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与清华学子的“无问西东”

泰戈尔来时的中国，正处于思想混乱、国势衰弱的时代，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正闹着饥荒，所以对任何外来的思想家，包括在泰戈尔之前到中国的罗素、杜威和杜里舒等，欢迎者或反对者都希望他们能带来一种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带着这种先入之见欢迎或反对这些外国思想家时就都会具有某种盲目性。正是在老诗人因为得不到理解而黯然神伤的时候，是清华的师生以真诚的心理解了老诗人灵魂深处的这种温暖的博大。

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一行如约乘船到上海，徐志摩、瞿菊农、张君劢、郑振铎，以及文学研究会、上海青年会、江苏省教育会和“时事新报”馆，都有代表在汇山码头等候。当双手合十、白发白须的泰戈尔渐渐出现在人们视线内时，岸上一片欢呼声、歌声。人们涌上船，为他戴上花环。一场中印文化交流的盛会正式上演。

“欢迎派和反对派都误解了泰戈尔”

泰戈尔始料不及的是，迎接他的不但有鲜花，也有尖利刺人的荆棘。就在一派崇拜赞扬声中，泰戈尔也受到了中国思想文化界异常尖锐的批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把泰戈尔提倡东方文明、反对西方文明看作是站在崇古复古的立场上反对现代化，是美化封建秩序和封建意识，是抹杀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是以抽象的人性论腐蚀人们的斗志。中国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是团结起来，积极参加即将到来的国民革命。而泰戈尔这时在中国到处宣传以爱对抗暴力，大谈精神文明、博爱主义，似乎是在消磨中国人的革命意志。实际上，泰戈尔始终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他也不是一味反对西方物质文明，提倡东方的精神文明。泰戈尔恰恰是因为坚持拒绝抑制科学文明而长期得不到自己同胞的原谅的。

早在泰戈尔访华的四年前，当时在美国留学的冯友兰问他对灾难深重的中国有什么拯救方法时，他就毫不犹豫地说：“我只有一句话：快学科学！”他一直在主张东方人学习西方科学来摆脱被压迫的地位。在中国他也一再强调他所反对的只是把人降为机器的奴隶，反对滥用科学，反对把科学凌驾于一切之上，也就是说，他反对的是畸形的物质文明，同样，他也反对畸形的精神文明，而不是反对物质或精神本身，“从迷幻中醒过来，破除精神物质的畸形，而各还他的本来地位”（泰戈尔：《东方文明的危机——在上海各团体欢迎会上的讲演》，1924年4月18日）。

遗憾的是，泰戈尔来时的中国，正处于思想混乱、国势衰弱的时代，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正闹着饥荒，所以对任何外来的思想家，包括在泰戈尔之前到中国的罗素、杜威和杜里舒等，欢迎者或反对者都希望他们能带来一种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带着这种先入之见欢迎或反对这些外国思想家时就都会具有某种盲目性，而对他们的思想学术本身并没有什么深入的了解。所以，中国思想文化界虽然出过“罗素月刊”、“杜威五大讲演”、“杜里舒讲演录”，忙得不亦乐乎，但他们所欢迎或反对的都谈不上是思想和学术。当时对泰戈尔的态度也是这样。泰戈尔本是为了恢复和发展中印两国的友谊而来的，是为了推动东西方文明的和谐而来，并非要分出东西方文明的优劣或只取一端，但在当时纷乱的中国文化和政治环境下，他对东西方文化的这种“无问”态度，很多欢迎者和反对者都故意或无意忽略了。

正是在老诗人因为得不到理解而黯然神伤的时候，是清华的师生以真诚的心理解了老诗人灵魂深处的这种温暖的博大。就在当时国内欢迎和批评声浪都正烈的时候，清华老师陆懋德就客观地指出：欢迎派和反对派都误解了泰戈尔。欢迎派将泰戈尔视为印度革命领袖，“因欲利用彼鼓吹革命主义”；反对派则批评泰戈尔反对物质文明，而“泰氏亦非劝人绝对不用物质文明，不过指出物质文明之弱点，使人知物质文明之外，尚有精神文明之重要而已”（陆懋德：《个人对于泰戈尔之感想》，《晨报副刊》，1924年6月3日）。此公允之论，直至今日，都显珍贵。

