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的战时图书馆

左起：傅斯年、梁思成、李济、李方桂在板栗坳留影

中研院史语所在李庄举办的展览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多所大学向暂时平静的地区“迁徙”，因为难以整理和运输，大量珍贵图书毁于一旦。傅斯年却以一己之力，将史语所中近二十万册图书与大量珍贵文物迁移到板栗坳，建立起一个临时图书馆，在战乱纷飞的年代为学人留存了一个源源不断的精神给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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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书生”，书即是生命。这是一切读书人的通好。傅斯年更是酷爱图书，购书、藏书是他人生的一大嗜好。傅斯年的秘书那廉君回忆道：“孟真先生和书，好像不可须臾离开，也好像是有不解之缘，喜欢读，喜欢买，更喜欢收藏。”节衣缩食，用省下的钱买书，对他是司空见惯的事。那廉君又说：“孟真先生自己收藏的书，很少善本，一般常用的书差不多都有，小到一折八扣的《枣林杂俎》也都好好保存着。”傅斯年创建史语所，开创新的学术之路，就非常注重图书馆的建设，他四处搜罗古今中外的图书，他在北平十年，正是他大量购买图书之时，常常跑书店，逛书摊，发现有用的书，“左手一包，右手一捆”，雇辆黄包车拉回来，他的办公室常常堆积如山。他懂版本，又请人做顾问，不辞辛苦劳累，跑到琉璃厂去“淘宝”，发现善本、珍本，喜得像孩子一样憨笑。史语所迁移到板栗坳的图书近二十万册，绝大部分是经他一人之手买来的。这些图书的种类和图书内容极其繁富：从历史典籍、名家文集、笔记、天文历算、农业、气象、方志，到古代戏曲、小说、通俗文学等，还有大量的甲骨、金文、碑刻、陶文、玺印、封泥、古文字、古器物、图录以及各家论著等，应有尽有。连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专员费慰梅看了图书馆，都十分惊奇地赞叹道：“还有英文、法文、德文和日文关于亚洲考古、历史和发掘的珍稀而重要的出版物，真是再稀奇不过了。”“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日军有意识地毁灭中国文化，飞机专寻找大学轰炸，破坏文化教育设施，这些禽兽深知国亡可以复国，文化灭亡不可复矣，那不仅是亡国而是亡天下了！天津的南开大学图书馆毁于战火，南渡时竟然没带出什么图书，清华大学图书馆先行运出一部分图书，暂存武汉，后又迁徙昆明，一路遭遇日机轰炸，抵达昆明时，仅剩下两万多册。北京大学南迁，仓皇得根本没顾及图书馆，南京中央大学的图书馆也毁于战火。傅斯年似有预感，命人加紧整理图书，打捆装箱，人走到哪里，书到哪里。并命石璋如、那廉君、张政烺专职负责图书押运，至昆明时，因西南联大图书甚少，史语所将部分图书借与联大。1939年8月，傅斯年致函联大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三位负责人：“敝所既有书在此，自应供之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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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语所迁至南溪县板栗坳，这大山深处便出现一座书城。那六百余箱图书及大批甲骨文、陶器、青铜器，不少是国宝级文物，由昆明运至板栗坳，其艰难困厄，不可言状，陆路、水路，穿山越岭，风晨雨夕，卡车、木船、轮船，颠来颠去，装了卸，卸了装，终于押送到目的地。这些书籍、文物有上百吨重，如果用卡车运，每辆装载四吨，需要三十多辆。战时运输十分紧张，到哪租借数十辆卡车？无奈，傅斯年只好致函内兄交通部长俞大维，乞求帮助。当俞大维答应筹措车辆时，傅斯年喜不自禁，乐滋滋地告诉朱家骅：“俞部长将通行事全核准。”并说，“人与物均已开始移动。”

板栗坳的史语所图书馆成了战时最好的图书馆，有了图书馆，这些学人便有了精神的家园。图书馆是他们思想和精神的武器库。图书馆设在板栗坳最大的房子里。“大门是一排九间，门内的大厅，也是一排九间，中间的七间是汉籍书库，……再后一进是西籍书库，还有些善本分存第三院。”这些图书资料不仅供史语所同仁借阅，连同济大学、当地政府的文化人也常来图书馆借书。梁思成的中国营造社、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也常有人来板栗坳借书，更有甚者，南开大学的研究生、东北大学的毕业生都曾来到李庄、板栗坳借阅图书。在战火纷飞的岁月，这里还弥漫着一种浓郁的读书风气。那些物质生活极其穷困的读书人，一旦借到自己喜欢的书，精神便得到极大的慰藉，甚至忘了腹中枵枵之鸣，他们的精神空间只需“窗前有月，枕边有书”就心满意足了。正是这些图书伴随着他们走过了漫长苦难的岁月，温暖了寂寞孤独的灵魂，也依靠这“进步的阶梯”攀登着事业和生命的高峰。

