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洪权：沈从文缺席1949年文代会考

沈从文缺席1949年文代会，是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按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沈从文缺席文代会存在着多种解释，但有两种观点很有代表性：（1）沈缺席文代会，是中共意识形态的有意为之；（2）沈缺席文代会，是他文学观念的坚守。观点（1）试图把中共对沈从文的个人压力，塑形为政治化的心理影响力，沈成为悲剧是政治的使然；观点（2）则表现出对沈从文的厚爱，觉得他是天然的文艺家，有着先见之明。其实，两种观点都存在着不足，研究者对沈从文倾注了过多情感因素[i]，遮蔽了历史细节。如果跟着此思路走，我们就会犯同样的错误。

《沈从文全集》的出版，对沈从文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新史料公布下，缺席1949年文代会值得重视。本文打算旧事重提，澄清基本的文学史事实。带着尽量还原历史，特别是中共对沈从文的态度，笔者翻阅了1949年中共报刊关于沈的文字报道，发现研究者确实出现了偏差：误读历史，曲解人事。这里，我发现沈从文出现在《北平文化界三百二十九人顷联名发表宣言，声讨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盗运文物的罪行》[ii]中。沈从文的名字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说明1949年沈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受到政治与文学的迫害。宣言中“同人等既为人民一分子，且忝立于文化岗位，国萃丧遗，不能坐视，谨以迫切至情，向全国人民及人民解放军呼吁”，它表明，宣言名单的文化人都是“同人”。此联名声讨发布在4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沈的名字，首次以“正面形象”出现在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上，并且是与郭沫若等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人民日报》作为中共意识形态报刊，在1949年这多事之秋时，沈的名字能够以“声讨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盗运文物的罪行”出现，本身说明了中共对沈的认可和接纳。沈作为文化界名人，此时仍旧是中共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统战对象”。这说明《斥反动文艺》并非我们过去想象的，对沈造成十分重大的心理压抑。至少，中共及文化界并没有完全采用郭沫若的声调和行动。如果郭沫若的文章影响真有那么大，文化界诸人会采取抵制联合签名行动。相反，郭沫若与沈的名字出现在一起，大家都相安无事。查沈的年谱[iii]，1月至7月年谱记载着他与文艺界、与中共的交往、他对时局的看法，这里分类作摘引和整理[iv]：

关于时局的看法：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沈从文盛赞“解放军进城威严而和气”，并称“早知如此，他们定将多一如我之优秀随军记者”，“却又更加惶惶不可终日，经常处于不为新政权见容的幻觉之中”。2月中，沈从文在清华园静养，写了《一个人的自白》，表达对时局的看法：“就我近一月所接触的各方面问题和事实看来，我已完全相信一个新的合理社会，在新的政府政治目标和实验方式下，不久将来必然可以实现。附于过去社会一切，腐败和封建意识形态，且必然远比政治语言还早些日子可以扫除。由于社会人民束缚的解放，和知识分子的觉醒（人力解放和情绪解放），配合了人民革命武力，且比武力赶先一步，向国内各个阴暗处推进，或迟或早，旧的社会分解与坍塌，是意中事。区域性的负隅自固，与个人的固步自封，只是暂时现象。或扑灭，或改造，迟早终要完成。时代历史不会回复到那个乱糟糟的旧形式上去。决不会回复到那个无计划的维持少数又少数特权存在方面去。”[v]。3月2日，校毕《阿丽思中国游记》，并题识“一切得重新学习，慢慢才会进步，这是我另外一种学习的开始。”3月28日，沈从文用剃刀把自己颈划破，腕脉管割伤，喝煤油自杀，被及时抢救。4月6日，阅读《人民日报》，沈从文写日记片断：“同时也看出文学必然和宣传而为一，方能具有教育多数意义和效果。比起个人自由主义的用笔方式说来，白羽实有贡献。对人民教育意义上，实有贡献。把我过去对于文学观点完全摧毁了。无保留地摧毁了。搁笔是必然的，必然的。……从这几篇文章中，让我仿佛看到一个新国家的成长，作家应当用一个什么态度来服务。这一点证明了延安文艺座谈记录实在是一个历史文件，因为它不仅确定了作家的位置和责任，还定了作家在这个位置上必然完成的任务。”[vi]5月10日，张兆和前往华北大学学习。

