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小开本”

鲁迅《故乡》插图之一，司徒乔绘

所谓“小开本”图书也称“口袋书”；这种书虽然无明确界定，但“大抵指开本小于32开，印张少，分量轻，便于携带的图书”。

汪家明先生在给刘运峰先生编著的《那时书妆：“百花小开本”散文书衣》（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所写的序言中，对“小开本”图书下了一个比较简明的定义：所谓“小开本”图书也称“口袋书”；这种书虽然无明确界定，但“大抵指开本小于32开，印张少，分量轻，便于携带的图书”。汪家明的序中，除充分肯定了“百花”版小开本的编排和装帧艺术风格外，还列举了不少种中外著名的“口袋书”，比如规格为105毫米×148毫米的“岩波文库”、当年范用先生设计的窄32开的“读书文丛”“今诗话丛书”（均为北京三联版）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12本一套的“外国名诗”丛书（95毫米×130毫米）；汪先生还提到，他编辑出版的“小开本”有50多种，比如“20世纪华人名人小传记丛书”以及冰心、叶至善、李杭育等人的散文随笔集……

汪先生的序，引起了笔者对1949年后“小开本”图书出版史的兴趣。笔者以为，就文学读物的“小开本”而言，恐怕至少有两种是不能忘记的，一种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和通俗读物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文学初步读物”丛书，另一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从1958年开始到上世纪60年代初出版的“文学小丛书”。

先说“文学初步读物”丛书。这套丛书是在1953年3月开始出版的，大约出到上世纪60年代初即停止了。根据笔者所见，丛书共出了五辑，每辑都是20种（共100种），前三辑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两辑则分别由通俗读物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出版。前四辑都是直排，第五辑后出的一部分，开始改为横排。起初的一些本子的版权页上，并未标明开本规格，后来才标明开本是787毫米×1168毫米1/50（即50开本）。

这套丛书的《出版说明》给读者交代了其编选范围：“大致分四方面：一、在古典文学遗产中比较容易了解的作品；二、‘五四’以来有代表性的短篇作品（或长篇中的片段）；三、当代作家们的创作及群众创作中已有一定评价的短篇作品（或长篇中的片段）；四、翻译外国文学中可供学习的优秀作品。”但是第一辑出版的20种，实际上只包括了四个方面中的前三个方面，如《解珍解宝》（选自《水浒传》）、《火烧赤壁》（选自《三国演义》）、《故乡》（鲁迅）、《春蚕》（茅盾）、《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郭沫若）、《斗争钱文贵》（选自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也就是说，该辑中并无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从第二辑开始，才出现了少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如希克梅特的《卓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筑路》（选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法捷耶夫的《野小鬼》、周作人（当时署名“周启明”）翻译的《伊索寓言选》等。

这套丛书最显著的特点有三：一是通俗——应该说这也是适合当时广大读者普遍的文化水平的。二是篇幅极小——一般只有二三十面（页）左右（以致于被读者称作“薄本书”），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3月出版的刘白羽的《血缘》，正文仅1万字（版权页字数，下同），页码仅22面；通俗读物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孙犁先生的《荷花淀》，正文仅7千字，页码仅14面。三是都有插图，是图文并茂的。

不过，上述第二个特点在当时就受到了一些读者，特别是图书管理和发行部门的同志的批评。比如1957年7月出版的《读书月刊》上，就有一篇署名“金益”的短文《对出版薄本图书的一点建议》。作者指出：这种图书“每本篇幅都很少，一般在二三十面左右。这些书的书脊当然不可能印字，加以品种繁多，陈列管理都十分困难，而图书发行部门则由于房屋设备等客观条件限制，因而对这类图书已确有无力经营之感”，“而一般读者则认为这类书内容过于简短，读后没有保存价值，买去不合算，不如化二三十分种时间，到书店门市部去看一本来得实惠”，但是“一般县、镇的图书馆、阅览室也同样由于陈列保管等问题难以解决，没有兴趣买”，总之，“由于以上一些问题，已使薄本图书的发行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因此，“这类图书的版式篇幅问题，确有进一步研究改进的必要”。

