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司马迁为何点赞伍子胥大复仇？

伍子胥率领吴军攻破自己的祖国楚国，为什么没有人骂他为楚奸？他把楚平王从坟墓中拖出来，鞭尸三百，为什么没有人骂他对君主大不忠？春秋时期的中国人，他们秉持着什么样的忠孝价值观？

大家好，这是掌上国学院“杨鹏评点《史记》人物”。今天我们评点伍子胥，讲春秋大复仇精神。

伍子胥是春秋时期楚国人，大约生活在公元前559年到公元前484年，出生地在今天湖北监利县。伍子胥与孔子同时代，大约比孔子年长8岁。伍子胥是楚庄王时期的重臣伍举的后人。楚庄王即位三年，纵情声色，不理朝政。伍举让楚庄王猜一个谜语：“有鸟在高岗，三年不飞不鸣，是什么鸟？”楚庄王说：“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

伍子胥的父亲伍奢为楚平王之太子建的太傅，太傅即老师。因遭费无忌谗害，伍奢和其长子伍尚一同被楚平王杀害。伍子胥逃往吴国，被吴王阖庐接纳并重用。

伍子胥、伯嚭鞭尸楚平王

《史记·伍子胥列传》载：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报父雠。

公元前506年，伍子胥和写《孙子兵法》的孙武，率领吴国军队攻入了楚国的都城郢都。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掘开楚平王的坟墓，鞭尸三百，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复仇故事。

其实鞭尸楚平王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伍子胥，另一个叫伯嚭。伍子胥是为父兄报仇。伯噽是为了给爷爷报仇，他的爷爷被楚平王杀害。

《史记·伍子胥列传》载：“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

《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报父雠。”

孝大于忠的春秋价值观

中国先秦史籍如《左传》《国语》《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都提到了伍子胥复仇的事，而且都充满同情和赞美。《史记》赞美伍子胥为“烈丈夫”，这个现象引起我的关注。

伍子胥率领吴军攻破自己的祖国楚国，为什么没有人骂他为楚奸？他把楚平王从坟墓中拖出来，鞭尸三百，为什么没有人骂他对君主大不忠？春秋战国时候的中国人，他们秉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

伍子胥的行为，是典型的血亲复仇行为。男儿不顾一切为父兄报仇，这在当时人的心中是大孝行。但伍子胥的这种大孝行，是以不忠于祖国楚国和楚王作为前提的。

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思想家似乎都不约而同地赞美伍子胥的大复仇，这说明在忠与孝的关系上，他们普遍认为孝应该高于忠，今天的中国人对这种观念已比较陌生了。

伍子胥死后成为吴地的潮神

《史记·伍子胥列传》载：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

楚平王冤杀伍子胥的父亲和大哥，伍子胥和楚国恩断义绝。伍子胥向楚国进行复仇，这是大孝。不仅思想家们认同伍子胥，民间也如此。伍子胥后来在吴国被冤杀，他的尸体漂在江里，吴人怀念他、同情他，给他立祠烧香上供，伍子胥就成了吴地的神。他是潮神，是水神，至今受到民间香火祭拜。

血亲复仇的伦理困境

血亲复仇的大孝与忠于君王和国家的大忠，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所谓忠孝不能两全，一直是中国思想史上纠结的问题。血亲复仇不仅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大问题，也是西方思想史上的大问题。

在伍子胥去世以后26年的公元前458年，古希腊伟大戏剧家埃斯库罗斯的戏剧《俄瑞斯忒斯》三部曲上演，讲的是血亲复仇的伦理困境。

《俄瑞斯忒斯》讲的是这么一个纠结的故事：公元前十二世纪的特洛伊战争中，希腊统帅阿伽门农把自己女儿献祭给神。他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伤心愤怒，在阿伽门农凯旋归来后，亲自动手杀死了阿伽门农。阿伽门农的儿子俄瑞斯忒斯，为给自己父亲阿伽门农复仇，杀死了自己母亲，这是一组非常纠结的故事。

父亲杀死自己的女儿，这是为了献祭给神。妻子杀死了自己的丈夫，是为了给自己的女儿复仇。儿子又杀死了自己的母亲，是为了给自己的父亲复仇。谁对谁错？埃斯库罗斯把血亲复仇的伦理困境推到了极致。 

埃斯库罗斯把血亲复仇的伦理困境推到了极致

为报父仇杀死母亲，儿子俄瑞斯忒斯是否是罪？十二位从公民中遴选出来的审判者的投票表决结果是6：6。最后女神雅典娜帮了儿子俄瑞斯忒斯，她宣布俄瑞斯忒斯无罪。学术界认为，这是父权制战胜了母权制的表现。

古希腊戏剧无以伦比，后人迄今无法超越。这部戏剧将血亲复仇的矛盾推到极致，主人翁陷入极度困境，引人深思。对于血亲复仇的行为，中国春秋思想家们表达过自己的伦理态度，但是似乎没有希腊思想家这么深刻。

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主流伦理讲忠讲孝，但似乎是以孝为本，孝高于忠，家高于国。血缘共同体高于国家利益共同体。

战国郭店楚墓的竹简《六德》上这样说:“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

为了父亲，可以拒绝君主，但是不能够为了君主去拒绝父亲。这就是楚国的文化。从中我们可以理解伍子胥为父报仇的行为。君王冤杀了自己父亲，儿子必须去杀君王，即便凶手死了也不能放过。