与文艺界人士的交往：2月，沈从文接受北平《新民报》记者采访，谈到《斥反动文艺》一文时，他说：“我觉得郭先生的话不无感情用事的地方”，“郭先生说我只写恋爱小说，其实不对，在抗战时期我写的东西很多，不过有的是受检查没有被通过不能出版，自焚的作品就有好几部。”3月20日下午，郑振铎、叶圣陶来访[vii]。4月5日，时为天津《进步日报》副总编辑的杨刚至疗养所看望沈从文，并及时向文化教育接管委员会转达沈从文决心向人民中间走的意思。4月，沈从文抱病参加苗民刺绣图案展、现代博物馆介绍展等筹备工作，并从疗养所出院，而北大国文系课程被取消。6月10日，丁玲、陈明携何其芳看望沈从文，劝他不要疑神疑鬼、自恐自吓。7月2日-19日，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在北平召开，沈从文未被邀请参加。期间，从上海来京出席文代会的巴金、靳以、辛笛、李健吾、唐弢、赵家璧等多次到他家看望他。8月，郑振铎介绍沈从文到新成立的历史博物馆，人事关系转到博物馆。9月8日，写信给丁玲，表达内心的看法[viii]。

与中共的交往：2月上旬，革命干部张以瑛从天津来看望沈从文。3月13日，致信张以瑛，提出“如还以为我尚可争取改造，应当让我见一见丁玲，我亟想见她一面。”3月20日前后东北野战军后勤部政委陈沂来访，赠送一些政治学习用书报，并劝张兆和尽快走出家门接受新的革命教育。4月8日，杨刚向负责全国文联筹建工作的沙可夫汇报了沈从文的情况，沙可夫决定派沈从文的学生吴晗去看望沈从文，但吴晗的看望并没有消除沈从文紧张的精神状态。同日，杨刚致信沈从文，“劝慰他安心养病”。5月3日，袁翰青致信沈从文，对沈从文为北大博物馆筹办一事表示敬意。6月，解放军苗族将领、沈从文旧友朱早观到沈从文家中看望沈从文，鼓励他振作精神为新社会工作。7月2日-19日，全国文代大会在北平召开，沈从文未被邀请参加。7月22日，北大博物馆学科成立，沈从文参与博物馆的教学、日常工作。

这三方面牵涉到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评价。以往文学史研究者，往往以“弱者必受辱”，对弱者用同情的态度。其实这是不可取的，文学史研究并非同情弱者的研究。沈从文是文化名人，在国民党当局对知识分子抢运的过程中，中共也采取了措施，1948年末，北大地下党员乐黛云，进步学生李瑛、王一平等接受党组织安排，先后登门拜访沈从文，“希望他不要去台湾，留下来迎接解放，为新时代的文化教育事业出力。”[ix]北平和平解放，给沈从文很大影响，他对共产党改变了看法，并且幻想他如果早点认识中共，一定能做一个出色的“随军记者”。查沈的年谱，1949年4月却并没有关于联合签名事件的相关记载。《俞平伯年谱》却对此做了说明：“四月八日，北平文化界人士三百余人联名发表宣言，声讨南京反动政府盗运文物。俞平伯为签名者之一。”[x]

我们可以看出，此联合签名是4月8日最终商定的。年谱记载有疏漏，我们可以推测：这段时间沈从文主要生活在精神疗养所，征求他签名的事情，应该有人问过，否则他不会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这是第一种推测。北平和平解放后，第一个登门拜访沈的是倾向进步的文化名人、沈的老友郑振铎，时间是3月20日下午，这是沈自杀的前八天。郑振铎和沈从文都没有留下拜访谈及的相关内容，但从沈从文建国后从事文物研究，我们可以推断：郑的谈话肯定涉及了沈从文与文物的问题。如果联系郑的身份，我们不难看出，沈从文的联名宣言，其实与郑振铎的关系很大。郑振铎受新中国政权的“青睐”，从香港北上到北平，参加新政权的文化建设，主要负责文化部文物局的日常工作，担任文物局局长[xi]。八月份，郑振铎再次介绍沈从文参加北大博物馆的日常工作，并把人事关系调到了博物馆，也证明郑振铎在这一事情上为沈从文做过一些实质性工作。可以说，建国后沈从文全身心地投入到文物的研究与整理中，郑振铎是不容忽视的引荐人物。这是第二种推测。第三种推测是：根据沈从文年谱记载，4月8日，杨刚向筹建全国文联工作的沙可夫汇报其情况，而这天正好是北京文化界联名声讨，沈从文的名字被列入其中。但我觉得第二、三种的结合推测更接近事实。虽然这份名单迟至4月8日才正式对外公布，4月1日以新闻消息的方式出现在中共的党报《人民日报》上，但沈从文名字出现在其中这样的事情，明显是事先有思考的。否则，就不会出现地下党组织对他的游说活动。沈从文从解放军入城仪式中看出了共产党纪律严明，表明他对中共有了一定的好感。

