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在 1949 年前后的抉择

面对 1949 年新政权的建立，以往的历史叙事中，很多学者、文学史家和传记作家多将滞留美国的老舍说成忧心国事，恨不得马上回到祖国的怀抱，热切期盼解放军的胜利消息和新中国的到来。戏剧家曹禺还一厢情愿、不无夸大地说，老舍收到自己的邀请信后迅速整装返回祖国。直到 2009 年，以史料考据擅长的著名学者解志熙仍撰文《“风雨八年晦，贞邪一念明”――老舍抗战及 40 年代佚文校读札记》认为：“老舍自己后来在政治上由无党无派到逐渐倾向延安、直至听到新中国的消息毅然回国”，“满怀热情地参与了一个百废待兴的新国家的建设”。

考察历史可以发现，老舍在 1949 年新政权成立后回国，并非如研究者们所描述的那样积极主动，而是经过一番痛苦抉择后才最终勉强成行的。那么，为什么老舍最初不愿回国呢？有这样几个原因不能忽视：

其一，国内战乱，国外淘金

1948 年注定是一个大历史选择的关口，身在异域的老舍也面临着“回”或“留”的问题。不过，他的目标指向很清楚：留在美国。关于这一点，他在 2 月 27 日写给友人何容的书信中做了非常清晰的记述：

……今年 3 月应回国（护照的关系），可是……问题之大，如寻自尽时之不易决定。美国不高兴留外国人在这里（新颁法令，限制极严），我不肯去强求允许延期回国，但是回去吧，又怎样呢？

英国又约我去回“母校”教书，也不易决定去否。英国生活极苦，我怕身体吃不消。但社会秩序也许比国内好。一切都不易决定，茫茫如丧家之犬！

……

看吧，假若移民局不肯留我，也许一咬牙上英国。国内虽乱，但在国外的总是想回去，好像国乱也好似的，故须“咬牙”也。

显然，老舍这时的选择很明确：其一，积极争取继续留在美国，他也确实为此而努力。其二，如果客观上得不到允许，那只好做下一步选择：去英国。总之不想回中国。老舍的这种境遇在赛珍珠 3月 29 日致劳埃得的信中得到确证。信中说到老舍与伊文·金（老舍在美国的最初合作人——本文注）陷于版税、版权纠纷中，所以想请劳埃得先生作经纪人，以帮助老舍继续《四世同堂》的翻译和长篇小说《鼓书艺人》的创作，并说：“为了让他完成这一工作，我还帮助舒先生延长了他的签证”。这样，老舍得以继续留在美国，并开始了与劳埃得先生的合作，直至 1949 年。

老舍这个时候不愿回国，不仅因为国内战乱，而且在美国也能获得颇为丰厚的收入。例如《骆驼祥子》被翻译（即《人力车夫》）后成为畅销书。据 1948 年 3 月 1 日出版的《世界》月刊第 2 卷第 9 期上的《二月艺文坛》报道：“名作家舒舍予（老舍）近在美国将其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之电影摄制权，以两万五千美金售与好莱坞名摄影师黄宗霑。”既然在国外淘金的行情如此之好，国内又是战火纷飞，一直都难以摆脱穷人身份的老舍，岂有不乘机积蓄钱财、规避战乱的意愿呢？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

