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安好

一

我曾经最想跟外婆说的一句话就是“外婆，晚安”，可我一直没曾说出口。外婆去世的时候，我想着她终于不会再夜不能寐，终于可以安息了。

外婆的生日我不知道，但我清晰地记得她的忌日：1991年6月19日。她死去的时候，虚74岁。

六月的天很闷热。外婆躺在刚做成的棺材里。我和哥哥、弟弟三个人在灯下给外婆守灵。屋子的前门和后门都是敞开的。照乡下的说法，亡者的魂灵三天内是不会散的，外婆的魂灵还在，我们要把门开着，让她无论是从前门还是后门，都能找到我们的家。

母亲虽然很悲伤，但她还保持着惯有的冷静和清醒。她挨家挨户打招呼，说她母亲的棺材要经过各家的门前，打搅了大家，请多包涵。外婆是客死他乡，在村子人的眼中是“异乡人”。母亲那样招呼，也是尽礼数。村中多是善良的人家，有的还曾享受过我外婆的恩惠，他们见我母亲哀戚的神情，也都送来安慰的话。出殡的那天，外婆的灵柩经过每家门口时，那些户主都是立在门口，燃起鞭炮，给我外婆送行。那也是村子的人对一位异乡老人的最高礼遇。

二

我曾经多次试着回忆外婆生前劳作的细节，但能想起的多是那些“大写意”的场景：她要么是在村东头或村西头的山地里独自刨挖，要么在生产队里的水田里弓腰曲背地插秧、割稻，或是在窄窄的田埂上，挑着湿漉漉的稻子，踉踉跄跄地行走；夏日午后，烈日烘烤着树木、尘土，地上的灰像灶膛里的余烬一样滚烫，知了一声接一声，很不耐烦地叫着，别人家都在屋子里的凉床上或者铺在巷口的草席上睡觉，而我的外婆光着脚，踮着脚尖，在山地那边除草、翻土，她那件黑褂子的背后总是一块又一块白色的汗渍。

外婆永远是村子人最勤快的人，也是村子人最“硬朗”的人，太阳晒不晕她，风刮不倒她，雨淋不坏她。她不晓得累，也不晓得生病。 她除了睡觉，除了回家后匆匆扒完一碗饭（有时甚至让我把饭拎到地头给她吃），所有的时间差不多都是田间地头，那几小块山地似乎可以长出金长出银，她只要没日没夜侍弄，就会长出吃不完的粮食。

有一年的冬天农闲，村子的人被安排到七八十里路外的一个圩区修河坝，家家户户都要派一个劳力，队长司有早跟我外婆说，胡大姐，修坝埂是男人的事，你就不要去了，在家和老人们抹抹纸牌，好好歇歇。司有早是好心人，他在安排农活时总会给我外婆照顾一点，但我外婆并不领情，她好不容易遇到个农闲时能挣工分的机会，哪舍得不要呢。司有早见我外婆那么倔强，叹了一口气，说，你这把老骨头真是贱，拼死拼活地挣那么多工分做什么？带到棺材里去啊？

司有早嘴巴一向比较“毒”，外婆也没生他的气。她把扁担和筐子找出来，把铁锹放进筐子里，跟着村子里的男人们上路了。那一次，外婆在远离大司村的一个陌生地方出现时，她瘦小的身子夹在人山人海的男人中，有没有人对她戳戳点点？那是一个男人的世界，一位老妇人，吃喝倒也罢了，她拉、撒、睡，又有多少不便？

我之所以一直到现在都没忘掉这件事，是因为我在独自熬过很多天之后，终于在那条外婆回来时必经的小道上，看到了外婆的身影，她挑着筐子，在一大群男人中显得那么矮小。我跑过去时，外婆俯身从筐子里拿起一个布包，我打开后，里面是一块面包，她从乘坐的火车上买的。

那是我此生吃的第一块面包，裹着外婆的汗味，裹着尘土，也裹着异乡的风霜。它虽然很凉，但很香、很香。

三

按照生产队的规定，外婆在五六十岁之后完全可以像同村的瞎子老太那样，享受“五保”待遇——口粮由生产队供给，自己不需要做一丁点农活。但瞎子老太终身未嫁，没有子嗣，她只要自己能活命就够了，而我外婆从地里刨食，不是为她自己，而是为了她女儿家，更确切地说，为了我，为了我的哥哥、弟弟，还有后来出生的妹妹。外公和舅舅都是饿死的，这成了外婆心头一直挥之不去的疼痛，也成了她挥之不去的夜半噩梦——我有时在深夜里醒来，常会听到外婆在床那头轻轻地叹息，我不难猜到，那是外婆被噩梦惊扰后，在为我们家的几条性命深深地忧虑。

