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翅膀

更新:2019-07-25 16: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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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馋涎欲滴的红菜汤的香味,从厨房里飘送过来。案板上,还响着切菜刀轻快的节奏。也许因为身体已经恢复了健康,叶知秋的心情就像窗外那片冬日少有的晴空,融着太阳的暖意。 发了几天烧,身子软软的,嘴里老有一股苦味,什么也吃不下去。 

厨房里送过来的香味,诱发着叶知秋的食欲。她跟许多善良的人一样,一点儿顺心的小事,都会使她加倍地感到生活的乐趣。 比方说,一个好天气;一封盼望已久的来信;看了一部好电影;电车上有个吊儿郎当的小青年给老太太让了座……现在呢,只是因为这晴朗的天;病后的好胃口;莫征周到而又不露形迹的关切。 多亏莫征。如果没有他,谁能这样细心地照料她呢?抓药、煎药、变着法儿地调换着伙食的花样……但这番感慨莫征是不要听的,他会拿眼睛翻她,还会不屑地从鼻子里往外喷冷气儿,好像她是卖梨膏糖的。 她高兴。不由得想说两句无伤大雅的废话——你叫它耍贫嘴也行,或是唱几嗓子。她试着咕咕噜噜地哼了几句,不行,嗓子是嘶哑的,还带着齄齄她索然地发了一会儿呆,便收起了心。真的,一个人,即使在自己家里,也不能太过放肆。这种放纵自己的行为,如果成为一种习惯,然后不知不觉地带到办公室,或者是带到公共场合里去,就会引起莫名其妙的指责或非议。何况她在别人眼里,已经是个行为荒诞、不合时宜的人物。

 她愣怔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了久已忘记的法文,不禁高声地问了一句:“今天中午吃什么?” 莫征在厨房用法文嚷道:“红菜汤、腊肠和面包。” 这孩子真不赖,竟然没有忘记。这当然因为他自小生活在一个有教养的家庭。 有教养的家庭?——他现在什么也没有了,真正地成了一个孤儿,就像她一样。 可教养又是什么呢?在那几年,它是一种容不得的奢侈品,是资产阶级这个词汇的同义语。 人类真是一群疯狂的傻瓜,为什么要创造文明呢?要是还停留在洪荒时代,或是还用四肢在地上爬行,一切大概会简单得多。 莫征的父母,曾是一所名牌大学的法文教授。五十年代中期,叶知秋做过他们的学生。那时,莫征只有三岁多,很像英国电影《雾都孤儿》里那个可爱的小男孩奥利佛尔。穿着一套浅蓝色的法兰绒衣服,黑黑的眼珠,像两颗滚动着的黑宝石。每次开饭以前,他总是把两只洗得干干净净的小手,平放在桌子上让妈妈检查,然后有礼貌地用法文问道:“我可以吃饭了吗?”每每叶知秋到莫教授家里做客,总是戏谑地管莫征叫奥利佛尔。

当时,叶知秋绝没想到,他以后的命运,竟是孤儿奥利佛尔的翻版。为这,叶知秋总觉得有点儿对不起莫征。没想到她这善意的玩笑竟成了一个巫婆的咒语,不然,何以会应验得如此准确呢?“文化大革命”中父母双双死于非命之后,莫征成了靠偷窃过日子的小贼,像一只流落在街头的野狗。叶知秋第一次把他从派出所领回之后,他甚至狠狠地咬了她一口,在她家里来了一次卷逃。这也许是每一条野狗的经验,躲着那些伸过来的手,再不就咬它一口。别相信它会抚摸你,它要么给你一顿毒打,要么就勒死你。 叶知秋再一次把他从派出所领了回来。她也弄不清自己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 也许因为她自小也是一个孤儿,饱尝过世态的炎凉和寄人篱下的痛苦?它们像一条天生的纽带,把她和莫征联在一起。 也许因为这一生她将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母爱,像一切女人一样,顽强地需要一个表现这种天性的机会。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丑陋真是一种不幸。

