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君宜同志

初见“韦老太”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君宜同志麾下当一名小编辑。当时的社长是严文井同志，但他在中国作家协会上班，实际主持社务的是君宜同志。她重点是抓当代创作，其他古典、外文、戏剧等部门都有文艺界的名人分兵把口，她似乎很少过问。我初来社时，分在现代部的小说南组，最高统帅就是她了。她的办公室就在我们隔壁靠楼梯口的一个小房间，称得上是朝夕相处，抬头不见低头见。但她是位不善于与群众打成一片的领导，除了工作接触之外，很少与大家闲聊。有一次，我在公共汽车上碰到了她。当时的社领导，没有沾到改革开放的光，出行要么以步代车；要么与普通百姓挤公共汽车，没有现在头头们的神气和风光。我既然与她在车上碰了个正着，出于礼貌，主动跟她打招呼，她却滴溜着眼珠，了我一眼，就毫无反应了，弄得我很尴尬。开始我还以为是认错了人，便仔细端详着她：只见她在那里旁若无人地在自言自语，穿着一身不合体的布装，上衣的扣子没对准扣眼，前襟成了参差不齐的两片，裤子前后片也系得不对称，裤线溜到腿后去了。斜肩挎的“坤包”是个大布袋，像是一个老八路，也像是一位长途跋涉去朝圣还愿的香客。她在自言自语时，总是不断地在耸鼻子，扶眼镜，这眼镜和鼻子似乎老在闹别扭……不错，这就是君宜同志，我们见惯了，我没有认错人。果然，一到社门口的车站，我们一起下了车，直奔各自的办公室。从此以后，我从未主动跟她打过招呼，有时面对面地相碰了，我总是侧身而过。为此，我还向同事们数落过她，认为她官架子太大。可同事们说，她是最没官架子的，她就是这么个习性。所以她刚到中年，大家就习惯地称她为“韦老太”了，很少当面叫她“同志”，更没有随俗地尊称她的官衔，可见大家对她的亲近甚至亲昵。

类似的经历还有一次，一九八三年，当时正在搞职称改革试点。她作为行政领导兼任职称改革评审委员会主任，我在职改办公室任副主任，与她的接触多了。一次，在她所在贡院的家里开评委会。我是第一个到她家的，大门虚掩着，敲门不见反应，便直闯了进去。走到她所住的北房时，敲门又无反应，隔窗一望，只见她正在书房兼卧室中伏案工作。我自报家门，她在案上连头都未抬，只说了一句有关她自己的话：“快完了，很快就完了。”她既不叫座，也不问茶水。其他评委相继来了，也是任何招呼都未打，各自在厅里找位置坐，找茶水喝。这些有资历有声望的评委谁也不在乎，因为他们太了解“韦老太”了，见怪不怪了。

但是，我却总想从她的“怪”中窥视到一些别的东西，属于她本身的，属于社会的……

说不清的“左”和“右”

在上级领导的心目中，君宜同志是“右”的，少数“革命性强”的群众也是这么看。但是，在“左”遍天下的年代里，绝大多数群众倒是愿意亲近“右”的，总觉得在“右”的那方，可以避避“左”的暴烈而毒热的阳光，多少能尝到人间的一点人情味。也许是如此吧，君宜同志还在中年时，就当上了“韦老太”，老大妈总是可以亲近的。我生也晚，当君宜同志在解放初就在团中央担任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国青年》总编辑，其后又主编《文艺学习》时，我还是个学生，左右看不出她的“左”或“右”来。待到我来到她的麾下当一名编辑小兵时，听说她在五七年差点划成“右派”。我刚来社时，她刚“下放劳动”回来，是否因为“右”而负罪改造？在工作接触中，只感觉到她在忘我工作，没日没夜地看稿子，稿子在她那个很不时髦的布包里，形影不离。在审稿过程中，很少唱高调，说套话。一九六五年，编辑部决定一部“献礼”书稿的选题时，连续开了几天会，会上几乎一边倒地肯定了这部稿子，说它题材如何伟大，是史诗，要重点抓，突击性地加工改定。临近散会时，我憋不住了，对这稿子唱了反调：虽然题材好，但它不是作品，只是一捆草，我看，要作为献礼书，是赶不出来的。我话音未落，邻座的老编辑龙世辉掐了我一下大腿。我意识到犯大忌了，赶紧收住。紧接着是君宜同志总结，她似乎先得我心地说：稿子是不成熟，艺术上太粗糙了，编辑加工量大……然后面向龙世辉说，老龙有加工经验，你就逐章逐节去加工吧。会后龙世辉批评我，说我初生之犊不怕虎，讲话不看场合。我说，这是实话，君宜同志不也说了吗。他说，有几个像她那样“右”的人！