其二，“历史不够清白”，担心因文罹祸

老舍不愿回国，还有一个隐情。在 1930 年代写作的《猫城记》中，老舍讥讽马祖大仙、普洛普洛普拉普、大家夫斯基、哄等，批判了当时中共在南方暴动中杀人无度。例如小说中随处都有这样的议论：“末后，来了大家夫司基——是由人民做起，是由经济的问题上做起。革命了若干年，皇上始终没倒，什么哄上来，皇上便宣言他完全相信这一哄的主张，而且愿作这一哄的领袖；暗中递过点钱去，也就真做了这一哄的领袖，所以有位诗人曾赞扬我们的皇上为‘万哄之主’。只有大家夫司基来到，居然杀了一位皇上。皇上被杀，政权真的由哄——大家夫司基哄——操持了；杀人不少，因为这一哄是要根本铲除了别人，只留下真正农民与工人。”“我们的大家夫司基哄的哄员根本不懂经济问题，更不知道怎么创设一种新教育。人是杀了，大家白瞪了眼。他们打算由农民与工人作起，可是他们一点不懂什么是农，哪叫作工。给地亩平均分了一次，大家拿过去种了点迷树；在迷树长成之前，大家只好饿着。工人呢，甘心愿意工作，可是没有工可作。还得杀人，大家以为杀剩了少数的人，事情就好办了；这就好像是说，皮肤上发痒，把皮剥了去便好了。”美国汉学史家史景迁为此评论过：“对于一个曾著书辛辣嘲讽‘大家夫斯基主义’，并明确认为激进革命者善耍手腕的人来说，决定回国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关于这一“历史污点”，老舍回国后在开明版《老舍选集》中主动批评自己未“下功夫有系统的研读革命理论的书籍，也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方法”，最糟糕的是“因为对当时政治的黑暗而失望，写了《猫城记》。在其中，……也讽刺了前进的人物，说他们只讲空话而不办真事。这是因为我未能参加革命，所以只觉得某些革命者未免偏激空洞，而不明白他们的热诚与理想。我很后悔，我曾写过那样的讽刺，并决定不再重印那本书”。但是白纸黑字，仅仅一纸检讨岂能轻易过关了事呢？ 1950 年代初王瑶、丁易、刘绶松等主流文学史家以及之后的复旦大学学生、“文革”中的革命小将，都先后批评老舍这部小说是“失败之作”、“有错误的作品”、“不分敌我将反动势力和革命人物给予同样的讽刺和打击”、“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是“反动作品”。对此老舍心知肚明，所以 1959 年冬，面对老朋友赵家璧的追问，老舍这样答复道：“老巴（指巴金——引者注）的旧作，还算是革命的，尚且遭到这帮人的批判；我的旧作，例如《猫城记》之类，如果编入文集，我还过得了安稳日子吗？”

其实，老舍那时写《猫城记》讥讽无产阶级革命，是本着爱国心来写的，他希望国家安定和谐，所以不能容忍江西反政府武装杀人、抢夺财产的暴力行径。或者如他的妻子胡絜青所说：“正因为老舍是个爱国的作家，在当时的情况下，忧国之至，而又找不到出路，才会有《猫城记》。”但是时过境迁，老舍当年爱国，却不看所爱的是哪一国，不分辨“国”是否应当“爱”，所以当 1949 年鼎革换代后，遭遇被清算的尴尬结果也就顺理成章了。

其三，在反内战的问题上，老舍“不合时宜”的表态也是一个软肋

1946 年元旦，老舍在《我说》一文曾尖锐地指出：“武力可以征服别人，也可以毁灭自己，拉我们去打仗的，不管是谁，都是只看见征服，而没看见毁灭。……我们不想占谁的便宜，也没有替谁先毁灭自己的义务。我们纳税完粮，是为国家保护我们，不是为放炮打枪用的。”他还说：“谁想用武力争取政权，谁便是中国的祸害。”“我们不受别人支使去打内战，我们才是真正的主人，而不甘心做炮灰的奴隶。”这里的“拉我们去打仗的”、“不管是谁”，显然意指拥有武装的两大党派。

还有，抵达美国后的老舍在美国国务院的一个讨论原子能的会议上明确反对将原子秘密向苏联公开。据叶圣陶日记载：消息传到上海后，郭沫若、田汉、茅盾等纷纷谴责老舍“反苏”。郭沫若在《皮杜尔与比基尼》一文对其作了批驳：“我们中国人的神经是粗大的，向来不怕什么原子弹。”针对美国报载老舍反苏的问题，郭沫若还说：“这有点儿不像聪明的老舍所说的话。但也有的朋友说，这正是老舍所会说的话。”田汉在《原子弹及其他》中不无尖锐地指出：读了老舍在“美国原子弹会议席上的演说我不免感到甚大的失望。……充满着本身矛盾的美帝国主义者要组织国际反苏战线而捧出原子弹来是可以原谅的。但中国进步文化人的代表居然劝美国保持原子弹以便和苏联讲斤头，却不可原谅”。茅盾也在《从原子弹演习说起》中含沙射影地提出批评。老舍得知此情后，曾一度非常伤心和气闷，不久后便给叶圣陶、郑振铎、梅林等写信请辞文协理事，而且退还了此前文协资助他的医药费。因为这种芥蒂，所以1948 年初秋老舍以著述未完为托辞，婉拒了在美国暂时避难的秘密党员王昆仑约他一同回国的邀请，之后也是迟迟犹豫不决。

其四，最为重要也是学界此前所忽视的，就是老舍想重温与赵清阁的爱恋

1937 年中日全面开战后，老舍一个人借机逃家，到了武汉，后与女文艺青年赵清阁相识、相爱，转移到重庆后公开租住在一起。直到1943 年，老舍的妻子胡絜青领着三个孩子追到重庆，发起婚姻保卫战。这时，置身重庆的老舍听说胡絜青来到重庆，很是惊讶、无奈，不得不面对发妻。这一点，单从老舍与妻子相见的时间上来看，就可以说明问题，因为胡絜青到重庆的确切时间是 10 月 28 日，而直到 11 月17 日，也就是整整二十天后，老舍才与妻子会面，实在有违常情。也由此可以看出，老舍与胡絜青的夫妻关系并不那么融洽，他的因抗战而离家也就不能单纯解释为民族大义了。对此，韩秀曾回忆说过：她与老舍、沈从文“都长时间近距离接触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随时准备逃家的男人”，“抗战是一个多么堂皇的理由，他拋妻別子，跑了，去为抗敌协会奔走……”

