销科，沈幼生理所当然地被任命为科长。他们供销科相当于上海第十汽车修理厂的业务科，可是人家那个科长好歹也有几员干将，诸事不必亲力亲为，顶多布置一下就是了。沈幼生却是“光杆司令”，他只能自己管自己，自己支配自己。这样也好，沈幼生就是供销科，供销科也就是沈幼生。

转年，柯岩汽车配件厂从不通公路的堰东村迁到丁巷村，沈幼生也由代销科长提拔为副厂长，兼党支部副书记，结束了一人一科的“光杆司令”的日子。有部下，这官才当得名副其实，有了那么一点儿意思。

1979年8月，沈百庆进厂了。他是沈幼生最小的弟弟，也是他最疼爱的弟弟。这时，厂里已有20多人，两幢房子，一幢小平房，厂部和仓库就在这幢小平房里；另一幢是厂房，5台车床，其中3台是小型车床，两台是大型车床，还有铣床、刨床和磨床。走进车间，转动的转动着，平动的平动着，它们车着、铣着、刨着和磨着，操作工在忙着。沈百庆进厂没几天就站在了铣床旁，学铣工。

沈百庆如愿以偿了。他是一个很有主意的人，读初中那会儿，就闹腾着不读了，要去生产队挣工分，然后像大哥那样进社队企业。沈幼生却不然，他一心一意地想让最小的弟弟百庆多读点儿书，能读多高就读多高，不要想赚钱的事儿。百庆的中学在离村5里地的公社，学校离沈幼生的厂里不远，自从百庆厌学后，沈幼生每天都要像押俘虏兵似的押着弟弟去上学。

1976年，沈百庆终于初中毕业了，回生产队去挣工分了，那年他年仅14岁。谁知第二年高考制度就恢复了，老师有了讲课的热情，柯岩中学的教学质量也上去了。看来还是大哥有远见，要是听大哥的话，念高中的话就有机会参加高考，有可能考上大学，沈百庆后悔了。他回生产队后才知道当农民有多么辛苦，才知道什么叫靠天吃饭，才知道勤劳不见得致富，你起早贪黑地种半年地，一场冰雹下来就颗粒无收了。生产队并非出工就有钱赚，赶上收成不好，工分赚得越多，亏得就越多，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还要挂账，还要欠生产队的钱。这时，他才知道念书是件多么幸福的事，多么体面的事，多么划算的事。

沈幼生看不得最小的弟弟在生产队受苦受累，说什么也要拉他一把。高中念不了了，大学考不成了，要改变百庆的命运仅有一条路，那就是进社队企业了。汽配厂是柯岩公社最好的社队企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都想进个效益好、有前途的企业。企业犹如一条搭载着命运的客船，命运的好坏不仅在于你在客船上的位置，而且还在于你搭的是哪条客船，搭错了船，也许没航行多远就沉了，你得逃命，得找个救生圈套在脖子上跳进水里，能不能被救上去，被救到哪里去，那就得看运气了。

柯岩汽车配件厂还称不上是条船，充其量不过是个舢板，可是它却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沉舟侧畔，乘风破浪地前进着、发展着、壮大着，渐渐有了点儿模样。沈百庆进厂的第二年，厂里已拥有固定资产60多万元，机床15台，热处理加工设备4台，冲压设备5台，年产值突破了100万元，利润10万元。按1992年12月至2016年1月份中国货币供应量M2增长近100倍计量，这10万元相当于2016年的1000万元，这对一个员工仅几十人的社队企业来说是了不起的成就。

1979年8月，17岁的沈百庆如愿以偿地进了厂，这时厂子已不是农机修理厂，已改为汽车配件厂，沈幼生早在一年前已担任副厂长兼副书记。为了百庆进厂，沈幼生跟公社申请了整整两年。在这两年里，百庆一直在生产队风里雨里地劳作着。

沈幼生认为，作为汽车配件厂，不能仅生产笨重而利润低下的卡车配件，也得想法生产附加值高、小巧玲珑的小车配件，让产品跨个台阶，上个档次。可是，生产什么呢？沈幼生经过一番市场调研后，提出研制“BJ-212汽车转向横拉杆总成”的建议。从球头销到转向横拉杆总成仅一步之遥，转向横拉杆总成的关键零件就是球头销与球座，不同的是过去生产的球头销是卡车上用的，现在研制的转向横拉杆总成是北京吉普车上用的，此球头销非彼球头销，技术要求要高很多。

沈幼生抽调厂里的技术力量，成立了攻关小组。农机修理厂改为汽配厂，可是技术力量也还是那些在机床旁摸爬滚打几年的农民，连一个科班出身的正儿八经的技术人员都没有。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往往臭皮匠可以找他十个二十个，结果臭皮匠仍然是臭皮匠，“诸葛亮”却影儿也见不着。

沈幼生却不这样想，他认为柯岩的农民是智慧的，他们能进汽配厂不容易，柯岩公社有二十多个生产大队，每个大队又有好几个生产队，有多少人想进这个厂子？他们为进厂，托了多少关系，找了多少门子，送了多少礼。虽然说厂里和生产队挣的都是工分，却有着天壤之别，在厂里风刮不着、雨淋不着，而且干的是技术活儿，比在生产队插秧、割稻、铲地不知要轻松多少。他们进厂了，每天上班离开村子时有多少羡慕的目光落在他们身上？小伙子成了汽配厂工人，找对象标准起码提高一两个档次。可是，他们端的不是像国营企业那样的铁饭碗，也不是下田种地农民端的泥饭碗，他们端的是瓷饭碗。瓷饭碗比泥饭碗结实，比铁饭碗脆弱，掉地上就变成碎片。这个饭碗一旦打碎了，那就得回生产队种地。他们珍惜这个饭碗，愿意为它付出。

他们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流体力学不懂，计算不出应力、拉力、挠度和弹性模量，连机械制图都不会，可是他们有土办法，肯下力，会琢磨，有韧性。沈幼生购进几组北京吉普的转向横拉杆总成，这些技术骨干试着研制。他们把横拉杆总成拆解了，测绘，仿制，一次不行两次，三次不行就五次，摸着石头过河，不过去不罢休。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攻关小组的人一个个变瘦了，眼圈都是黑的，横拉杆总成制作出来了。

从农机维修到生产加工汽车底盘的关键零件——球头销，再到吉普车的转向横拉杆总成，这是一个个跨越，是多少社队企业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沈幼生带领大家实现了。

1981年，沈幼生升任厂长，兼党支部书记，柯岩汽车配件厂正式进入了沈幼生时代。社队企业生存是艰难的，机制却是灵活的，对人才是珍惜的，为能者提供了应有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