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慢是他的责任 独立则是结果

“一位被过度访谈的现代诗人”，某批评家说。他这是在讲谢默斯·希尼。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诗人希尼的访谈确实多了一点。4月12日是他的八十诞辰，当日，我得到了这本《踏脚石》，这是他的好友、同为诗人的丹尼斯·奥德里斯科尔历时七年编撰的，厚达五六百页。用句广告词说，此书“起底”了希尼一生所有诗作的创作源泉。

读诗的人本来就少，一位诗人的作品是从哪里来的，又有几个人会关心。希尼得了诺贝尔奖，在他健在的时候，他被称作“全世界健在的最有名的诗人之一”，即使如此，当希尼年过七旬（获奖时他56岁）时，依然没有人着手为他写传记，哪怕连一些较长的人物专题都比较少见。这恐怕与他受访太多有关。他过往的事情，他的作品和他的经历的关系，都在访谈中这样那样地说过多次了，没留给传记作家多少发挥的空间，却让写诗评诗论的人很开心。

“幸好文学和艺术是缓慢而独立的”——在豆瓣上，见到一位友邻这么说。他以此来向这个被技术、资本和逐利之心联手推入疯狂的时代发一下感慨，但我想到了希尼。这句话很适合写给今天八十岁的谢默斯·希尼，但更适合由希尼这样的人来写给他的读者，或者说，写给那些等待某种福音感召的人们。希尼就是缓慢的，缓慢，是他作为诗人给自己设下的责任之一；而独立，则是缓慢的必然结果。说得夸张一点，你在谷歌里检索Seamus Heaney，你会觉得检索结果出现的速度都变慢了，仿佛一头巨兽在海中慢慢现身，每个条目都只是暴露它身上很小的一部分。

劳作的希尼

《挖掘》，希尼靠着这首诗成名，我始终觉得，这件事的神奇要超过《挖掘》一诗本身。因为《挖掘》实在是平平无奇的（一个外行的个人看法）。它说的是一个年轻人，爷爷和父亲都种一辈子地，他看着父亲弯腰挖地的背影，下决心要以笔耕为事业。父辈挖掘泥土，他则挖掘记忆，日后写下众多有关于童年的、充满了泥土气息和大自然声响的诗句。但是这么一首具有承诺或宣言性质的诗，一首宣布一个儿子要在另一个阵地上继承父辈的志向的诗，有那么特殊吗？我始终有怀疑；而很多评论人所谓“冷静地挖掘爱尔兰民族特性”之类的意义提炼，让我觉得十分无聊。

《挖掘》的中译文，更是看着累赘、没劲：

阴冷的马铃薯霉味，湿透的泥炭

压碎时咯吱的声响，铲刃浅浅的舞动——

俱穿过生命之根在我脑海醒转。

但是我没有铲子可追随他们。

（陈黎、张芬龄译）

从把digging译为“挖掘”开始，到那些勉强译出的声响，到“浅浅的舞动”“在脑海醒转”，用于散文可以，但用于诗，则是为了丁点简单的意思而浪费字词，实在笨拙，可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希尼一生都过得平静。他成家后离开了父辈的故乡，迁到爱尔兰的维克劳，然后得到教职，随着名声日隆而进入哈佛。每年春天，他都到坎布里奇去开办工作室，因而在哈佛也成了名人。到他2006年出版个人的第11本诗集的时候，那股子泥土气息仍然没有散掉，在《锄头》一诗里面他写了抡大锤的样子：两膝紧锁，腰背部震颤不止，干一会儿歇一会儿，仿佛是在积聚起愤怒的力量，然后让它飞走。

他描写体力劳作，又让劳作的味道渗透到他写诗的笔触里面。不过这又如何？每个诗人都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告诉读者，诗有多么重要，自己是承担着某种使命的人。我觉得最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在希尼这里，劳动仅仅是一种接触“日常”和万物的基本途径，它不被格外用力地强调，劳动的种种细节，如身体各部位的感觉，如动作的细部，如泥土、草、小动物在人的劳动之下的反应，希尼对此的描写，都是简单而到位的。可惜这些东西转化为译文时，却变成了常常是不自然的组合。

