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翅膀

令人馋涎欲滴的红菜汤的香味，从厨房里飘送过来。案板上，还响着切菜刀轻快的节奏。也许因为身体已经恢复了健康，叶知秋的心情就像窗外那片冬日少有的晴空，融着太阳的暖意。 发了几天烧，身子软软的，嘴里老有一股苦味，什么也吃不下去。 

厨房里送过来的香味，诱发着叶知秋的食欲。她跟许多善良的人一样，一点儿顺心的小事，都会使她加倍地感到生活的乐趣。 比方说，一个好天气；一封盼望已久的来信；看了一部好电影；电车上有个吊儿郎当的小青年给老太太让了座……现在呢，只是因为这晴朗的天；病后的好胃口；莫征周到而又不露形迹的关切。 多亏莫征。如果没有他，谁能这样细心地照料她呢?抓药、煎药、变着法儿地调换着伙食的花样……但这番感慨莫征是不要听的，他会拿眼睛翻她，还会不屑地从鼻子里往外喷冷气儿，好像她是卖梨膏糖的。 她高兴。不由得想说两句无伤大雅的废话——你叫它耍贫嘴也行，或是唱几嗓子。她试着咕咕噜噜地哼了几句，不行，嗓子是嘶哑的，还带着齄齄她索然地发了一会儿呆，便收起了心。真的，一个人，即使在自己家里，也不能太过放肆。这种放纵自己的行为，如果成为一种习惯，然后不知不觉地带到办公室，或者是带到公共场合里去，就会引起莫名其妙的指责或非议。何况她在别人眼里，已经是个行为荒诞、不合时宜的人物。

 她愣怔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了久已忘记的法文，不禁高声地问了一句：“今天中午吃什么?” 莫征在厨房用法文嚷道：“红菜汤、腊肠和面包。” 这孩子真不赖，竟然没有忘记。这当然因为他自小生活在一个有教养的家庭。 有教养的家庭?——他现在什么也没有了，真正地成了一个孤儿，就像她一样。 可教养又是什么呢?在那几年，它是一种容不得的奢侈品，是资产阶级这个词汇的同义语。 人类真是一群疯狂的傻瓜，为什么要创造文明呢?要是还停留在洪荒时代，或是还用四肢在地上爬行，一切大概会简单得多。 莫征的父母，曾是一所名牌大学的法文教授。五十年代中期，叶知秋做过他们的学生。那时，莫征只有三岁多，很像英国电影《雾都孤儿》里那个可爱的小男孩奥利佛尔。穿着一套浅蓝色的法兰绒衣服，黑黑的眼珠，像两颗滚动着的黑宝石。每次开饭以前，他总是把两只洗得干干净净的小手，平放在桌子上让妈妈检查，然后有礼貌地用法文问道：“我可以吃饭了吗?”每每叶知秋到莫教授家里做客，总是戏谑地管莫征叫奥利佛尔。

当时，叶知秋绝没想到，他以后的命运，竟是孤儿奥利佛尔的翻版。为这，叶知秋总觉得有点儿对不起莫征。没想到她这善意的玩笑竟成了一个巫婆的咒语，不然，何以会应验得如此准确呢?“文化大革命”中父母双双死于非命之后，莫征成了靠偷窃过日子的小贼，像一只流落在街头的野狗。叶知秋第一次把他从派出所领回之后，他甚至狠狠地咬了她一口，在她家里来了一次卷逃。这也许是每一条野狗的经验，躲着那些伸过来的手，再不就咬它一口。别相信它会抚摸你，它要么给你一顿毒打，要么就勒死你。 叶知秋再一次把他从派出所领了回来。她也弄不清自己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 也许因为她自小也是一个孤儿，饱尝过世态的炎凉和寄人篱下的痛苦?它们像一条天生的纽带，把她和莫征联在一起。 也许因为这一生她将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母爱，像一切女人一样，顽强地需要一个表现这种天性的机会。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丑陋真是一种不幸。

 说不出叶知秋脸上的哪个部件究竟有什么明显的缺陷，可是这些部件凑在一起，毫不夸张地说，几乎使她成了一千个女人里也难以遇到的一个顶丑的女人。 那些很代表她性格的头发，又粗、又多、又硬，头发的式样也非常古怪。她又不肯让理发师剪个稍稍时髦一点的发型，稍稍地削薄一点。于是，又短又厚的头发，像放射线一样向四处支棱着，远远看去，活像头上戴了一顶士兵的钢盔。 浑身上下看不到一点儿女性的曲线和魅力。肩膀方方正正，就像伐木人用斧子砍倒的一棵老树的树桩。 没有一个神经正常的男人，会娶这样一个女人做妻子。 菜饭端进来了。 莫征，像饭店里老练的服务员，右手端着腾着热气的红菜汤，左手拿着两个分盛着腊肠和面包的盘子。两个盘子上还摞着一个小小的果酱盘子。 

腊肠切得很薄，一片片错落有致地向着一个方面，顺着盘子绕成环形，斜躺在盘底。面包切得很均匀，每片面包的厚度一样，简直像用尺子比着、量着切出来的。 每每莫征十分在行地抄起锅碗瓢勺在厨房里做饭，或是带着一种猜不透含义的微笑，像饭馆里的大师傅那样，用勺子在炒锅底上俏皮地敲两下的时候，叶知秋的心里，总泛起一种说不出是悲凉还是欣喜的复杂情绪。他的生存能力似乎比她们这一代人强。比如，直到现在她还不会做饭烧菜，如果没有莫征，她就不得不去吃那口味单调透顶的食堂。奇怪，食堂里烧的东西，别管是红烧肉还是黄焖鸡，永远是一个味儿，你就分不清它们到底有什么不同。她喜欢吃口味好的菜，可是要她为那种事分心她又舍不得时间，就算下个狠心抽出时间，她也不会做。她的生活安排得一塌糊涂…… 不，生存能力!当然她指的不是这个，实际上她想得更多的是，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干好任何一件事情，别管是做饭、弹钢琴、或是法文……可是他为什么一副乐天知命的样子端着这几个盘子呢?不，也不是说端盘子有什么不好，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而是什么呢?她的思绪飘移开去…… 汤大概很烫，放在桌子上之后，莫征立刻吹着自己的手指头尖。 那应该是一双艺术家的手。手指粗而长，手掌厚而宽，指关节和桡腕关节都生得十分结实。小的时候他学过几年钢琴，小小的人儿，脚还够不着踏板，却会在一片琴键的轰鸣中忘记了玩耍和吃饭……可现在，当叶知秋心血来潮，在那架落满尘土的钢琴上，用僵硬的、不听使唤的手指勉强弹上一曲的时候，他呢，却远远地躲进自己房间的一个角落，仿佛那琴声里有什么让他感到害怕的东西……   什么叫做应该是呢?莫征早已不是那个穿着一套浅蓝色法兰绒衣服的小男孩。

