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故事：自由不是为了反自由 办报是梦想

傅斯年故事之一 自由：不是为了反自由 

胡适派知识分子们认为：五四以来的中国学生运动是政治腐败造成的，是关心国计民生的正义行动，但是，学生不应沦为党派斗争的工具。有些学生集会不尊重少数人的权利，不准反对自己意见的人发言，甚至发展到把与自己观点不同的报馆烧掉，把政敌的房子和家具烧掉，这就已经脱离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正轨，转化为暴民专制

傅斯年 (1896～1950)是什么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风云人物，一个敢说敢骂的山东汉子。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人和终身所长，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代理校长(1945～ 1946)和台湾大学(1949～1950)校长。一个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奉为上宾的社会名流，把蒋介石的两个行政院长 (孔祥熙、宋子文)拉下马的“傅大炮”！

傅斯年的一生值得追忆的故事甚多，其中之一是他对学生运动的思考。

傅斯年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的。他做了两件大事：

一是组织新潮社和办《新潮》杂志。胡适后来曾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一文中说：“《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尽管公平地说，就社会影响而言，《新潮》仍是《新青年》之下的第二提琴手，但作为《新潮》杂志的主任编辑，傅斯年对这份杂志的贡献是巨大的。

第二件大事是领导了5月4日的爱国大游行。当天上午13间学校筹备游行示威的会议是傅斯年主持的。下午2点半左右开始的游行，总指挥是傅斯年。他扛着大旗走在队伍前列，后来也是他率领队伍冲到赵家楼。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他就坚决退出学生运动。然后他就出国留学，一去7年，1926年秋才回国。

傅斯年第二次同学生运动遭遇是在1927年。1927年的广州，正是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多事之秋：中山大学左右两派学生势同水火，4月政变以后执政当局横暴地捉拿学生。当时，傅斯年在中山大学任教授，兼文科主任(文学院院长) 和中文、历史两系系主任。

第三次是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当时傅斯年是北大的兼职教授，是坚决支持抗日的。

傅斯年面对的第四次学生运动高潮是在1945年至1946年代理北大校长期间。

最具典型意义的是他对1945年学潮的处理。傅斯年在给夫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11月25日，学生有会，地方当局(关麟征、李宗黄、邱清泉)禁止，学生仍开，遂在校外大放枪炮，幸未伤人，次日罢课。学校当局一面向地方当局抗议，一面劝令学生复课。乃李宗黄(代理主席)所组成之‘联合行动委员会’竟于1 2月1日派大队人分五次打入联大，两次云大。其中一次……死者四人，锯去大腿者一人……此外重轻伤十余人，此等惨案有政治作用者岂有不充分利用之理？四个棺材一条腿，真奇货可居，全昆明闹得不亦乐乎……我对于李宗黄等之愤慨不减他人。同时也希望学校能恢复常轨。”“总括说：(1)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该杀，关麟征代人受过。(2)学校内部有好些不成话之事”。

从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出傅的态度：

1.对抗当局的横暴，救助学生，显示了自由知识分子的本色。

2.反对学生陷入政治斗争，力求维护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这是他的一贯思想。他念念不忘1926年中山大学的整顿，认为在结束学校混乱状态、改进教学等方面的确起过良好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的意见体现着胡适派知识分子对五四以来中国学生运动的反思。

他们认为，学生干预国事是政治腐败造成的，是关心国计民生的正义行动。但是，频频发生的学运已经出现不正常的现象：动辄罢课，学业损失太大，对大学和国家学术文化发展不利。学生不应沦为党派斗争的工具。有些学生集会不尊重少数人的权利，不尊重他人的自由，不准反对自己意见的人发言，甚至发展到把与自己观点不同的报馆烧掉，把政敌的房子和家具烧掉，这就已经脱离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正轨，转化为暴民专制。

