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君：贺知章的文学世界

贺知章是唐代知名度很高的文人，他最为人称道的事迹，一是对李白的赏识和称扬，称李白为谪仙人，又有金龟换酒的豪气；二是官至三品之秘书监，年近80，忽然申请出家为道士，南行返乡，玄宗亲自作诗宠行，满朝公卿一起赋诗赠别，刚赐金离朝的李白在半途有诗相送（据敦煌本伯二五六七号）；三是传世有贺知章草书《孝经》卷，为唐代草书之代表作。这些都为历代所称赞，为学者研究，为大家所熟知，当然也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贺知章赏识李白，在好道好酒且以豪爽处世方面，他与李白几乎完全相同，因而能独加揄扬，不遗余力。他的弃官入道，是否有政治方面的忧虞，或个人身体状况的担心，都值得分析。“天宝”间陷狱冤死的李邕诸人和他名声相仿，而他归乡不久即病故，也属事实。

在文学方面，贺知章虽然有几首传世的名篇，但因他的诗文在生前身后都没有结集，估计一是因他生性率意，所作可能随作随弃，没有很好保存，身后也无人用心搜辑，保留至今者不多，这是很可惜的。这使他享有重名，有佳作，但难以挤身一流作家之列。笔者对其作品关心经年，长期积累，将历年所得贺知章诗文辑为《新编贺知章集》上下二编，较清编全唐诗文所收诗文不啻倍之，且来源广泛，多存佳作，因而据此对其文学成就有许多新的认识。

一 贺知章的诗歌

《全唐诗》卷一一二存贺诗一卷，共收诗19首又二句。近代张寿镛编《四明丛书》，有《贺秘监集》一卷，增加《董孝子黯复仇》一首，虽来历不明，但也难以证伪。这些诗中，尚有一些疑问。一是《开元十三年禅社首山祭地祇乐章》，全组诗8首，最后一首为源乾曜作，其他7首是否贺知章所作，因早期文本署名不统一，稍有疑问。《云溪友议》卷下《杂嘲戏》载贺知章与顾况答朝士诗，因为二人之年辈相差太大，恐难有同时在朝班的经历。事伪，诗有疑问，但考虑到唐人传闻故事颇有据原诗敷衍事实之例，也很难完全否定其不知贺诗。另外南宋俞文豹《唾玉集》说传诵名句“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是贺知章作，显然记错了，可以否定。而今据日本所存唐抄本《新撰类林抄》卷四补录五绝《春兴》一首，据山西抱腹寺石刻补五言古诗《醉后逢汾州人寄马使君题抱腹寺□》一首，据《分门纂类唐歌诗·天地山川类》将《晓发》诗区分作二首看待。另外《宝真斋法书赞》卷八收唐人草书《青峰诗帖》：“野人不相识,偶坐为林泉。莫漫愁沽酒,囊中自有钱。回瞻林下路,已在翠微间。时见云林外,青峰一点圆。”可能是贺知章《偶游主人园》一诗的全篇。这样增减之后，今存贺诗约为23首。

在贺知章存世的诗歌中，《开元十三年禅社首山祭地祇乐章》是为玄宗封禅泰山所作的祭祀乐章，庄重肃穆，为此类诗之套式。开元间的应制诗三首，分别因《张说之文集》和《文苑英华》之引录而得以保存。同时唱和者人数众多，贺知章所作中规中矩，未必很出色。这些诗从写作行为来说都属于工作职责，并未显示贺之个人风格，可以不必深究。但其他十多首诗均很有特色，足以传世。就内容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望人家桃花》一首是一篇沿袭六朝初唐乐府歌行风格的七言长诗。笔者怀疑它是贺知章早年的作品，因为类似的作品在刘希夷、骆宾王等诗集中很多见，流连风景，稍涉风情，流丽宛转，文辞讲究，但没有太多的开创意义。贺知章年轻时，正是这类歌行主导的时代，必然受其影响而有所试作。