 说不出叶知秋脸上的哪个部件究竟有什么明显的缺陷,可是这些部件凑在一起,毫不夸张地说,几乎使她成了一千个女人里也难以遇到的一个顶丑的女人。 那些很代表她性格的头发,又粗、又多、又硬,头发的式样也非常古怪。她又不肯让理发师剪个稍稍时髦一点的发型,稍稍地削薄一点。于是,又短又厚的头发,像放射线一样向四处支棱着,远远看去,活像头上戴了一顶士兵的钢盔。 浑身上下看不到一点儿女性的曲线和魅力。肩膀方方正正,就像伐木人用斧子砍倒的一棵老树的树桩。 没有一个神经正常的男人,会娶这样一个女人做妻子。 菜饭端进来了。 莫征,像饭店里老练的服务员,右手端着腾着热气的红菜汤,左手拿着两个分盛着腊肠和面包的盘子。两个盘子上还摞着一个小小的果酱盘子。 

腊肠切得很薄,一片片错落有致地向着一个方面,顺着盘子绕成环形,斜躺在盘底。面包切得很均匀,每片面包的厚度一样,简直像用尺子比着、量着切出来的。 每每莫征十分在行地抄起锅碗瓢勺在厨房里做饭,或是带着一种猜不透含义的微笑,像饭馆里的大师傅那样,用勺子在炒锅底上俏皮地敲两下的时候,叶知秋的心里,总泛起一种说不出是悲凉还是欣喜的复杂情绪。他的生存能力似乎比她们这一代人强。比如,直到现在她还不会做饭烧菜,如果没有莫征,她就不得不去吃那口味单调透顶的食堂。奇怪,食堂里烧的东西,别管是红烧肉还是黄焖鸡,永远是一个味儿,你就分不清它们到底有什么不同。她喜欢吃口味好的菜,可是要她为那种事分心她又舍不得时间,就算下个狠心抽出时间,她也不会做。她的生活安排得一塌糊涂…… 不,生存能力!当然她指的不是这个,实际上她想得更多的是,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干好任何一件事情,别管是做饭、弹钢琴、或是法文……可是他为什么一副乐天知命的样子端着这几个盘子呢?不,也不是说端盘子有什么不好,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而是什么呢?她的思绪飘移开去…… 汤大概很烫,放在桌子上之后,莫征立刻吹着自己的手指头尖。 那应该是一双艺术家的手。手指粗而长,手掌厚而宽,指关节和桡腕关节都生得十分结实。小的时候他学过几年钢琴,小小的人儿,脚还够不着踏板,却会在一片琴键的轰鸣中忘记了玩耍和吃饭……可现在,当叶知秋心血来潮,在那架落满尘土的钢琴上,用僵硬的、不听使唤的手指勉强弹上一曲的时候,他呢,却远远地躲进自己房间的一个角落,仿佛那琴声里有什么让他感到害怕的东西……   什么叫做应该是呢?莫征早已不是那个穿着一套浅蓝色法兰绒衣服的小男孩。

他已经变成又高又大的青年,穿着一件军绿色的棉布上衣,那是部队上的处理物资。衣服皱皱巴巴,原先的扣子早已掉光,现在的五个扣子是有深有浅,大小不一。又肥又长的劳动布裤子,像没有盛满东西的口袋,挂在他那又瘦又长的腿上,裤脚上还有一个没有补缀的三角口子。他所有的裤脚上几乎都有这样的口子,这大半和他干的工种有关系。整天和树枝、灌木丛打交道,灌水、剪枝、喷药……一不小心,就会被树枝剐破。即使这样,他仍然是个让姑娘们一见倾心的人物——假如她们不知道他的过去的话——方方的下巴,棱角清晰的大嘴巴,黑而柔软的头发松松地披向脑后,仿佛修剪过的、不宽不窄的眉毛,整齐地、直直地伸向太阳穴,只是在眉梢有那么几根,微微地往上翘着,这使他在不动声色的时候,也给人一种神采飞扬的感觉。也许因为黑眼珠比平常的稍大了一些,目光总显得凝重、迟缓,还有点儿淡漠。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 莫征用脚勾出放在桌下的凳子,在那张摇摇晃晃的凳子上坐下,凳子立刻吱吱嘎嘎地呻吟起来,仿佛因为这突然增加的负荷而感到极大的痛苦。 这声音总让叶知秋感到不放心。她不知说过多少次,要么赶快拿去修理,要么就丢掉它,不然,早晚有一天会摔坏人。而莫征总是懒懒地说:“没事儿,只要您记着别坐它就行了。”叶知秋只好随他。不过每每他往那个凳子上坐下去的时候,她的眼睛总会不由得对那凳子瞟上几眼。这会儿,她的眼睛也还是那么不放心地瞟着。 唉,太爱操心了。