外婆最高兴也最发愁的时候是年终，生产队要“分红”了。整个村子差不多家家户户都超支，能分到“红”的除了我外婆之外，只有极少的人家。

外婆能分到“红”，有两个原因，一是她的户口本上只有她一个人，她每年从生产队里分到的粮食也是一个人口的，不像其他人头多的人家会超支；二是她虽然拿的工分没有男劳力的多，但她从不缺工，上山砍柴或者下地挑稻谷，没有别人挑的多，但她腿脚“快”，比别人会多挑一两趟，挣的工分也就不比人家少太多。年终分红时，外婆最多的时候曾拿过一百多块钱。

但让外婆焦虑的是，那些钱她很少能拿到手，最多的时候，拿到的也不过三四十块钱。

临分红的前几天晚上，外婆的家总会来好几拨子人，司有早就是其中一位。他说的还是跟上一年一样的话：“胡大姐，你今年还要帮我先垫一点钱。”他家人口多，超支是必然的，向生产队还账又是不可能的，每一年我外婆都是他求助的第一人选。外婆心中肯定是不太愿意，但她从来不会拒绝。在分红现场，外婆替好几家垫了钱，又有一户人家要让外婆垫，外婆实在有些为难，只好说，不能垫那么多了，我的大丫头家也超支，我还要帮她还债呢。

“大丫头”，就是我母亲。

外婆拿到手的那几十块钱，先是用布包紧，藏在房间的一个坛子底下。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她从坛子底下摸出钱，揣在裤腰带里，带着我上路了。她挑着两只稻箩，一头是她和我平时省下来的米，一头是她做的山芋干。池塘里结了冰，田埂上有厚厚的霜，外婆的嘴巴里呼着热气，喘气声也越来越急。我们翻过西塔山，走完二十多里的山路，就到了陶厂镇，外婆会给我买一个麻饼，买一杯茶水， 我再吃一根早上煮熟的山芋，而外婆蹲在路边吃的是山芋。

那些年，我和外婆在那条几十里的路上来回了不知多少趟，我们从大司村挑出去的有稻子，有米，有山芋、山芋干，有香油，有南瓜、冬瓜……我的父亲也不知来来回回多少趟，他每次挑着一副空稻箩来，然后挑着满满的稻箩回家。那一担担沉沉的稻箩加起来到底有多重，我们全家谁也说不清楚。

外婆的身子本就瘦小，临死前被病魔折磨得只剩下骨头。她这一生，是被我们全家“榨”干的，或者说是被她自己“挤”干的，我们“榨”她也好，她自己“挤”自己也好，在她看来，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她一生似乎就是在为我们而活。

我甚至想过，如果外婆觉得她身上的骨头能给我们做柴火取暖或者做一顿饭，她一定会二话不说，任我们拿去点着。

四

1980年夏天，我考进了陶厂中学。开学的那天，外婆和我起了个大早，她挑着被子、衣服和其他日用品，我则挑着几十斤米。走过十几里的山地，翻过西塔山，到达陶厂中学时，已接近中午。

外婆帮我把行李在寝室里安顿好，就要回去了，我把外婆送到了学校前面的河埂上。过去都是外婆送我，而这次是我送她。河埂很长很长，路边长满了半人高的蒿草，我立在那里，看外婆肩上扛着两根扁担，她瘦小的身子慢慢地远了，然后没了。

那一年我虚14岁。从虚五岁时到外婆家，我和她在一起生活了九年。九年中，除了她偶尔去小姨娘家，除了有一年冬天她去修江堤，我们很少分开过。但从这一年的九月开始，我和外婆要相隔很久才能见一次面。

晚上，我躺在床上，脑中翻腾着这样的画面：外婆推开家门的那一刻：屋子里只有她一个人；她晚上躺在床上，床那头也是空空的；她吃饭的时候，只需要拿出一只碗……她把我养大了，我就离开了她，她又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

我在新学校很有些不习惯，待了两周之后，就和同村的另两个同学一道，回到了大司村。那天晚饭之后，外婆突然说了一句：“你别在陶厂念，到林头念吧。”我有些懵。外婆的意思是让我转学。我有些害怕。转学容易吗？怎么转？我没有一点了解。外婆见我没反驳，认为我同意了，便说：“明天我就带你到陶厂找人。”