他已经变成又高又大的青年，穿着一件军绿色的棉布上衣，那是部队上的处理物资。衣服皱皱巴巴，原先的扣子早已掉光，现在的五个扣子是有深有浅，大小不一。又肥又长的劳动布裤子，像没有盛满东西的口袋，挂在他那又瘦又长的腿上，裤脚上还有一个没有补缀的三角口子。他所有的裤脚上几乎都有这样的口子，这大半和他干的工种有关系。整天和树枝、灌木丛打交道，灌水、剪枝、喷药……一不小心，就会被树枝剐破。即使这样，他仍然是个让姑娘们一见倾心的人物——假如她们不知道他的过去的话——方方的下巴，棱角清晰的大嘴巴，黑而柔软的头发松松地披向脑后，仿佛修剪过的、不宽不窄的眉毛，整齐地、直直地伸向太阳穴，只是在眉梢有那么几根，微微地往上翘着，这使他在不动声色的时候，也给人一种神采飞扬的感觉。也许因为黑眼珠比平常的稍大了一些，目光总显得凝重、迟缓，还有点儿淡漠。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 莫征用脚勾出放在桌下的凳子，在那张摇摇晃晃的凳子上坐下，凳子立刻吱吱嘎嘎地呻吟起来，仿佛因为这突然增加的负荷而感到极大的痛苦。 这声音总让叶知秋感到不放心。她不知说过多少次，要么赶快拿去修理，要么就丢掉它，不然，早晚有一天会摔坏人。而莫征总是懒懒地说：“没事儿，只要您记着别坐它就行了。”叶知秋只好随他。不过每每他往那个凳子上坐下去的时候，她的眼睛总会不由得对那凳子瞟上几眼。这会儿，她的眼睛也还是那么不放心地瞟着。 唉，太爱操心了。

 莫征装出没有察觉的样子，随口问道：“怎么样?味道还可以吧?” 叶知秋这才低头吹着汤勺里滚烫的汤，匆匆地呷了一口，笑了，满意地称许着：“不错，挺地道，像你的法文发音一样。” 莫征的汤勺在半路上停住了。啊，为什么要提起那与旧日的生活有关联的事呢?莫征不愿意回忆它。但只要有一点光亮，它就会像影子一样地出现，紧紧地跟随着他，纠缠着他，不肯和他分离，凭空地给他增添了许多的烦恼。他张开嘴巴，带着一种差不多是发狠的样子，咽下了那勺菜汤，好像要把那烦恼和菜汤一起咽进肚子里去。牵动他眉头的那根神经不安地跳动起来。接着，他又用那副白而坚实的牙齿撕下一块面包。 “哐当”一声。叶知秋一愣，一时以为莫征到底坐翻了凳子。 不，那声音是从天花板上传来的。一定是楼上有人碰翻了什么。 随之而来的是小壮嚎啕的哭声、杂沓的脚步声和小壮的妈妈刘玉英极力压抑着的啜泣声。 莫征的脸上闪过一丝冷冷的微笑，说道：“高尔基笔下的生活。” 叶知秋停止了吃饭。 莫征，还是带着那淡淡的、冷冷的微笑问道：“怎么啦?” 叶知秋不好意思地笑了。在比她似乎还老于世故、不易动情的莫征面前，她有时倒像个幼稚的、容易感情冲动的小女孩：“在别人的哭声里，我觉得难以下咽……” “你简直像个基督教徒。” 她发脾气了。她觉得他亵渎了自己的感情：“莫征!”然后站起身来，往外走去。

莫征把他长长的腿往她面前一横，那弓着的腿，活像一个放在二百米跑道上的中栏：“您还是歇会儿吧，您管得了吗?过不了两天还得打。” 他说的是真话。楼上这一家，总是孩子哭大人骂的。那两口子都不是泼皮式的人物，两个孩子也都懂事听话，可是，他们的生活为什么过得那么狼狈啊。 莫征和解地劝慰着她：“您还是再吃点儿吧，一会儿该凉了。” 叶知秋已经没有了胃口，饭前那阵美妙的情绪不知为什么已经消散得无影无踪。她摇摇头。 她无言地在写字台前坐下，顺手翻动着因为生病没有细读过的那些报纸。习惯性地注意着哪些工程已经竣工投产、哪些企业已经超额完成今年的生产计划……这些报道都给她一种年终将近的气氛。还有一个多月，一九七九年就要过去了。她立即想起病前就应写完的那篇报道，便在写字台上寻找她已经拟好的那份写作提纲。 奇怪，那份提纲哪儿去了呢?她明明记得放在这一摞稿纸上嘛。没有，也许放在抽屉里了?她依次拉开每一个抽屉，每个抽屉都是同样的杂乱无章：日记本、信札、邮票、装着钞票的信封或钱包、工作证、眼镜盒(有好几个)、药瓶子(空的或是装着药的)……要是没有极大的耐心，谁也别想在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里找到一件要找的东西。偏偏叶知秋就是一个顶缺乏耐心的人。每当她急急地在抽屉里寻找什么东西的时候，她都会下定最大的决心，什么时候一定要清理一下抽屉，没用的就把它扔掉。这里有很多没用的东西：这些旧信，瞧，还有这个空药瓶子。“砰”的一声，她顺手把那空药瓶子扔到墙角里去。 可是，等到这阵骚乱一过，她便会忘掉自己的决心，那些废物便依旧安然无恙地躺在抽屉里。再说，那些旧信她也舍不得丢掉。 它们好像是她生活的记录：失败的，然而却是昂扬的。 因为她是记者；因为她对每一个受了不公正待遇的人持着由衷的同情；因为她对一切丑恶现象的义愤——在那些年这些事情遍及每个角落——她采访过的那些工人、基层干部，把她当做了以心相托的朋友。她不自量力地干预了多少工作份外的事情哟!那些事情，照例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每当她像个没头苍蝇，乱碰一气，精疲力竭地回来，坐在桌前翻动这些信件的时候，她总是感到内疚，好像她愚弄了那些善良而忠厚的人们。难哪。 远方的客人往往会突如其来地光临：站在门口，一个劲儿地搓着一双骨节粗大的手，羞涩地微笑着，微微地涨红了脸，然后，牢骚一发就是大半夜，闹得莫征的房间简直像个客店。 这两年，信件的内容有了明显的转变：谁谁家的，被谁谁的后门挤掉了大学报考名额的儿子，终于考上了大学；谁谁的所谓叛徒问题终于澄清，恢复了工作；谁谁再也不穿小鞋了，因为那个靠帮派势力上台的党委书记被撤了职……这些信，怎么舍得丢掉呢?但是，提纲总得找到。

