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接受史

剑锋教授对陶渊明情有独钟，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志趣，对陶渊明的研究有一种持之以恒的坚毅精神。剑锋于1995年考取了山东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时，即开始读陶渊明，研究陶渊明，并以《元前陶渊明接受史》为博士论文题目，顺利地通过了答辩。1998年，他毕业留校任教，至今20年。20年间，他一直坚守在教学第一线，担任本科生的基础课、选修课，培养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他做过本科生辅导员，兼任过山东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文学院副院长等职务。他在完成教学和其他工作任务的同时，心中一直有陶渊明，同陶渊明研究相伴。他积年累月，锲而不舍。求新的志向，辛勤的劳动，不断有研究成果问世。2002年9月，经过修改的博士论文《元前陶渊明接受史》，由齐鲁书社出版。2001年12月，他以《陶渊明及其诗文渊源研究》为题，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得到了批准。他白天忙，晚上常常“开夜车”。经过4年多的耕耘，课题顺利结项，于2005年10月，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他早在完成《元前陶渊明接受史》时，就想向下延伸，撰写《辽金元明清陶渊明接受史》。2009年2月，他以此题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7月获准立项。此项目，原计划3年完成。经过3年的努力，按计划完成了书稿过50多万字，本来可以结项，但他严格要求自己，知道书稿不论是在内容方面，还是在表述方面，仍有很大的修改余地。于是申请延期1年，做了两次全面的修订和补充，字数达到62万字。项目上报后，经由专家鉴定，获得了优秀的评价。剑锋在完成上述著作的同时，还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史哲》《文献》等著名刊物上，先后发表了有关陶渊明研究的论文达55篇之多。2016年6月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古直笺、李剑锋评《重定陶渊明诗笺》。20年间，剑锋出版的陶渊明研究的论著，特别是有关陶渊明接受史的论著，具有前沿性，为学术界所瞩目，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感到欣慰，但他并没有就此止步。他在完成《辽金元明清陶渊明接受史》之后，又开始宏观思考，总体设计，纵向贯通，把元前陶渊明接受史和辽金元明清陶渊明接受史连缀起来，进一步修改充实。经过3年多的努力，形成了110多万字的《陶渊明接受通史》。《陶渊明接受通史》是剑锋二十年间研究陶渊明及其接受史的总结和提升，是他对陶渊明情有独钟、志趣与劳作相融合结出的硕果，也是学术界期盼的一部著作。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学术著作大致可分为深化型和开拓型两类。深化型著作的主要特点是在此前著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深入，如同一眼旧井的深挖。开拓型著作的明显特点是前人想写而未及写、后人一定要写的必不可少的著作，如同新挖一眼井。综观陶渊明研究史，不难发现，《陶渊明接受通史》是一部属于开拓型的著作。陶渊明及其诗文的影响，虽然在不同时期有差异，但就总体而言，有持续的、相当广泛的影响力。从南北朝开始，代代程度不同地都有对陶渊明的接受。在古代，主要体现在对陶渊明作品的整理和许多诗话类著述的品评等方面。在现代，有新的突破，诸如萧望卿《陶渊明批评·陶渊明历史的影像》，钱钟书《谈艺录·陶渊明诗显晦》，中华书局1961年结集出版的《陶渊明讨论集·历代对陶渊明的一些探索》，钟优民《陶学史话》《陶学发展史》，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史研究》等著作，各具特点，各有创获，在内容和体式上，都有了很大的进展。但由于多方面的局限，以前关于陶渊明接受史的研究，多限于某一点、某一侧面、某一时段，有树木，而未成林，特别是辽金元明清时期，很少有论著涉及。以前众多的研究成果，既为“接着”研究提供了基础，也留下了很大的继续研究的空间。《陶渊明接受通史》，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眼于开拓，系统地梳理了1300多年的陶渊明接受史，在陶渊明研究史上增添了新的篇章，有补阙之意义。