对于这一段争取自由恋爱与婚姻保卫战的经历，赵清阁在自传体小说《落叶无限愁》中写道：教授的妻子起初同意和教授离婚，条件是天价的离婚费用，不然就大闹。教授后来抛下全部家产，净身出户追至上海，二人刚重逢并憧憬未来生活时，教授的妻子跟到上海。教授慌乱中买了两张机票，准备携女画家飞走，但是女画家选择了冷静避开，迫使教授终于不得不暂时放下这段感情。尽管这是小说，但与作者本人的经历高度相似。作为赵清阁近亲且关系密切的韩秀，曾在致傅光明的信中这样写道：“现在，先提醒你一件事，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月出版了清阁先生编的《皇家饭店》，里面收了她自己的小说《落叶无限愁》。这篇小说写的便是这段凄婉的爱情。”

既然存在这样一个的逃家与“红杏出墙”的背景，1946 年出国后获得自由身的老舍，在时机到来之际，岂有不旧情复发之理呢，因此，在内战激烈进行之时，老舍接连写信给赵清阁邀她到美国或南洋定居，但赵清阁终于因为某种无法言说的原因予以拒绝了。

面对 1949 年中共已经获得政权的事实，老舍一开始并未热切想回国，即便是在第一届文代会前后收到在周恩来的授意下郭沫若、周扬、茅盾等三十余人联名邀请信后，老舍仍然不为所动。甚至在收到周恩来亲笔写给司徒惠敏的信后，已获得政治担保的他还是犹犹豫豫，还是拿不定主意。最终，在昔日情人赵清阁转达周恩来的盛情邀请信的催迫下，再续前缘无望的老舍才不得不做出回国的决定。傅光明在《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中说：“在促成老舍回国的诸多因素中，清阁先生的信是十分‘给力’的。”事实确实如此，已经不需要再征引更多材料。

但是一个问题接踵而至，赵清阁为何一定要在大局玄黄之际劝老舍回国呢？陈思和教授在给傅光明《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所作的“序”中也曾提出疑问：老舍主动提出了移居海外的方案，“为什么赵清阁不能接受，反要督促老舍回国呢”？韩秀在给傅光明的通信中也写道：“我早就知道，清阁姨是为了舒先生才留在大陆的，否则，就她与林语堂等人的友谊，就她与国民政府的良好关系，她没有任何理由一定要留下。”关于这个问题，在档案不能正常公开和当事人守口如瓶的情况下，怕是一时难以解答。不过，根据笔者《神秘女作家赵清阁：政治身份是个迷》一文的推测，如果赵清阁确是中共秘密党员，则这一切都好解释了。

而且，即使是做出了回国的决定，老舍也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急迫的回到北京的愿望。据在美亲自陪同老舍的《中国杂志》编辑乔志高 1977年撰文讲，在返国前逗留旧金山期间，也就是 1949 年 10 月里，老舍常常表现得“闷闷不乐，不声不响”，“心绪不宁，内心似乎有很大的矛盾”。老舍还向他宣称：“回国后要实行‘三不主义’，就是一，不谈政治；二，不开会；三，不演讲”。还要说的是，老舍就是到达香港后，仍然没有急着回北京，而是滞留了 24 天之多。对此，他自己回国后给出的理由是买不到船票，而传记作者们则别出心裁地同声地说老舍因为腿病恶化走不了路。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老舍停留如此长的时间呢？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确实生病不能走，或没买到票，即老舍与传记作家们所说的是实情。但另一种可能更具有说服力，即他在观望大陆的政治情形，或者继续等待赵清阁的最后答复。台湾的陈纪滢曾在《记老舍》一文中揣测说：“老舍从美国搭船……抵达香港，当时以不知是回到大陆好呢，还是来台湾？徘徊在这决定命运的歧路上。”“假使那个时候，有人对他的生活能做一个保证的话，他也许会来台湾吧？”事实和真相究竟如何？只能期待学者们进一步的考证了。

关于老舍 1949 年回国前后的这一段历史，其实期间充满了复杂原因和背后不为人知的诸多要素，并非如惯常整体论、历史决定论的文学研究者、传记作家们所叙述的那样政治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