 “莫征，看见我放在桌上的一张纸了吗?”她没有说什么提纲不提纲，那对找到或找不到完全没有一点儿帮助。这孩子对她的工作总像不大看得上，从来不会朝她写过的那些东西看上一眼。 “什么纸?我没在您桌子上拿过什么纸。” “一张稿纸，上面写了字的。” 奠征这才想了起来：“噢——前天小壮来玩儿，我在您桌子上拿了一张废纸给他包糖来着。” 叶知秋痛心了：“哎呀呀，那是我写的报道今年工业完成情况的提纲，怎么是废纸?” “我怎么知道那是提纲。”莫征的语调里竞没有一点儿不安或歉意。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我写过字的纸，不要乱动，不要乱动，你全当成耳旁风!” 奠征终于显出一副懊悔的模样。叶知秋那副气急败坏的样子，令他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他诚心诚意地表示着自己的悔过：“有那工夫您不如好好休息休息，急什么呢?那些报道什么的，不过是些冠冕堂皇的官话。有人看吗?又有人信吗?”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我看你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叶知秋拍了桌子。 奠征不再说话，只顾低着头不紧不慢地吃着。房间里只有汤勺磕着碗盏，以及莫征那轻轻的有节奏的嚼东西的声音。 他们经常发生争论，但让步的往往是莫征。他不愿意惹她生气。在他那荒漠似的心里，竟还有一片浓密的绿阴，因为她是这个世界上他惟一信赖的、给他温暖的、不记着他的过去的人。 最坚强的心，也许是最脆弱的心。对于在各种逆境中备受作践、蹂躏、摧残……从而变得残酷、冷漠的心来说，再没有什么比“温暖”这种东西更强大、更能征服它了。因为他得到的太少、失去的太多，一旦得到，就很懂得珍惜。 有时他不能理解，他们之间不过差了二十个年头，在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上，却有这样悬殊的差异。简直莫名其妙!难道她们那一代人全是这个样子吗?唉，她们那一代，是多么善良、多么轻信、多么纯洁而又多么顽固地坚守着那些陈腐观念的一代啊!这种局面，让叶知秋打心眼儿里感到委屈，她觉得她终归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女人。她的思想是新鲜的，感觉是敏锐的。她并不陈腐。陈腐这种印象是莫征这一代人强加在她头上的。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有些年纪的人，大半是老朽的。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 一九五六年大学毕业后，她在新闻战线已经工作了二十多年。 这工作使她的接触面十分广泛，对真实情况了解得多一点、深一点。她对许多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虽然她感到无可奈何。她总在心里告诫自己，叶知秋哟，不管你报道什么，千万不要有半点虚假，可不能愚弄养活我们的人民。就拿“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来说，她宁肯耍赖不写，也不肯跟着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理论家们吹喇叭。她明白，这绝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她幸好不搞理论。相反，她是懦弱的。但这能怪她吗?那是一个时代的懦弱。 她接触过不少基层工业部门的同志。那是些实打实的人和实打实的工作。一般人觉得干巴巴的数字，在她眼睛里却是一张张熟悉的脸、出炉的钢水、转动的机床、血管一样输送电流的送变电线路……每每想起这些，她总是感到安慰，毕竟还有人在脚踏实地地干着。因此，她的工作也是脚踏实地的工作。可是，听听奠征在说什么?“冠冕堂皇的官话”!她愈想愈气，连下巴都有点儿哆嗦。她伸出长长的脖子，拿眼睛瞪着莫征，她的眼镜也好像发了脾气，恨不得从鼻粱上跳下来，在莫征面前跺上几脚才解气。 莫征不吃了，她显然误解了他的意思。他收起脸上那种淡漠的冷笑，神情变得严肃起来。

他说：“我不是说您的工作，我是说那些没完没了的数字。好些人都以为那些数字，是从基层到上面，一级一级按着统计表格的要求，个、十、百、千、万，一个算盘子儿一个算盘子儿地扒拉出来的。实际呢，没有什么是不可以伪造的，就连‘最高指示’也在内。报纸上总在写工业生产今年下半年比上半年超额完成百分之几，今年又比去年超额完成百分之几。扯淡!有什么意思。我并不是说这些数字全是假的，我是说它没有意思。 就拿咱们楼上老吴这个工人来说，他们家的生活状况到底如何?应该有人写一篇若干年来，这些流臭汗、出苦力、脚踏实地地为我们这个社会创造财富、并且使我们得以生存下去的工人以及农民生活改善情况的真实报道。这才能真实地反映我们的生产发展了没有，发展得怎么样。要是老百姓的生活还不如资本主义国家，咱们的优越性还表现在哪儿呢?老百姓还拥护你吗?您说那些数字有什么用?您想过没有?!“这回，倒是莫征难得地动了肝火，他越说越快，最后还使劲儿地把汤盘往前一推。菜汤洒了出来，向四周漾开，顺着桌子一角淌了下来，淌了莫征一裤腿。他掏出揉成一团、脏得看不清到底是什么颜色的手帕，擦着湿了的裤腿，不停地，一下又一下…… 莫征的话，虽然带着孩子的偏激，但是有他那一面的道理。她痛心地想起从五六年以后到三中全会前经济政策上的那些问题。 如果不来回折腾，而是像现在这样，有一个讲求经济效果的明确目标，老百姓的生活肯定会大不一样了。但无论如何现在比解放前还是好得多了。 她不大有劲地说：“这些数字至少说明了我们的国民经济年年都在发展，比起解放前……”mpanel(1); 莫征立刻停止擦裤腿，打断她的话说：“我就知道您又该这么比了。老这么比也不行呀，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你不是社会主义吗?那是旧社会，没有可比基数嘛。要是这么比、这么知足，早就应该停留在奴隶社会别往前进了。要知道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还进步一大截呢。”他露出一脸不屑再说下去的神气，把手帕当成了抹布使劲儿往剩下的菜汤里一摔，站起身来，拾掇起桌子上的碗盏向厨房走去。到了门口，又回转身来，满怀真情地对叶知秋说：“真的，您还是想想老吴一家子为什么老是打架吧!‘．那真情的语调出自莫征的嘴巴，更有一种动人肺腑的力量。 因为他很少流露感情。 老吴一家，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了。叶知秋还清楚地记得吴国栋曾是一个对妻子那么体贴入微的、英俊的小伙子。刘玉英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这栋楼里的住户，没有一个不拿吴国栋那种过分的体贴开过玩笑。二楼的王奶奶经常说：“小吴啊，没事儿，女人生孩子，就跟母鸡下个蛋一样，别那么紧张，看吓着小刘哇。”说归说，叶知秋相信，只要没有人看见，他一定会整天小心翼翼地把小刘捧在手里，倒好像小刘是个刚下的鸡蛋，而不是准备下蛋的母鸡。小刘呢，又曾是一个多么娇美的小媳妇啊。不过是十几年的时间，这一切全都哪儿去了呢?怎么完全变成了另一副模样?吴国栋怎么变得那么粗暴，两个鬓角也过早地秃了上去；而小刘的额上怎么也那么快地添上了许多皱纹呢?难道物质生活的贫乏，真会这样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吗?话又说回来，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缺了哪一样能行呢?她不能用自己的思想、生活标准，去评断吴国栋家的事情。莫征首先就会说：“别饱汉不知饿汉饥。”她和莫征都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中国有多少人像她这样生活呢?他们大多有家庭、父母、妻子、丈夫、儿女、生活、就业、升学、住房等一大堆需要考虑的问题。人的存在，首先就是以物质形式出现的，有什么办法呢?难道我们真是那么穷吗?说到哪儿，叶知秋也不肯相信。她总觉得穷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我们不知在什么地方卡了壳。 问题到底在哪儿呢?她真想请个懂行的人，给她说个明白。 她恍恍惚惚地走去穿大衣。“您上哪儿去?”莫征问。 “我去打个电话。” “带上围巾吧，您刚好，别又着凉。”莫征提醒她。

