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言碎语陈永贵

去大寨看看这个念头很久了，五月中旬的一天，终于有了空闲。

顺道昔阳县城，蓝砖砌就的两层楼房映入眼帘，似曾相识的感觉由然而来。那个年代的新闻宣传图片就是如此，是有了陈永贵昔阳才有了往昔的辉煌。

大寨距县城三公里，村庄座落在谷口，座东面西，街道整洁干净，两旁很有红色旅游的景象，饭店门口挂有毛主席会见陈永贵的巨幅照片，纪念品超市更是毛主席的相片、纪念章、样板戏唱碟应有尽有。正是中午时分，街上的游人不多，都市的喧闹与这里似乎不相干。村中有一个小广场，往东不远就是陈永贵故居，故居坐南向北，外面院子靠墙的橱窗里陈列着他用过的农具，里面是居住的两孔窑洞，一孔是厨房仓库，一孔是卧室，卧室有十多平方，靠西是门，东面靠门窗的是两米见方的土炕，成为副总理后依然住在这里。这里曾招待过中央、省里的很多大干部，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茄同志——这位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动者，曾在此吃过派饭，是他发现了大寨，并亲自向周总理毛主席推举的。

现在的大寨已不再是全国学习的榜样，看得出有很多人在从事旅游服务，曾和陈永贵搭过班子的宋立英正在签名售书，并有人与她合影。一进纪念品超市，就会为你播放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解说词却是林彪如何迫害刘少奇之类的，我问一售货员：“你们对中国的这桩大案是如何认识的？”她不好意思迷惘地摇了摇头，看来他们为了生存对政治学习也很陌生了。

一路走来，我的心情很沉重。来到虎头山的半山腰，一座中国特色的收费亭拦住了去路，那天的精力和时间已不容许再奢侈下去了，还有三百五十公里的山路等着我，天黑前必须赶回去，暂不能凭吊陈永贵同志和赶了未班车落户于此的当代文豪郭老了，暂不能一展“登上虎头山，眼望全世界”的豪情了。但已知足了，放眼望去，虎头山顶及坡度很陡的地方，放炮挑土栽上的松柏已郁郁葱葱，西眺几里外的昔阳城也纳入眼底，山梁上，山沟里，视土层的厚薄，因势利宜，从几分到几亩的梯田错落有致，目之所及，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得井然有序。一石、一木、一锨土、一座地岸，我一个中年农民审视着这一切，这该洒下多少的汗水呀！“农业学大寨”果然名不虚传。

陈永贵同志是全国劳模，曾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曾是中国的工农业生产生机勃勃，如火如荼。树立大寨是经过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斗争的。山西是革命的老区，土地革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陈原是一个孤儿，人家的养子，但他没有继承养母的遗产，品德为他挣得了人生上的第一桶金，政治上获得了大寨人的资格认证。土改中人人有了一份自己的土地，耕种上他们与时俱进地组织了变工队、好汉组。好汉组不仅劳力壮，而且有大牲畜。不，陈永贵从好汉组退了出来，因为他看到还有八九户老的老，小的小，他说：“他们老的有经验，小的能长大，很有希望哩”。三十岁出头的他带头组织了老少组。四九年时经过三年的劳动实践，原先单干的不再单干，在好汉组的退出了好汉组，大寨村百分之七十的农户加入了老少组。

人心齐，泰山移。解放初时，大寨村有七十多户人家，八百多亩的耕地分散为四千七百多块。陈永贵带领大家几战狼窝掌，奋战虎头山，用木杠、铁钎、铁绳等最原始的工具，对所有的土地重新整理，改良土壤，十几年如一日，摆论石头坡土不止，建成了稳产高产的新梯田、沟坝田、河滩田。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大寨人民吃冰渣饭，洒血流汗，虽很艰难，但气候环境相宜，一路顺风顺水，亩产粮食由五二年的二百三十七斤提高到了六三年的七百七十四斤，六十年代初的一场大雨，下了七天七夜，大涝大灾的困境中，大寨人没有气馁，提出了著名的“三不要”、“三不少”，不要国家的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上缴国家的计划征购粮，集体储备粮，社员口粮一样不能少。

青藤靠着山崖长，群羊走路看头羊。陈永贵用勤劳与智慧带领大寨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奉献为荣，以助人为乐的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地践行着一条扶贫济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陈永贵——一个大跃进脱盲班的毕业生，省委书记陶鲁茄说他每年都有新套套。作家赵树里听了他的报告后说：“他没有一处讲到毛主席，却处处都是毛泽东思想，没有一处提到哲学，却处处都是辩证法”。

