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三剑客”“四剑客”之说

清华，名人辈出。近年来，对清华校园早期流风余韵的书写日益增多。仅就20世纪30年代清华园“三剑客”“四剑客”的故事，即已版本繁多。

“三剑客”的三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的“清华三剑客”，指周培源、陈岱孙和金岳霖。1993年，钱伟长在纪念周培源的文章《一代宗师》中说：“在全校百余名教授中，有三位30岁上下的青年教授，他们的才华学识、风度气质，深受同学们的爱慕，尊称为清华的‘三剑客’。其中之一就是物理学系的周培源教授。”

周文业在《清华名师风采·理科卷》中称周培源与陈岱孙、金岳霖，被称为清华“三剑客”。

曾任译林出版社社长的李景端在《陈岱孙一句话助我下定决心》中说：“他（陈岱孙）与叶企荪、金岳霖三人一起，同被戏称为‘清华三剑客’——三位单身贵族。”这就使得“清华三剑客”出现第二个版本：陈岱孙、叶企荪和金岳霖。

2015年，黄发有根据常风2000年在《山西文学》第九期发表的《和钱锺书同学的日子》，又提出“清华三剑客”的第三个版本：常风、钱钟书、许振德。这个版本源自1933年春假的一个下午，许振德邀约钱钟书和常风游玩颐和园等地，颇为尽兴，因为头一年看过《三剑客》的电影，故许振德戏称三人为“三剑客”。

不妨再看看影响更大的“清华四剑客”故事。据说，在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园，季羡林、吴组缃、林庚、李长之四人有着共同的爱好——喜欢文学，他们虽非同系学生，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时人称为“清华四剑客”。故事作为文坛趣闻广为流传并无大碍，然而现在却被不少现代作家的传记、年谱和相关学术论文当做文学史料采用。殊不知，在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校园中，并无“清华四剑客”的称呼。

“四剑客”之说的缘起

最早提出“清华四剑客”的是季羡林。1994年1月11日吴组缃去世，2月2日，季羡林撰写《悼组缃》。文中写道：“距今六十四年以前，在三十年代的第一年，我就认识了组缃，当时我们在清华大学读书，岁数相差三岁，级别相差两级，又不是一个系。然而，不知怎么一来，我们竟认识了，而且成了好友。当时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林庚和李长之，可以说是清华园‘四剑客’。大概我们都是所谓的‘文学青年’，都爱好舞文弄墨，共同的爱好把我们聚拢在一起来了。”鉴于季羡林的社会地位及影响，“清华四剑客”的说法迅速风行。问题是，季羡林云“可以说是”，明白说是他事后追忆所打的比方。2001年，季羡林撰《忆李长之》坦诚写道：“我同长之往来是很自然的。但是，不知道是怎样一来，我们同中文系的吴组缃和林庚也成了朋友，经常会面，原因大概是我们都喜欢文学，都喜欢舞笔弄墨。当时并没有什么清华‘四剑客’之类的名称，可我们毫无意识地结成了一个团伙，则确是事实。我们会面，高谈阔论，说话则是尽量夸大，尽量偏激，‘挥斥方遒’，粪土许多当时的文学家。”看来，季羡林也承认，1930年代的清华园，他们四人确是意气相投，但并无“四剑客”的说法。