他最好的诗歌，是抒写豪爽洒脱的个性和情怀的作品。贺知章自称“四明狂客”，终身嗜酒，生性豪迈，风流俊爽，在诗中有许多表达。唐僧皎然《诗式》卷一录其《放达诗》残句：“落花真好些，一醉一回颠。”写其在落花时节饮酒之醉态，生动传神，可惜全篇不存。日本藏唐抄本《新撰类林抄》卷四存其《春兴》：“泉喷（疑）横琴膝，花黏漉酒巾。杯中不觉老，林下更逢春。”原卷为行草，不易辨识，故“喷”字有待校定。此诗抒写作者对清泉而横琴，落花黏上漉酒巾，诗人生活其间，感叹酒乡岁月不觉流逝，欣然于优游林下又见满园春色。此诗写出在琴酒林泉间诗人的惬意生活，表达的是率性而不受羁绊的放达情怀。《国秀集》卷上录《偶游主人园》，《文苑英华》卷三一八题作《题袁氏别业》：“主人不相识，偶坐为林泉。莫漫愁酤酒，囊中自有钱。”所写也是随兴而行，因见林泉佳景而流连徘徊，虽主人不相识，也无妨他赏景的兴致。后面两句说只要囊中有钱，可以随处酤酒畅饮。这种情怀，和他与李白金龟换酒的豪情是一贯的。近年长沙窑瓷器发现大量题有诗歌的瓷壶，其中即有此诗，仅“林泉”误作“林全”，“囊中”作“怀中”，足可见此诗流传之广，为民间所喜爱。山西抱腹寺石刻《醉后逢汾州人寄马使君题抱腹寺□》一诗，末有两段尾题，一云：“四明狂客贺季真，正癫发时作。”一云：“庚辰岁首十二日，故人太子宾客贺知章敬呈。”庚辰为开元二十八年（740），贺知章已经到了“八十余数年”的高龄，也可能是他今存最后的诗作。诗云：“昔年与亲友，俱登抱腹山。数重攀云梯，□颠□□□。一别廿余载，此情思弥潺。不言生涯老，蹉跎路所艰。八十余数年，发丝心尚殷。”因逢汾州人，想到早年曾与亲友登临抱腹山，想到道途之艰难，虽然相隔20多年，但此情依然流水般潺潺不绝。最后说到自己虽然已近暮年，但依然雄心殷殷，颇有老骥伏枥的感慨。诗中有大段自注，叙述当年攀登的细节，似乎是应汾州来信索诗，因醉后作此寄马使君，并嘱其送寺题壁上。虽然再三说到“醉后”、“正癫发时作”、“狂痫”，但诗篇表述了作者执著殷切强烈的入世态度，正可看出其精神世界积极的一面。

抒写回乡思旧之感，有《回乡偶书二首》，现代较称道的是第二首：“幼小离家老大回，乡音难改鬓毛衰。家童相见不相识，却问客从何处来？”直白如话，但近乡之情娓娓道来，当然是一首好诗。从“老大”、“鬓毛衰”的叙述可知，应该是中年以后回乡，而非暮年辞官归隐所作。但在唐宋时期流传更广的，则是第一首：“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感叹离家日久，人事消磨，时光流逝，事业无成，诗意更为蕴藉深沉。后二句从镜湖依旧春风涟漪，反衬年光过隙，自己已老，寄意遥深，感慨无限。关于此诗有两段故事。一是南唐静、筠二僧撰《祖堂集》卷一○载唐末闽僧雪峰义存的法嗣师郁，在回答门人问禅时，举“唯有门前镜湖水，清风不改旧时波”二句作答，可见此诗流传甚广，且诗意蕴藉而含禅趣，故为僧人所引用。二是北宋文学家苏轼撰《东坡志林》卷二曾叙述一故事云：

虔州布衣赖仙芝言，连州有黄损仆射者，五代时人。仆射盖仕南汉官也，未老退归。一日，忽遁去，莫知其存亡，子孙画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复归坐阼阶上，呼家人，其子适不在，孙出见之，索笔书壁云：“一别人间岁月多，归来人事已消磨。惟有门前鉴池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投笔竟去，不可留。子归问其状貌，孙云：“甚似影堂老人也。”连人相传如此，其后颇有禄仕者。

这应该是苏轼贬窜南方期间听到的一个传说。黄损是五代时期连州人，事迹见《五代史补》卷二、《诗话总龟》卷一○引《雅言杂载》、《广州人物传》卷四，为后梁龙德进士，南归后仕南汉。所谓退归后32年忽然回家，作诗一首而不见，殆为传闻故事，其时似已入宋。苏轼说“连人相传如此”，就是说他本人也不大相信。虽然与贺知章诗有几处文字出入，但显然是同一首诗。《全唐诗》卷七三四另收黄损名下，显属误录。但贺诗从五代到宋初传闻如此，且引起苏轼之兴趣，足见其流布之广，影响之大。