不管人们是否同意他们的意见，有两条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是这些意见同流行已久的对中国学生运动一味歌颂的习惯大相径庭，它对人们反思历史，认识已经深入中国社会骨髓的反自由的极端思想十分有益；二是如何让中国人真正养成民主、自由的习惯(其应有之义是尊重少数人的权利)。在文化大革命中登峰造极的暴民专制，不正是“五四”以来各种极端思潮的流毒吗？

傅斯年故事之二 大学校长的应有之义

傅斯年教育思想的核心，一是维护学术自由、教育特别是大学独立；二是大学工作必须以学术为中心，保持高度的学术水准。这本来是办大学的常识，但在当年国民党实行专制统治的岁月里，维护这些原则是非常艰难的

傅斯年只活了55岁。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从进入北大读书开始，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学。他先后出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北大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他的教育生涯的顶峰则是1949至1950年任台湾大学校长期间，把一个颇为混乱的大学整顿、引导进入正轨。

一走进台湾大学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被称为傅园的傅斯年墓。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台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 )先生虽非创校校长，但在常规及制度之设立上，恐无人能出其右。”

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一是维护学术自由、教育特别是大学独立；二是大学工作必须以学术为中心，保持高度的学术水准。这本来是办大学的常识，但在当年国民党实行专制统治的岁月里，维护这些原则是非常艰难的。

早在1932年，面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或所谓三民主义教育，他就尖锐地指出：“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国家，当无过于普鲁士……当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专横，免一个大学校长的职，竟是大难……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规，行政官是不能率然变更的。”

1947年1月15日，蒋介石请傅斯年吃饭。席间蒋介石提出要当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傅斯年极力反对，说“北大亦不易办，校长实不易找人，北大关系北方学界前途甚大。他(指蒋——编者注)说可以兼着。我说不方便，且不合大学组织法。他说不要紧(此公法制观念甚微)。”后来胡适也没有答应。这件事也体现了傅、胡二人要维护大学独立和自由的共同信念。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更加肆意地践踏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推行联保制度：一人因政治思想“不纯正”被判罪，其他人要连坐。傅斯年一面不准军警随意入校捕人，一面对国民党当局声明，台大师生由他一人担保，发生问题，他负全部责任！从而迫使这个联保制度在台大无法推行。

维护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又一重要方面是拒绝权贵子弟可以降格入学。为此，他特地在校长办公室门上贴上一张字条：“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傅斯年！”

在逝世前不久，傅斯年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台湾大学时写道：“这一年半大学有惊人的进步……学校在一切环境下，尚能维持其应有之liberaltraditionofuniversities(大学的自由传统)。虽然不是没有麻烦。”在当时的环境下，可以说是了不起的成就。

学术自由是大学不可或缺的条件；但光有这一条也远远不够。他还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

1.办学思想上不能以功利主义为主宰。他说：不但清末的教育“以富强之目前功利为主宰”，而且“直到民国初年，大学只是一个大的学堂。”“今之大学制度仍不能发展学术，而足以误青年、病国家。”如此状况，必须改弦更张。

2.严格挑选校长和教授，不能让政客和不学无术之辈混迹其间。“做校长的必须教员出身，否则无直接的经验、切近的意识，其议论必成空谈，其行为当每近于政客。”。而“大学以教授之胜任与否为兴亡所系，故大学教育之资格及保障皆须明白规定，严切执行”。

3.严格区分大学和中学的教学方法。“大学教育是则是培养一人入于学术的法门中的。”“大学生之训练正是研究室之入门手续也。”不能将“大学化为中学”！

这些话是在20世纪30年代说的。几十年后，发达国家大学教育逐步大众化，以职业训练为宗旨的社区学院也日益普及。但是，凡是合格的大学莫不以通识教育为大学课程的基础，不以短期的功利为导向。而中国的大学盲目跟随苏联标榜以培养“专家”、“工程师”的恶果历历在目；今天官员们利用权势捞取学位和教授头衔的事情时有所闻；回头再看傅斯年当年的针砭，深感这些直抒胸臆的话不失为警世箴言。 