研究古代文学有一个通则，就是应当以史料为基础。历代关于陶渊明的史料，繁富而分散。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基本上没有系统的搜集整理。系统的搜集整理始于60年代。重要的成果有中华书局1961年出版的《陶渊明诗文汇评》，1962年出版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陶渊明卷》。这些成果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但由于未及全面地搜集整理，也在很大程度制约了研究的深入和开拓。剑锋在研究陶渊明接受史的过程中，不愿意吃现成饭，没有走捷径，一直重视搜集史料、整理史料。在这方面，他本着“事不避难”的精神，付出了很多心血，努力做到广撒网，“竭泽而渔”。在没有网络和古籍数据库时，他耐心地在图书馆一本一本地搜检各种文集。有了网络和数据库后，他又充分利用。他搜集史料，钩发沉伏，不限于古代，也涵盖了现代。不限于国内，也关注了域外。为了搜集史料，他阅读了“海量”的各种文集论著。他初步搜集整理的史料，达500多万字。他搜集整理的史料，相当全面，如：搜集了历代拟、效、和、集、律、用韵陶诗辞至少有1100多家，历代桃源诗作家至少有930多家，历代有关陶渊明的戏剧至少有35种。其中绝大部分史料是第一次揭示的。历代对陶渊明的接受，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涉及到许多方面。以前搜集整理的史料主要是着眼于文学方面，剑锋视野开阔，拓展了史料的类型，由文学拓展到绘画、书法、园林等领域。在文学方面也有开拓，由诗文拓展到戏曲、小说等体裁。剑锋相当全面的搜集整理史料，不仅使他的接受史研究有扎实的依据，史料翔实，同时也开阔了视野，新的史料引发出新问题、新见解。《陶渊明接受通史》第七编第五章，特设四节，分别论述了在绘画、小说、园林、书法等领域中对陶渊明的接受。这是以前陶渊明接受史研究未及涉及的。

剑锋在研究陶渊明接受史的过程中，在注重搜集整理史料的同时，一直伴随着学习理论、提高理论水平。史料虽然很重要，是研究的基础，但史料是死的，是否能激活史料，正确地阐释史料，不能仅靠直感、悟性，重要的是还要靠理论的启发。剑锋注意学习多方面的理论。尤其重视学习接受美学、阐释学。《陶渊明接受通史》就是在他自觉地在所学的理论的启发下写成的一部著作。全书注意史论结合，没有离事而言理，没有随意性的主观臆测，努力体现史料和阐释“互为相塑”的密切关系。陶渊明在历代的被解读、被接受，是一种历史的动态的复杂的文化现象。《陶渊明接受通史》尝试纵向整体把握，长于论述历史变化的轨迹，梳理出一个系统，为读者全面地了解陶渊明接受史，提供了方便，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读本。全书在“绪论”后，把陶渊明接受史分为7个阶段加以论述。每一阶段的论述，注意在大量的史料中，选好典型，解剖典型，进而探讨每一阶段的特点。不少论述能由表及里，注意发掘史料背后蕴涵的诱因。如书中第七编第三章第六节对清代陶澍的论析。陶澍在古代陶渊明接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辑注的《靖节先生集》是历来整理陶渊明集的集大成之作。《陶渊明接受通史》把陶澍选作一个重点，用1万多字的篇幅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论述中，在肯定陶澍在陶渊明接受史上取得的重要成就和特点之后，又进一步揭示了他取得成就和特点形成的根由。认为：“陶澍接受和研究陶渊明是在尊崇儒学、考据之学尚盛的嘉庆、道光年间，故其接受陶渊明多从儒家出发，遵循乾嘉学风求实严谨的治学态度。”这揭示的是社会文化背景方面的根由。此外，还特别揭示了宗族对陶澍研究、接受陶渊明的诱导：“他接受陶渊明还有家族的特殊条件和影响。陶澍把自己的家族归入陶侃、陶渊明一脉……以陶渊明的子孙后代自居，在宗法社会里，自然对陶渊明另看一眼。”《陶渊明接受通史》在纵述通史的基础上，还在最后的“余论”部分，分4节，总结论述了陶渊明接受史上的一些带有历代共同性的问题和启示，其中的陶渊明的仁爱精神、陶诗的经学化和意境化问题，都是此前学术界没有论及的重要问题。凡此种种，不仅为读者接受陶渊明提供了多方面的参照，有助于读者全面系统地思考和认识陶渊明，也为文学史研究和写作提供了一些启示。

《陶渊明接受通史》虽然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多有创获，但它毕竟是一部阶段性的著作。任何对陶渊明接受史的研究，只有结项和截稿时间，没有终结。《陶渊明接受通史》也是这样。书中已经论述的问题，有些有待进一步研究深化，如：历代绘画、书法、园林、小说、戏曲中对陶渊明的接受，内涵丰厚，形式多样，是读者感兴趣的问题，书中只做了初步的勾列，未及深入地探讨。对陶渊明接受史显现的复杂性、不平衡性等，书中虽然有所论述，但有待深化，进而揭示陶渊明接受史既有古代文学接受的一般规律，还有自己的特殊规律。

陶渊明接受史是一条长河，从南北朝时期一直流淌到现代。剑锋在完成陶渊明接史古代部分的过程中，也关注了现代部分。现在他已经开始撰写现代部分。剑锋很敬业，很勤奋，又有长期积累的学养和不断进取的精神。陶渊明接受史的现代部分，一定能够完成。天道酬勤，我衷心期待着他的新的著作的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