在清华大学期间，泰戈尔才在访华期间找到了中国真正的友谊，恢复了内心的平静。老诗人在清华的日子里，与清华的师生们做真心的朋友，他和清华的青年学生们比心而谈，启发了很多清华学子在迷茫中触摸到了自己的初心，找回了生命的真实、民族的真实、国家的真实。

清华师生“望穿眼”

清华与泰戈尔的结缘，始于1917年4月26日、5月24、31日出版的《清华周刊》（第106、110、111期）开始连载《印度诗人塔果尔传》。虽然在这之前，欧阳仲涛于1916年2月在梁启超等主办的《大中华杂志》发表了《介绍太阿儿》，且文末注明“未完”，但直到该杂志终刊，未见后续。所以，《清华周刊》上这篇文章，应是国内较早最全面介绍泰戈尔生平与思想的传记。文章将泰戈尔一生分三个阶段，即“幼年时期”、“办学时期”、“学说”。文章介绍了泰戈尔关于东西方文明的观点：“一言以蔽之，西洋文化为都市文化，东洋文化为森林文化。西洋之格致，仅及于物质形下之格致也，以此征服天然界，不綦难哉。东洋之格致，直将吾心灵扦外物，外物不必皆为有形之物。”文章也指出了泰戈尔以印度文明代表东方文明。但作者认为，最古老的东亚哲学，“莫古于易，今之通儒”。中国传统文化与印度文化并不相悖：“咸谓易理与佛经多相通。”文章持论客观，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比较，也中肯有据。1918年夏，《清华周刊·第四次临时增刊》（第4期）又发表了宋春舫的《国运与文学》，其中将泰戈尔的作品与“国运”相联系：“对于唤起人民爱国之天良，而慰其琐尾流离之困；对于世界使吾人油然而生民胞物与之心，而祝其有恢复自由之一日也。”他希望中国也出现泰戈尔这样能以文学拯救国运与衰颓之势的作家。

泰戈尔进入国人视野，清华大学有推介之功。

1923年，泰戈尔即将访华的消息传开后，清华同学以“望穿眼”来表达欲一睹诗哲风采的心情。为使师生更好地了解泰戈尔的作品与思想，《清华周刊》特约请毕树棠撰文《太戈尔研究指南》，“将近几年来中西书报上关于太戈尔的论著，作一个选择的编纂，和简单的介绍，以为读者研究太戈尔的学说与文艺之助”。《指南》收集从1913年至1923年十年间国内主要期刊上发表、摘录的有关泰戈尔传记、戏剧、诗歌等的介绍、评论等文章74篇，并介绍其大意。同时也收录此一时期美国杂志为主发表的83篇英文论文索引。这是当时国内最全面的泰戈尔论著目录，堪称当时泰戈尔研究指导手册（毕树棠：《太戈尔研究指南》，《清华周刊》，第293期，1923年11月9日）。

1924年4月11日，《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复刊》（10期）还介绍了龙今吾的文章《太戈尔的恋爱观》（原刊于《妇女杂志》，1924年2月1日），并表示“我们望穿眼的太戈尔先生将于四月中来华。此老的作品我们拜读过的很多，然终少见有人拿他的哲学，作分析之研究，”此篇文章综合泰戈尔的诸多作品，概括出泰戈尔的恋爱观。

清华大学图书馆也努力搜集泰戈尔的著作，至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图书馆已收藏泰戈尔英文著作25种。清华“图书馆已备（泰戈尔的英文著作）者，虽不完全，亦不大缺” （吴汉章：《泰谷尔著作介绍》，《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第11期，1924年5月，第34-37页）。

可以说，在泰戈尔迈进清华大学的大门，但对清华大学还了解不多的时候，清华大学的师生对他应该已不陌生了。

泰戈尔访问清华，与梁启超等人的热情邀请有关。作为讲学社的核心人物和泰戈尔访华的主要邀请人与接待者之一，梁启超对泰戈尔在华的行程安排细致入微，并希望借助清华的力量。3月7日，梁启超致信蹇季常，商讨泰戈尔访华住所问题时说：“独太戈尔房须别觅，真是一问题，渠不过一个月后便来，非赶紧设法不可。我想城里找适当的很难，最好是海淀，其次则香山……”并特别提出要时任清华教务长张彭春帮忙料理（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0页）。