傅斯年故事之三 知识分子的办报梦想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再办报刊议论时政，留下不少抨击专制、腐败和推进民主、法治的精彩文章。他们的皇皇大文，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增添了光彩

傅斯年是个满腔热血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不但在学术事业中卓有成就，而且参政、议政，在履行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中也写下了引人注目的篇章。1947年，国共两党分裂后，身为自由主义者何去何从？蒋介石力图把胡适等人吸纳到他的政府中去。作为胡适挚友的傅斯年做出一个判断：“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这句话的主要意思是政府必须受到独立力量的监督。这既是他吸收的现代西方政治理念，又是他的政治经验的总结。

傅斯年办报是从新文化运动中办《新潮》开始的。他和他的朋友怀着“所想所学，不致枉费”的愿望，决心“尝试一回”，结果办出一份仅次于《新青年》的优秀刊物。而这次尝试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一大批杰出人物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的支持。

这一群自由知识分子们尽管一再受挫，但办报办刊的梦想却始终没有放弃。1932年5月至1937年7月，傅斯年和胡适等人出版《独立评论》周刊，评论时政，发出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筹办之初，他和胡适等11位好友每人按固定收入5%捐款，几个月内筹得4205元，就把这份周刊办起来了。而且这不是孤例，1922至1923年间，胡适他们办《努力周报》，用的也是这个办法。《独立评论》出版244期，发表1309篇文章，涉及对日方针，训政还是宪政，民主还是独裁，民族自省，如何统一等等外交、内政等领域的重大问题。不论他们的意见是否正确，但他们确实无所顾忌地讲出了自己的真心话。

以傅斯年来说，1932年，他直截了当地发表言论：“今日国民党的领袖，曰胡(汉民)、曰汪(精卫)、曰蒋( 介石)……胡之人格坚固，汪之人物有吸引力，蒋之意志有强力……然而说汪先生之政务精练，或蒋先生的近代知识充分，似乎不能言之成理，而政务之精练，近代知识之充分，确是今日主持一个国家所应有的。”这等于指斥汪精卫和蒋介石都是不合格的领袖。汪、蒋虽然没有因而迫害他，却不能虚心受教，埋下了他们后来或覆没或失败的祸根。

抗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国民政府先后成立国防参议会(1937年9月至1938年7月)和国民参政会(19 38年7月至1948年3月)，作为朝野各方咨询性的参政、议政机构。傅斯年被聘请为参议员和参政员。在参与这些机构的活动中，傅斯年不愿像御用文人那样讲“好听的空话”，一再猛烈抨击那些腐败官员；特别是不顾蒋介石的关照，持续炮轰孔祥熙、宋子文，先后将这两位行政院长赶下台，成了名副其实的“傅大炮”。而“大炮”的威力正是与报刊结合中显示的。

不同年代都不难找到一些骨鲠之士，但他们的命运如何，就与当时的社会条件息息相关了。民国时期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所以能够发挥前所未有的影响，重要原因是当时以《大公报》、《独立评论》和《观察》等为代表的独立报刊坚定不移履行传媒的职责，拒绝同流合污；他们的声音也因通过现代传媒广泛传播而广为人知；其次是国际舆论频频施压，特别是国民政府的主要盟国——美国对其腐败和专制统治的不满日益增长。执政的国民党虽然专制，还是不能不考虑利害得失，努力争取这些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与自己合作。

可是，在当时那样的专制制度下，舆论的压力又是有限的。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胡适及其周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再办报刊议论时政，留下不少抨击专制、腐败和推进民主、法治的精彩文章。统治者对这些诤言有时不得不听，有时不但不听还视若寇仇，而总的说来还是无视民意的情况居多。因此，他们的皇皇大文，主要成了自由思想传承的文本，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增添了光彩；而就当时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大局而言，依然无补费精神！

“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傅斯年这句话是1947年说的。而当时的国民党已经再次选择武力统一全国，除了依顺自己的政党和报刊外，不准组党和办报的极端道路。它的结果是卷起包袱，逃离大陆！（完）　(文/袁伟时 作者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