 莫征装出没有察觉的样子,随口问道:“怎么样?味道还可以吧?” 叶知秋这才低头吹着汤勺里滚烫的汤,匆匆地呷了一口,笑了,满意地称许着:“不错,挺地道,像你的法文发音一样。” 莫征的汤勺在半路上停住了。啊,为什么要提起那与旧日的生活有关联的事呢?莫征不愿意回忆它。但只要有一点光亮,它就会像影子一样地出现,紧紧地跟随着他,纠缠着他,不肯和他分离,凭空地给他增添了许多的烦恼。他张开嘴巴,带着一种差不多是发狠的样子,咽下了那勺菜汤,好像要把那烦恼和菜汤一起咽进肚子里去。牵动他眉头的那根神经不安地跳动起来。接着,他又用那副白而坚实的牙齿撕下一块面包。 “哐当”一声。叶知秋一愣,一时以为莫征到底坐翻了凳子。 不,那声音是从天花板上传来的。一定是楼上有人碰翻了什么。 随之而来的是小壮嚎啕的哭声、杂沓的脚步声和小壮的妈妈刘玉英极力压抑着的啜泣声。 莫征的脸上闪过一丝冷冷的微笑,说道:“高尔基笔下的生活。” 叶知秋停止了吃饭。 莫征,还是带着那淡淡的、冷冷的微笑问道:“怎么啦?” 叶知秋不好意思地笑了。在比她似乎还老于世故、不易动情的莫征面前,她有时倒像个幼稚的、容易感情冲动的小女孩:“在别人的哭声里,我觉得难以下咽……” “你简直像个基督教徒。” 她发脾气了。她觉得他亵渎了自己的感情:“莫征!”然后站起身来,往外走去。

莫征把他长长的腿往她面前一横,那弓着的腿,活像一个放在二百米跑道上的中栏:“您还是歇会儿吧,您管得了吗?过不了两天还得打。” 他说的是真话。楼上这一家,总是孩子哭大人骂的。那两口子都不是泼皮式的人物,两个孩子也都懂事听话,可是,他们的生活为什么过得那么狼狈啊。 莫征和解地劝慰着她:“您还是再吃点儿吧,一会儿该凉了。” 叶知秋已经没有了胃口,饭前那阵美妙的情绪不知为什么已经消散得无影无踪。她摇摇头。 她无言地在写字台前坐下,顺手翻动着因为生病没有细读过的那些报纸。习惯性地注意着哪些工程已经竣工投产、哪些企业已经超额完成今年的生产计划……这些报道都给她一种年终将近的气氛。还有一个多月,一九七九年就要过去了。她立即想起病前就应写完的那篇报道,便在写字台上寻找她已经拟好的那份写作提纲。 奇怪,那份提纲哪儿去了呢?她明明记得放在这一摞稿纸上嘛。没有,也许放在抽屉里了?她依次拉开每一个抽屉,每个抽屉都是同样的杂乱无章:日记本、信札、邮票、装着钞票的信封或钱包、工作证、眼镜盒(有好几个)、药瓶子(空的或是装着药的)……要是没有极大的耐心,谁也别想在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里找到一件要找的东西。偏偏叶知秋就是一个顶缺乏耐心的人。每当她急急地在抽屉里寻找什么东西的时候,她都会下定最大的决心,什么时候一定要清理一下抽屉,没用的就把它扔掉。这里有很多没用的东西:这些旧信,瞧,还有这个空药瓶子。“砰”的一声,她顺手把那空药瓶子扔到墙角里去。 可是,等到这阵骚乱一过,她便会忘掉自己的决心,那些废物便依旧安然无恙地躺在抽屉里。再说,那些旧信她也舍不得丢掉。 它们好像是她生活的记录:失败的,然而却是昂扬的。 因为她是记者;因为她对每一个受了不公正待遇的人持着由衷的同情;因为她对一切丑恶现象的义愤——在那些年这些事情遍及每个角落——她采访过的那些工人、基层干部,把她当做了以心相托的朋友。她不自量力地干预了多少工作份外的事情哟!那些事情,照例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每当她像个没头苍蝇,乱碰一气,精疲力竭地回来,坐在桌前翻动这些信件的时候,她总是感到内疚,好像她愚弄了那些善良而忠厚的人们。难哪。 远方的客人往往会突如其来地光临:站在门口,一个劲儿地搓着一双骨节粗大的手,羞涩地微笑着,微微地涨红了脸,然后,牢骚一发就是大半夜,闹得莫征的房间简直像个客店。 这两年,信件的内容有了明显的转变:谁谁家的,被谁谁的后门挤掉了大学报考名额的儿子,终于考上了大学;谁谁的所谓叛徒问题终于澄清,恢复了工作;谁谁再也不穿小鞋了,因为那个靠帮派势力上台的党委书记被撤了职……这些信,怎么舍得丢掉呢?但是,提纲总得找到。

