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马一浮:古调独弹》

更新:2019-02-19 1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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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了对于马一浮的补课式的阅读,我突然感到,研究新文化的人,如果不了解相对立的一些重要人物,那么对于现代中国的理解是片面的。

在文化转型的现代,马一浮面对滚滚潮流,岿然不动于江心孤岛,看风云流散,帆影隐没中,孤身回望远祖遗绪,心系儒、释遗风。泼墨为文时,其语也诚诚,其意也深深。在国学日渐衰微之时,自成曲调,如幽林微火,给肃杀的时代以希望之光。如今阅读他的遗文,更能够感到在学术的层面,他的思想走在了许多人的前面。

经历了百年的风风雨雨,我们走了那么多弯路,猛然回首,发现那个独自隐去的学人,早已说出了生活的某些谶语。脱离时代语境的人,可能更切中时代病脉。

一味喧哗者,有时不知思想何为。默默独行的人,却有明辨歧途的眼光,虽然他也有滑入歧途的危险。国人曾经那么钟情于现代性的道路,而马一浮逆向而行的非现代性的沉思,却拧痛了现代性生长过程中病态的神经。

——孙郁《马一浮:古调独弹》

马一浮(1883—1967)

自从知道马一浮的名字,便开始留意他的各种遗迹。最初是在南方一家博物馆里看到他的手稿,古拙中幽思流传,起伏的墨迹间拽出一片灵光。那字很是自然,看不到匠气与俗气,在静穆里升起一股暖意。细看章法里透出的一切,仿佛也有佛音的缭绕,旧文脉悠然流动着。友人说沙孟海对他的书法评价很高,以“凝练高雅”视之,看得出来其修养之深。

江浙一带的文人欣赏马一浮的都是书斋气浓厚者,丰子恺、叶圣陶、夏丏尊都写过关于他的文章。但这些文章只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阅读,传播的范围有限。有一次遇见一位浙江老友,忽说起这个话题。他也觉得奇怪得很,虽有阅读马一浮的渴望,但却没有什么门径。马先生留下的一切,众人都很陌生。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那些纠缠着生存隐秘的语言,已经没有谁能够听懂了。

那个时候我也是如此,在杭州西湖边上,至今还流着他的某些故事。有一次造访他的故居,所见不过几道痕迹,远去的人影,飘忽而朦胧。西湖边上的人,和我一样,很长时间未必懂得马一浮的价值。我们这一代人觉得这个人物太旧,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在面临他的文字的时候,仿佛有什么挡住了自己的视线。

也许有冥冥中的机缘,那次杭州之行后,我很快得到了一套马一浮的著作。有一个在邮局工作的小友,因为取稿费而得以认识,交往的时间也有十几年了。他懂得中医、研习佛学,业余时间多在北京广济寺里读书。他知道我从西湖归来不久,就劝,读读马一浮好,会让自己静下来。于是把自己珍藏的厚厚的三卷本《马一浮集》赠给了我。

小友没有读过大学,但真的学识很深,他在杂览中形成的学识,带出了一股仙气。比如对于新文化的认识,对于儒学和佛学的看法,都非流行的调子,好似也染有马一浮的气味。他不太看得起学院派的人们,以为真的学问不是操作出来的。我们聊天的时候,发现其思考的问题很深,谈及一些话题时,完全是另一套话语。

我后来想起此事,觉得有趣得很。不是学界的朋友推荐马一浮的书,竟是民间的读书人暗自传播马一浮的思想。这与马一浮本身的经历,似乎很是相似。章太炎说学在民间,真没说错。

而我身边的朋友,与我一样都是新文学的研究者,对于国学领域的一切知之甚少。马一浮一生所思所写,都不是时代流行的,与新文化不在一个层面上。说他是一个旧式人物也是不对的,因为他又是懂得西学的人。只是其目光不在今天的热闹的世界,在他那里,有着另一种梦想。

张中行对于马一浮的学识佩服得很。他在一篇文章里,大致勾勒其学问的特点,称其在诗文方面也有人所不及的地方。他认为马先生才高,学识过人,又言行一致,走的与古人为伍的路子。这在当代是一个奇迹,在新文化席卷天下的时候,实在是特立独行的人。