其三是送别行旅诗歌。《送人之军中》云：“常经绝脉塞，复见断肠流。送子成今别，令人起昔愁。陇云晴半雨，边草夏先秋。万里长城寄，无贻汉国忧。”开元时期边疆战争的规模虽不大，但始终未曾间断。此诗之写作原委不详，但因送别而起离愁，是古诗中常见的内容。从前四句推测，贺知章也曾有过边塞的经历，因友人之远行而触动愁绪。五六两句写边塞景色，寓关怀之意，最后则曲终奏雅，要求努力边事，不要让朝廷担忧。顺便提到“万里长城寄”中“万里长城”一词，是古代典籍中首次提到这一当代耳熟能详的伟大建筑；不过贺诗与此无关，他是说国家把边事托付给边将，责任重大。万里言其广阔，长城是为国干城，极言边事之重要，并非当时已有万里长城之存在。《晓发》二首写行旅感受，下文将会展开。《五律》一篇写晨钟初动，理舟将行，写海潮夜涌，川露晨溶，近舟沙鸟，绰约远峰，每句都写景寓情，最后以思乡怀朋作结，是很有情韵的诗歌。但《五绝》一篇将五律中的四句重新组装，突出晨行闻钟，怀乡情切，以写景两句作结，将此情此景定格于画面，令人无限感叹。二诗属于同一事之不同诗体表达，其文体意义容下文另述。

贺知章是出身南方的诗人，他对六朝以来南方流行的民间诗歌肯定很熟悉，并写有清新晓畅的民歌。今存二首都是很优秀的作品，如世所传诵的《柳枝词》：“碧玉妆成一树髙，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是剪刀。”此诗诗题和文本都颇有异文，这里选用今知最早的《云溪友议》卷下、《才调集》卷九的文本。《唐诗纪事》卷一七、《全唐诗》卷一一二都题作《咏柳》，可能是原题。《云溪友议》云元稹在越州时，歌女刘采春歌此为《柳枝词》，可能《才调集》即据以收入。本诗之异文，较重要的是“二月春风是剪刀”的“是”字，《唐诗纪事》《全唐诗》作“似”，诗意更为摇曳，《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七作“作”，则更有动感，都可以成立。因见春来柳绿，满树新叶，忽发奇想，以春风为剪刀，裁出万条绿绦，设喻新妙明白，从唐代传唱至今而不衰。另一首《采莲曲》：“稽山罢雾郁嵯峨，镜水无风也自波。莫言春度芳菲尽，别有中流采芰荷。”描写越州采莲女的生活，以稽山、镜水为背景，前两句写湖光山色之秀丽，后二句有淡淡的忧伤，以中流采荷为结，诗意健康明朗。

这里还应提及存世贺诗的一个有趣现象，即有两组诗各有繁简二本。一是《晓发》，四句五绝为：“故乡杳无际，江皋闻曙钟。始见沙上鸟，犹埋云外峰。”八句五律为：“江皋闻曙钟，轻曵履还舼。海潮夜漠漠，川雾晨溶溶。始见沙上鸟，犹埋云外峰。故乡眇无际，明发怀朋从。”从宋初即有二本之流传，显非传误所致，应该是诗人所作即有繁简二本。五绝取五律之七、一、五、六四句以成篇，虽然省略了夜行到晨景的描写，省去了怀友的内容，但诗意更为凝练强烈，可以看到唐人推敲诗意，或者说从律诗到绝句技法之进步。《全唐诗》以五律为正文，以五绝为注，笔者认为《分门纂类唐歌诗·天地山川类》作二诗收录更为妥当。另一例是前引《偶游主人园》：“主人不相识，偶坐为林泉。莫漫愁酤酒，囊中自有钱。”此诗诗意完整；但《宝真斋法书赞》卷八录唐人草书《青峰诗帖》：“野人不相识，偶坐为林泉。莫漫愁沽酒，囊中自有钱。回瞻林下路，已在翠微间。时见云林外，青峰一点圆。”这首诗书者不详，可能是中唐文人抄写前人诗。与前引贺诗比较，此诗前四句仅有首句一字不同，而后半段则是前诗的延续，即前四句写得见园林之愉悦，后四句写回看来路，再放眼远望，因此而有联想和感悟，诗意是连续而完整的。因此笔者倾向于认为此即贺氏之全诗。而《偶游主人园》最早见载于《国秀集》，该书收诗止于天宝三年（744），即贺知章辞官归道那年，可见贺氏生前流行的文本就是如此。此又一例。类似情况还有畅诸《登鹳鹊楼》一诗的两本，即北宋司马光、沈括在鹳鹊楼上所见“逈临飞鸟上，高谢世人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四句，以及敦煌遗书伯三六一九号所载八句：“城楼多峻极，列酌恣登攀。逈林（临）飞鸟上，高榭（谢）代人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今年菊花事，并是送君还。”也属此例。笔者认为，这一改写正好体现了以古诗为主的六朝诗歌向近体律绝过渡时期，诗人在同一诗题写作中，更为集中更为强烈地表达某种感受的努力，显示绝句具有更为特殊的魅力。有理由相信，贺知章在盛唐诗风形成过程中，在这方面做过许多努力。

