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雪：葡萄苜蓿石榴红

又到了一年中葡萄和石榴成熟的好季节。这两种甘美无比的水果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诗词文化中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它们也是古老的丝绸之路赋予中国的最好的礼物之一。

    如果要在丝绸之路勾勒出一条绿色的植物之路，苜蓿和葡萄是这条通道最早的使者。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极望焉。”蒲陶就是葡萄的别称，目宿即苜蓿，它是波斯语的译音，意思是“最好的草”。

    美籍学者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一书被认为是研究中国与古伊朗文明史的代表作，书中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了栽培植物的历史，他在介绍中国和古代西域植物的传播关系时写道：外国植物的输入从公元前二世纪下半叶开始，两种最早来到汉土的异国植物是伊朗的苜蓿和葡萄，其后接踵而来的有其他伊朗和亚洲中部的植物，这种输入运动延续至十四世纪的元朝。

    苜蓿是人类最早驯化的饲料作物之一，起源地在“近东中心”，即小亚细亚、外高加索、伊朗和土库曼高地。早在公元前1400年，紫花苜蓿就在波斯的高山、河谷广泛栽种，被用作牲畜饲料。大约在公元前200年，苜蓿被引入意大利，几乎与此同时，苜蓿进入中原。苜蓿是与天马一起来到中国的。据说在得到天马之后，汉武帝先是在皇宫御园种植紫花苜蓿。随着马匹的增加，苜蓿的种植范围也不断扩大，从皇宫到驿道、军马场再扩大到民间，苜蓿成为支撑铁马冰河的保障，也见证了汉唐盛世的繁华。在中国的唐诗中，苜蓿几乎是与天马、葡萄并存的文学形象，比如“苜蓿随天马，蒲桃逐汉臣”，唐朝诗人岑参有诗云：“胡地苜蓿美，轮台征马肥。”

    言归正传说葡萄。人类栽培葡萄、酿造葡萄酒和创造葡萄文化的历史悠久，其原生地应该在黑海和东地中海沿岸一带及中亚细亚地区。大约五六千年以前，在今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南高加索以及中亚地区已开始栽培葡萄和进行葡萄酒的酿制，后来向西传入希腊、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向东传播到东亚。在中国，凡是西域物品的传入大都被当作是汉朝出使西域而归的张骞的功绩。但张骞携带苜蓿和葡萄树回到汉朝的说法应该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因为《史记》和《汉书》中的《张骞传》、《大宛传》、《匈奴传》、《西域传》，都只说到张骞两次出使和开辟道路的事迹，没有一个字提到他曾亲自带回任何栽培植物。

    据《太平御览》记载，是李广利征服大宛时携葡萄种归汉。其实在此之前，汉朝与大宛有20多年的贸易往来，在民间，葡萄说不定早有种植。葡萄不喜多雨湿润的环境，而长安一带气候干燥，正适宜种植葡萄。与葡萄同时传入的，当然还有葡萄酒。《史记》和《汉书》里都有关于大宛国出产葡萄酒的记载。但由于土质不同，从西域移种到长安一带的葡萄并未获得理想的收成，因为直到唐朝，依然还有记载说大臣们把皇帝赐予的葡萄当成是稀罕的东西带回家让家人分享。可见那时葡萄依然是奢侈品。

    葡萄酒，自然比葡萄更加贵重。虽然我们在陆机等文人的诗赋中已经读到了“蒲萄四时芳醇，琉璃千钟旧宾”、庾信“蒲桃一杯千日醉，无事九转学神仙”这样关于葡萄酒的描述，但唐朝初年距葡萄传入中土已经过了七百年，依然不能大量地酿造葡萄酒，当时达官贵人饮用的葡萄酒都是来自西域的贡品。但随着唐朝对于盛产葡萄酒的高昌故城的攻克，葡萄酒迅速得到了普及，于是才有了“羌管吹杨柳，燕姬酌蒲萄”、“葡萄美酒夜光杯”这样的诗。那时在长安的酒肆已经可以比较容易地喝到葡萄酒。

    唐朝文化博大精深、气象万千，作为其物质载体之一的唐铜镜更是中国铜镜的巅峰之作，不仅制作精良，工艺高超，而且形态美观，图纹华丽，以高浮雕艺术形式表现了大唐盛世的灿烂辉煌、流光溢彩。在绝大部分的铜镜中，都能看到与葡萄相关的纹饰。尤其是瑞兽葡萄纹相当的普遍。瑞兽是中国铜镜的传统纹饰，而关于瑞兽与葡萄组合纹饰的来源，有多种观点。从考古发掘来看，最迟在东汉时，西域已存在不同风格的瑞兽葡萄纹饰，但广泛出现在铜镜上应该是从唐代开始的，这和与葡萄相关的物质文化在唐代的成熟和丰富是一致的。而且进入唐代，葡萄纹饰的范围逐渐扩展，葡萄成为锦缎、壁画、铜镜等物品上经常使用的图样，成为唐代具有代表性的图案纹样之一。

    与葡萄经常捆绑在一起的另一种植物便是石榴。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一带过去被中国称为“石国”。“塔什”在突厥语中指石头，“塔什干”即石城之意。我们吃的石榴就是因为产自石国而得名。石榴果多籽，所以被当作多子多福、子孙繁荣的象征。在北京故宫，地面多铺石板，很少看到裸露的土地。通常都是用大型花盆盛土，种以树木置于各处。在各种盆栽树木，有许多便是石榴树，在古朴的建筑中，淡红的石榴果实显得非常醒目。传说唐朝代国公主化妆时爱用石榴果实来代替胭脂，过去形容宫女的衣裙为“石榴裙”，可见石榴的红色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颜色。李商隐也写过“断无消息石榴红”的名句，而石榴在唐诗中出现的频率一点儿也不亚于葡萄和苜蓿。

    “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简单的一句诗，明白地讲清楚了当时西域的外来文化怎样深刻地影响了唐朝的生活。事实上除了苜蓿和葡萄，劳费尔在书中还提到了石榴、无花果、胡椒、亚麻、西瓜、巴旦杏、菠菜、胡萝卜、水仙等数十种从波斯输入中国的植物。中国文明博大精深，外来植物的输入显然只是表面的点缀，并不能对它的根本起什么作用，正如欧洲文明也不会因为输入许多东方植物，就有什么本质的改变。但东西方均能吸纳并消化许多有用的外国植物为己所用，至少显示了人类本来就是乐于接受来自任何地域的美好事物的，而在植物方面，显然更为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