第二天她果然领着我，到了陶厂中学。他找的是附近村子的一位在学校当教导主任的老师。外婆跟他说了一通话，他终于明白我外婆跟他的母亲是老熟人。

几天之后，我拿到了转学证，独自挑着行李回到了大司村，然后跟着外婆又把行李挑到了林头中学。外婆事先已经打听到林头中学有位姓“司”的教导主任，他的父亲和我外公生前是好朋友。外婆找到他，他二话没说，就答应把我安排到司有春老师的班上。司有春老师是和外婆同村的人，他刚刚从巢湖师专毕业，分到了林头中学。外婆问能不能让我跟他住，他说行。外婆和我从学校的工地上搬来了很多砖头，码成了“床架”，又把一张篾床放了上去，我就和司老师成了“舍友”。

我从陶厂中学如此顺利地转到林头中学，就连司有春老师后来也感到惊讶。

在林头读书的两年里，我不光受到那位姓司的教导主任和司有春老师的关照，也因为他俩的缘故，得到了很多其他老师，甚至他们的家属的关心。在我人生的前十几年中，我还没有得到如此多的人的这般关爱和恩惠。

林头中学成了我少年时代的一块福地。 而这福气的源头，无疑是我的外婆。

五

我后来终于考取了，虽然只是个专科。我到大司村告诉外婆这个消息时，外婆虽然没露出笑容，但我知道她的内心一定是高兴的。

那也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离开大司村，此后再也没有去过，因为不久外婆就被她的姨侄——小名叫“老虎”的表叔——接去带孩子了。

我就读的巢湖师专离老虎表叔家并不远，我去那里看过外婆几次。每次去的时候，她要不是坐在摇篮边看孩子，要不就是蹲在地上择菜。外婆没有儿子，她把几个侄儿看得很重，她那时已经六十好几了，按照她的性格，是不会舍下田地，去做半个“闲人”的，只是她的侄儿需要她，她也不好拒绝。她跟我说过好几次“急死人”的话，意思是，闲下来带孩子，真让她不习惯。

第二年，她又去了林头镇，替她的姨侄女儿、老虎表叔的妹妹带孩子。有一次，我去镇上看她，进门，见她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瘦小的身子蜷伏着，一动也不动。我立在边上看了很久，也没出声。她醒来后，忽然看到我，一激灵，差点摔到地上。

她赶忙起身去倒水给我喝。她的步态明显老了。

我临走时，她从口袋里掏出几块钱，说：“家婆挣不到钱了，这几块钱你拿去买点菜吃。”我不肯要，她有些生气：“是嫌少了？”

我只好接了过来。我从她的语气里听出了衰老后的那种无力。

六

毕业后，我分到了老家的县城教书。起初的两年，表弟宗轩跟着我念书，我仅有的五十块钱的工资不光要养活我们两个人，还要用来招待一些过往的同学，几乎每个月都是寅吃卯粮，要跟单位的会计预支下个月的工资才能度日。那几年，我没有给过外婆一分钱，也很少去看她。她不停地在表叔和表姨两家之间来回跑，帮他们看孩子。她临死前的两年，得了心脏病，身体实在不行了，我母亲跟表叔、表姨拉下脸来，硬是把外婆接到了我的老家。

外婆到我工作的学校去过一次，是去老虎表叔家取衣物的时候顺道逗留的。我在菜场买了几个菜，用酒精炉慢慢地烧，她坐在我的床上静静地看着。肉圆汤烧好后，我盛了一碗端给她，她又拨出了一些肉圆子，放进了锅里。这个动作我太熟悉了，她还像以往和我在一起时那样，把她认为好的东西留给我。

那天，我把她送到车站，买了票，又把她送上了车子。她隔着车窗望着我，我不敢看她，假装东张西望，看到一个正在卖冰棒的妇女，走过去，买了一根冰棒，走进车厢，递到了外婆的手上。她推了推，说：“你自己吃，我吃什么冰棒呢！”我没接，赶忙跳下了车子。

对外婆而言，冰棒也是奢侈品。她一生中也没吃过几根。

七

我这几十年，受到过很多人的影响，积极的，消极的，大的，小的，但给我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外婆。她对我从没有说教，也很少表露情感，甚至对我从未有过爱抚的话语，但我却时时刻刻感受到了她的爱。她留给我的最大的人生财富就是两个词：善良、自尊。因为有这两个词垫底，在不知所措时我会豁然开朗，在脆弱时我变得无畏无惧。

魏振强 男，1966年生，作家，媒体人，著有散文集《茶峒的歌声》，有作品入选小学语文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