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洪伉俪旧札中的温馨往事

陈子善老师2017年3月1日微博：“罗洪先生2017年2月27日在上海病逝。她生于1910年，是上海松江人，翻译家朱雯先生之妻，有《罗洪文集》行世。她是迄今享年最长的女作家，活了107岁”。笔者未曾见过朱雯罗洪两位先生，但2012年11月7日曾得赠韦泱老师编的《百岁不老：罗洪作品精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版）。罗先生离开我们近一年了，最近有幸得见朱雯、罗洪这对作家夫妇的信札，略作钩沉，以为纪念。

笔者在“文坛忆旧 -—施蛰存、周而复、陈荒煤、贾植芳、萧乾、吕叔湘等名家信札墨迹”专场和“文坛忆旧-—周而复、施蛰存、陈白尘、赵家璧、萧乾、吴祖光等名家信札”专场，分别得见罗洪给时任《新文学史料》编辑黄汶的信，照录如下：

黄汶同志：

前接大札，悉拙稿校样将于二十日左右寄出，今天已二十五日，未曾收到，不知已寄出否？杂忆之五，四月初可以寄奉，勿念。还有之六、之七，当按时写成奉上。这些是解放以前的。为了不占用《史料》篇幅太多，我想就刊出七次。至于解放以后两三次，我还是写下去。不知日后能否将已发表与未发表的合在一起在贵出版社出版？也许字数少了些。

如能成为单行本，那就感激不尽了。

我姓姚，发表稿件，只用“罗洪”，到银行取稿费，因为跟户口本对不起来，非常麻烦，以后开单子时，请写成“姚罗洪”，谢谢。

刚才接到财务科清单和收据，现将收据附上，请转交。因为想跟你写信，只得附在这里，麻烦你转交了。

此颂

编安！

罗洪

3.25夜

黄汶同志：

大札及校样收到。正在等待《史料》第三期，这才明白是影响，推迟出版。书已寄出，大概就可以收到了。

校样寄回，请检收。

（之七）争取于十月底写好，写完了当即寄上。

此复即颂

编安！

罗洪 9.25

作家的回忆录是我们研究作家的珍贵文献之一。经笔者查阅，罗洪在《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2期、1988年第3期、1989年第1期、1989年第2期、1989年第3期、1989年第4期、1990年第1期、1991年第3期、1991年第4期、1992年第1期陆续写有《关于〈腐鼠集〉》、《关于〈儿童节〉》、《关于〈春王正月〉》、《关于〈为了祖国的成长〉和〈流浪的一年〉》、《关于〈活路〉和〈鬼影〉》、《从〈急流〉到〈孤岛时代〉》、《关于〈这时代〉》、《〈灯塔照耀着他们〉创作前后》、《关于〈咱是一家人〉及其他》、《关于〈夜深沉〉及其他》等名曰“创作杂忆”的回忆文章，共计10篇。

“为了不占用《史料》篇幅太多，我想就刊出七次。至于解放以后两三次，我还是写下去”， “创作杂忆”一至七是关于解放前的回忆，八至十是关于解放以后的，最终《新文学史料》分十次刊出。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罗洪在《欣喜与铭感》中提到，“1988一1990年之间，我在新文学史料发表的十篇《创作杂忆》手稿，朱雯将她翻译的A·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手稿，一同送给上海图书馆，藏在那里比较放心。”由此可知，罗洪后来将“创作杂忆旧”系列文章的手稿给了上海图书馆，但文中提到的“1988一1990年之间，我在新文学史料发表的十篇《创作杂忆》”是不准确的，应为“1988——1992年之间”。

“前接大札，悉拙稿校样将于二十日左右寄出，今天已二十五日，未曾收到，不知已寄出否？杂忆之五，四月初可以寄奉，勿念”，由此可以推知知，“拙稿”当指杂忆之四，即《关于〈为了祖国的成长〉和〈流浪的一年〉》。因此，可以确定罗洪给黄汶信的写作时间当为1989年3月25日。杂忆之五，即关于〈活路〉和〈鬼影〉》，发表时篇末注明“一九八九年四月”，这与信中所言“杂忆之五，四月初可以寄奉”是相吻合的。