 电话好不容易才打通，对方还没有好气儿地问着：“我是贺家彬，你是谁呀?”他老是那么不耐烦。 “我是叶知秋。” “我怎么没听出来。”贺家彬一改那种拒人千里的口气，“有什么事要我办的吗?” 平时叶知秋很少和贺家彬联系。她太忙，他也忙。除非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她才打电话。他们是老同学了，用不着客气。所以叶知秋一打电话，贺家彬就以为她遇到了什么难题。 “不，没什么。我是想约你陪我去访问一下你们的那位副部长郑子云。” 贺家彬那边好久没有搭腔，叶知秋以为电话线路断了，赶紧问：“喂，喂，你听见了吗?” “别喂喂，我耳朵没聋。”贺家彬佯做不解地问：“你想干什么?” “咦，不是你老向我吹嘘他吗?说他工作有魄力，是个干事、不是混事的人，政治坚定，原则性强，对经济体制改革、对如何把生产搞上去，都有一套积极的想法。还有什么什么的……你还建议我给他写篇报告文学呢，怎么忘了。” “哼哼——”贺家彬的这两声哼哼，不知是笑，还是一种无言的警告。 “怎么样，你到底去不去?” “不去。”贺家彬斩钉截铁地说。 “你怎么出尔反尔呀?” “我从来也没说过要陪你一块去。” 叶知秋一时语塞。确实，他从未说过陪她一起去采访郑子云。 那么，他当初又何必鼓动她呢?“你为什么不去?” “我——我受不了他那位太太。不论谁上他家，都像去求他们赏点好处。我是看那种脸子的人吗?再说——”他本来想说，部里的情况挺复杂，闹不好就会卷进两种力量的矛盾中去。你要是支持郑子云的主张，就是反对田守诚部长。你说你没参与?没门儿，那时你想择也择不干净。田守诚那张网可是大得很哪，别以为你不在工业系统，人家照样可以收拾你。什么老战友啊，老首长啊，横里、竖里，关系多得很，你一个小小的记者，吃得消吗?!可是一回头，看见石全清进了办公室，便收住了话头，改口说：“反正我不去。” “你这个人真是——好吧，那你把郑子云的地址告诉我，我自己去。” “我劝你也别去。” “那你就别管了。” 贺家彬的心软了。说归说，他能看着她只身一人深一脚、浅一脚地瞎蹬吗? 头发的确烫得不错，很合夏竹筠的心意。波浪似的推向一个方向，很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派。她上了年纪，不能再像年轻的妇女那样弄得满头小卷。再说那也很俗气，她又不是那些小市民阶层的妇女，好不容易烫次头发，不弄得满头是死死的小花，顶好一年不用再烫，就像亏了本似的。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 她对着前后的镜子，从从容容地打量了额前、脑后、两侧的头发，满意地微笑着，向站在她身后、举着另一面镜子的刘玉英点点头。 她想：这理发员的手艺不错，难怪人家向自己推荐。只是她的眼神为什么显得那么愁苦?年纪不大嘛，怎么这么一副消沉的样子。让人看了心里挺沉闷的。

 夏竹筠轻轻地舒了一口气，等着理发员去拿她存放的提包和大衣。 银嵌的、深灰色的大衣很厚，但分量很轻，是用上好的毛料缝制的。提包的式样也很少见，扁扁的，很宽，面上有压制出来的花纹。那是郑子云去年到英国考察给她带回来的礼物。 这是老规矩，不管老头子上哪儿出差，总得带些礼物给她。逢到这时，她的脸上就会浮起皇后接受藩邦进贡时的那种微笑。可是，要是她知道老头子在杭州给她买龙井茶叶的时候，带着怎样一种揶揄的口气，学得保定府的口音对人说：“送给我‘耐’(爱)人的。”她一定不会这么笑了。 刘玉英站在一旁，看着夏竹筠慢慢地穿上大衣，轻轻地蒙上头巾——小心不要压坏了刚才做好的发式——又慢慢地打开包。这种缓慢，绝不是有意做出来的。这是那种有个有地位的丈夫，又长年地过着优裕的生活，受惯了人们的逢迎的女人才有的缓慢。她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哪怕是掉了一张化妆品的使用说明，也会让人把急着要办的事情扔在一边，耐着性儿，毕恭毕敬地守候在她的身边，随时听候着她的派遣。 夏竹筠从提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羊皮钱夹，浅黄的皮革上，烫着咖啡色的花纹，配着两个金黄色的金属按钮。 皮夹里至少有五六张十元钱一张的钞票，那几乎是刘玉英一个月的工资，也许还要多。刘玉英只有发工资的那一天，身上才会带着这么多钱。平时，能拿出来的，不会超过一元。 夏竹筠从钱夹里抽出一张钞票，食指和拇指用力地捻了一下，好像这么一捻，还能捻出来一张，然后递给了刘玉英。 在柜台前交账的时候，小古觉得刘玉英的面容，因为愁苦显得更加疲倦了。她一面数着零钱，一面匆匆地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对刘玉英说：“五点半，你该下班了。” 刘玉英朝小古笑了笑，没有说话，心里想，下班又怎样呢?还不是一大堆烦心的事在等着她。 钱很脏，揉得皱皱巴巴，特别是那些角票。夏竹筠嫌恶地用手指头尖儿轻轻地捏着，不过在装进钱夹之前，并没有忘记清点一下应当找回的数目，然后合上钱夹。钱夹上，那两个金属按钮，清脆地“咔嗒”一响。 夏竹筠再次向镜子里瞥了一眼，然后向理发店门口走去。刘玉英在她身后，轻声地说了句：“再见!”夏竹筠赶紧回过头去补了一句：“再见!”想不到一个理发员，还挺懂得规矩，倒显得她好没教养。她心里有些不快。这理发员，服务态度是不是有些好得过了劲儿?走出理发店大门，夏竹筠朝手腕上的小金表看了一眼。嗯，四个多小时又打发过去了。夏竹筠并不在乎时间，她愁的是如何打发时间。洗衣服、收拾房问、做饭有阿姨管着。跟前剩下的这个女儿也大了，已经参加了工作。工作很理想，是个摄影记者。惟一操心的是，得给她找一个称心如意、门当户对的丈夫。 心里高兴的时候，夏竹筠也上上班。不想上班的时候，就在家休息一段日子。她也不能老是躺着睡觉哇。织毛衣吧，几年也织不好一件。老头子笑着说：“等你这件毛衣织好了，我的胡子都该绿了。” 管他，反正那是一种消遣。 当然，她还可以看书、看报。郑子云给她订了许多杂志、报纸，每天几乎有一大半时问在看书，看杂志，看报纸。她和有些高干夫人可不一样，她上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她并不能理解或是记住书上、杂志上、报纸上的文字。 到了晚上，老头子在部里开会，女儿在外面有活动，会客室几张大沙发上就她一个人，守着一台二十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说她在看，又分明眯着眼睛，似睡非睡；说她没看，又明明对着电视机坐着。真到了床上她又睡不着了。于是，便会找点事情来想。她用不着吝惜晚上的睡眠，反正第二天早上愿意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不必急着起床。她常想的是二女儿的婚事：王副司令员的老二还没有对象，不过那孩子吊儿郎当，没什么正经的本事；又想起俞大使的儿子，可那孩子身体不好，别中途夭折害了自己的女儿；又想起田守诚的老三，长相不错，人也聪明，是个翻译，不知有没有对象了…… 郑子云坚决反对，说：“这叫什么?你想搞政治联姻?我看不惯这一套。假如一个部，或一个单位的党、政领导，都照你这种办法搭上亲家，还怎么工作呢?能分得清公事或私事吗?要是大家坐在一起开会，谁能说清那是研究工作，还是在走亲家。别忘了，咱们还是共产党员。搞什么名堂!” 夏竹筠撇嘴。共产党员怎么啦，党章上也没写着干部子女不能通婚。现在和外国人还能通婚呢，中国人和中国人结婚倒成了问题。真是岂有此理。 当然，在她这样的年龄，花这样多的时问去装扮自己，已不是为了讨什么人的欢喜，而是她这个身份的习惯使然。她那位忙着上班、忙着开会、忙着深入基层、忙着打电话的郑子云，从来没有时间欣赏她的衣着和发式。他的电话那么多，惹得她经常埋怨：‘’整天给你接电话。“他却说：”谁让你那么爱接呢。“不让她接电话，那可不行。那是显示女主人的权力以及监督丈夫的重要一环。 一九五六年，她死命拉着郑子云去北京饭店参加了一次舞会，第二天，她问：“你觉得昨天晚上我穿的那件衣服合适吗?” 郑子云认真地想了想，说：“不错，浅黄色很配你的皮肤。” 听了他那经过认真思索的回答，夏竹筠目瞪口呆了好一阵。 

