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女作家石评梅怒放于“五四”,又凋谢于“后五四”的岁月。一晃近一个世纪,她的“暗香”仍然呈现于当下的书肆和图书馆中,供人们撷取品味。
黄人影(阿英)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编著的《当代中国女作家论》中,曾以总结的口吻评述了其中“在文坛上能稍微占一席地位者”,有冰心、庐隐、冯沅君、陈学昭、凌叔华、白薇、陈衡哲、沈性仁、袁昌英、陆小曼、丁玲、苏雪林等,而其总数,是“加在一块儿,也不过一二十人”,这中间,石评梅亦能有一席之地。
石评梅的创作时期不太长,大致集中于其主持《蔷薇周刊》(《世界日报》副刊,由石评梅和陆晶清担任主编)等报刊时。她早在1921年就曾在家乡山西大学的刊物《新共和》上发表过诗作,乃至到26岁凋谢之时,她的作品见诸于京城《晨报副刊》《妇女周刊》《蔷薇周刊》《语丝》等几大刊物,体裁则系诗歌、散文、小说等。由于猝然离世,她许多散见的作品,特别是日记,没来得及结集出版,包括她尚未编就的两部诗集等,都以“暗香”方式存世。
2005年焦菊隐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汇读书周报》曾在“新书坊”选刊了焦先生的女儿回忆其父生前与石评梅的一段交往,此前笔者只知道石评梅曾与瞿菊农有过一段感情经历,从上述披露的石评梅和焦菊隐的书信来看,原来焦菊隐也曾“崇拜梅姐简直到了爱她的地步”。
一个才女,曾得那么多才子钟情,这也是“五四”之后风气薰习的结果了。
石评梅、焦菊隐、瞿菊农他们是从邵飘萍所办的《京报》开始走上文学艺术道路的。在《京报》存世期间,在它众多副刊和附刊中,有个创刊于1924年12月的《文学周刊》,是由北京平民大学的“星星文学社”和燕京大学的“绿波社”共同编辑的,编辑有张友鸾、于成泽、姜公伟、孙席珍、焦菊隐、周灵均、黄近青等,通信处即是“北京盔甲厂燕京大学第三院焦菊隐”。这张小报每周六随《京报》附送,每份铜元3枚,出至33期时,才转由北京“文学周刊社”编辑。
《文学周刊》的编辑中,焦菊隐后来成为著名戏剧家和翻译家,也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创建者和艺术奠基人之一。当时焦菊隐在编辑刊物时,已经开始从事戏剧活动,后来他还创办了中华戏曲专科学校,致力于中国戏曲研究及教学的改革。此外还有孙席珍,他当时也是“绿波社”成员,此前他时常在《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的《觉悟》等发表诗歌,由于他年龄较小,因此被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戏称为“诗孩”。孙席珍也是石评梅的诗友,他们在北京相识,“情同姐弟”,那时他半工半读,白天在北大学习,晚上在《晨报副刊》工作,又与赵景深、焦菊隐、于毅夫、蹇先艾等组织“绿波社”,并编辑《文学周刊》。
《文学周刊》除了发表上述两个文学社团的作品外,还刊登过一些文学大家的作品,如《诗歌之敌》便是孙席珍向鲁迅约的稿,而郁达夫、周作人、徐志摩、王统照等的散文、诗歌、译作,以及文学青年石评梅、王鲁彦、沈从文、赵景深、蹇先艾等的各类作品都为《文学周刊》增色不少。
石评梅故去时,手边还有许多未刊文稿,于是“蔷薇社”同人将其中的一些集为《涛语》《祷告》出版,其它未整理完毕的准备以后再加整理及出版。据说孙席珍曾推荐石评梅的一些作品于《诗学》《晨副》《文学旬刊》《绿波旬报》《文学周报》等。1924年,石评梅曾将其百余首诗交给他选编,孙席珍选定为《百花诗选》,可惜后来散佚了。至于石评梅与陆晶清合著的《梅花小鹿》(取自两人的昵称),也未能保留下来。
说到石评梅的书信,曾由《华严月刊》和《蔷薇周刊》零星刊载了若干,但她四大册的日记无法重见天日。原来,石评梅去世后,其好友庐隐、瞿菊农等曾拟集资经营“华严书店”,并计划出版石评梅日记,但书店因经济拮据,终至关门,石评梅的山西家人索回了她的日记。其时石评梅的遗书和遗作等均由庐隐与石评梅在北京的亲属张恒寿保管,再后遗书由她的母舅李士美等捐给了石评梅生前所服务的师大附中,其遗作和日记则不知所踪。
遥想20余年前,北京的书目文献出版社的杨扬先生编辑《石评梅作品集》,笔者与之有些交往。记得曾谈到收集先人遗作之难,感触相同,又不胜唏嘘。《石评梅作品集》当时是收集石评梅作品最早又最多的文集,一晃,这又是多少年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