梁启超在北京师大发表欢迎泰戈尔的演讲时，曾就自己之前多次拒绝北京师大校长的邀请而道歉，但对清华大学，他似乎感情既深且厚，从1914年起就不时在清华从事著述或讲学，而且觉得有无限愉快。从1923年9月起，他开始在清华长期讲学，所开“最近三百年学术史”与“群书概要”等课，受到清华同学的热烈欢迎。泰戈尔访华之际，清华已成为梁启超主要的活动地点之一。正是梁启超及清华校方的热情邀请与接待，才有泰戈尔在清华园长达近一周的驻留。

“不要忘记你们的天职”

清华僻居郊区，环境幽静，生活设施齐全先进，而泰戈尔自到中国后，日程非常紧张，舟行劳顿，几乎无片刻休息，中国的接待者如徐志摩、王统照为此一直很担心，而在清华，老诗人难得地好好休息了一下。

泰戈尔下榻清华后工字厅，清华师生莫不兴奋，校方的接待，也非常细致周到，还专门安排英文系教授王文显参与接待（李忠霖：《一位有异国情调的同乡前辈——怀念业师王文显教授》，《清华校友通讯》，1984年第10期，第293页）。徐志摩说：“太氏在清华住的那几天——五月初那星期——，承清华学校曹云祥与张仲述两先生的好意替他安排得又舒服又安闲，他在他的忙碌的旅行期内总算受用了几天的清福，那是他近年来不常有的。” （泰戈尔：《清华讲演》之徐志摩附述，《小说月报》，第15卷10号，1924年10月10日）

4月30日，泰戈尔一行在清华休息一天。

5月1日下午3点至5点，为了使清华师生更好地理解泰戈尔当晚的演讲，梁启超在清华演讲“中印文化之关系及太氏之介绍”，虽然内容与在北京师大的演讲大致相同，但也许是因为这次是为当晚泰戈尔的演讲造势，所以“梁先生精神奋健，其气概诚令人钦佩，同学听讲后，受益良深”（《太氏介绍》，《清华周刊》第313期，1924年5月9日）。泰戈尔对梁启超的此次演讲非常欣赏，并请他将此次演讲及之前在北京师大的演讲译为英文，自己带回国。

5月1日晚八点半，清华大学师生在清华旧礼堂为泰戈尔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并邀请泰戈尔演讲，由徐志摩翻译。清华教授王文显描写诗人演讲时形容是：“其状高矍，其鬓灰白，其体从容而尊严，其音和平而甜美，其举动不用矫揉造作。”（陆懋德：《个人对于泰戈尔之感想》）泰戈尔的言辞，徐志摩的诗人气质和翻译，成为中英双语最美修辞的双壁，让清华师生大饱眼福和耳福。

我的年轻的朋友，我眼看着你们年轻的面目，闪烁着聪明与诚恳的志趣，但是我们的中间却是隔着年岁的距离。我已经到了黄昏的海边，你们远远地站在那日出的家乡。

我的心伸展到你们的心，你们有我的祝福。我羡慕你们。我做小孩的时候，那时仿佛是东方不曾露白。宇宙暗森森的，我们不曾充分的明白我们自己已经出世在一个伟大的时期里。

那时期的意义与消息已经显露在今朝。

我相信现在在世界上有的是人们，他们已经听着这时期的感召。

你们正可以自负，同时也应得知道你们的责任，如今你们生长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时期里。我们从我们的苦恼与痛楚的火焰里隐隐的辨认出这时代的伟大，这苦痛是普遍的，我们还不十分知道前途是何等的光景。

诗一般的语句，从长髯白发的诗人口中缓缓流淌而出，听者莫不沉浸其中。

泰戈尔号召青年们拿出自己的光亮，去“参加世界文化的展览”。他说自己不相信一些人的说法，认为中国人都是实利主义的、唯物主义的；他不相信“任何的民族同时可以伟大而是物质主义的……我以为凡是亚洲的民族决不会完全受物质主义的支配”；“人类的文明正等着一个伟大的圆满，等着他的灵魂的纯美的表现。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们应得在这个方向里尽你们的贡献”。他劝告青年们要坚持生活的美的原则，不要被物质主义的毒素玷污了自己本来纯洁的灵魂，“不要错走路，不要惶惑”。诗人满怀深情地说：

