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迟的香港岁月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军入侵，迫使内地作家南下避难，加之中国共产党有目的的对国统区左翼文化人士和进步作家的保护，安排这些进步人士到香港，从而形成了“南下香港”的历史现象。洪子诚在其所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称这些进步人士来到香港使“香港成为四十年代后期的左翼文化中心”。也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上海沦陷后，作为上海的流亡文化人士, 徐迟携带妻女于1938年5月来到香港，从而开启了他的“香港岁月”。

徐迟第一次到香港是在1935年。1995年9月他带领中国作家团访问香港，在《香港纪行》（发表在1995年11月16日《文汇报》）一文中说“正好在六十年前，我到过一次香港”，就是指这一次，但这一次在香港居住时间很短，不到一个月。此次论及的香港岁月指1938年5月和戴望舒一家到港开始至1942年元月离开香港这段时间，当然也要除去期间去桂林（1940年2月）一个月，去重庆（1940年10月至1941年5月）7个月的中途离开的时间。在香港近三年的时间里，徐迟一方面躬耕于写作，一方面积极抗战；一方面在自我创作的矛盾中突越，一方面在人生的抉择中进步。香港岁月也正是徐迟开启人生新旅途的见证。

1938年，24岁的徐迟正血气方刚，到港后不久就创作了诗歌《战场的邀请》，从诗歌中我们能体会到在家园被异族蹂躏时徐迟那颗拳拳爱国心。此后，他接连创作了《献诗》《轰炸》《出发》等格调昂扬、壮怀激烈的诗歌，表现了其思想的重大转变。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的转向和国家的命运使生活在异乡的文人不得不面对时代的叩问；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诗人很急切地要把自己投入到挽救民族危亡之中去，与其说是献诗的呼吁，不如说是献身的呐喊。

徐迟在《情绪的放逐》（发表在1939年5月13日《星岛日报·星座》）中，认为诗歌选择什么样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方式，必须服从时代的需要。这种思维多少暗合了后来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很快他又发表了一篇《诗的道德》（发表在1939年6月1日《星岛日报·星座》）, 号召中国诗人们放弃“五四”以来的个人主义传统，多去表现战争给时代造成的影响,并对抒发个人寂寞情怀的路易士（台湾诗人纪弦）进行了批判，对袁水拍有关劳苦大众的创作给予道德价值的肯定。把诗歌表现题材等同道德显然过于肤浅，但在风沙扑面、豺狼当道的时代，他的意气风发自有其无可取代的价值。

1939年9月，妻子和女儿回到上海，徐迟一人留在香港。亲人的别离，国家的破落使徐迟坠入了一种莫奈的“虚空”中。在晚年的小说体回忆录《江南小镇》中，他说道：“我追求的不是一个情人，而是一种精神，一种意识，一种心灵的自由境界，一种欢乐和幸福的归宿”。对徐迟来说，流亡香港当然是不幸的，但在此，他结交了许多朋友，则让他多少获得了一点精神上的慰藉。他和夏衍、乔冠华、戴望舒、冯亦代、袁水拍、杨刚、叶浅予、叶君健、张光宇、张正宇、鲁少飞、廖冰兄、黄新波、郁风、叶灵凤、马思聪等一批文化人都有过亲密的交往，也正是这些朋友化解了其心中的危机。其中，在《江南小镇》中，他说和冯亦代“很快成了最好的朋友”，并坦言“他是我走上新的旅程的第一个好朋友”；乔冠华、袁水拍、郁风、叶灵凤对徐迟接近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有很大的引导作用，他在《江南小镇》中说“我的觉醒之日, 我的第二次诞生。从此我岁岁年年, 都把这一天当作我的生辰……暗暗地庆祝着自己的新生”，并说他灵魂深处发生了“自我革命”。而由于和冯亦代、袁水拍经常一起同出同进，搞活动,开大会，而被称为“三剑客”。

1940年1月,徐迟以香港《星报》记者的身份, 与韩北屏深入到昆仑关战役前线采访,写作战地特写，以实际行动迈进了抗日战争的时代潮流中。

为对外宣传抗战,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总会设在重庆) 由老舍先生出面, 授权在香港的戴望舒出任总经理,并由马耳(叶君健)任主编,冯亦代任经理,不仅创办了“文协”，还办起了总会对外宣传抗战的英文刊物：CHINESE WRITERS(《中国作家》)。1940年2月，作为编辑，徐迟负责第二期的编辑工作。他自己用英语写了新感觉派小说家穆时英的《The Birth of A God 》 (《一个菩萨的诞生》)，另外他还把艾青的名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翻译成英语发表在此期中。最后还写了一篇社论。这个仅仅办了四期的《中国作家》（叶君健负责第一期，徐迟负责第二期，冯亦代负责第三期，戴望舒负责第四期）英文版却是徐迟作为编辑的第一个英文刊物。

徐迟在香港不仅为香港文协做了许多工作, 也为广大文艺青年做了大量工作。为了团结组织香港文艺青年，徐迟和冯亦代负责成立“文艺通讯部”，以此为平台，邀请进步作家、诗人、文化人开讲座、论创作,吸引了很多文艺青年。为了团结更多的文艺青年，徐迟还同戴望舒、施蛰存、冯亦代等人开办了暑期文艺学习班。鉴于香港文艺青年多用粤语交流，就特别邀请广东籍作家陈残云、周钢鸣等人参加学习班, 以便与文艺青年们沟通语言，后来又创办了《文艺青年》(文艺通讯部机关刊物),团结了四五十位文艺青年，扩大了文艺通讯部的影响，并显示了它的战斗性。《文艺青年》作为宣传的阵地战斗的武器，在有力回击国民党文艺宣传的阴谋中起到很大的战斗作用。《文艺青年》第二期，借杨刚的《反新式风花雪月》(副题《对香港文艺青年的一个挑战》)的文章，在香港文艺界，针对国民党的不抗战、反抗战毒害青年的做法展开了一场论战，徐迟、袁水拍等也写了几篇文章, 参加论战，沸腾了香港，很多报纸副刊卷进了这场论战。通过论战揭露了蒋介石以“左”的面目,用“纯文艺”的新风花雪月,来代替抗战文艺的丑恶嘴脸。

为宣传抗战，1941年8月3日，鲁迅先生诞辰60周年纪念大会在香港举行。徐迟正是这次大会的积极倡导者和执行者。举行纪念大会的设想是徐迟同乔冠华、戴望舒、冯亦代等人在一次小聚时谈起的,并由徐迟征得香港文艺界协会主要负责人许地山先生同意后开始筹备的。徐迟主管纪念大会的前台工作, 冯亦代主管后台工作, 并兼任鲁迅诗剧《过客》及萧红的二幕剧《民族魂》的导演。大会因为组织得力，演员表演投入而开得很成功。尤其是萧红的二幕剧《民族魂》给一些醉生梦死的香港人打了一支强心剂 。

从30年代的上海“现代诗人”到流亡香港，从《星报》和《立报》的电讯翻译到国民党陶记公司职员，从主编《中国作家》到筹办鲁迅诞辰纪念大会，从成立“文艺通讯部”到积极参加“马克思读书会”，在近三年的香港岁月中，徐迟从个人情绪的现代诗歌中张扬了战争带来的激越和奋进。身在异地，流亡他乡。时空改变交织着心灵的痛苦和诗意追寻的焦虑，也正是这三年的流亡岁月，奠定了此后的生命轨迹。1943年徐迟写了《人民颂》，1945年写《毛泽东颂》，以至到解放后一系列报告文学的“主人公”颂，无不深深地铭铸着香港岁月的烙印。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