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能馥口述史：恩师沈从文

1984年，黄能馥夫人陈娟娟与恩师沈从文先生一起鉴赏南京云锦研究所复制定陵出土的明万历皇帝织金孔雀羽妆花纱龙袍料

我们（夫妻）两个是在1956年认识的，主要是通过沈从文先生。

当时我毕业以后，留在学校（中央美术学院）当研究生。我当时一方面是研究生，一方面在筹建工艺美术学院的办公室当秘书，一边上课，一边当秘书。学校有东欧的留学生，跟我同班的，毕业以后他们应该回去了，但是大使馆不让，说“中国是丝绸之国，你们应该学一点中国丝绸方面的历史回去”。这样，学校当时没有老师，就请沈从文先生来教。因为沈先生是湖南湘西人，口音很重，留学生听不懂，所以学校叫我一方面去和留学生一起听课，一方面做记录。这样就跟沈先生几乎天天在一起了。

当时故宫招实习馆员，陈娟娟高中毕业以后，就去考了，第二天就叫她上班去了。当时沈先生编制在历史博物馆，但主要在故宫上班。现在知道故宫保存着织绣品将近20万件，是世界上最大的服装博物馆跟丝绸博物馆。但是，1949年后，这些都要重新清点、登记注册，一件件排架，摆到第几号架第几层，都要编号的。陈娟娟她们到故宫，一开始就叫她们做这样的工作，事务性的工作。人家一般就是打开来随便编个号就放回去了，她是看到好的就做记录，记下来，记在心里。这样沈从文先生和一些专家有时候要查丝绸文物，因为数量很多很多的，一般人都记不清楚的，专家要什么文物，哪个朝代的，专家都找不到的，她跑去一下就找到了。所以那些专家对她很喜欢，很重视她，尤其是沈从文先生特别喜欢她。沈先生很多时间到故宫去做研究工作，沈先生老要靠陈娟娟帮忙，不让她离开身边。

当时北京前门外，珠市口、鲜鱼口那些大街小巷，全是古董店，挂的都是古代的，特别是清朝的服装、龙袍、刺绣品，还有一些绣花的、过去小脚的鞋，一摞摞挂在那很多，都很便宜，沈先生去，都带着她去。同时，因为沈先生在中央美术学院教留学生，有时候带着留学生去珠市口看古董，沈先生每次去，也都打电话叫我去，这样我跟陈娟娟就经常在一起。

主要因为工作上的联系，陈娟娟她也经常到沈先生家里。那时候我们一个月伙食费才七块钱，东安市场有吉士林，吃西餐我们根本没有这个可能。沈先生跟师母礼拜六去吃西餐，就打电话叫陈娟娟一起去，就跟自己女儿一样看待。反正一直我们多少年，也经常到沈先生家里去，和陈娟娟都是在一起。

沈先生这个人，过去是很有名的文学家，全世界有名的。但是，他这个人思想有时候比较糊涂。在抗日战争那个时候，郭沫若组织了阳翰笙这些人到国外，他们都是可以随便到国外去，给解放区买药、募捐。当时社会上一些人觉得他们捐了那么多钱，会不会贪污啊？社会上有人这样说，沈先生也糊里糊涂去响应这些人，说会不会贪污？他们都很有名气，这样沈先生和郭沫若之间就有很多误会。他们二人发生误会是在1949年前，后来沈先生写那本书，郭沫若还给他写序，是这样一种关系。

沈先生原来在北大，后来离开北大，后来就到历史博物馆。他很热心，他是当研究员的，但观众多的时候，他就主动去讲解。所以有人说他当讲解员，其实他不是讲解员，他是研究员。他的编制在历史博物馆，但他更多时候是在故宫上班的。那个时候，反正是挺糊里糊涂的，故宫确实有他的办公桌，有书架，都有他的。我以前一直认为他是故宫的，后来怎么知道的呢？沈先生去世以后，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郑院长，郑欣淼，他是研究鲁迅的，他是文化部副部长兼故宫博物院院长。他就到我家来问我，说“我们故宫档案里头没有沈先生”，问我沈先生在故宫究竟干什么？我说，当顾问的呀，我们那时候都知道他当顾问。后来郑院长又回故宫去查档案。后来，他给我打电话，说故宫档案里也没有，他不是故宫的顾问。那时候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他写这本《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大概是1956年。1956年周总理在一次宴会上，当时文化部的副部长齐燕铭也在座。周总理说：我们每次到国外去，看到人家国家比我们小，历史比我们短，但是有他们的服装博物馆。我们历史那么悠久，什么时候可以看到一部像样的《中国服装史》，我们出国时候可以拿去当礼品，什么时候可以建一个中国丝绸博物馆？齐燕铭就说：沈从文可以干这个。因为沈先生当时老在《新观察》《光明日报》这些上面写文章，他老写织金锦，就是用金线织的锦，美术学院请他来给留学生讲课，就是因为他写的那些文章。这样，周总理就说：“那这个事就交给沈从文去干吧。”这样他就开始写这部书，到“文革”前已经写出来初稿，到财经出版社拿去打印了，准备出这本书。“文化大革命”就来了，那么就停下来了。后来“文革”结束以后，他继续写这本书。

