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老舍诞辰120周年：于阡陌野径开辟文学新境

2月3日是我国著名作家老舍诞辰120周年的日子。研究过老舍的人，都觉出其与同代人不同的特殊性，可谓是不可重复的作家。其作品的生动和丰富，不仅令文学史家也令社会学家着迷。那些刻在旧影里的对老北京生活的描写，连带出无数朴素而美的灵光，不仅还原古城的声音、色彩，也显出众多生命景观，成为中国人精神印记的一部分。

根系百姓 写活世态

无论生活发生多大变化，地位有了怎样迁移，老舍从不忘记的是自己的出身。古城的天空广而大，他内心的爱却始终在百姓那里。梁实秋等人写北京的吃住，往往是带着书斋里的雅致，欣赏着古都。老舍属于胡同里的一员，一切生命似乎都与自己有关，哀于斯而又歌于斯，血管里流着黎民百姓的温度。他的小说与散文很少写皇宫、王府、皇家遗迹，而是心系城边的花草、四合院的老树、胡同的吆喝声，关注民间艺人、土屋、老墙根，在日常生活里看寒来暑往、生生死死。北京城向来是醒目的文学符号，自从有了老舍，百姓成了这里的主角，一唱就是近百年。

老舍于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命运中，看出人间的底色和存在的冷暖，于曲折故事与纷繁人影里，折射出深刻人性。这一切，都以写实笔法完成。《月牙儿》刻画女子的际遇，《骆驼祥子》写出拉洋车的苦路，《鼓书艺人》点染流浪者的悲哀，后来的《茶馆》《正红旗下》日趋大气，有了时代景观的深远透视，背后是深切的精神关怀。因为是贴着百姓的心写作，环境、语气、神色，都活了起来。风景的逼真，人物的立体，画出世态一角，也像一幅长卷飘散着人间的烟火，老北京风俗最动人的部分就这样留存下来。

老舍写百姓的生活是沉浸其间的，但有时候又能跳出来，对市民气与胡同里的烟云冷静观之，发现内在的问题。所以，一面是对于弱小者的慨叹，一面是鲁迅式的冷思和批判。这样就增加了思想的含金量。但他的思想不是概念式的，而是隐含在细节与结构中，且经历长久的内心咀嚼。

萃取民间 推陈出新

老舍评价文人品格，看重本色的存在。他礼赞鲁迅，就因为其思想里有对大众的关爱，他佩服老友罗常培的原因之一，也在于其学术有民间文学的背景，在文化研究中不低估谣俗的价值。他认为好的作家是有自己的本色的，比如巴金小说里纯洁的青年，他就喜欢，那里有青春的美好记忆。

而要认识老舍的本色，齐白石的存在当是一个参照。汪曾祺回忆老舍的时候，说到这位京味儿作家对于齐白石的喜爱，注意到二者气质上的联系，这是重要的，而且涉及艺术根本的问题。这两个人在创作上独步艺坛的原因，大概就有底色的相近性，他们都于民间资源里找到属于自己、也属于民族的艺术表达方式。

回望我们的艺术史，士大夫笔墨长期占据主要地位，在思维习惯与审美习惯上形成定式。五四新文化运动颠覆了这一传统，山野的气息来了，民间的声音多了，精神也溢出儒家的陈旧框子，飘出鲜活气息。像《骆驼祥子》在文坛的出现，就与传统文人遗绪没有什么关系，走的完全是一条新路。老舍与齐白石一样，远离台阁间的艺术，于阡陌野径里，拓出新的园地。那些被漠视的、细小的、司空见惯的存在，经由其笔，都获得多样的内涵。平淡背后，幽思散出；跌宕之中，爱意种种。在谣俗的美质中能够自成化境，不是人人能够做到的。