虽然贺知章诗歌存世仅20多首，但包含了从初唐到盛唐诗歌的各种体式和内容，无论抒情写景都达到很高的成就，其中至少有七八首可以列入唐代最优秀作品的行列。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越中风光和民歌的深厚感情，诗中表达对家乡的热烈情怀；同时，他的豪迈洒脱个性和嗜酒重道偏好，在诗中也有强烈抒发。这一切与大诗人李白的个性和才华完全相通，甚至可以说如出一辙。难怪两人一见，能如此相知，彼此推挽，惊为天人，许为知己。笔者相信贺知章平生所作诗歌应该很多，证据是从其今存诗歌的流播史来分析，它们既被编入《国秀集》《才调集》等唐人所选唐诗集，也曾流传于越中歌女之口，为长沙窑工匠书于瓷壶，为禅宗僧人所引据，写本流入东瀛，石刻存于汾州，在各类文献中都有保存，足见影响之广。可惜存世数量毕竟不多，大约因为他的个性率意，生前身后都没有结集，终致大多亡佚。相比较来说，李白晚年病中授稿于李阳冰，此前曾受魏颢帮助编次文集，因为二人的努力，得有近千首作品流传至今。诗人之幸或不幸，由此可知。贺知章以一流名士而有诸多名篇，却无法在文学史上占据一流地位，令人浩叹。

二 贺知章的文章

贺知章的文章当时也很有名，可惜传世者不多。《全唐文》卷三○○仅收2篇，《上封禅仪注奏》是开元十三年（725）随玄宗登泰山时的奏议，《唐龙瑞宫记》残缺过甚，难以卒读。清末陆心源编《唐文拾遗》，据《汝帖》和《宝真斋法书赞》录短简4则，文意较简单。笔者20多年前编纂《全唐文补编》，据唐王泾著《大唐郊祀录》补开元十一年（723）与张说共进言南郊大礼仪注之奏议一篇；据清末人著《越州金石记》卷一和1983年《浙江文物考古资料》刊绍兴市南宛委山南坡飞来石上摩崖石刻，相对完整地写定了龙瑞宫记之文本（后半残损），知原题为《龙瑞宫山界至记》，是记载开元二年（714）越州怀仙馆敕改龙瑞宫后，其管辖的四至范围及其周边之名胜。据此可以知道，贺知章之信道可以追溯到开元初年；而此碑所记越州诸胜迹对地方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只是本身的文学价值并不高。

真正具有文学研究价值的是近代以来出土的贺知章撰文的唐代墓志，达8篇之多，内容极为丰富。笔者曾对唐代墓志作者做过详尽记录，出土墓志在5篇以上的作者人数大约不足十人。就墓志出土的偶然性来分析，贺知章曾撰文的墓志篇数应该较多，总数当在50篇以上，相信今后还会有新的发现。