或许，冯友兰的遭遇能说明1949年“沈从文现象”。作为文化名人，在建国前夕知识界，冯的知名度绝对不压于沈从文。冯在清华大学过渡时期显得很活跃，中共表示了对他的好感，但之后有段时间也冷落了他，查原因，绝对不是“能力不胜”，而是“政治上的理由”，“我曾经两次参加过国民党，虽其时均在国共合作时期，但言论行动错误实多”[xii]。冯友兰遭遇冷落的一个明显例子，是他一直没有对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做公开的“检讨”，批判自己思想的落后性。这往往被看成是落后、不思进步的一种政治表现。冯友兰领会其意，10月5日向毛泽东主席写信：“大意是说，我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xiii]。毛泽东主席看了此信，于10月13日回信给他：“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象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救，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xiv]这样，大家皆大欢喜，冯友兰采取这样的方式之后很快融进了新意识形态的建设中，并积极参与新的哲学问题的阐释，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地位也随冯友兰的表态体现出来。比较而言，沈从文在这方面显得有点呆滞，他在“思”与“信”之间徘徊，无法选择是“思”还是“信”：“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易扭转”[xv]。

1948年12月底，中共明显对沈从文有好感，地下党组织向沈表示过这种意思。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入城的“仪式”，使沈从文产生幻想。在中共争取沈从文的过程中，沈并没有对自己过去的文学创作和人生道路做深刻总结，更没有书面表述。1月上旬，北大出现大字报事件前，沈从文虽然在思考时局问题，但他没有公开、明确的表示。他还在“思”与“信”的问题徘徊。沈的文化性格，使他更像一个“思考型”写作者，而不是一个“情感型”写作者。在对时代的情感体验中，他明显地有点缓慢，与同时代的作家冯至相比，他确实有点落伍，这从《今日文学的方向——“方向社”第一次座谈会记录》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当沈在思考“红绿灯”如果受人支配的问题时，冯至表现出了激进的文学姿态：“红绿灯是好东西，不顾红绿灯是不对的。……既要在这路上走，就得看红绿灯。”[xvi]所以，沈从文与中共期待之间始终存在着差距。3月22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在北平的总会理监事及华北文协理事决定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议并没有真正排斥沈从文的意思，在它的代表名额分配中，考虑了地域的差异，但其中还有一条：“筹委会酌情邀请若干文艺界人士参加代表大会”[xvii]。这为代表的最终确定留下了考虑的余地。5月4日，文艺代表的选举办法正式出台：

大会代表资格与产生办法如下：

一、当然代表，五大解放区（华北、西北、东北，华东、中原）文协的理事及候补理事，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总会及各地分会理监事及候补理监事为当然代表。

二、聘请代表，凡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得被聘为大会代表：（甲）解放区内省、市、或行署一级以上，部队兵团一级以上的文艺团体或文艺机关的主要负责干部。（乙）从事文艺工作者有十年以上历史，对革命有一定劳绩者。（丙）思想前进，文艺上有显著成绩者（包括民间艺人）。

三、聘请代表产生办法：（甲）由上述文协及各文艺团体或机关推荐，并经筹委会作最后决定。（乙）筹委会提名聘请。……[xviii]

这同样没有排斥沈从文。按照代表选举方案，沈从文尽管不会是当然代表，但他完全可以成为聘请代表，只要筹委会提名即可，但这是有条件的，需要沈从文“思想前进，在文艺上有显著成绩”或“从事文艺工作者有十年以上历史，对革命有一定劳绩者”。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沈从文这两方面条件都能适合。但在冒风险的年代中，沈从文没有检讨文字见诸报刊杂志，谁能对他那么肯定呢？