 “莫征,看见我放在桌上的一张纸了吗?”她没有说什么提纲不提纲,那对找到或找不到完全没有一点儿帮助。这孩子对她的工作总像不大看得上,从来不会朝她写过的那些东西看上一眼。 “什么纸?我没在您桌子上拿过什么纸。” “一张稿纸,上面写了字的。” 奠征这才想了起来:“噢——前天小壮来玩儿,我在您桌子上拿了一张废纸给他包糖来着。” 叶知秋痛心了:“哎呀呀,那是我写的报道今年工业完成情况的提纲,怎么是废纸?” “我怎么知道那是提纲。”莫征的语调里竞没有一点儿不安或歉意。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我写过字的纸,不要乱动,不要乱动,你全当成耳旁风!” 奠征终于显出一副懊悔的模样。叶知秋那副气急败坏的样子,令他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他诚心诚意地表示着自己的悔过:“有那工夫您不如好好休息休息,急什么呢?那些报道什么的,不过是些冠冕堂皇的官话。有人看吗?又有人信吗?”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我看你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叶知秋拍了桌子。 奠征不再说话,只顾低着头不紧不慢地吃着。房间里只有汤勺磕着碗盏,以及莫征那轻轻的有节奏的嚼东西的声音。 他们经常发生争论,但让步的往往是莫征。他不愿意惹她生气。在他那荒漠似的心里,竟还有一片浓密的绿阴,因为她是这个世界上他惟一信赖的、给他温暖的、不记着他的过去的人。 最坚强的心,也许是最脆弱的心。对于在各种逆境中备受作践、蹂躏、摧残……从而变得残酷、冷漠的心来说,再没有什么比“温暖”这种东西更强大、更能征服它了。因为他得到的太少、失去的太多,一旦得到,就很懂得珍惜。 有时他不能理解,他们之间不过差了二十个年头,在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上,却有这样悬殊的差异。简直莫名其妙!难道她们那一代人全是这个样子吗?唉,她们那一代,是多么善良、多么轻信、多么纯洁而又多么顽固地坚守着那些陈腐观念的一代啊!这种局面,让叶知秋打心眼儿里感到委屈,她觉得她终归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女人。她的思想是新鲜的,感觉是敏锐的。她并不陈腐。陈腐这种印象是莫征这一代人强加在她头上的。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有些年纪的人,大半是老朽的。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 一九五六年大学毕业后,她在新闻战线已经工作了二十多年。 这工作使她的接触面十分广泛,对真实情况了解得多一点、深一点。她对许多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虽然她感到无可奈何。她总在心里告诫自己,叶知秋哟,不管你报道什么,千万不要有半点虚假,可不能愚弄养活我们的人民。就拿“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来说,她宁肯耍赖不写,也不肯跟着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理论家们吹喇叭。她明白,这绝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她幸好不搞理论。相反,她是懦弱的。但这能怪她吗?那是一个时代的懦弱。 她接触过不少基层工业部门的同志。那是些实打实的人和实打实的工作。一般人觉得干巴巴的数字,在她眼睛里却是一张张熟悉的脸、出炉的钢水、转动的机床、血管一样输送电流的送变电线路……每每想起这些,她总是感到安慰,毕竟还有人在脚踏实地地干着。因此,她的工作也是脚踏实地的工作。可是,听听奠征在说什么?“冠冕堂皇的官话”!她愈想愈气,连下巴都有点儿哆嗦。她伸出长长的脖子,拿眼睛瞪着莫征,她的眼镜也好像发了脾气,恨不得从鼻粱上跳下来,在莫征面前跺上几脚才解气。 莫征不吃了,她显然误解了他的意思。他收起脸上那种淡漠的冷笑,神情变得严肃起来。