贺知章所撰墓志最早的一篇，是开元二年撰《唐故朝议大夫给事中上柱国戴府君墓志铭》。当时贺知章任太常博士，地位尚低。志主戴令言，湖南长沙人，先世仕陈、隋，官职随时渐降，但其颇禀湘人梗概之个性。贺知章写他“及数岁，有若成童。垂髫能诵《离骚》及《灵光》《江》《海》诸赋，难字异音，访对不竭”，可称神童。而其性格则“颇侠烈”，自称“吾不能为小人儒”，“好投壶、挽强、击刺”，“历览群籍，尤好异书，至于自历卜筮，无所不晓。味老庄道流，蓄长往之愿，不屑尘物”。州乡欲推荐他参加科举，他傲然拒之：“大丈夫非降玄，不能诣京师，岂复碌碌从时辈也。”他不愿追随俗流，附会平庸以晋身，因“家近湘渚，地多形胜，每至熙春芳煦，凛秋高节，携琴命酌，棹川藉墅，贵游牧守，虽悬榻入舟，不肯降志”。他颇具傲岸之性格。直到30多岁，武后降诏旌表，方应召入京，但他不愿受官场局促，“犹怀江湖，因着《孤鹤操》以见志”，乃弃宦归乡。此后五六年，大约40岁以后，他再被征召，且得宣室召对，方脱褐从官，先后任右拾遗、□补阙、长社令，都有善政。睿宗景云初，历任左台侍御史、三原令、库部郎、水陆运使，官至给事中，卒年56岁。戴令言一生经历从隐到仕的过程，任官的实际建树并不十分清楚，贺知章的叙述也难免因墓志文体而有所溢美。但志文用较大篇幅叙述他博学、任侠、好道、孤傲的性格，写他在归隐与为官之间追求自由人格、不愿受尘俗羁绊的兀傲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寄托了贺知章本人的人生选择与好恶。这些性格，在李白身上表现最为强烈，而贺知章写下以上文字时，李白还仅是蜀中一位未成年的少年。这可以说是盛唐的初声，由此也可以理解贺知章赏识李白的深层原因。

《大唐故中散大夫尚书比部郎中郑公墓志铭》撰成于开元十五年（727），志主郑绩出身世家大族，是一位勤勉的学者。墓志称赞他“行先王之道，读圣人之书。观其仪形，朗如明月；挹其文藻，晔若春华”，从仪貌、重道、文采三方面写其个性。他在对策后，即授越州永兴主簿，在今萧山任官。后来担任吐蕃分界使，因撰《柘州记》一卷。柘州在今四川松潘一带，是唐与吐蕃常发生冲突的地区。郑绩因出使而详记其风土地理，墓志称“深明长久，有识称之”，似乎还提出与吐蕃之经营方略。墓志又称其任秘书郎后，“讨论七阁，综核九流”，可能参加开元前期整理群书之工作，并“著《新文类聚》一百五十卷，依《春秋》作《甲子纪》七十篇”。仅就书名推测，笔者认为《新文类聚》是仿《艺文类聚》体例而主收唐人诗文的大型类书，而《甲子纪》应属《春秋》以来历史大事记一类著作，类似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前编《稽古录》一类著作。郑绩续任职方员外郎，掌管天下地志图籍，乃撰《古今录》二百卷，应该是古今地理沿革或汇聚地图之著作。此外，贺知章还提到郑氏“有书一万卷藏于家，有集五十卷传于代”，是关于唐人藏书的重要记录，文集五十卷也颇具规模。十分可惜的是，郑绩的所有著作没有留下任何只言片纸，史籍中也没有他的任何记录，若非贺知章详细加以记录，我们无从知道这位学者的存在。

贺知章撰《唐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曹州诸军事曹州刺史上柱国颍川县开国男许公墓志铭》所记志主许临，其曾祖许胤、祖许叔牙、父许子儒，都是陈隋以来的著名学者，世为帝师。许临早年曾任相府骑曹，也算睿宗潜邸之门客。后来历官谘议、虢州长史、邠王府司马等。开元初任羽林将军、右武卫将军，参与平定常元楷之乱。官至曹州刺史。墓志最有学术价值的记录是提到其长子为嵩，应该就是六朝史专著《建康实录》的作者许嵩，解决了学术史上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是可知许嵩得承家学，专录南朝事实；二是许临开元三年卒时年53，许嵩居长而下有七弟，估计年龄应近30。《建康实录》叙事止于肃宗至德间，知成书时应已年过七旬。

《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行大理少卿上柱国渤海县开国公封□□□□》撰于开元九年（721），署“秘书□□会稽贺知章撰”，所缺疑为“少监”二字，为贺知章在秘书监前之任职。封氏是十六国前后燕至北朝以来河北沧景一带的大族，近代出土墓志很多。墓志记载封祯在武后末年任大理丞，“时有恩幸之臣，宠狎宫掖，履霜冰至，将图不轨。公案以直绳，处之严宪，犯颜固执，于再于三”。可称廉吏，在酷吏盛行的时代尤属不易，对武后宠昵的幸臣坚决处置更加难得。较特别的是封祯在神龙、唐隆二次政变中皆有立功。“寻而北军袒左，乘舆反正，褒公忠壮，锡以殊章。”是说张柬之等五王逼武后退位，中宗复辟，封祯立场坚定而得表彰。“今上剪除凶悖之夕，擢授御史中丞，与大夫东平毕构连制，夜拜明朝，急于用贤，宵分轸虑。”则指玄宗起兵诛除韦后母女之政变，封祯在当晚被授以御史中丞要职，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就笔者所知，在这两次重要政变中都参与并立功者，极为少见。