我开始搜集相关资料后,发现了解马一浮的困难。在我们被历史惯性驱使下前行的时候,他却反转着身子,走到清冷之地。那是鲜为人知的所在,问津者寥寥无几。可是马一浮坚定地认为,要疗救国人之病,自己的选择或许有些用处。

因了对于马一浮的补课式的阅读,我突然感到,研究新文化的人,如果不了解相对立的一些重要人物,那么对于现代中国的理解是片面的。当与其文字相遇的时候,完全是一个别样的世界。在古奥的词语间,历史空白深处的一片被忘却的绿地渐渐显现。我很快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对他的隔膜,恰是对古老文明的源头的无知所致。马一浮对于我们而言,是打通古今的一座桥梁。

晚年马一浮

可惜他留下的资料太少,有时只能从有限的手稿与图书里猜测他的形影。他个子不高,身上有着南方人的特有的气质。因为留着美髯,言行中便有古风流转。面对他所留下的不多的著述,如果玩味起来,则非今人的哲学语言可以说清。

马一浮1883年生于四川成都,祖籍绍兴上虞,逝于1967年。他很小回到绍兴,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898年在绍兴县应县试,他得了第一名,而鲁迅、周作人则名排其后较远的地方。他少时读书甚多,有许多知识是无师自通,后来渐渐有了大名。看相关的材料会发现,许多读书人见到他,都被那气质所吸引。李叔同、谢无量、宗白华对其颇为尊敬,且受到了他不小的影响。在杭州一带,他像是一个传奇,以逆时风的方式,拽人们反身自望,在远世风的地方深味世风,留下不少的趣谈。

从年谱中知道,他在1899年赴上海,接触法文、英文、拉丁文。后来与谢无量、马君武等编辑《二十世纪翻译世界》,也算是睁开眼睛瞭望世界的人。1903年,他得到清政府驻美国使馆的信任,去圣路易斯留学生监督公署任中文文牍。此后去过英国、德国、日本,阅读西洋图书时的快慰,从字里行间均可感到。他的文字古朴有韵味,非细心留查者不能解之。而一旦会心一二,便发现其间不可言说的妙处。

但域外的生活经验并没有引其到西学的路上,反而对于国故有了更为亲切的感觉。与鲁迅完全不同,他不是急于从译介中输入学理,促进国人的进化,反而意识到中国社会的问题在于古代文明的迷失,而重新唤回儒学与佛学的精神,对于现代国人而言,其重要意义并不亚于西化的选择……

他虽翻译过一些域外的文学作品,但并没有模仿这些篇什去从事写作,也未沉浸在西洋艺术的美意之中,而是越发体味到传统诗文的好来。这从其诸多诗文可见一二。他并不想置换审美的元素,反而愈加感到远古的表达有纯然的美质。就那些文字的修养而言,非常人可及,精神越发带有六朝前的意味。在面对西学东渐的大潮的时候,他的选择也有很大的挑战性。

我们这一代对于他的转化很难理解。他由西学反观国故,回到传统文化的路径去,是不同于那些遗老遗少的。人格上,他非趋时之人;学识上,南学、北学尽在胸中。就文章气韵与格局看,马一浮的世界里其文也悠悠,其思也漫漫。多年过后,那些即使西学成就很大的人,面对他也不得不持礼以待。

然而,能够在心灵层面与之交流的人还是太少了。

1948年摄于杭州复性书院,前排中间者为马一浮

在马一浮眼里,现代教育不太容易造就心性完美的人格,反而是传统书院的方式可能通往圣人之路。1930年代,浙江大学多次递去橄榄枝,希望他能够到该校任教。起初他并没有答应。可是后来日本人侵略中国,山河破碎,他的济世之情开始萌动起来。1938年,他终于接受竺可桢的邀请,出任浙江大学教职。

但这个选择是有一些条件的,即试图从事另类的教育尝试。战乱时期,浙大辗转外省,生活很苦。这些并没有影响他的教学热情。起初他随学校迁移到江西泰和,不久,又与师生们到了广西宜山。此间为学生讲述古代经典,所用方式不同于那些新式学人,带有书院的某些遗风。而能够像传统学人那样授课,是他的一个梦想。这期间书院教育的念头便强化起来。1939年,教育部邀请他赴四川讲学,他关于书院办学的理念被官方接受。不久,复性书院正式创办,地址选在乐山县乌尤山的乌尤寺。