傅斯年对图书管理非常严格，近乎苛刻，他要求具备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职称者，方可入库选借图书，且不得乱放，否则张贴通告，以示批评。至于谁在书里折了角，或者在书页上画了“曲线”“直线”，做了标记，抑或弄脏了书，轻者批评，重者罚款。游涛是图书管理员，管理善本书库，问傅斯年：“罚款额多少？十倍？”傅斯年不假思索，口气非常强硬：“不中，尤其善本，来之不易，照原价百倍赔偿。你写个通告，张贴出去。”这是傅斯年的命令。有人借了书迟迟不还，傅斯年十分愤怒，亲笔写信追缴。后来成了史语所著名学者、国学大师的邓广铭谈起来史语所的图书馆，感慨万端，他说：“我跟随傅先生，除了求得他指导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北大、南开、武汉大学南迁，都没有带图书资料去……只有史语所带了个图书馆，大家要利用它的图书资料。有了这个便利条件，我就在那里完成了一系列关于宋史的论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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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座精神食粮的仓库，中国文化的宝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图书馆犹如战壕、武器库，有图书在，人类文明就可以延续，战争结束后，他们会在废墟上重建新的辉煌。傅斯年深有远见，战前历尽千辛万苦，购得大量图书资料，为读书人保留了一批火种，使中华民族文化之火，爝爝不熄燃烧下去。

战乱时期，物资极其匮乏，板栗坳又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这里一下子又拥来几十口子人马，柴米油盐，吃喝拉撒，困难重重。傅斯年便派史语所的一位工人师傅做掌柜，办个合作社，到李庄或去宜宾、泸州、南溪县城采购生活日用品。这样既方便板栗坳群众，又方便史语所同仁。

这位师傅姓魏，名善臣，人如其名，是个忠厚、善良、老实、本分之人。史语所的学人喜欢他，傅斯年更喜欢他。

魏师傅有一次去泸州采购商品，天热，老汉只穿一件背心、短裤，钱没地方放，便裹进腰带，鼓鼓凸凸地束在腰上，显然暴露了“目标”。那时，这一带山里多土匪，抢劫、偷盗现象时有发生。几个土匪早就盯住了魏老汉。魏师傅行走在山路上，为了壮胆，手里拿着一根竹棍，忽然有几个壮汉从竹林里窜出来，手持二尺长的砍刀，吆喝着冲上来。魏老汉躲没法躲，藏没法藏，他愣了片刻，大声说：“要钱给你们，不能伤人！”说着，解开腰带将钱一分不留地给了土匪，总算留了条性命。

魏师傅回到板栗坳，把遭遇土匪之事给傅斯年汇报了，傅斯年很是恼火，便给南溪县政府写信，要求抓好社会治安，打击土匪。以后，魏师傅再出外采购总是带着一位村民，并揣上一份史语所的公函：要求地方机关及军警给予保护。

战乱时期，匪盗蜂起，抢劫偷盗成风，魏老汉被抢劫后，史语所办公室又被洗劫一空。傅斯年气愤至极，又担心两千箱图书、资料、甲骨文片、敦煌卷子、汉简，还有殷商青铜器，这些国宝级文物，一旦失窃，那损失就难以弥补了。傅斯年致函南溪县第三区区公署，并将所失物品清单列上，要求彻底追查，依法严惩盗贼。

傅斯年给南溪县县长写信：

闻李庄镇上近曾发生抢案，不胜惊诧，敝所所在板栗坳，距镇遥远，情形堪虞，未知贵县对敝所之安全已有妥善办法否？敢乞示及。

后来，傅斯年又亲去南溪县城，找到新任县长李仲阳，说明国家文物保护之重要，来川学人生命财产必须给予保护。李仲阳也予以重视，便与军方联系，商量结果，派一个连队进驻李庄和板栗坳。

果然见效。土匪不敢如此嚣张，史语所再无失盗现象。但是连队却出了问题，一个士兵偷了农家苞谷，闹得沸沸扬扬，傅斯年知悉后，命令连长立即集合队伍，傅斯年面对连长和士兵，大加训斥，连长也被骂得狗血淋头，不敢哼声。围观的群众震惊：这个傅所长是多大的官，连军队的长官也敢训？傅斯年在老百姓眼里更加神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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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庄和板栗坳都是偏僻村镇，特别是板栗坳这闭塞的山村，缺医少药是普遍现象，生死由命，福祸在天。老百姓有点头疼脑热，硬是扛着，好的人家，也是请个郎中，吃上几服草药，有不少人家请神婆巫汉念咒画符，用香灰来治病，更多的人活活地被疾病折磨而死。傅斯年对贫困落后愚昧的乡村，顿生一种忧虑感、一种悲哀。西方文明进步如此之快，科学技术包括医学在欧美硕果累累，而中国仍然处在中世纪的蒙昧之中，真是可悲可叹！

傅斯年为使群众和史语所学人看病方便，创办了一个小小诊所，并亲笔书写布告：

“以后无论所内外人等来医务处诊疗者，均须照章挂号，并酌量回收药价，统希谅鉴。”

小小诊所的建立无疑给穷乡僻壤、愚昧落后的民间带来科学的曙光，他们的卫生常识、医学知识，也潜移默化得到提高，再加这些文化人的宣传，老百姓也逐渐远离“念咒画符喝香灰水”的愚昧行为。

但是兵荒马乱，药品十分紧缺，特别是一些常用的抗生素、消炎药在宜宾、泸州，甚至跑到成都采购不到。当时李庄一带流行脑膜炎，治疗脑膜炎的奎宁药又紧缺，傅斯年十分着急，到处写信，通过各种门道购买奎宁药。其实这些深受欧美教育的学人们也过于偏激，对于几千年来已形成的中华医药体系，并被千百年来临床试验、行之有效的中草药也统统被排斥，甚至对针灸、刮痧、拔火罐这些富有科学常识的医疗手段也反对，未免有点“决绝”“过激”。

毕竟，傅斯年的诊疗所造福一方，给古老的山村带来福音。

（《谔谔国士傅斯年》郭保林/著，作家出版社2016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