孔子的复仇观

孔子与伍子胥是同时代人，大家多关注孔子讲仁爱，其实孔子也高度倡导血亲复仇，孔子与伍子胥一样，都认定必须血亲复仇。

《礼记·檀弓上》，子贡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

子贡问孔子说：对于杀害父母的仇人，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孔子说：睡觉要睡草席，要用盾牌来当枕头，不做官，与仇人不共戴天。若在集市或朝廷遇到仇人，不返回去拿兵器，马上动手搏斗。

可见，在血亲复仇的问题上，孔子也是赞同要不顾一切地复仇。孔子认为父亲儿子触犯国法，必须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孔子一样认为孝高于忠，家高于国，血缘共同体高于国家利益共同体。

孔子的复仇观念

儒家继承了孔子的复仇思想。《礼记·曲礼》上说：“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 

儒家继承了孔子的复仇思想。《礼记·曲礼》上说：“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 

意思是杀父之仇是不共戴天。杀兄之仇不用返回去拿兵器，马上就得战斗。帮朋友复仇，与朋友仇敌不同处一国。这就是儒家所倡导的大复仇精神。所谓“大复仇”，指以复仇为大，崇尚复仇。

春秋时期为什么孝高于忠？为什么血缘家族共同体高于国家利益共同体？

血亲复仇的价值观缘于远古的氏族或者部落文化，这是一种原始的正义观。血亲复仇在春秋时期的中国被广为弘扬，与春秋时期中国的社会制度关系密切。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是独立国家，国家是各贵族家族的联合体，这是一种贵族共和的制度。

各贵族家族的内部是嫡长子继承制的血缘宗法制度，忠于血缘家族的利益，这是“孝”的核心。一个家族，如果连家族成员都保护不了，这个家族将无法在社会上立足。伍子胥、孔子是春秋人，他们都认为家高于国，血亲高于国法，他们心中激荡着大复仇的春秋精神，这种春秋大复仇精神一直存在于中国历史中。

七女为报父仇杀死长安令

2009年发掘的曹操墓，出土了一块画像石。画的是七个女儿为给父亲报仇而去击杀长安令。长安令相当于首都长安市的市长，这幅画讲的是七个女儿在家中无兄弟的情况下，为父报仇的大孝行，宣传的是“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的大复仇伦理。

七女报父仇，击杀长安令

这幅画能够放入曹操的墓里，应是曹操生前很喜欢的故事。曹操生活在公元155年到公元220年。显然，那时血亲复仇仍被视为大孝行被广为推崇。

伍子胥的父亲和长兄被楚平王冤杀，伍子胥没有怪体制问题，而是直接去找君王复仇，极端到做出鞭尸楚平王的暴行，但他还是得到多数春秋战国思想家的赞美。

七位女子的父亲被长安令冤杀，七女不惜生死，联合伏击长安令的车队，杀死长安令。这样的故事，不仅会让民众流下热泪，也陪伴了曹操这种人物的灵魂。

为什么中国春秋时代，从思想家到民间社会，普遍肯定血亲复仇？他们如何思考私人复仇和国家司法的关系？也许春秋中国人是这样想的：禁止私人复仇的前提，是国家司法的有效和公平。如果国家从立法到司法都不公平，而且效率低下，那么私人复仇就是约束邪恶的必要条件，就是对正义的必要补充。春秋社会肯定大复仇，就是将大复仇视为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

冤有头，债有主。在求告无门，冤屈无处申的时候，讨个说法，争个公正，该复仇就复仇，这种大复仇精神是中国春秋精神的一大特征。民众有如此精神气质，朝廷坏不到哪儿去，社会坏不到哪儿去。

忠孝冲突也延续至今

后来法家的商鞅与伍子胥和孔子儒家不同。法家认为，人与人的重大矛盾纠纷，只能通过朝廷来处理。

《史记·商君列传》里记载，商鞅之法规定：“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谁要进行私斗，那就得根据情节轻重判处刑罚。血亲复仇是私斗的重要内容。商鞅之法实施，使得“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秦国民众勇于从事朝廷组织的战争，但是不敢私下打斗。商鞅之法是严禁血亲复仇的。

上世纪六十七年代，宣传忠于领袖，国家至上，狠斗私字一闪念，大义灭亲，挑动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告密，摧毁血亲情感与孝道传统，强化忠而压抑孝，实质上，这是商鞅法家传统的延续，也是传统的中国的忠与孝，国家与家庭的冲突的延续。

司马迁盛赞大复仇

司马迁是太史，也是中书令，朝廷重臣。他本应该强调以忠为本，强调君权至上，强调禁止血亲复仇，强调禁止私人复仇。但是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他却盛赞伍子胥：

“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如果伍子胥和父亲伍奢一起受死，他与蝼蚁何异？伍子胥放弃听从君命的小义，雪了大耻，终于名垂后世。悲壮啊！伍子胥困窘于江上的时候，在逃跑路上讨饭吃的时候，他何尝有一刻忘记楚国的首都郢呢？他隐忍下来成就了复仇的功名，如果不是烈丈夫，谁能做到这样呢？

中华民延绵至今，中国文化没有断绝，与这种情况密切相关：国家没有完全取代家庭，对君王之忠没有完全消除对父母之孝。中国人保持了高凝聚度的家庭发展、家庭自主和家庭自卫的重要传统，这是中国人生命活力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