然后，她气得大叫：“天哪，我想你该不会突然患了色盲症吧?我昨天穿的是一件紫红色的绉绸旗袍啊。” 他听了之后，却哈哈大笑：“那么，你再做一件浅黄色的就是。” 等到她真做了一件浅黄色的绸衬衣穿给他看的时候，他早已忘记了自己说过浅黄色很配她肤色的这件事，却说：“浅黄色?你穿起来好像不怎么合适。” 除此之外，他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年轻的时候，他人很漂亮，也很有风度，和他一起走在街上，许多女人羡慕得眼红。而且他很忠实，对任何女人都没有兴趣，就连她，也好像是他房问里一件可有可无的摆设。他们早就不住在一个房间里了。她曾暗自揣度，他是不是懊悔当初不该弄个老婆来麻烦自己?或许他们结婚的时候，他错把青年人的冲动当成了爱情?他是不是从来没有爱过她，以致他把自己没有实现的热情全部献给了工作?有时她埋怨他：总是工作，工作，工作，好像这个家不是他的。要不是她出面张罗，小女儿能到那么一个理想的单位去工作?摄影记者，这工作又体面又轻松，接近的是上层人物，见识的是大场面。

当然，还得张罗一套好房子，老头子恢复工作的时候，部里的房子一时紧张——怪事，部里年年盖房子，偏偏想不到给部长级的干部盖一些——只好在这套房子里住下了，这哪里像个副部长的房子?五个房间，还是四层楼。瞧瞧别的副部长，有谁住这样的房子?又不是让部里专门给盖一套，换一套合适的，还是合情合理的吧?这事靠郑子云算是白靠，还得由她出面。 顾客一走，好像把刘玉英撑着的那点劲儿也带走了，她觉得全身像散了架。昨天晚上，整整一夜没有合眼，早上连饭也没吃就出来了，中饭也没咽下去几口，一口气堵在嗓子眼里，使她难以下咽。 想起来她就伤心，可是她不愿意坐下来歇着。她必须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然眼泪立刻会流出来。她拿起扫帚，打扫散落在地上的头发。 长这么大，不论爹，不论娘，别说碰自己一手指头，就连一声申斥也没有过。昨天，她却挨了一个嘴巴子。打她的，就是她恨不得连命都舍给他的丈夫。为什么?不过是因为小壮打碎了一个暖水瓶。吴国栋也不问问孩子是不是烫着了，伸手就是一巴掌，她只是说了一句：“不就是一个瓶胆嘛，一元来钱的事儿，干吗打孩子。” 听听吴国栋说的是什么哟：“听你说这话，好像你是个部长太太!一元来钱，你有几个一元来钱?” 一元来钱倒是有的，可要是到了月底，就是花一元来钱，也要颠过来、倒过去地盘算好几遍呢。谁要是没过过那种日子，谁就体会不到一元来钱是怎样牵动着一个家庭主妇的心。 自从吴国栋得了肝炎，病休半年以后，每个月只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资，也就是五十几元，她自己，加上辅助工资顶多五十多元钱。 四口人，每个月还要给吴国栋老家里的父母寄十五元钱。吴国栋有病，需要加强营养，再有，能让两个孩子眼巴巴地看着吗?吴国栋也咽不下去啊。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日子还能过得去。只不过刘玉英要使出浑身的劲儿才行。 为了省几分钱，她从来不买切面或挂面，哪怕在理发店里站一天，脚背肿得多高，回到家里，也要自己擀。 为了省几分钱，她从来没有买过新鲜的时菜，总是到地摊上去买一角钱一堆的“处理菜”。大姐从新疆来信说，那里的青菜很贵。 这么一比，北京还是不错，什么都有处理的卖：菜啦，鱼啦，布啦，鞋啦……刘玉英很熟悉在哪几个商场可以买到这样的便宜货。 为了省点洗衣粉，她充分地显示了她在计划方面的才能：先洗浅色的衣服，后洗深色的，然后再刷两个儿子的鞋，最后还用这不起沫的黑汤洗拖把。 她把一个女人的全部天才和智慧都用来打发这令人操心的日子了。在家当姑娘的时候，她哪过过这种日子，受过这种罪。不过，那时候情况不同呀。她怀念一九五八年以前的日子，那时候，家家的日子过得多富裕呀。一九六五年以后，这日子一天天地就难起来了。 难，可是她还怕爹妈知道。一是怕他们惦记，二是他们自己的日子也不宽裕。爹从厂子里退了休，弟弟也添了个小闺女。何必让他们揪心呢!每次回娘家看看，刘玉英总是尽力把大人孩子收拾得整齐一点，还带上一盒子点心，不过都是七角多一斤的蛋糕，六角多一斤的桃酥。但这一切苦心都逃不过慈母的一双眼睛。做娘的也是千方百计地找个借口，总要添补添补闺女。老大、老二过生日啦，逢年过节啦，还琢磨着怎么才能不让女婿看出来，免得伤了女婿的自尊心。 这还不算，刘玉英放弃了女人天性里对于美的一切追求。前些日子，添了一件冬天的罩衣。本来，她很喜欢一块驼色的，上面有绿色和蓝色小麻点儿的棉的确良。一算，一件上衣得十来块钱。 她下不了决心，在柜台前头转了几个来回，最后，还是买了块布的。 想来想去，还不如用那些钱给吴国栋买些营养品，再说，两个儿子也该添棉鞋了…… 这一切劳苦，全像她一个人应该受的。没有一句体贴的、知情的话，却遭到这样的抢白，这样的奚落。这也罢了，凭什么还要拿孩子撒气呢?不是一次、两次了。孩子有什么罪!要是你没能耐撑住一个家，你就别结婚。既是有了家，你就得咬牙撑住它，那才叫个男人。要是你只会怨天怨地，打孩子骂老婆，拿他们撒气，你还叫男人吗，那叫窝囊废!她越想越冤，越想越气，就说了一句更让吴国栋火上浇油的话：“谁让你不是部长。” “你当初怎么不找个部长嫁去。” 谁也不饶谁，谁都觉得自己有一肚子的委屈，一肚子的苦水，谁都觉得对方不怜惜自己。于是，你一刀、我一枪，话赶着话，越吵越厉害。自然，小壮又成了借题发挥的对象，吴国栋往死里打，刘玉英就坚决不让。本来是在孩子身上做文章，打着打着，吴国栋往刘玉英脸上来了一巴掌。他自己也被自己的行为吓懵了。他这是怎么啦。 刘玉英突然不吵了，也不哭了，只是定定地瞅着他，傻了一样。 这几年，他们经常吵架，却从来没发生过动手的事情。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又应该怪谁啊?这一巴掌倒好像把吴国栋自己打清醒了，他这才感到，刘玉英是家里的功臣，要是没有她，这个家怎么撑得下去呢?他问过她凭着那点收入，怎么把日子过下来的吗?没有。他想过她有什么小小的需要吗?没有。她，毫无怨尤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用她那柔弱的肩膀，默默无言地、坚忍地担着这副力不胜任的担子。 女人，也许比男人更为坚忍，更为顽强，更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 然而，不知他中了什么邪，却不能立即说出一句赎罪的话。 而在那一瞬间，刘玉英想了很多、很多。她想过，不如立刻死掉，让吴国栋后悔一生一世。但是，撇下的孩子谁来管呢?也许他们会摊上一个苛刻的后娘。她想起小时候听过的，那许多后娘虐待前房孩子的凄惨故事，眼泪止不住地淌了下来，好像她真的死了似的。不行，死不得。她想过，和吴国栋离婚。可离婚像什么话，那会让人觉得她不正经，好像她干了什么丢脸的事儿。不是吗?人们不就是用那种鄙夷和猜疑的目光看待那些离过婚的妇女吗?不行，她决不能让人家指自己的脊梁背。她想过，一卷铺盖卷回娘家去。不行，家里哪有地方让她住。再说，两位老人又该多么地着急……想来想去，从早上到现在，也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来惩罚吴国栋。 天哪，她想：为什么她的命是这样的苦啊。比起刚才那位顾客，她们的生活该有多么不同啊。她一定幸福、知足、快乐。她的男人，别说不会打她，就连一句重话也不会说啊。 想到这里，眼泪又涌了上来，她生怕别人瞅见，赶紧用手背抹去了。