关于“清华四剑客”的说法，也另有争议。如陈平原就注意到立说者的立场问题，他认为“最初的版本，很可能是‘清华三剑客’，只有林庚、李长之、季羡林，不包括吴组缃。因为‘三剑客’典出法国作家大仲马1844年出版的小说《三剑客》，由于伍光建等人的译本，在中国有很高的知名度。不过，既然是挪用，‘三剑客’与‘四剑客’没有什么差异。当初无人评选，也不属于‘钦定’，如何命名，很大程度取决于立说者的视野与心境。”（《在政学、文史、古今之间——吴组缃、林庚、季镇淮、王瑶的治学路径及其得失》，《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陈平原所引材料出自孙玉石《“相见匪遥 乐何如之”——林庚先生燕园谈诗录》，文中孙玉石提起林庚的一首诗《寄故园友人》：“林先生记忆特别清晰，告诉我说：这是自己离开清华的时候写的。当时自己，离开了清华大学，没有被清华留下，心中颇有些不平。这首诗，写的就是自己这样的一种情绪。故园，指清华园；友人，指李长之、季羡林两个人，他们比我晚两班，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说：‘当时您们三人被称为清华三剑客。’先生笑了，‘是的’。”文中记录的时间是2004年2月22日，此时林庚已94岁，所谓“清华三剑客”倒像是孙玉石诱出的一个称呼。孙称“清华三剑客”，恐怕是从前读了季羡林《悼组缃》，误将早年的“四剑客”记成晚年的“三剑客”。在《悼组缃》中，季羡林提及“幸好我们这清华园‘三剑’(长之早已离开了人间)并没有颓唐不振，仍然在各自的领域里辛勤耕耘，虽非‘志在千里’，却也还能‘日暮行雨，春深著花’，多少都有建树，差堪自慰而已。”

当年并无“四剑客”之称

那么，所谓清华园“四剑客”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季羡林1930年入清华大学，1934年毕业，在西洋文学系。李长之1929年入北大预科，1931年考入清华生物系，两年后转入哲学系，因恋爱等个人问题延迟至1936年毕业。林庚1928年入物理系，两年后转中文系，1933年毕业并留校。吴组缃1929年入经济系，一年后转入中文系，1935年肄业，任冯玉祥国文教师及秘书。四人同在清华园的时间不过三年左右。

在季羡林《清华园日记》中，“林庚”首次出现是在1933年8月22日，季与林的第一次见面则在8月31日。那天下午，林庚找季羡林，很谈得来。季羡林1934年7月毕业后即回山东老家教书一年。也就是说，他们四人同在清华且相互之间都有交往的时间不足一年。

四人中，核心人物当为李长之。季羡林是李长之小学、中学同学，林庚则是1930年李长之在北大读书时相识，极有可能李长之此时因林庚而结识吴组缃。

1933年至1935年，李长之先后主编《清华周刊》《文学季刊》《益世报·文学副刊》等，季羡林、林庚、吴组缃常受邀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在李长之现存作品中，直接将他们名字嵌入作品的便有诗歌《梦林庚》（1934）、《送季羡林赴德国兼呈露薇》（1935）、《孩子的礼赞——赠组缃女孩小鸠子》（1934），但其中并无一处使用“清华四剑客”的称号。而目前可见的吴组缃先生文章和日记，也未见提及这一称呼。

四人中有三人是转系生，在短短几年创作大量诗歌、小说、散文和评论作品，日后皆成文史大家，这一人才现象值得学术史研究者注意。但从史料出发，1930年代并无“清华四剑客”称呼。

由此，关于“清华三剑客”称号的来源，已不言自明：20世纪30年代，这些清华学生深受《三剑客》（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的影响，私下曾以这样的称号互相标榜或冠给老师，但在彼时彼地，并无任何文字证据表明当日曾有这样的“剑客”称呼回荡在清华园中。数十年之后，有人追忆起当年清华园读书生活，为彰显往昔的流金岁月，纷纷提出令人印象深刻的“三剑客”“四剑客”之说。而后来的文史研究者习焉不察，将这些头衔当作可靠的文史材料。

顺便说一句，近年一些说法如北大“中文四老”“清华四才子”（陈铨、张荫麟、李长之和钱锺书或张荫麟、夏鼐、吴晗及钱锺书）等也颇为流行，实则彼时彼地根本没有那样的称呼。其中即使部分出自研究者的概括，不少也名不副实，如夏鼐和钱锺书并无交集，李长之与陈铨更是隔代人物，将他们强拉一起并称并不妥当。品评历史人物使用四贤、八骏、十才子之类的诨号，固然吸引眼球，但悖谬史实地乱安头衔则适得其反。毕竟，历史常常不如说书来得惊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