我是倦了，我年纪也大了。我也许再不能会见你们了。这也许是我们最后的一次集会。

因此我竭我的至诚恳求你们不要错走路，不要惶惑，不要忘记你们的天职，千万不要理会那恶俗的力量的引诱，诞妄的巨体的叫唤，拥积的时尚与无意识，无目的的营利的诱惑。

保持那凡事必求完美的理想。你们一切的工作，一切的行动都应得折中于那唯一的标准。

如此你们虽则眷爱地上实体的事物，你们的精神还是无伤的，你们的使命是在拿天堂来给人间，拿灵魂来给一切的事物（泰戈尔：《清华讲演》之徐志摩附述）。

泰戈尔的演讲是即兴的，但他的内心就好像有始终畅流不息的泉水，只要有一个出口，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所以他的演讲就像是在把一棵小树苗在听众面前慢慢催长成一棵参天大树那样神秘，而听众也就在他变魔术一样的语言的急流中沉醉于这棵大树的绿荫的阴凉，忘记了自己周围喧闹的世界。实际上，他的很多作品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他不是像一些作家那样在开始创作之前都有很详细的规划，至少要打好腹稿，而是至多抓住一点点灵魂的火花，或心灵里一朵云彩飘过时投下的阴影，他就可以用诗神给他的“灵感”，变幻术般变出一首小诗或一段故事或一出戏剧。 担任他的翻译的徐志摩有一次奇怪地问他：“你这样永远受创作的冲动的驱使究竟是苦还是乐？”听徐志摩这样问，老诗人笑着反问道：“你去问那夜莺，他呕尽他的心血还要唱，他究竟是苦还是乐？你再去问问那深山的瀑布，他终年把他洁白的身体向深谷里摔个粉碎，他究竟是苦还是乐？”（同前）

与以前的演讲相比，泰戈尔在这次演讲中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中国的物质主义进行直接的批评，而是非常婉转地予以讽刺，而且语气里多了一点惆怅、一点无奈、一点欲言又止的伤心。他似乎不再直接指责他在中国所看到的他认为丑恶的东西，虽然他那如炬的目光早就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这种态度与语气的改变，与他听在耳里的一些不和谐的反对的声音有关：这对抱着满腔热情而来的诗人来说，未免让他感到伤心了（同前）。

诗人把“真实”留给了清华

诗圣莅临，清华师生“不独争欲观其风采，且以能与彼接谈为快”。因此，经学校协调，并经泰戈尔许可，5月2日、3日两天下午五点至六点，泰戈尔专门接见学生。一天傍晚，泰戈尔在后工字厅接受了十余位同学的采访。泰戈尔背着栏外的荷花池，同学们则环坐席上。同学们首先询问如何解决西方文明“迫成之饥窘问题”，泰戈尔表示，自己因不熟悉中国的具体情况，所以就只能介绍了西方文明与印度的贫富差别的关系。同学们还问了其他问题，如：“他所信仰的上帝究竟是否与耶稣教的上帝有分别？”“人们的生存在世，是不是特幸？”“‘自由’与‘爱’之确凿的界说及其相互的关系”……“太氏温蔼可亲，且善为青年劝导。是以聆其谈话者莫不叹佩。”（《哲人谈话》，《清华周刊》第313期，1924年5月9日）不知不觉，已是6点半，比约定的时间多了半小时，同学们恐老诗人太辛苦，遂道谢告别而去。

5月2日，有“中国的泰戈尔”之称的辜鸿铭，专程从北大赶到清华会见泰戈尔。两人具体谈了什么，不得详知，但辜鸿铭对泰戈尔并无好感。3日，清华学生梁朝威采访辜鸿铭，请他谈谈对泰戈尔的认识，辜鸿铭认为泰戈尔足以代表印度文化，“然其知中国之事少，且所言不足以救中国之弊；盖其理想太高，太谷尔其犹龙乎”！辜鸿铭将泰戈尔比作中国的老子，并且感叹说“堂堂乎太谷尔也”（梁朝威：《与“中国的太谷尔”谈话记》，《清华周刊》，第313期，1924年5月9日） ！此时的辜鸿铭谈及泰戈尔还算客气，同年7月24日，他在法国《辩论报》上撰文，则直接称泰戈尔给中国带来的只是“谬误和混乱”，“让他不要来给我们讲授什么文明”。