 下雪了，一片片茸茸的、洁白的、轻飘飘的雪花，在寒风里欢快地飞舞着，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这让她想起了自己做姑娘时的生活，也是这么轻盈、这么新鲜、这么清凉凉的。多好啊!从外面又进来一男一女两个青年。姑娘的脸蛋被冷风吹得绯红，越发显得眼睛亮晶晶、活泼泼的。 小伙子手里拎着两个很大的提包，里面满塞着印有各个商场名称的纸包。一进门就站在那里，傻傻地笑着，并非有什么可笑的事情，只是因为他觉得幸福，他不能不笑。 刘玉英接待过各式各样的顾客，她知道，眼前这两人，是准备办喜事的一对儿。 姑娘对刘玉英说：“同志，我想找这里的刘师傅……” “你找她有什么事呢?” 小伙子清清嗓子，大约是为了使人注意，他将要谈到的事情，是多么重要：“我们想请她给烫个头，听说她的手艺顶好!” 开票的小古插嘴说：“找谁烫不行，我们这里的师傅，手艺都不错。”她觉得刘玉英今天的脸色尤其不好，她是不是病了?病了也不休息一下。这人太要强，心也太好，只要顾客指名要她做活，她没有不答应的。 小伙子窘了。打这样的交道，在他的一生中，当然还是第一次。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人们明白，这件事对他，对他未来的妻子有多么重要：“是这样……”他找不到恰当的语言了。 刘玉英明白，现在，对他来说，一切与他未来的妻子有关的，哪怕是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成了天底下顶重要的事了。她很累，她心烦，她一肚子的委屈，然而小伙子那傻里傻气的劲头里，有一种动人的东西。她不由得说：“我姓刘。” 小古说：“好吧，好吧，那就开票吧。”然后小声地埋怨刘玉英：“瞧瞧你的脸都肿了。” 姑娘把钱递给小古：“冷烫。” 小古立刻把钱塞了回去，看看墙上的挂钟说：“哟，冷烫可来不及了。” 那两个被幸福冲击得有点昏头昏脑的小傻瓜，这才知道世界上的事物，并不都以他们那个点为中心。他们面面相觑地站着，不知道该怎么好。 姑娘说：“明天哪儿还能抽出时间来呢?来不及了……” 刘玉英朝小古使了个眼色。小古像发了大慈大悲：“好吧，好吧，给你们开个票就是。你们可得好好谢谢这位刘师傅。” 姑娘站在挂着各种发型的镜框面前，看了一会儿，带着茫然的微笑，回过头去问小伙子：“烫个什么式样的好呢?” 小伙子也带着同样的微笑，鹦鹉学舌似的重复着：“烫个什么式样的好呢?”然后，像是忽然来了做丈夫的灵感：“刘师傅，您看吧，您看哪个式样合适那就准行。” 姑娘也好像有了主意：“对，准行。” 刘玉英说：“好吧，既是你们相信我，我就看着办啦。”她拿起姑娘的小辫，刚要下剪子，不由得朝小伙子望了一眼。虽然他的眼睛，在直勾勾地看着她手里的剪子，但他的心思却分明不在这里，而是在尽力地分辨着、捕捉着什么不清不楚，然而又是非弄清楚不可的东西。 