5月4日，沈从文的好友杨刚看望他，背后包含着深层的文化含义。杨刚作为《进步日报》的副总编辑，明显代表着进步的中共。在与杨刚的见面中，他明确谈了自己想向“人民中间走的意思”[xix]。杨刚在看望时给他带了《人民日报》。建国前《人民日报》副刊主要在第四版上，发表文艺作品、报道。查这年4月2日《人民日报》第四版，这期发表了几篇文章：《女司令刘虎成》，刘白羽的《与洪水搏斗记治河女工程师钱正英》，晓鲁、勇进、韦荧的《坚持敌后斗争的女英雄李秀真》，韦荧的《合作英雄张秋林》和田零的《李秀真连环画》[xx]。这组文章，恰如沈从文4月6日日记所记：“写几个女英雄的事迹，使我感动而且惭愧”，“文学必然和宣传而为一，方能具有教育多数意义和效果”，它们讲述的是平凡的英雄故事。4月8日杨刚给沈从文的信件中，我们发现了一点线索：沈从文试图通过杨刚向中共说明自己“决心向人民中间走”的意思。4月8日，杨刚直接向当时筹建文联的沙可夫汇报沈的情况[xxi]，可见，杨刚看望沈从文不仅是个人行为，她还代表“组织”。之后，沈从文的学生吴晗也看望了他。吴晗的拜望显然是“组织”行为，但并没有消除沈从文的疑虑。

1948年3月，香港开始对沈从文进行清算，他进行了无意识抵制，即对过去文学创作并不做否定性总结。中共期待沈从文做总结，沈从文希望中共能给予他一席思考空间。这样毫无共同基础的期待无果而终。沈的自杀意味着他的失望，“群”的时代已经进入历史，也是他这种类型的作家的一种选择方式。自杀被救，使他显得比较尴尬，他还得活着。他知道自己得慢慢学习，跟着时代进步。但他的步伐确实太慢，在全民即将迎来新的革命高潮时，他还在那里步履蹒跚。《黄昏和午夜》一诗留下了沈从文心态衰老的注脚：“城楼上大钟大鼓灰尘蒙蒙，/沉没喑哑相对已半个世纪。/帝国封建的种种，早成传说故事，/慢慢在时间下退尽颜色，/惟剩余点滴片段，保留在老人记忆中，/当作生命迟暮的慰藉。”

1949年5月3日，文代会代表的产生办法正式公布。仔细翻阅沈从文留下的文字，我们发现：他还是没有对过去的文学创作做一个表态。比较而言，从国统区进入解放区，很多作家都有表态文字，如3月3日华北人民政府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和华北文艺界协会举办的茶话会上，邀请的作家大部分是国统区作家，他们表达了自己对延安文学（解放区文学）或知识分子改造教育的看法：茅盾认为“与工农兵相结合，只要多向人民学习，改造自己，有志者是可以达到目的”，“在目前胜利形势下，全国大城市都将一一解放，在这些大城市中，应当注意反对反动统治者用以投合小资产阶级趣味的麻醉性的黄色文艺”；田汉号召文艺工作者“再学习与再教育”，“文艺界应在同一目标下，重新结成全国统一的组织，以便更顺利、更有力量地进行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郭沫若称“解放文艺工作者为光明的天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中国文艺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毛主席文艺座谈会上的讲演，就象是画龙点睛地向“五四”以来在黑暗中摸索的文艺界点起了火炬”，“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手与脚受了千万重手镣与脚铐，现在到解放区来了，从心里感觉到愉快，手足放开了，可以照着毛主席所指的路径向前走了”，“希望文艺工作者把毛泽东旗帜随军事发展插到长江流域，插遍全中国”，“在今后建设工作上，文艺工作者负有很大使命，负有影响别人精神与灵魂的任务，但影响别人灵魂首先要健全自己的灵魂，建立革命人生观，学习毛泽东思想”；洪深表示“要从现在开始重新学习”，“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人民政府的各种政策，特别是土地改革政策”，“了解希望造成新中国国民的什么人格，从而在舞台上也造成什么人格”，“在思想上百分之百毫无保留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业务上不折不扣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技术”；许广平说她“来到解放区感到非常愉快，但有一件不愉快的事”，那就是萧军在东北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萧军的言行完全违背鲁迅的精神，根本不配称为鲁迅的一生”，“萧军犯错误的根源是他的个人英雄主义”；徐悲鸿认为“毛主席的文艺政策是艺术史上的大革命”，“毛主席明确地指出文艺应为劳动人民服务；解决了中国文艺界没有解决过的问题，使今后一切的努力有了正确的方向”；俞平伯认为“今天碰到了千古未有的革命”，“要正确理解这个革命，不但从书本上而且更要从实际生活中去学习”；冯至以兴奋的心情描述北平的解放，比拟做“光明的突然降临”，他要求得到各地来北平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帮助”；曹靖华叙述了国民党反动派如何迫害革命文艺的罪恶，同时又用具体事实说明了中共对文艺及文艺工作者的关怀与爱护[xxii]。这些谈话，被放到《人民日报》的头版展示，显示其进步价值取向。郭沫若还发表《在毛泽东旗帜下》于4月7日《人民日报》，茅盾、胡风、叶圣陶、史东山、周建人、臧克家、宋云彬签名《作家一致拥护进军命令》，茅盾还发表《还须准备长期而坚决的斗争——为“五四”三十周年纪念作》于5月4日《人民日报》做呼应。这种表态，与沈从文形成强烈反差，他的选择只能导致文代会上他的缺席[xxiii]。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沈从文“主动”放弃参加文代会的机会。