3日晚，学生会开全体学生大会欢迎泰戈尔。这次欢迎会原定10日举行，因为泰戈尔原定在清华园驻留23天（4月28日至5月20日），但因泰戈尔“不日离校，恐不克亲受欢迎”，所以才提前至3日（泰戈尔在清华园的实际停留时间为6夜5天）。

晚餐时分，清华附属高中的同学皆在清华大学聚餐，饭前高唱中英文校歌，“精神为之大壮”。饭毕，同赴新礼堂静候泰戈尔莅临。不久，“吾人望眼欲穿之诗哲由工字厅从容来矣”。全体同学起立致敬。泰戈尔落座后，首先由学生会干事部主席致开会辞。辞毕，同学们同唱校歌。歌毕，冀朝鼎代表全体同学致欢迎辞，“辞中意气壮巍，道东方之文献；情意虔恳，言欢迎之热诚，为该会之最精彩者”。会上，同学们还表演了两出哑剧、国乐、昆腔等节目，“皆极一时之盛”。泰戈尔对国乐表现出浓厚兴趣，一曲完毕后，意犹未尽，请同学们再弹奏一曲（《欢迎太戈尔》，《清华周刊》，第313期，1924年5月9日）。

泰戈尔与清华师生的谈话非常轻松随意，“谈论人生问题——自宗教至性恋，自性恋至财政，不仅听着的人实惠，讲的人不受形式的拘束也着实的愉快”。泰戈尔觉得很愉快，他觉得中国的学生很聪明，自己与学生们很“投机”。徐志摩注意到了诗人情绪的变化：“听老人的口气，似乎他自己以为与学生们的谈话是很投机的。”他遗憾自己当时都不在场，也不知道这些珍贵的谈话是否有人记录下来：“那几番谈话不知道当时或是事后有人记下否（恩厚之只剪着几条断片，却始终不曾整理出来），如其有，我盼望记下的诸君将来有机会发表。”不知他后来是否知道，这些谈话的大致内容发表在《清华周刊》（第313期，1924年5月9日）上了。

泰戈尔在清华期间，正值“燕草碧绿，秦桑绿枝时节，水木清华的清华园已成了姹紫嫣红，鸟语花香的乐国”，泰戈尔此时“‘驻锡’于此”，与清华美景“互相辉映，点缀一时，水木清华的清华园，益呈霭祥可爱之象”。清华师生“居此霭祥可爱之乐国，得聆此诗哲环琦之高论，不禁心旷神怡，觉天下事无事不乐，天下物无物不美矣”（梁朝威：《与“中国太谷尔”谈话记》）。

5月5日，泰戈尔告别清华师生，返回北京城里，出席下午1点至5点在东城大佛寺举行的佛教会欢迎会。清华师生恋恋不舍。因为泰戈尔在清华的一星期，“实在是我们最引为荣幸，并且在清华的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情”。虽然以前清华来过很多达官贵人，但热闹过后，他们什么都没给清华留下；但泰戈尔不同，他来清华，是“带了一份极珍贵的礼物来送给我们享用。这份极宝贵的礼物就是他那伟大的人格”。所以，他“离开了清华之后，他的印象是曾常时存留在我们的脑筋里。他对于我们的行动和思想是有很大的影响。他曾使得我们此次欢迎他的兴趣不但不渐渐消灭，并且引导我们到了一条新辟的大路上，使得我们心头上时时刻刻地记着他的话，向前进行”。这条大路，就是“建设世界文化的使命”（《泰戈尔先生去后》，《清华周刊》，第313期，1924年5月9日）。

泰戈尔的美好形象，就这样永远留在了清华师生脑中。而清华师生的真诚，也给老诗人带来了莫大的安慰。清华精神与老诗人的灵魂在交融中诞生了著名的“清华演讲”，至今都仍在激励着清华人去直面真实、直面责任，为自己、为清华、为中国、为世界，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