他在想什么?也许他在想，辫子，辫子，剪了这辫子．她就要跨进另一个门坎。这种时候，是不是应该由他牵着她来迈过这门坎儿呢?刘玉英停住手，对小伙子说：“也许这一剪子由您剪才合适。” 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心里还朦胧着的、没有剖析清楚的感情，却被这个眼神愁苦、面目浮肿、也许还没有多少文化的妇女，勾勒得那么清楚、那么贴切。她怎么会有这样的能力呢?这当然不在于人的文化水平，而在于有些人，天生地具有一颗专为体会美好事物的心。光凭这样一颗心，就应该得到人们的尊敬。 小伙子几乎下不了剪子。大多数的人，在看到一朵美丽的花，而又不得不亲自把它摘下的时候，都会产生这种矛盾的心情吧?他拿着两条剪下来的辫子看了很久，然后小心翼翼地装进了一个塑料口袋。这一切情景，刘玉英觉得都像十几年前她和吴国栋经历过的一样。 刘玉英拿着吹风机，最后再把那姑娘的发式修饰一下。 镜子里映出的，是两张多么不同的面孔。在那张绯红的面孔、亮晶晶的眼睛旁边，她的面孔更显得苍老、灰暗。她也曾有过这样绯红的面孔和这样亮晶晶的眼睛。看着眼前这张年轻而美丽的面孔，刘玉英心里不由得生出了由衷的祝愿：“哦，姑娘，希望你永远这样美丽，这样新鲜啊。” 吹风机嗡嗡地响着，刘玉英用手托着姑娘耳后的头发，于是两个发卷绕过耳后，往脸颊前面弯了过去，给那姑娘的脸上添了一种少妇的妩媚。姑娘不好意思地瞟着镜子里那个显得陌生了的面庞，羞涩地微笑着。她还不习惯自己的这个新形象。 两个年轻人不知怎么都意识到了，婚前的这个晚上，他们在这个理发店里所经过的一切，以及遇见的这个并不奇特的理发师傅，将会在他们未来的生活中，发生一种长远的影响。   

小伙子在一阵激动和慌乱之中，从提包里掏出一个纸袋，递给刘玉英：“刘师傅，请您收下，这是——这是我们的喜糖。” 刘玉英执意不肯接受：“哪能这样，我心领了。” 推来推去，盛情难却。刘玉英只好打开纸袋，挑了两块包着红色箔纸、印有“喜喜”字的奶糖，然后又把纸袋塞进他们的提包，送他们出了理发店。路上行人已见稀落，地上的雪也积了薄薄的一层。刘玉英站在雪地里，久久地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再一次在心里默祝那姑娘：“愿你永远这样美丽。” 直到他们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她才掉转头来，她看见，在理发店门口的一棵树干上，靠着吴国栋。他一定在那里站了很久，旧棉帽上、肩膀头上、围巾上全都积了一层薄薄的雪花。刘玉英用力攥住手里的两块喜糖，看着吴国栋一步步地向她走来。贺家彬严厉地、甚至还有点幸灾乐祸地看着他面前那张胖得几乎汪出油来的大脸。那张脸真大，差不多比一张普通的脸大出一半。他真想喝一声彩，用旧戏园子里那种怪声怪气的调门儿来一声：“好脸，好大的脸!”再不，就来一声：“好大的面子!” 那张油脸的主人，年纪并不很大。但脂肪却过早地在他的腮帮上、下巴上、肚皮上沉积下来。那是长期没有节制地吃喝的结果。 贺家彬心里想：“着急了?活该!也该让你着着急，那些脂肪也许会消下去一些。” 贺家彬把他想得太好了。他才不着急呢。他不过是做出一副焦急的样子罢了。他干了采购员这一行，整年在外头走南闯北，知道该用哪一种态度对待哪一种人。脸上的表情，如同京戏里的脸谱，根据不同的观众的胃口，决定演哪一折，画哪一副。贺家彬这种人，顶好对付。他不过是个经办人，当然首先要通过他，这叫敬酒。实在不行，可以甩开他，去找冯局长。冯局长是地委书记的老战友，他们这个发电站配套用的全部机械、电器设备就是走冯局长的后门解决的。眼下这点小事，不在话下。但也不能为了屁大的事，动不动就找局长。利用关系，也是一门学问，要看时机，看火候。这就好像一笔存款，总有用光取完的时候，你得抻着点儿，不到关键的时候不能随便乱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还要不断地再往存折上加一点。 那人堆着一脸谦卑的微笑，说：“是不是麻烦您再向生产厂打个招呼，把电压等级改一下，我们填写订货卡片的时候，时间太紧，没有顾得上再复查一下。” “笑话!这么普通的常识，怎么还会搞错?这种规格型号的风机，配套电机的电压等级就应该是六千伏，怎么会写成三百八十伏?也许填卡片的人当时喝醉了吧?这是业务工作，不是阿猫阿狗都可以挤进来混饭吃的。”他气恼地拍了拍那张摊在桌上，揉得皱皱巴巴的订货卡片，“再说，这事儿我也管不着，你们这个发电厂，是今年国家计划外的，根本就不应该通过我们这个渠道订货。 我们这个渠道，只保证国家计划内基本建设项目的需要。我真纳闷儿，你们是通过什么办法把机电设备弄到手的。“ 贺家彬连挖苦带损地发泄着自己的怒气。他常常感慨现在的工作简直不好干。要么不干，只要干，就惹得他肝火上升。 比方眼前这个人，据他所知，早先是他们县供销社的售货员。 他要好好干他的售货员，也许是块挺好的材料——也难说，就凭他这油滑劲儿，要不贪污才叫见鬼——可偏偏要当什么采购员。

有些人，准把采购员当成售货员了，以为那不过是和卖针、卖线、卖大白菜差不多的事儿，而且还可以借着这个差事遍游名山大川。为什么?无非因为他是那个电厂厂长的小舅子。正因为如此，才闹出这种驴唇不对马嘴的笑话。闹了这样的笑话，赔了公家的钱都算不了什么，反正不会从自己腰包里往外掏一分钱。 这种夹塞儿、走门子的事，他见得太多了，何足为奇!别说这么一个小小的发电站，就是大的又怎么样?那一年，某位首长，不就是塞进来一个十二万五千千瓦的大机组嘛!因为那个电厂的基本建设指挥长，战争时期是那位首长的警卫员，不必经过什么手续可以直人首长府，话就好说多了嘛。贺家彬在重工业部呆了这么多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哪年没有几个头头脑脑说上就上的建设项目呢。计划内没有?算不了什么，可以增补计划嘛。那计划的严肃性自也不必提了。年年喊基建战线过长，没法儿不长。制订得好端端的计划(这计划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还可以进一步总结)，谁想往上加一个就加一个。五个人吃的饭十个人吃，谁也别想吃饱。还要强词夺理，叫做“有饭大家吃”。 往下砍吧，压缩一下吧，你砍谁的?谁的后台都挺硬。于是就这么凑合着，谁也别想快，一个大中型的建设项目，搞个十年八年完不成谁也不着急，反正离自己的心、肝、肺还远着呢。 就拿这位小舅子来说，虽然没给哪位首长当过警卫员，可他也有他的高招儿。前不久，运来了不少核桃、红枣、鸡蛋，还有名酒……处里大家分了。当然，给钱了。谁能不要呢?外头买不着哇!而且价钱还便宜得多。就连贺家彬也买了十斤鸡蛋。他是单身汉，不像人家有家室的，有个副食供应本，每月凭本还可以供应两斤。 他们这里什么都不缺。黄花、木耳、花生米、人参……全国哪一个省不需要建设电站呢?又有哪一个省没有土特产呢?当地的管电的又有什么弄不到手呢?需要什么，只要张张嘴，不想办法送来，就拉你的闸，停你的电!哪个单位能离了电呢?就连土特产公司也不能例外。建电站的单位，要想很快把电站建设起来，除了要为投资以及木材、钢材、水泥……这些基建材料奔命之外．配套的机电设备能不能及时地、按质按量地拿到手也是关键哪。要想按质按量把设备很快地拿到手，就得搞好同分配、管理这些设备的人们的关系。人熟好办事嘛。到时候，可给可不给的，也许就给了；不能及早提前交货的，也能顺顺当当地提前了。 事情就是这么进行的，就像人体某个重要部位的血管上长了一个瘤子，你不能割掉它，那会影响你的生命。血液不得不进行这种畸形的循环，把养料不断地送进那累赘的瘤子里去，养肥那多余的细胞，任它长大、膨胀，慢慢地侵吞着自己的生命或是有一天突然爆炸。