“之七”当指《创作杂忆（七）——关于〈这时代〉》，主要回顾了1945年12月正言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这时代》的创作背景与意图。信中提到“争取于十月底写好”，而发表时篇末注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上海”，由此可以推知，实际写完时间是1989年11月。因此，可以确定罗洪给黄汶的另一封信的写作时间当为1989年9月25日。

当然，遗憾的是，罗洪先生在《新文学史料》陆续刊载的“创作杂忆”系列文章，直至1999年10月才收录进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朱雯、罗洪合著的《往事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未推出单行本。

“文坛忆旧 -——施蛰存、周而复、陈荒煤、贾植芳、萧乾、吕叔湘等名家信札墨迹”专场，除了罗洪给黄汶的信，还有朱雯给黄汶的信，照录如下：

黄汶同志：

施蛰存转来贵刊编辑部给我们的信（前些日子收到贵刊来信，信封内没有发现信笺，当时就估计到可能被误封了），希望我们为纪念沈从文先生的特辑写一篇回忆性的稿子，非常感谢你们向我们征稿。我跟从文先生相识虽已六十年，但主要的交往是在抗战以前，而且主要是通信，那些信是十分宝贵的，可惜都在抗日战火中毁掉了，这样我就缺少回忆的依据。仅有的一点往事和一封贺信都在拙作《第一个热心引路人》（《新民晚报夜光杯》五月廿六日刊出）以及罗洪的《关于儿童节》中谈过了，也没有更多足以提供的材料，难以写成一篇象样的文章，因此就不想滥竽充数了。有方台命，务请原谅！祝 好！

适夷、牛汉同志均此不另。

请向他们问好。

朱雯

罗洪同叩

七月十八日

沈从文是1988年5月10日去世的，《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4期悼念栏刊有《沈从文先生逝世》，并设有“怀念沈从文”专辑，刊有蹇先艾的《回忆老友沈从文》、施蛰存的《滇云浦雨话从文》、张充和的《三姐夫沈二哥》、傅汉思的《初识沈从文》、刘北的《执拗的拓荒者——怀念沈从文先生》、田涛的《悼念沈从文先生》，还有《沈从文致萧乾的信（五封）》。由此可以推知，朱雯给黄汶的信写于1988年7月18日。

朱雯在《我从苏州起步》中深情回忆沈从文给他的巨大帮助，“我很早就爱好文艺，在1928年前后，特别爱读沈从文的作品，可以说就是在这些作品的启迪下，我才开始新文艺的习作。我最初写作的几篇小说，几乎都是对沈从文作品的幼稚的模仿。后来出于仰慕．我冒昧地写信给他，一方面倾诉我对他的崇敬，一方面也向他真诚地求教。他没有让一个年轻人失望，总是给我以恳挚的答复，在他那些几百字、近千字的长信里，总是不厌不倦地指点我怎样创作，怎样做人，使我受益终身。”

朱雯给黄汶的信中提到的他与沈从文的通信，“可惜都在抗日战火中毁掉了”，笔者注意到，朱雯1982年11月29日给沈从文的信中也曾提到，“当我还是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在苏州东吴大学念书，就爱好文艺，特别喜欢您写的小说。正是在您作品的启示下，我开始了最初的习作。1929年我用‘王坟’这一笔名出版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现代作家》，多半是对您作品的幼稚的模仿。后来出于仰慕，我冒昧地向您请教，承您不弃，每次都给我极其诚恳的答复。那时您写作很忙，身体又很不好，可是您总是有问必答，有答必详，在那些几百字、上千字的长信里，又总是诲尔谆谆，不厌不倦，从创作到生活，给我以那么热情的教导。那些长信，也深深地启发了罗洪，她在后来的创作道路上，留下了若干值得自己回顾的脚印”，“可惜那些珍贵的来信，都在抗日战火中全部给烧毁了。如果那些信件(我估计有五六万字)能够保存到今天，那该是一部不仅对我、而且对所有的年青人多么有价值的创作和生活的教科书啊！”

另外，罗洪本名不姓罗，鲁迅本名不姓鲁，茅盾本名不姓茅，这是另一个有意思的话题——现代作家的笔名问题，在此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