如果这也算作“右”，那可真是左右说不清了。有关君宜同志的“右”，历历可数的还有。一九六五年她带队去河南“四清”，回来之后，据说受到了组织的批评，因为她带队失去了“政治方向”，理由是冯雪峰隐姓埋名在“四清”时，各方面表现不错，地方“四清”工作队和所在生产队群众一致推举他为“模范‘四清’工作队员”。这样，作为领队的韦君宜当然难以辞其咎了，因为她没有清算冯雪峰的旧账，没有制止地方工作队和群众的荐举。附带说一句，碰到这样的事，即使“左”经念得很熟的高僧，临事也恐怕难出高招，因为冯雪峰的隐姓埋名下去“四清”，是经上级批准的，如若公布了冯雪峰的真实身份，岂不是出卖了组织，罪加一等了。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韦君宜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位批判对象。连续多天的批判会到底清算了她哪些“罪行”，当时就已记不清了，她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都是在贯彻中央的指示，这指示出自何人、何地、何时，她都“交代”得很清楚，与会的人，无不佩服她那惊人的记忆力。有关她本人的“罪行”，只记得有一条，即举国大批“鬼戏”《李慧娘》时，她在给作者孟超做思想疏通工作时，说过一句“丧失立场”“思想极右”的话。该话道：“文艺界的事，可大可小。”可就是这么一句很“小”的话，翻来覆去闹得可“大”了。后来她精神失常了，与世隔绝了多年。祸兮福所倚，好在她从此之后再也没作为批斗靶子，留下了一条老命，重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岗位，继续当她的“韦老太”。

“韦老太”的“右”，是烙在她额头上的金印，是附在她身上禳除不去的厉鬼。一九七〇年顷，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首批“落实政策”“解放干部”时，军代表钦定要予以“解放”她了。“解放”时，有个必不可少的程序：先自己检查，继予“批判”。这“批判”稿是组织抓的，虽强调了要实事求是，但必须上线上纲。由当时君宜所在的班起草批判初稿。我是这班管生产、生活的副班长，而正班长是比我“纯正”的非知识分子干部，理所当然这“批判”稿的执笔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身上。她当时大病刚愈，在班上劳动表现特好，我实在不忍心去“批判”，于是就嫁祸于人，推荐了所在班的一位英文组长的翻译家去当这替罪羊。替罪人满口答应，很快就交了初稿。组织看了，很不满意，说没有点到她的要害问题，没有上纲上线的有力批判，命令我大加修改或重写。在那样的环境下，愚直如我者也不得不去学习“世故”，便向头头请示，头头不吝赐教：要批判她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她所执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特别要批判她一贯的“右”……当时所有批判的语言，上纲上线的八股，谁都耳熟能详，写这样的应试八股并不难。何况这批判不是整人，而是“解放”人；不是落井下石，而是程序所需的官样玩意。于是我就同意起草了，很快就被通过了。君宜同志也按批判稿的口径做了检查，于是“礼毕”功成，她被“解放”了，很快就当上了文化部“五七干校”十四连的连指导员。虽然是副部级屈任了连干部，但到底是从鬼门关迈进了人世的门槛。我们都为她庆幸。

难得见到的忿激和坚韧

君宜同志虽然不拘礼节，甚至不近人情，但她很随和，从不固执己见，不与人争吵。当然，人是有七情六欲的，她也有忿激的时候，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豪气和勇气。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她回社参与主持工作。她面对的是个七零八落的队伍。据说，我们原有的这个队伍，是板结的一块黏土，长不了庄稼，只能长毒草，于是在军代表的主持下，大“掺沙子”，进来了不少工农干部和战士。也许这些同志大部分都是不错的，但他们大都缺乏文化，更缺乏文艺细胞，来出版社工作，是嫁错了婆家。但他们之中也有个别人，缺乏自知之明，心比天高，要求身居要位，“要为无产阶级争夺稿件的终审权”，为此，经常搞阶级斗争，懂行的编辑只好甩手不干了，作家们则要么提出抗议，要么敬鬼神而远之。为了安排好这批干部，君宜同志苦口婆心做说服工作，说不通的，冒着明枪暗箭强行调离。中国的事，涉及干部的任免使用，是最头痛的，但她还是硬着头皮，一抓到底。最终落得个“毒手挤沙子”的恶名。

大概是一九九〇年顷，当年君宜同志已患过一次脑出血，一次脑中风，正准备去上海就医。一天我刚上班，就接到她的电话：“早春，快点给我安排担架来，把我抬到新闻出版署署长办公室去，我有要事跟他面谈……他们岂有此理！”第一次见到她这么急了，我赶快去了她家了解究竟。一进她家，只见客厅中摆上了她即将去上海的行李，原来她买的是当日下午的火车票。未等我开口，她坐在轮椅上就大发牢骚了：“出版社的干部，我离任后一个也没管过，你当社长，我也没管过。但这次新闻出版署打算安排来的这个干部，我非管不可。他到外面当什么官我都不管，但来到人文社当总编辑不行，就是当编辑也不行。这个人，是我瞎了眼！瞎了眼！把他扶起来的。他绝对不能回来，因为我对他太了解了……”我费了不少口舌，才把她安抚下来。也许她急着成行，答应我只给署长打个电话，说明她的意见，不再坚持要我派担架了。