他说:“我不是说您的工作,我是说那些没完没了的数字。好些人都以为那些数字,是从基层到上面,一级一级按着统计表格的要求,个、十、百、千、万,一个算盘子儿一个算盘子儿地扒拉出来的。实际呢,没有什么是不可以伪造的,就连‘最高指示’也在内。报纸上总在写工业生产今年下半年比上半年超额完成百分之几,今年又比去年超额完成百分之几。扯淡!有什么意思。我并不是说这些数字全是假的,我是说它没有意思。 就拿咱们楼上老吴这个工人来说,他们家的生活状况到底如何?应该有人写一篇若干年来,这些流臭汗、出苦力、脚踏实地地为我们这个社会创造财富、并且使我们得以生存下去的工人以及农民生活改善情况的真实报道。这才能真实地反映我们的生产发展了没有,发展得怎么样。要是老百姓的生活还不如资本主义国家,咱们的优越性还表现在哪儿呢?老百姓还拥护你吗?您说那些数字有什么用?您想过没有?!“这回,倒是莫征难得地动了肝火,他越说越快,最后还使劲儿地把汤盘往前一推。菜汤洒了出来,向四周漾开,顺着桌子一角淌了下来,淌了莫征一裤腿。他掏出揉成一团、脏得看不清到底是什么颜色的手帕,擦着湿了的裤腿,不停地,一下又一下…… 莫征的话,虽然带着孩子的偏激,但是有他那一面的道理。她痛心地想起从五六年以后到三中全会前经济政策上的那些问题。 如果不来回折腾,而是像现在这样,有一个讲求经济效果的明确目标,老百姓的生活肯定会大不一样了。但无论如何现在比解放前还是好得多了。 她不大有劲地说:“这些数字至少说明了我们的国民经济年年都在发展,比起解放前……”mpanel(1); 莫征立刻停止擦裤腿,打断她的话说:“我就知道您又该这么比了。老这么比也不行呀,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你不是社会主义吗?那是旧社会,没有可比基数嘛。要是这么比、这么知足,早就应该停留在奴隶社会别往前进了。要知道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还进步一大截呢。”他露出一脸不屑再说下去的神气,把手帕当成了抹布使劲儿往剩下的菜汤里一摔,站起身来,拾掇起桌子上的碗盏向厨房走去。到了门口,又回转身来,满怀真情地对叶知秋说:“真的,您还是想想老吴一家子为什么老是打架吧!‘.那真情的语调出自莫征的嘴巴,更有一种动人肺腑的力量。 因为他很少流露感情。 老吴一家,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了。叶知秋还清楚地记得吴国栋曾是一个对妻子那么体贴入微的、英俊的小伙子。刘玉英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这栋楼里的住户,没有一个不拿吴国栋那种过分的体贴开过玩笑。二楼的王奶奶经常说:“小吴啊,没事儿,女人生孩子,就跟母鸡下个蛋一样,别那么紧张,看吓着小刘哇。”说归说,叶知秋相信,只要没有人看见,他一定会整天小心翼翼地把小刘捧在手里,倒好像小刘是个刚下的鸡蛋,而不是准备下蛋的母鸡。小刘呢,又曾是一个多么娇美的小媳妇啊。不过是十几年的时间,这一切全都哪儿去了呢?怎么完全变成了另一副模样?吴国栋怎么变得那么粗暴,两个鬓角也过早地秃了上去;而小刘的额上怎么也那么快地添上了许多皱纹呢?难道物质生活的贫乏,真会这样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吗?话又说回来,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缺了哪一样能行呢?她不能用自己的思想、生活标准,去评断吴国栋家的事情。莫征首先就会说:“别饱汉不知饿汉饥。”她和莫征都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中国有多少人像她这样生活呢?他们大多有家庭、父母、妻子、丈夫、儿女、生活、就业、升学、住房等一大堆需要考虑的问题。人的存在,首先就是以物质形式出现的,有什么办法呢?难道我们真是那么穷吗?说到哪儿,叶知秋也不肯相信。她总觉得穷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我们不知在什么地方卡了壳。 问题到底在哪儿呢?她真想请个懂行的人,给她说个明白。 她恍恍惚惚地走去穿大衣。“您上哪儿去?”莫征问。 “我去打个电话。” “带上围巾吧,您刚好,别又着凉。”莫征提醒她。