至于图文并茂，当然是应该的，但这套丛书中插图的质量和水平，当时就被认为是参差不齐的。比如王朝闻先生认为，“画家司徒乔为鲁迅小说《故乡》所作的插图，特别是描写鲁迅和闰土会见的那一幅”，是比较好的，但他同时又指出，同一画家给《斗争钱文贵》所作的插图，是有缺点的，效果不佳；他并且直言不讳道：“‘文学初步读物’的插图，有些画得不大好。……有的形象空虚、呆板，甚至丑恶；有的笔墨油滑、潦草、干瘪、单调乏味，以致不但不能使小说的主题更富于说服力，使小说中的形象更加具体化，甚至连装饰书籍的装饰作用都很不够。”（王朝闻：《谈文学书籍的插图》，见《新华月报》1953年第7期）。

“文学小丛书”诞生于“文学初步读物”丛书出版的后期。其出版背景是否跟“文学初步读物”丛书在上述方面受到的批评多少有点关系，笔者无从得知。根据有关资料，出版“文学小丛书”的计划，最早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首任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提出的；1958年开始正式组织编辑和出版时，其倡议者和推动者，则是继任（社长兼总编辑）的王任叔（巴人）。按照时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楼适夷的说法，当时是“企图像日本的‘岩波文库’、英国的‘企鹅丛书’、德国的‘莱克兰姆版’、美国的‘近代丛书’及新中国成立前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那样，成为包括古今中外名著的袖珍版”。（楼适夷：《零零碎碎的记忆——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见屠岸等：《朝内166号记忆（插图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4月，第375页）。

“文学小丛书”最初几辑每册的扉页前都有一段文字，交代了该丛书的出版宗旨，颇具时代特征：“‘大家要学点文学’，‘劳动人民应是文化的主人’，这是党的号召。但大家搞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时间有限；我们为此出版这套“文学小丛书”，选的都是古今中外好作品。字数不多，篇幅不大，随身可带，利用工休时间，很快可以读完。读者从这里不仅可以获得世界文学的知识，而且可增强认识生活的能力，鼓舞大家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热情。”

从出版史上的角度看，这套“文学小丛书”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内容上，的确是覆盖了古今中外；二是洋洋大观，在短时间内，至少出版了一百五六十种；三是开本更小，版权页上标明是787毫米×1092毫米1/50（50开本，其页面尺寸为105毫米×148毫米，即与“岩波文库”相同）；四是虽然篇幅也不大，但已不再是“薄本书”了，书脊上起码都可以印上书名、作者和出版机构等信息；五是影响较大，“文革”后还曾经两次改版印行，书目总共接近200种。

1958年至1960年出版的“文学小丛书”，每本书是编了序号的，据笔者所见，到1960年底时，至少已经出版了140种。但不知何故，此后虽然也出版了不少新品种，如1962年10月出版的《朝花夕拾》（鲁迅）、1963年2月出版的《草原》（契诃夫著，汝龙译）、1963年7月出版的《长夜行》（于伶）、《上尉的女儿》（普希金著，孙用译）等，却再没有序号了。

1978年和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经先后两次改版印行“文学小丛书”，从内容上看，有以前同名书的重出本、修订本和增订本，也有增加的部分新书。从形式上看，1978年开始出版的改成了787毫米×940毫米的32开本（诗集开）；而1984年开始出版的，又改成了787毫米×1092毫米的32开本（普通小32开）——趋势是开本越来越大，后者已经完全不是“小开本”了。

201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人民文学出版社六十年（1951~2011）图书总目》，其中所列的“文学小丛书”的书目，共190种。根据笔者检查对照，这190种图书中的绝大部分，都是“文革”前出版的“小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