离文代会召开最近的表露文字，是他给黄永玉和刘子衡的信。给黄永玉的信中，他这样说：“经过几个月检讨反省，把自己工作全否定了，二十年用笔离群，实多错误处。我已深深觉得人不宜离群，须合作，且得随事合作，莫超越”，“只因为用笔和社会发展游离，生活上离群不合伴，在时代过程中，自然不免会失去生存意义……不妨事。即终得牺牲于这个过程中，也不妨事。”尽管沈从文流露出其文学写作与时代的不合拍，但他没有放弃自己认定的写作姿态[xxiv]。此信写于7月16日，正值文代会期间，他并没有流露出关于文代会的信息，只以私人信件的形式表达出他对过去文学的看法。致刘子衡的信中，他这样说到：“革命对于我已十分宽容，只能说我自己过于脆弱。”信中沈从文并没有对文代会的召开谈论相关内容，他听人劝告，对自己做清理工作，“清理结果，倒是那许许多多写下的自以为值得保留的，或别的原因要保留的，全撕毁了。”[xxv]或许，沈从文根本就没理会文代会这事，两封信都没有流露出对文代会有什么感触或感想，9月份给丁玲的信中也没有谈及文艺情况，他担心自己的家被毁。9月20日《致张兆和》信中，沈从文说到：“我要照你所希望去为‘人’作点事情。目下说来也许还近于一时兴奋，但大体上已看出是正常的理性回复。正如久在高热狂乱中的病人，要求过分的工作，和拒绝一切的善意提议，都因为是还在病中，才如此。这时节却忽然心中十分柔和，十分柔和，看什么都极柔和。这里正有你一切过去印象的回复。三姐，我想我在逐渐变了。你可不用担心，我以通过了一种大困难，变得真正柔和得很，善良得很。”新政协会议召开后，沈从文举动异常，给远在香港的黄永玉写信：“你应速回，排除一切干扰杂念速回，参加这一历史未有之值得献身的工作。”他自己“当重新思考和整顿个人不足惜之足迹，以谋崭新出路。”[xxvi]

但沈从文的谋新路还得靠党解决。1950年2月，沈从文入华北大学学习改造，进入四部。3月2日报到，6日正式学习。4月，转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第二期学员。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华北局直属的，专门学习和改造的场所。沈从文跟其他知识分子一样，都参与到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中。6月12日，他发表了建国后的第一篇文章《参加北京市文代会筹备会议以后我的感想——我的检讨》。文中他阐述了自己对《文艺讲话》的认识，检讨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检讨个人工作，二十年来用笔，实和人民的要求与社会发展日益游离，越来越远，笔下越写也就越零乱空疏，失去本来的健康。小说文字由明朗转成晦涩，体裁格局虽作过些不同试验，内容和现实社会既脱离，自然无助无益于时代。且由负气自大而孤立，在好些问题上，如对土改问题，对民族形式问题，都有过些似是而非的抽象意见，或见小失大，或持一概全，错误是显然的。因倍觉有重新学习必要，目前在革大，凡事就完全如一个小学生。过些日子还希望能够到生产工厂去，好好向劳动工人同志学习。”[xxvii]