 电话好不容易才打通,对方还没有好气儿地问着:“我是贺家彬,你是谁呀?”他老是那么不耐烦。 “我是叶知秋。” “我怎么没听出来。”贺家彬一改那种拒人千里的口气,“有什么事要我办的吗?” 平时叶知秋很少和贺家彬联系。她太忙,他也忙。除非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她才打电话。他们是老同学了,用不着客气。所以叶知秋一打电话,贺家彬就以为她遇到了什么难题。 “不,没什么。我是想约你陪我去访问一下你们的那位副部长郑子云。” 贺家彬那边好久没有搭腔,叶知秋以为电话线路断了,赶紧问:“喂,喂,你听见了吗?” “别喂喂,我耳朵没聋。”贺家彬佯做不解地问:“你想干什么?” “咦,不是你老向我吹嘘他吗?说他工作有魄力,是个干事、不是混事的人,政治坚定,原则性强,对经济体制改革、对如何把生产搞上去,都有一套积极的想法。还有什么什么的……你还建议我给他写篇报告文学呢,怎么忘了。” “哼哼——”贺家彬的这两声哼哼,不知是笑,还是一种无言的警告。 “怎么样,你到底去不去?” “不去。”贺家彬斩钉截铁地说。 “你怎么出尔反尔呀?” “我从来也没说过要陪你一块去。” 叶知秋一时语塞。确实,他从未说过陪她一起去采访郑子云。 那么,他当初又何必鼓动她呢?“你为什么不去?” “我——我受不了他那位太太。不论谁上他家,都像去求他们赏点好处。我是看那种脸子的人吗?再说——”他本来想说,部里的情况挺复杂,闹不好就会卷进两种力量的矛盾中去。你要是支持郑子云的主张,就是反对田守诚部长。你说你没参与?没门儿,那时你想择也择不干净。田守诚那张网可是大得很哪,别以为你不在工业系统,人家照样可以收拾你。什么老战友啊,老首长啊,横里、竖里,关系多得很,你一个小小的记者,吃得消吗?!可是一回头,看见石全清进了办公室,便收住了话头,改口说:“反正我不去。” “你这个人真是——好吧,那你把郑子云的地址告诉我,我自己去。” “我劝你也别去。” “那你就别管了。” 贺家彬的心软了。说归说,他能看着她只身一人深一脚、浅一脚地瞎蹬吗? 头发的确烫得不错,很合夏竹筠的心意。波浪似的推向一个方向,很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派。她上了年纪,不能再像年轻的妇女那样弄得满头小卷。再说那也很俗气,她又不是那些小市民阶层的妇女,好不容易烫次头发,不弄得满头是死死的小花,顶好一年不用再烫,就像亏了本似的。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 她对着前后的镜子,从从容容地打量了额前、脑后、两侧的头发,满意地微笑着,向站在她身后、举着另一面镜子的刘玉英点点头。 她想:这理发员的手艺不错,难怪人家向自己推荐。只是她的眼神为什么显得那么愁苦?年纪不大嘛,怎么这么一副消沉的样子。让人看了心里挺沉闷的。