书院在风景如此美丽的地方出现,看得出创办人的浪漫之思。这个地方“方志以为汉楗为舍人注《尔雅》处”。与新式学堂不同的地方在于,一切都与古风接近,课程设计和授课方式,不求功利,乃纯粹的精神冥思之所。我看到所邀请的学者名单与授课内容,暗自觉得这是逆时风的一种选择。随着熊十力、钱穆等人的到来,书院有了活力。西学所漠视的,被其所重。对于蔡元培式的教学理念而言,马一浮做了一次痛快的反动。

那个时候他的许多思想,都表现在《泰和宜山会语》《尔雅台答问》里。了解这两本小册子,其基本的精神都尽在眼中。不过要吃透他的思想,并非易事,他的学识与考辨,我们需细细体味方可悟明。

他认为要治国学,需先明四点:

一、此学不是零碎断片的知识,是有体系的,不可当成杂货;

二、此学不是陈旧呆板的物事,是活泼泼的,不可目为骨董;

三、此学不是勉强安排出来的道理,是自然流出的,不可同于机械;

四、此学不是凭借外缘的产物,是自心本具的,不可视为分外。

由明于第一点,应知道本一贯,故当见其全体,不可守于一曲;

由明于第二点,应知妙用无方,故当温故知新,不可食古不化;

由明于第三点,应知法象本然,故当如量而说,不可私意造作,穿凿附会;

由明于第四点,应知性德具足,故当向内体究,不可徇物忘己,向外驰求。

(《马一浮集》第一册,4—5页)

开篇的几句话,乃治学态度的表述,当可窥见其走进国学的内在心境。远古的一切,不都是沉睡的什物,与今人也是息息相关的遗存。人类进化,总要失去一些人性的光泽,而国学里保留了先民的诸多美好情思与诗意,倘能一一勾勒,变陈为新,深嵌于人性内部,则国民精神当能保持温润之色,不再枯槁干瘪。

可以说,在文化转型的现代,马一浮面对滚滚潮流,岿然不动于江心孤岛,看风云流散,帆影隐没中,孤身回望远祖遗绪,心系儒、释遗风。泼墨为文时,其语也诚诚,其意也深深。在国学日渐衰微之时,自成曲调,如幽林微火,给肃杀的时代以希望之光。如今阅读他的遗文,更能够感到在学术的层面,他的思想走在了许多人的前面。

近几年国内许多学校开办古典学专业,西方古典学与中国古典学并行,有些思路就是马一浮思想的延伸。他提倡的学问,如今被许多人所认同。据说浙江大学已经成立了马一浮研究院,那也是学术生长的必然。在面对传统的时候,我们现在已经找不到这样的人物了。

遥想胡适、鲁迅、傅斯年、江绍原当年的国故研究,走的是逆传统的路径。他们多做社会学与民俗学的思考,或者引进考古学的思路,搜寻的是非正宗文化里的因子,以弥补旧文明之不足。那些学人在“旁门左道”里亦有心得,填补了文化研究的空白。但马一浮以为正音失之,旁门不通,需要的是雅音的建立。新文人的癫狂与诙谐之言,其实也是亵渎假正经的文化流脉,要恢复的也是古人的真音。彼此道路不同,内心有交叉之处。我们过于看到彼此的对立,而不知“道通于一”的道理,也不能不说是认知上的偏差。我爱鲁迅,但不拒绝马一浮。互补的精神,才可能避免独断主义。马一浮的精神所具有的“纠错”隐喻,今人其实已经看到了。

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来说,他在许多地方像是恪守经典的犹太人,内心有不变的经文。我的这种感受来自一次以色列之行。大约七年前,因事造访了耶路撒冷。到哭墙下参观的时候,天色已晚。朦胧的灯光下,戴着小帽的犹太教徒在那里默默诵经,有的热泪盈眶,不时见到目光虔诚的青年闭目沉思,好像在与远去的灵魂对话。这时候,我想起中国的儒学大师们,那些稍有一点原教旨意味的人,也是如此吧。马一浮的形影也在那一瞬间浮现出来。每个民族,都有为古代经典殉道的人,只是我们中国,现代以来少了许多。