陈永贵，做为一个庄稼汉，身板硬，手艺精，田里山上，行家里手。作为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有魄力，肯吃苦，七沟八梁一面坡，被他整理得井井有条，治理大寨的经验这个金不换的宝贝，凝聚了他的心血和汗水，特别经过文革的洗礼，从昔阳县委到山西省委再到北京，从山西的一个山沟走到祖国的心脏，脸不红，心不跳，不亏心，不害怕，理直气壮。大寨踏踏实实地是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他只要扛起这面红旗就可以了，实事求是地说，他做到了。出席中央党代会的陈永贵，坐在主席的身后，抹不掉那憨憨的白头巾，抹不掉历经太行山风雨，那刀削石刻的皱纹。他又深知，管理这么一个大国的农业自己不胜任，“关我在这里，我又不是这种人，有人说这是宰相呀，我怎么能当这个呢，这很不自在哩！”为此向毛主席提出并实行了“三三制”，时间上三分之一在中央，三分之一下基层，三分之一回到大寨劳动。

陈永贵身为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不仅夫人孩子在大寨靠工分吃饭，他挣的也是大寨一个中等劳力的工分，吃的也是大寨那份口粮换的粮票。每月中央补助36元，山西省补助60元，京城没有土地可种开销大，后提高到100元，在中央开会喝一次茶水都须付费贰角。家乡来人、各地劳模、国务院同事去看他，工作人员办理了客饭补助，“都是我的客人，要国家报？退掉”。国家给他的特供本，其实就是白白地拿着，对他的一生作过多次采访并为此写过剧本的著名作家马蜂说：“一个人能够几十年如一日，永远保持一个纯朴农民的本性，拒腐蚀、永不沾，这是最令人敬重的”。

1978年5月，《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先后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围绕这场争论，统率一方的党政军首脑清楚地意识到了什么，陆续公开讲话或发表文章，微妙的“站队式”表态开始了，不到半年时间，一场政治较量在哲学争论中初步见了分晓。

陈永贵深深地爱戴着毛主席周总理，对他们有着很深的感情，总理主席逝世后，他吃不下饭，对着主席的遗体痛苦失声，面对这场较量，他不是决策者，但却尽了自己最大的能量。79年3月19日，他最后一次以县委书记的身份主持了昔阳的党代会，顺着讲话稿念了个开头，干脆撇开讲话稿，提议为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致哀，此刻距他们离世已两年半至三年多，悲壮的气氛中，话筒中传来了唏嘘之声，代表们哀毕抬头一看，台上的陈永贵早已是老泪纵横。

改革开放初期的胡耀邦，从中央党校到中宣部及主持日常工作，讲话中直截了当地批评大寨的人造平原劳民伤财，《人民日报》批评山西的水利建设《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的蠢事了》，他所主持的理论务虚会，批评大寨，特别是对毛主席没有实事求是地评价①。更有文章说学大寨越学越穷，陈永贵，一个从实践中脚踏实地走出来的人，以其农民式的耿直，李逵式的大骂胡耀邦，他的火气很大，多处骂，蒸蒸日上的胡耀邦已经可以用电话通知陈到他那里去一下，胡直来直去的问：“听说你骂我是胡乱帮”？陈不吭气，紧闭着嘴，胡最后摆了个台阶说：“我相信你不是那种人”陈不说话，过了一会儿，默默地站起来出了门，没有委婉的语气，没有模棱的话语。

天还是那片天，地还是那方地，但代之而抬出的是那个回到大寨变工队之前的，各顾各的，并且被榜样了三十年，而又产生不出党书记的，被上委派还必须能带着钱去的安徽省的小岗村，名字是先天性的，与生俱来的，可精神却应了这么一个似乎是天性使然的大小之别，高低之分，政治这最神圣的，造福十多亿人民福祉的崇高事业，在这里变得犹如儿戏，滑稽可笑。虽说大寨失去了它应有的光环，但是陈永贵同志对党的感情却是永恒的，1986年，身患肺癌的他也将要告别人世了，他一生积蓄了8300元钱，在遗嘱里作为党费要全部上缴，老伴与他发生了争执，最后缴了三千元。他心有不甘的地方，有未了的心愿，大寨和他搭过班子的几个人围坐在他的病床前，他语重心长的说：“我们班子中最年轻的要数（郭）风莲了，你有机会一定要向领导反映，我们大寨是干出来的……”他又是自豪地：“我这辈子能和毛主席连在一起，不枉活一场了，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我梦见毛主席了，毛主席让我到另一个地方与他干事……”

信仰坚如钢，意志硬似铁，这就是我们要纪念和学习的陈永贵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