不是伤心不落泪

当时看人看事的思维方式，是非“左”即右，非右即“左”，方位没有四面八方，人间没有中间色。用这种方式去看“韦老太”，她也有“左”的一面，如她在干校的连指导员任内，后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当然，这并非她的本性，并非她的世界观使然，而是根据某领导指示，是跟风而身不由己。既然这样，她是很痛苦的。我居然见到了她的两次哭泣。

在干校，在“韦老太”任连指导员时期，我闯下了一次“反军”的大祸。为了放鸭子的区区一件小事，我跳起脚跟、拍打桌子，大骂了一位作威作福的军代表。为此，军代表要君宜同志主持召开批判我的全连大会。这会因干部、群众抵制没能开成。我得知了这一消息，变得更坏，天天去找这军代表挑衅，要他立即召开批判我的大会。好几天，弄得他们鸡犬不宁。最后，君宜同志出面了，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要我认错。她也这么看，我更火了，接连向她开了一顿过山炮，靶子倒不是她，是她后面的军代表。她跟我说了很多，现在已记不完全了，只是最后声泪俱下的几句话，至今仍言犹在耳：“早春，你的为人，我清楚，全连的干部、群众都清楚。我们对你没有任何不好的看法，但你这样闹下去，叫我们怎么办！你自己怎么办！得考虑后果……”我知道她夹在这中间是很难的，如她不制止我的胡闹，给她个“纵容反军”的罪名，即使你咽不下，也得兜着走。于是，我再不去向军代表挑衅了。但我还在暗暗地胡闹，将我放的二百来只鸭子，全部停了下蛋，“鸭司令”的差事甩手不干了。这事军代表管不着，君宜也就任我去耍性子了。

一九八四年，君宜同志坚持要离任回家，在当时机关的三楼会议室开了一个全社大会，算是个告别会吧。会上，她几乎没有谈任内的工作，谈的都是发自内心的感慨。记忆犹新的只是这样几句话：“这里是个联合国，我指挥不了人，人人都可指挥我，上面的，下面的……”“到这里来，不要想当官，我在这里的官是最大的，当我这样的官，有什么意思。”“我一辈子为人做嫁衣裳，解甲归田，也得为自己准备几件装殓的寿衣了。”她在说这些话时，不断哽咽着擦眼泪。大概是告别会的第二天，她就把办公室腾空了。从此以后，在我印象中，她从未回过出版社一次。也许，这里是她不堪回首的伤心之地。其实，她对文学出版社是位卓有贡献的编辑家，经她的慧眼，发现并培养了不少文学方面的英才，出版了不少长留青史的名著，在中国出版史上和文学史上，定当大书一笔。而群众也是喜欢她的，喜欢他们的“韦老太”。

谜样的“韦老太”

在我与“韦老太”有限的接触中，觉得她既是个女强人，又是个弱女子，一方面有冷眼向洋看世界的豪迈，另一方面又有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懦弱；她任情而拘礼，简傲而谦卑；她是个热水瓶，内胆是热的，外壳是冷的；她对自己的事业和命运是坚韧不拔地执著抗争的，但最终的拼命一击，也只能算是铅刀一割；她有雄才大略，但不能挥斥方遒；她狷介而随俗，敏捷而愚钝。她是个谜，颇让人费猜。当我初次见到她以及久卧病榻经常去探访她时，都在猜。在她的身上，似乎反映了一个不甚健康的时代，幻化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确否，还是让我们去看看她在病床上用左手（右手早就被病魔夺去了它的神经）写的《露沙的路》和《思痛录》吧。

附记：

君宜同志已离我们而去了，她的懿行美德，自有对她了解更深的老朋友去忆念。我不敢谬托知己，只能写点琐碎的记忆，算是对她的一点纪念。的确，我应该为她写点什么，当她的记忆力已经丧失殆尽的时候，我去看她时，当时没有什么反应，但时隔不久，她通过女儿杨团打来了电话，说是她终于记起来了，我就是曾在鲁编室干过的那一位。虽然我在鲁编室工作时几乎与她没来往，而与她接触较多的场合却未能记起，可见她的记忆已残缺不全了，但还在拼命地搜索。而我对她的了解肤浅，但印象却很深，我将永远记着我们的“韦老太”。

摘自《蔓草缀珠》增订版，陈早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