大凡希望以古典学资源激活人类现代生活的人,多少是个乌托邦之人。传教士是这一类型,书斋里的一些学人也是这类人物。不过有人从雅正的方面出发为之,有的则从非正宗的路径里,壮大思想的道路。但其间不免流血、受难,或者遭遇难忍之苦。走在这条路上的人少,原因也可想而知。

恪守元典者的可爱与悲壮是并行的时候居多。他们有时看对了目标,却走错了道路;或者颠簸在苦路之上。韩愈于平庸之世期冀儒家道统的再生,柳宗元在妥协里也不忘古训的吟哦。他们能够于流放、受难里保持心性的自然之态,实在是内心有着古代圣者的精神的召唤在。为之而不失儒者的本态,乃中国脊梁们的伟岸之处。

我有时候想,马一浮一生隐居于世,不与他人为伍,抗战时的那次出山,却以失败告终,那是一种宿命么?李叔同先生说,失败与不圆满,才有自新的动力,以便更好地改过迁善。马一浮不因挫折而气馁,由此而更为精进,颇多远思,眼光在云雾之外,可谓定慧之人。但他的缺失,也带了一些启示,比如:为什么儒学无法在今天复兴起来?

先生对于儒学的态度,与孔教的维护者不同,不肯用后世的词语描述孔学,而是看到思想的本源。但他没有料到,每个时代的表述都有自己的特点,模仿古人,未必得到真纯之意,反倒影响了传播。他与胡适、陈独秀、鲁迅比,精神未必没有暗区在的。这从反面证明了中国文化为何与犹太文化不同。我们一直在失去过去的错位中延伸自己的历史。

胡适、陈独秀、鲁迅对于传统的态度固然有偏激的地方,但他们在面对儒教时,与马一浮的看法很近。只是不是回到孔子那里去,而是走出儒家的语境,创造出一个新的天地。在面对传统的时候,许多新学人的研究值得关注。比如鲁迅以佛经语言与尼采辞章重塑汉语,对于华夏文明的表述亦有内力,发展了孔学的表达。徐梵澄的《孔学古微》,在基督教、佛教、印度教和德国哲学的维度里重新审视,就多了浑厚气,儒家的美质也飘然而至。马一浮的恪守家法,因与时代过于隔膜,不被青年接受,自然是一大损失。而“五四”新文化人在思想上的古今衔接、中外悉通,其要义他没有看到。

每每想到此点,都不能不为之感叹再三。不过,马一浮的目光,往往落在时代之外,的确也映出时代的暗影。由于战乱而衍生的思想意识,在他看来可能都偏离了心性的中道,滑落于深谷之中。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喜谈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可能是他们身上那不变的儒者的气质,恰是今人缺少的存在。学者刘梦溪在《马一浮与国学》一书里称赞这位思想家,是一个“儒之圣者”,其一是有超越性的光泽,其二有“内在精神的净化”。这两点十分重要,可说谈到了其精神的根本。

经历了百年的风风雨雨,我们走了那么多弯路,猛然回首,发现那个独自隐去的学人,早已说出了生活的某些谶语。脱离时代语境的人,可能更切中时代病脉。如此说来,他也是先知先觉的思想者吧。

我后来才觉得,一味喧哗者,有时不知思想何为。默默独行的人,却有明辨歧途的眼光,虽然他也有滑入歧途的危险。国人曾经那么钟情于现代性的道路,而马一浮逆向而行的非现代性的沉思,却拧痛了现代性生长过程中病态的神经。他活着的时候,人们听不懂他,尚可原谅,因为黎明前黑暗里的人们看不到己身。今天的我们,终于从其飘逝的影子里看到那些失去的光泽。历史的前行,不免要遗漏珍贵的东西,马一浮就是那历史的拾遗者。他在趋同的时代,敢于大胆立异,即如《楞严经》所云:“无同异中,炽然成异。异彼所异,因异立同。”在理解他的时候,我将此语看成了其精神的一个注解。然而也深深知道,自己的诸多感慨,也未必不是一种空谈,抵达他思想深处的,可能不太会是我们这一代人。

(节选)原发《天涯》2018年第5期

《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第1期“读大家”栏目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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