那时候全国找沈先生的人特别多，一些工艺美术厂找他要资料，要古代图案的资料，老找他。那时候国家给他分配宿舍，因为当时都是比较远的地方。他住在东堂子胡同，房子比较小。他说：“我不搬，因为人家该找不到我了，到郊区去住，不去。”他那时候写文章，稿费挺多的，比现在多。我记得那时候我画一个小手册的封面40块钱，我们一个月伙食费七八块钱。一张那么小的封面就40块钱，拿回来就买个收音机。他一有稿费，就到琉璃厂去买书。记得有一次坐三轮车回家，车上全是书，他就坐书上面，往家里拉。另外，像前门外古董店里头一些明朝佛经的封面，都用织锦做的，拆下来卖，那时候挺便宜，他就一批批地买。粉彩的瓷器，现在都贵得不得了，那时候很便宜，他买回来不往家里送，而都送到工艺美院，送到北大，送一批给故宫。在中央美术学院讲课的时候，有讲课费。有一次美院财务叫我送80块钱讲课费到他家里去，我就领了钱，送到他家里。他说：“你赶快给我送回去，我是有工资的，你给我退回去。”他就是那么一个人。

一般都说言教身教，身教对人是最深刻了，他就是身教。有时候他给我们讲，也不会讲大道理，最多就讲一句“不是为个人”。因为我跟娟娟老到他家里去，各地出土一些文物的照片，他就给我们看，给我们讲。他讲得很广泛的，比方讲古代中国的扇子，从汉代的扇子怎么样，唐代的扇子怎么样，给我们看照片。比如丝织物，我们从古代就有，丝织物的图样怎么变过来，我们都从他那里看的，图书馆里看不到。生活上别的也没什么，主要从学术上，考古材料他拿给我们看。比如《万里江山图》，他说那个是后来人画的，根据画里的家具，跟朝代对照起来看，说是唐代的，但是家具是宋代的，他说这个画是宋代的。他的这个讲法，有些人也不服气，但是他坚持自己的看法。所以我们都是从他亲身所做的事情中学到真知。

我写第一本书，那是“文革”以前，叫《中国印染史话》，是吴晗的《历史小丛书》里面的一本，印了几十万本。当时一毛钱一本，挺便宜的。《历史小丛书》编委会找到学校来，叫我们学校写这方面的书。当时我是在《装饰》杂志，这样学校叫我写。因为第一次写书，我是在考古研究所的图书馆找了一些材料。当时日本人对这方面有很多研究，也出好了多书，研究中国的服装史什么的。日文本来我也不懂，但是他越深的书，用中文的资料特别多，所以我一般基本上能看懂。我从考古所收集很多材料以后，组织写这个稿子。写出来以后，就去请沈先生给我看一看，改一改。其中有一段，我写着“据说……”怎么、怎么的话，因为第一次写书，也不知道要有根有据的，就是“据说”。沈先生看到以后，用红笔在那个稿子上画了一个大问号，旁边写着“据谁说”。这是我第一次碰到，对我就教育非常深刻。以后就知道写历史不能随便、没有根据，你要么是什么书上什么根据，要么出土的什么东西是什么根据，没有根据的“据说”，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沈先生在学术研究里头是很不客气的，就这稿子他画一个大问号，那么大的，用红笔画的，旁边写“据谁说”。那是对我一辈子的教育，所以后来不敢随便说的。

生活上他也特别简单。那时候住的房子小，他爱人也住不下，儿女都根本看不到。他儿子、女儿我都没有见过，她爱人我见过。早晨他去文联的宿舍他爱人的住处吃饭，中午他就用个小篮子带回来一点，在蜂窝炉里烤一烤，晚上就那么吃，就是特别简单。有钱他不是花在穿衣吃饭，穿衣服挺一般的，也不买新衣服，不买新鞋，他爱人也是这样子。都是买书，摆在书架上让人家来看，因为当时图书馆都是封闭的，所以国内一些工厂的美工都来找他。我们所以尊敬他，并不是说跟他生活上怎么来往，我们去也不买东西，没钱买，每次去他都给我们泡一碗茶，就是这样。我们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就去问他，也没地方问，只能问他。

有一次，我跟娟娟到他家里去，那是“文革”刚结束，他到社科院以前，工作很不顺，身体就不好，眼睛红斑出血，血压非常高，下不去。家里就他一个人，也没人管他。我们每个礼拜去只能看看他，也没有什么别的，当时看到他这个情况，我也挺灰心的。我们俩回家的时候，路上我跟娟娟说：“沈先生在社会上这样有名气的人，现在都这样子，我们将来还有什么奔头。”娟娟背着我，去告诉沈先生，结果沈先生一听就生气：“你马上把黄能馥给我叫来。”这样我就去了。沈先生当时只有一小间房子，门也没有关，就有一张小桌子，一张单人床，一个书架，自己钉得挺高的，一把椅子，蜂窝煤搁在门口。我去的时候，他是冲着墙躺着，门也没关。我就“沈先生、沈先生”叫了几声，他回过来朝我看了一看：“你来了。”过了半天，他说：“听说你不干了？”我一下心里冲动，就哭了。沈先生就说：“你来啦，听说你不干啦？”我也没说什么。后来他就说：“眼光要看远一些。”就跟我说这个。这个事情对我教育非常深，这一辈子，因为不光是他这句话，因为他平时的为人以及他的遭遇，一辈子教育着我，言教和身教。他说的不多，但是他平时为人处事对我教育非常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