走新路的过程，也是重新寻找精神参照的过程。一是不再简单拟古，被象牙塔的文字所牵引，而是从旧习中走出，赋予语言以新意；二是向百姓学习，向民间艺术求宝，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成为凝视的对象。他发现鼓词、相声、评书、琴书等曲艺形式有不少智慧，民间艺人世界暗藏有生命力的东西。自己也尝试以这些方式表达对生活的认识。抗战时期，他写了大量曲艺作品，《我怎样写通俗文艺》一文说到他一个不断重复的观点：“把旧的一套先学会，然后才能推陈出新。无论是旧戏，还是鼓词，虽然都是陈旧的东西，可是它们也还都活着。我们来写，就是要给这些活着的东西一些新的血液，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对抗战发生作用……使新旧谐调，无论从字汇上，还是技巧上，都不显出挂着辫子而戴大礼帽的蠢样子。”

这句话显示其审美本色。学习旧的，却不被其所囿，能够输进新鲜血液。他知道，推陈出新，方有艺术的突围。我们看他在《龙须沟》《茶馆》等作品里，充分运用戏曲元素，将之与西方话剧形式糅在一起，遂有了中国气派。老舍的这些经验，对于今人是不小的启示。京味儿小说要超越老舍，没有这样向各种民间文化学习的经验，恐怕总不会有大的成就。

融贯中西 熔炼古今

老舍说自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很大，没有新文化运动，就没有自己后来的道路。新文化运动打破文言文一统天下的局面，有了另一种表达的出现。但《新青年》周围的作家，多少还是有文人气的，使用的语言还是书面语为多。除了鲁迅对故土方言有所借用外，一般新作家对于士大夫之外的词语并不敏感。老舍出现在文坛的时候，不太顾及作家的流行语，一出手就是新的韵致，旧的表达不仅被渐渐扬弃，连新文学作家普遍使用的语言也被抑制了。

那时候文坛风行的语言有多种，受翻译影响的新词语在作家那里比比皆是。北京一些学人的辞章还不免多一些绅士的影子，文章背后是浓浓的书斋气。老舍虽然既谙熟桐城派的辞章之路，也懂得英语，且有在域外任教经历，但绅士腔与士大夫腔均无，所运用的话语方式都是从日常生活中来。他从俗语中建立新的美文的样式，看似大众口语，背后却有文言文的气韵。这种转换使辞章有了灵动之感。《正红旗下》写旧时光里的人与物，都是老百姓的感觉，土语里有美的韵致，选词用句颇为精心。句子与句子起伏多样，峰回路转间，妙趣横生。《正红旗下》让人想起《红楼梦》的气象，不是没有道理。

老舍的作品以地域性而诱人，其实背后有很开阔的时空，是个有国际眼光的人物。有创见的作家，能够自如出入自己的园地。他常常以百姓眼光勾勒历史，也能从非故土的角度重返记忆。在漂泊异域时发现故土，又在故土认识世界。典型的例子是《二马》的写作，在英国创作的这部作品，有伦敦、巴黎几座城市的参照，北京城深层的意味就出来了。没有这种越境式的思考，审美的立体感无法建立起来。而在美国写《四世同堂》的时候，参照增多，结构中有西方小说的元素。土中有洋，洋中见土，气象也自然不同于一般的作家。

在《写与读》里，老舍说自己喜欢古希腊的悲剧与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的作品，对于康拉德与莫泊桑也颇多认同。“各派的小说，我都看到了一点，我有时候很想仿制。可是，由多读的关系，我知道模仿一派的作风是使人吃亏的事。看吧，从古至今，那些能传久的作品，不管是属于哪一派的，大概都有个相同之点，就是它们健康，崇高，真实”。他在自己的写作里，追求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弥漫于纸上的是无尽慈悲。

应当说，老舍给我们留下重要遗产，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使新文学有了另一种可能性，也发展了地域文学的特色。世界性与本土性，写实性与超俗性，是差异性的元素，但在他那里却被调试成一体性的存在。因为根留在民众之中，阅世深而不世故，读人多而非木然，且以智慧的目光观万物之化，便获得一种独特品质。历史上，世俗主义很容易滑入庸俗主义之路，但老舍终止了这种滑落，他在大众世界播撒爱意的种子，并把那温情也献给寻路的人们。想到先生一生的非凡劳作，我们对于他的研究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