中文世界的希尼出版物，这几年终于多了起来，如他的诗集《电灯光》《人之链》，他的诗论随笔《希尼三十年文选》等等，最新的一部则是访谈集《踏脚石》，上下两卷，真让人见识了一个被“过分访谈”的诗人是个怎样的光景：他恣肆地用诗人的语言来叙述早年的事情，比如这样的句子：“作为寄宿生去圣科伦巴公学那天，悲伤之剑激烈地挥舞着”，他在写诗时使劲掏挖个人的记忆资源，现在又以谈话的方式，将这些资源从头检点和利用了一遍。

正因为他很细，仿佛活过的岁月都能不断地通过重述而揉开那样，希尼才给我以加倍的“慢”的感觉。跟他对话的丹尼斯·奥德里斯科尔也是个诗人，他的问话也经常是那么风雅，以至于中译过来，读着都怪怪的。希尼1971年受邀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这是他第一次长时间生活在母国北爱尔兰之外，奥德里斯科尔问起这段经历时说，“有一幅图景，美国如桌面般朝西部倾斜，因为所有放荡不羁或迷茫的人都滚落到了加利福尼亚。有没有什么事实证实这幅贬损的图景？”

希尼的回答是：“就某种程度来说，没错，确实有。坏鸡蛋和好鸡蛋滚在了一起。”

虽然我干过农活，但我仍算是缺少农场体验的人，读希尼的诗，我起初觉得它们虽然确实达到了很高的技艺，但在思想层面上，到顶也就是“怀旧”而已，怀一个更简朴、更传统、更坚实的世界的旧，这个世界里没有金融交易、没有风险投资、没有5G未来的困扰。希尼之后的爱尔兰诗人也会有意离他所聚焦的那些主题远一点，既然希尼已经那么有名，被视为W.B.叶芝的传人，（北）爱尔兰精神的叙述者和文学传承者。像奥德里斯科尔就是这样的人，他的诗所写的东西更加抽象，也更加普世，完全不必把他与“爱尔兰”联系在一起。

冲突的希尼

这种认识是初级的，大致没有脱出希尼在媒体中所呈现的样子——一个一言以蔽之的“土地诗人”。事实上，爱尔兰乡下是一个巨大的舞台，人在其中劳作与生活，不仅能感受到大自然声色的滋润，而且人所经营的那个自己的世界都会遭遇到历史的袭击。希尼作为天主教徒，在北爱尔兰的新教社会里能够感受到真正的冲突，他用他对土地、对劳作所采用的那种掰开揉碎的想象力去描述这种冲突。在1975年的诗集《北方》中那首著名的《1969年夏天》里，他就写到了1936年被右派长枪党杀害的西班牙诗人加西亚·洛尔卡。希尼说，这个事情“更像爱尔兰式的而不是苏联式的，非常宗派化，非常有天主教风格，意识形态问题和同性恋恐惧症的问题占据了同等的分量”。这几句话，对洛尔卡之死和当时西班牙的社会环境给出了完美的解读。西班牙和爱尔兰一样，都是被欧洲大陆甩向大西洋的陆地，一个朝西北甩，一个朝西南甩，当希尼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爱尔兰共和军血腥活动的背景下，思考西班牙的历史与现实的时候，“土地诗人”的帽子就显得太单薄了。

但是，诗人又总是与那些政治大事保持距离，对希尼而言，这种距离是一种职业需要。访谈录里常有这样的对比：两人刚谈到某件大事，话头一转，希尼便说起自己当时在参加一个什么活动，仿佛是为了给出“不在场证明”那样。希尼的想法是，政治类的主题固然重要，但它也会消耗人。

例如，奥德里斯科尔说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北爱尔兰发生的一些残酷暴行，包括恩尼斯基伦的爆炸案和西贝尔法斯特两名英国士官被杀，希尼旋答：“这些事情发生时我在美国，士官谋杀案发生不久我就到了伦敦，接受《星期天时报》颁发的文学奖”。在受奖讲话中，他说起了此事，并说，英国媒体对此事的报道是不公正的。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诗人介入“大事”是有自己的方式的。骚乱不断的北爱尔兰，被希尼称作“前所未见的最不幸的国家”，然而，他与它保持密切联系的方式，是将它作为主题写入诗歌，但这样的作诗会有受限感，终不如他对于童年记忆和日常事务的开掘那么得心应手。