他对国家、时局也表示了看法，“国家真正的新生，是由万万千千劳动人民，沉默无言的工作着，充满虔敬的信仰，无私忘我、不断学习、不断修正错误，各在分工合作意义上，克服迎面而来的种种困难，完成工作任务的”，他要“学会沉默归队”。此文1950年5月在革大写成。这从沈从文的片断日记中可以看出，“时事学习总结‘报告’。拟今天、明天，至多两天半，尽可能作完。如何写法？以后每次学习都作一回总结，联系自己的思想，写出来。可提高一步。自己不成，还要经过群众检讨通过”，“时事学习总结检讨”，“续讨论张总结”。[xxviii]从这片断的日记中，我们可断定：公开发表的《我的检讨》明显地带有“组织”帮助的痕迹，它标志着沈从文实现了文艺观的转型。沈从文第一次对自己的文学创作进行公开检讨，达到了中共的期望。他对毛泽东《文艺讲话》表示了自己的拥护，使其能够在文坛亮相。但1949年以后，沈从文对文学的思考使他不想再继续在这文学创作路上行走，而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向了文物研究中，只是在偶尔的时间和空间里，他还会想到自己原先是一个作家！

注释：

[i]沈作为作家，教科书中采用两种态度：以《斥反动文艺》为指导思想，把沈当作反动作家；以西方研究界的观点，认为沈是仅次于鲁迅的现代作家，金介甫、夏志清等为代表，国内以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出版为转折标志。

[ii]新华社：《北平文化界发表宣言 声讨南京反动政府盗运文物》，《人民日报》1949年4月11日。

[iii]吴世勇编：《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版；沈虎雏编：《沈从文年表简编》，《沈从文全集·附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iv]以吴世勇编的《沈从文年谱》为参照进行了整合，同时参阅沈虎雏编《沈从文年表简编》。

[v]沈从文：《一个人的自白》，《沈从文全集》第2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3-4页。

[vi]沈从文：《四月六日》，《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25页。

[vii]“饭后偕铎兄访赵万里，由赵陪同访介泉于红楼，未晤。遂访孟实、从文。从文近来精神失常，意颇怜之。杂谈一切，五时始辞去。”《叶圣陶集》，第2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45页。

[viii]沈从文称自己“是一个牺牲于时代中的悲剧标本。如此下去，必然是由疯狂到毁灭”，希望丁玲考虑他的家庭，“这个家到不必须受革命拆散时，我要一个家，才可望将全部工作精力解放献给国家，且必然发疯发狂工作，用作补偿过去离群痛苦”，“我盼望你为公为私提一提这一点”。《致丁玲》，《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51页。

[ix]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340页。

[x]孙玉蓉编篡：《俞平伯年谱（1900-1990）》，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55页。

[xi]郑振铎去访翻译家潘家洵，未遇，转而访问沈从文和朱光潜。根据郑与沈的交往，访问沈是郑的应有之义。郑的特殊身份对沈从文有潜在的影响。陈福康编著：《郑振铎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432～442页。

[xii]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12月版，第132页。

[xiii]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版，第351页。

[xiv]毛泽东：《致冯友兰信》，《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344页。

[xv]沈从文：《致吉六》，《沈从文全集》，第18卷。

[xvi]“方向社”第一次座谈会记录：《今日文学的方向》，《大公报·星期文艺》第107期。

[xvii]金凤：《重建全国文艺组织》，《人民日报》1949年3月25日。

[xviii]新华社：《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六月五日在平召开 筹委会发布代表产生办法》，《人民日报》1949年5月3日。

[xix]《杨刚致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33页。

[xx]《人民日报》1949年4月2日。

[xxi]《杨刚致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33页。

[xxii]《华北文艺界在平举行茶话会》，《人民日报》1949年3月11日。

[xxiii]夏衍认为：“文代会之后我到北京，有人同我谈到沈从文的问题。我问周扬，怎么沈从文没有参加文代会。周扬表情很奇怪，说：‘说来话长，不谈不谈’。后来我辗转打听，原来是这么回事：沈从文在一九四三或一九四四年的时候，给当时的《战国策》杂志写过文章。……为《战国策》写文章，就是这个问题。”李辉：《与老人聊天》，大象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26页。

[xxiv]沈从文：《我们这里的人只想做事》，《书城》2008年1期；李辉：《转折之际——关于新发现的沈从文致黄永玉的信》，《书城》2008年1期。

[xxv]沈从文：《致刘子衡》（1949年7月），《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45页。

[xxvi]沈从文：《致张兆和》（1949年9月20日），《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54页。

[xxvii]沈从文：《参加北京市文代会筹备会议以后我的感想——我的检讨》，《光明日报》1950年6月12日。

[xxviii]全集编者的解释：“作者1950年3月2日起，入拈花寺华北大学学习，偶然保存下一组学习日记。编入时已删去学习、讨论的具体记录文字。”尽管是删节的面貌，我们仍可以看出其中的实质问题：组织对作家思想总结的意义。沈从文：《华北大学日记一束》，《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65-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