《大唐故大理正陆君墓志铭》是近年在洛阳龙门出土的墓志，署“礼部侍郎贺知章撰”，作于开元十三年（725）五月。志主陆景献，字闻贤，是武后时宰相陆元方第四子，睿宗时宰相陆象先之弟。墓志叙述其“爱在妙年，早闻词赋，未及弱冠，能而老成。经淮中及使蜀，篇什盛传于代，风体雅丽，坐致高流”。是一位早慧且有许多诗作为当时称道的诗人，可惜其诗作无一留存。其后叙述他的从仕经历，“初补修文生，从门也。选授洛州参军……俄应词藻宏丽科，试荣高第，擢授河南尉。……无何，拜监察御史里行。满岁，即真转殿中侍御史。历屯田员外郎、起居舍人。……授大理正”。开元十三年四月病卒，年仅39岁。墓志最后之铭则为“中书舍人彭城刘升”撰，是墓志写作的特例。贺知章任礼部侍郎，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考证为开元十三年四月在任，与墓志所载契合。

寒斋藏洛阳新出墓志《□□□银青光禄大夫沧州刺史始安郡开国公张府君墓志铭》，署“秘书少监贺知章撰”。志主张有德，襄城人。在隋任陈、毫二州刺史。唐义旗初起，即“委质奉府”，从“破介州”，义宁初授上柱国。寻受命还乡，“征兵宛叶”，因王世充据有巩洛，乃于瀔州招辑逃亡。以功授始安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加左鹰扬郎将，除左武卫中郎将。贞观间先后任桂州都督、沧州刺史。贞观十八年病卒。至开元九年（721）迁窆，贺知章因其孙左羽林大将军张之请而撰墓志。本志保留了唐初一位功臣的事迹，贺知章在任秘书监前曾任少监，也因此而得补充。但就文学价值来说，则内容一般。

另两篇墓志，一是《皇朝秘书丞摄侍御史朱公妻太原郡君王氏墓志》，作为一篇女性墓志，较特别的是志主卒于“侍御所职沧州海运坊之官第”，留下唐代海运史的重要文献；二是《大唐故金紫光禄大夫行鄜州刺史赠户部尚书上柱国河东忠公杨府君墓志铭》，这是8篇墓志中规模最大的一篇，志主杨执一出身显耀，历官通显，墓志叙述周详，价值很高，今人已多有研究，在此从略。

以上略述贺知章撰文墓志8篇的内容、价值。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墓志在今已刊布的唐人大约八千篇墓志中，都是有很高文学造诣的作品。虽然墓志的特点是记录志主的生平经历，并叙丧葬始末，表达哀挽之情，也难免溢美掩恶，以歌颂为主；但贺知章所作如戴令言之墓志，着重记述他傲兀的个性和追求自由的性格，着力写有独特精神世界的不平凡人物，明确表达自己的好恶，是难得的佳作。而郑绩之墓志写其勤于学问，奋力著述，也具特点。纪念许临、封祯、杨执一的三篇墓志也各具学术和历史价值，值得肯定。在文风上，贺知章虽然还没有摆脱唐初以来的骈俪文风，但叙事明快晓畅，骈散兼行，具有转变时期的文章特点。

因为这些墓志的出土，我们不能不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以贺知章率真疏狂的个性，何以有兴趣如此广泛地为各种人等撰写墓志，其中因为友朋只是很少一部分，多数好像与他并没有太多的交往。笔者以小人之心揣度，大约在一定程度上不能说与接受请托、收取润笔没有关系。以贺知章的率性生活，花费是很大的，虽然我们无法还原他的经济来源，但此应属情理中事。贺知章对平生诗文都没有作过认真保存编录，多数随作随弃，在唐代一流文士中，他的作品保存不多，是很可惜。所幸地不爱宝，当年所埋铭石，得以一一出土，让我们有机会逐渐还原他文学写作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