《1969年夏天》一诗是另一个证明。那个夏天是北爱尔兰骚乱的开始，而那时，希尼却远在西班牙，杂在游客之中，在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看戈雅的作品，看那幅著名的《1808年5月3日的枪杀》，看这位艺术家用什么方式来回应门外的暴力和混乱。这几行描写画作内容的诗句，后来也成了希尼时常被引用的名句，但不了解整首诗的背景，对此恐怕也无甚感觉：

我退回林荫道下乘凉。

戈雅——“（1808）5月3日的枪杀”

整堵墙画满——举手投降的人们，抽搐着的反抗者，

戴着头盔，背着包的军队，子弹一阵扫射。

骚乱和不幸，并不是独属于北爱的主题，正如爱尔兰和西班牙在地理风貌上是那么的截然不同。从自然风物引申出去的地理人文，才是希尼取之不竭的灵感源泉。在《挖掘》里，人在土地上有着坚实的存在，而在像《沼泽女王》这样的诗里，希尼转而刻画存在之变动不羁的一面。那都是因为北爱繁多的沼泽。希尼有一系列沼泽主题的诗，1781年在沼泽地挖出的女尸，被他想象为一位蛰伏在那里，等待重见天日的“女王”。此外，沼泽里的鹿骨，乃至地底的油脂，都被他一一写入了诗里。

我们没有防御的家乡

是不断在结硬壳的沼泽

在太阳的视野之间。

挖掘土地，挖一点是一点，而挖掘沼泽，你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要是最终挖透了大西洋？那么爱尔兰岛就要无声无息、像一滴眼泪那样沉没了。到这时，铁器时代的人类骸骨，将把自己从人短暂的拥有中退还给它所来自的未知。你见过泡在福尔马林里的胚胎吧，你该怎样描述对它的感觉？且看希尼的领悟：我们的土地播下生命，但也播下死亡，不过不必为此感到心事沉重，我们的祖先不懂得什么叫人本主义，他们将废弃的生命和尸体一起交给他们脚踩的大地，不管这大地是密实、坚固的，还是一个永久的、不稳定的流体。

寻乐的希尼

我对希尼的感触，至今都是简而浅的，就像我对《挖掘》的那种感觉一样。希尼总在拖慢读他的人的视线和脚步，也许某一首诗让人觉得入了胜景，但换下一首，你又会一片迷茫。像《踏脚石》这部访谈一样，希尼的诗充满了话题的来回跳跃，充满了记忆和现实的反复切换，而诗里的音乐性，往往都折损在了翻译里。对于音乐性，恐怕译者有心无力，但更多的诗则是因为译者性情枯涩的原因，而在翻译之中丧失了原作里欢乐的一面。

在《踏脚石》中，我看到一个寻乐的希尼。他多次说到，写作要带给作者和读者以快乐，而不是压抑。他很少提到真正的悲伤时刻，不管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在他的心里有一种使命意识，即，他生来就是要写诗的，那些装载在头脑里的、记忆中的景象和声响，等待转化为理想的文字，他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在别的情绪上。“谁能说出一首诗始于何处？”他问，然后自答：一首诗的问世有赖于书本知识的积累，但更重要的是，诗人要有“感性深度”。这就是为什么，希尼能够反复援用他的童年的土地记忆，而不使人感到土气、乏味的理由。仿佛只是随口一说，那些往事的画面就鲜灵活跃起来：

“母牛的四蹄在木斯浜牛圈地面上的踩踏声，赶着运货牛车前拉套的犍牛，孩子的记忆中这种蹄声得得的动物的重量和危险。屠宰场的惊恐。所有这些全都添加了必要的非理性能量，强力启动了一个对句朝这个主题攻去……就像一个建筑工人用气钻开始干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