 而且，据说这么一个县办的小电站，就派了五六个人在北京坐跑投资(只靠县里自筹资金根本不够，还是得靠国家贴补)、材料和设备。在招待所里包了一间房子，一包就是几个月，进出都是出租小汽车。光小汽车一项开支几个月下来就是六百多元，那是全县农民的血汗钱哪。如果能办事，倒也说得过去。可是，就像这风机卡片一样，电压等级六于伏写成三百八十伏，英文字母z也可以写成阿拉伯数码2。这是哪儿和哪儿啊。 贺家彬知道，他生气也好，说刻薄话也好，不过是耍小孩子脾气。这种事，他管得了吗。再说，这家伙有的是本事，他可以找冯局长，冯局长可以找何处长。贺家彬不愿意干，何处长可以找个办事灵活的同志办，反正又不是计划内的项目，没人分工抓它。比方可以让石全清去办。石全清正巴不得有这么个机会来踩贺家彬。 他可以冠冕堂皇地说，要支援农业建设啊——这个电站，打的不就是这块招牌吗?——这是对农业现代化的态度问题啊。不想出这样生拉硬拽的理由，他整天去何处长、冯局长那里汇报点什么呢?他不是要争取入党吗?石全清确实在密切地注意着贺家彬的一举一动，但他从不流露出注意的样子。他正在看《参考消息》。不要以为他看《参考消息》是装样子，不，他有非凡的才能，既可眼观六路，又可耳听八方，四下里全不耽误。

在石全清看来，贺家彬的行为是幼稚可笑的。他和贺家彬共事多年了，在这许多年里，他眼见过贺家彬栽了一次又一次的跟头，碰过一次又一次的钉子。他能够清楚地看见横在贺家彬面前，并且注定要把他绊个大跟头的每一块石头，但他从来不提醒贺家彬注意，他巴不得贺家彬这样折腾下去。因为，人在跌跤的时候，很容易丢掉自己的金表或钱包。偷别人的金表和钱包是不行的，那太卑劣，但是可以捡，而且还不会被丢东西的人发现，因为，那会儿，他正疼得难忍呢。 世界上的事物，便是这样奇妙地平衡着。一种生物常会攀附在另一种生物身上才能生存。如同苔藓类、蔓藤类的植物攀附在老树的周身。它们不像菌类，只在死亡的树干上依存，它们是在活活地掠夺着、吸吮着老树的生命。 贺家彬现在的这些言行，虽然还不值得石全清立即采取什么行动，但是，先放在那里，总有用处的。 办公室的门，先是无声地开了一道小缝，然后“吱呀”一声大大地敞开。从何婷处长比往日越发显得威严的步态上，从她脸上那种大惊小怪、煞有介事的神态上，石全清知道，她一定是找贺家彬的。 她走到贺家彬的办公桌前，刚要对他说些什么，电话铃却响了起来。 那一定是长途电话，铃声急促而持续。 贺家彬拿起话筒：“喂，哪里?” “我是长途台，找贺家彬讲话。” “我是贺家彬，请讲吧。” “喂，喂，你是老贺吗?我是洮江水电站的老蔡呀。” “你有什么事呀?” “喂，喂——喂，喂——” “你老喂喂什么，有话就讲嘛，什么毛病!这是长途，你这喂喂就喂了一分钟，要算钱的。” “是这么回事，我们的水轮机是在奥地利订货的——” “这我知道。” “最近奥地利才把主机的技术数据寄来，上次订货会议上订的机电设备，有很多不符合主机技术数据的要求。我们要求退货呀。” 嗬，说得倒轻巧，重工业部好像是个皮鞋店，鞋子选得不合适说退就能退。

贺家彬立刻大吼起来：“我早就跟你们说过，等一等，等一等，等主机技术数据来了之后再订配套设备，你们就是不听。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生产厂早已经投料了，你退货，生产厂怎么办?“ 老蔡满腹牢骚地申辩着：“你老说等一等、等一等，我怎么个等法?订货会议一年才一次，这趟班车一误就是一年。到时候外国人的主机到了，国内的配套设备还没订上怎么办?只能先这样估摸着订上货再说。这是你们自己订的制度嘛。人家国外都是用户随时订货，生产厂随时接。有买卖就干，哪有一年只许订一次货的，人家要是也这么干，工厂早关门了。你们把这套办法改改行不行?让我们参加订货会，也是上头的安排嘛，我们不订货行吗?到时候说我们耽误了工程进度，我们受得了吗?我们是按国家计划办事嘛，怎么能怪我们呢?” 老蔡说得对，能光怪他们吗?多年来，计划工作成了这么一个模式。每年先开材料订货会，也是过时不候，班车一过就是一年。这种僵硬不合理的体制，生产厂也同样受不了。因为设备订货会开在材料订货会之后，生产厂订材料时还不知道用户要订的设备是什么，也只好先估摸着订一批钢铁、有色金属材料。

等到用户需要的设备订货下来，生产厂原先订的材料和加工这批设备需要的材料满拧。然后，只好再想办法去串换材料。又没有交易市场，弄得材料库存积压量很大。每年只好再开几次材料调剂会，说是调剂了库存多少吨。领导一看，好像成绩很大，其实都是自己多出来的事。这能怪企业吗?难道不能有一个更灵活的、使材料供应和生产需要相结合的市场吗?老蔡埋怨他们，他们埋怨别人。实际上这都是经济体制上的大问题，需要认真地改革。什么时候工业经济也能像农业一样，有条放宽的政策，真正搞活起来，这才是解决材料积压，加速资金周转的根本办法。 而一些合理的规章制度，又不那么认真执行，比方上面规定，每个基本建设项目，都要严格地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要有设计批准书，设计任务书，设计审批文件，全部的设计资料、图纸，主、副机及配套设备的技术数据……并在列入国家计划后才能参加订货。可是在今年夏天的订货会议上，光是贺家彬分管的几个省，就有三个不按基建程序办事的电站参加了订货。一个连主机究竟进口还是由国内生产还未落实；一个连厂址还没有确定，究竟烧油还是烧煤也不知道，不用说，主机根本也就无从设计；再一个就是老蔡他们这个水电站。刚和奥地利签订了协议，还不是正式合同，主机技术数据还没有拿到，就敢拍脑袋，凭着想当然提出配套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