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路遥

路遥文学馆建成至今两个月，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参观。梁向阳观察到，参观者以中年人居多。“特别是40到45岁之间的中年人，受到影响最大。我们的文学馆就建在路遥墓园的附近，有些人来文学馆看了以后还会去旁边的路遥墓拜祭一下。”毫无疑问路遥的小说给这批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小说描述的是近20年前的中国社会，讲述的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的故事。这些作品对当年的年轻人，特别是有底层奋斗经历的人来说，倍感亲切，真实而难忘。

“留意一下你会发现，现在纪念路遥的人里面，大多数是中年人，是同个年龄段的人。”王晓渔说：“对他们来说，怀念路遥是一种怀旧，是重新寻找那一代人对青春的回忆。路遥的人生，和他作品里描述的故事，在那个年代很具有代表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路遥的怀念，与回忆一首老歌，是相似的，都代表了一种怀旧的心理。有的作家，人们怀念他是通过看他的作品。但路遥，人们怀念他，更多地从他的人生、经历、精神出发，因为这代表了那个年代的生存状况。”

不过，对于新一代的年轻读者来说，“路遥”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遥远的名字，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大学时候，我看过路遥的小说，但现在连人物名字都想不起来。”王晓渔说：“只记得书里的人物，有的像劳动模范一样任劳任怨，有的则是相当完美。”王晓渔的说法接近于目前三十多岁的读者的看法。这批人出生于70年代中后期，经历过一段路遥书中所描述的社会状况。很多人当初看《平凡的世界》，感动得流泪，但今天回过头来已经记不清书中的情节。而对于更多的80后、90后的读者，路遥的作品则离他们的生活更加遥远，没有读过甚至没有听说过路遥的也大有人在。

“我们今天来看路遥的作品，看到的是一种历史的烙印。路遥所描绘的是那个相对静止的、苦难的乡土世界。这个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了。”评论家张柠解释这种状况：“现在来写农村，已经是国际化背景下的一个中国农村了，现在村村通路，家家有电，人跟人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路遥笔下是以道德为主体来维系的、相对闭塞的农村，所以才会呈现出来特殊的悲剧性。”

朱大可认为，路遥作品的意义主要在于其“记录性”：“路遥是一个‘知青文学’的代表，他的作品具有那个时代的各种优点和缺陷。新时期文学的早期形态，是文学解冻的产物，必然带有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浓烈色彩。我们一方面看到他触及底层现实的敏感与痛切，一方面也看到了其技巧的粗疏和语言的陈旧。但无论如何，路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献型作家，他提供的文本尽管缺乏文学价值，却具有重要的社会认知价值，为我们刻录了那个时代真切的乡村经验。”

王天笑发现，在榆林、延安等地区现在也有不少作家，就像当年路遥一样，从农村走来，希望在写作上有所建树。“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人，但他们身上总是没有路遥的那种东西。感觉是社会很浮躁，人们都坐不下来，不可能像路遥当年那样创作。”

今天的人看待路遥，就像看待一位“神”。他对写作的虔诚和认真，他为写作付出的苦难人生，成为后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一部“神话”。路遥成了人们普遍认同的“劳动模范”作家。评论家朱大可就认为，对路遥的评价，更多地集中在“道德”层面：“他的伦理意义，被时间的放大器所放大。他似乎有望成为一个新兴的文化英雄。但遵循写作道德是一个作家的底线，而不是他应当被颂扬的理由。”

人们对路遥的回忆与赞美，更多地集中在他如何忘我地写作，用生命换作品。就像王天笑所说的，“写完《人生》他已经成名了，完全可以过上比当时一般人舒适的生活，即使后半辈子不认真写东西，也基本够吃了。就像有些作家，拿作协的工资，全国转转，开开会，也可以过日子。路遥可以说是在‘自讨苦吃’。”正是这种“自讨苦吃”的创作态度，使路遥最终成为一个“夸父追日”式的作家。

“但我们也应该思考，‘劳模’作家是好作家的唯一标准吗？”评论家王晓渔提出了他的看法：“像路遥这样勤奋地写作，是作家创作方式的一种，但并不是唯一的一种。”朱大可分析道：“尽管为文学献身是作家的理想，死亡却不是文学写作的必然目标。鼓吹‘舍生忘死’的精神，无疑会误导读者，以为只有在写作现场赴死的作家才是好作家。”朱大可认为在这样的时候更应该警惕：“在文化祛魅的时代，要警惕新的蓄意的造神运动，这不是为了抬高逝者，而是为了掩饰个别造神者的道德缺陷。”

黄波是湖北某报纸的编辑，也是年轻的文学评论者。他也发现，目前对路遥的纪念和评价有“过高”的嫌疑：“‘路遥是盏高挂的精神明灯，他是代表中国的杰出知识分子之一。他付出了绝大多数人不舍付出的，做到了绝大多数人做不到的。’对于这一类的高帽，路遥若地下有知，不知道作何感想。路遥只是众多写作者中的一种类型，他对写作的虔诚让我们心生敬意，纪念他就像我们常常想起生活中一个认真活过的普通劳动者一样。”黄波认为，对路遥做“过度阐释”，把他当作所有作家乃至知识分子的范式，这样只能让“本来很肃穆的纪念逝者的活动变得滑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