 夏竹筠轻轻地舒了一口气,等着理发员去拿她存放的提包和大衣。 银嵌的、深灰色的大衣很厚,但分量很轻,是用上好的毛料缝制的。提包的式样也很少见,扁扁的,很宽,面上有压制出来的花纹。那是郑子云去年到英国考察给她带回来的礼物。 这是老规矩,不管老头子上哪儿出差,总得带些礼物给她。逢到这时,她的脸上就会浮起皇后接受藩邦进贡时的那种微笑。可是,要是她知道老头子在杭州给她买龙井茶叶的时候,带着怎样一种揶揄的口气,学得保定府的口音对人说:“送给我‘耐’(爱)人的。”她一定不会这么笑了。 刘玉英站在一旁,看着夏竹筠慢慢地穿上大衣,轻轻地蒙上头巾——小心不要压坏了刚才做好的发式——又慢慢地打开包。这种缓慢,绝不是有意做出来的。这是那种有个有地位的丈夫,又长年地过着优裕的生活,受惯了人们的逢迎的女人才有的缓慢。她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哪怕是掉了一张化妆品的使用说明,也会让人把急着要办的事情扔在一边,耐着性儿,毕恭毕敬地守候在她的身边,随时听候着她的派遣。 夏竹筠从提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羊皮钱夹,浅黄的皮革上,烫着咖啡色的花纹,配着两个金黄色的金属按钮。 皮夹里至少有五六张十元钱一张的钞票,那几乎是刘玉英一个月的工资,也许还要多。刘玉英只有发工资的那一天,身上才会带着这么多钱。平时,能拿出来的,不会超过一元。 夏竹筠从钱夹里抽出一张钞票,食指和拇指用力地捻了一下,好像这么一捻,还能捻出来一张,然后递给了刘玉英。 在柜台前交账的时候,小古觉得刘玉英的面容,因为愁苦显得更加疲倦了。她一面数着零钱,一面匆匆地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对刘玉英说:“五点半,你该下班了。” 刘玉英朝小古笑了笑,没有说话,心里想,下班又怎样呢?还不是一大堆烦心的事在等着她。 钱很脏,揉得皱皱巴巴,特别是那些角票。夏竹筠嫌恶地用手指头尖儿轻轻地捏着,不过在装进钱夹之前,并没有忘记清点一下应当找回的数目,然后合上钱夹。钱夹上,那两个金属按钮,清脆地“咔嗒”一响。 夏竹筠再次向镜子里瞥了一眼,然后向理发店门口走去。刘玉英在她身后,轻声地说了句:“再见!”夏竹筠赶紧回过头去补了一句:“再见!”想不到一个理发员,还挺懂得规矩,倒显得她好没教养。她心里有些不快。这理发员,服务态度是不是有些好得过了劲儿?走出理发店大门,夏竹筠朝手腕上的小金表看了一眼。嗯,四个多小时又打发过去了。夏竹筠并不在乎时间,她愁的是如何打发时间。洗衣服、收拾房问、做饭有阿姨管着。跟前剩下的这个女儿也大了,已经参加了工作。工作很理想,是个摄影记者。惟一操心的是,得给她找一个称心如意、门当户对的丈夫。 心里高兴的时候,夏竹筠也上上班。不想上班的时候,就在家休息一段日子。她也不能老是躺着睡觉哇。织毛衣吧,几年也织不好一件。老头子笑着说:“等你这件毛衣织好了,我的胡子都该绿了。” 管他,反正那是一种消遣。 当然,她还可以看书、看报。郑子云给她订了许多杂志、报纸,每天几乎有一大半时问在看书,看杂志,看报纸。她和有些高干夫人可不一样,她上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她并不能理解或是记住书上、杂志上、报纸上的文字。 到了晚上,老头子在部里开会,女儿在外面有活动,会客室几张大沙发上就她一个人,守着一台二十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说她在看,又分明眯着眼睛,似睡非睡;说她没看,又明明对着电视机坐着。真到了床上她又睡不着了。于是,便会找点事情来想。她用不着吝惜晚上的睡眠,反正第二天早上愿意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不必急着起床。她常想的是二女儿的婚事:王副司令员的老二还没有对象,不过那孩子吊儿郎当,没什么正经的本事;又想起俞大使的儿子,可那孩子身体不好,别中途夭折害了自己的女儿;又想起田守诚的老三,长相不错,人也聪明,是个翻译,不知有没有对象了…… 郑子云坚决反对,说:“这叫什么?你想搞政治联姻?我看不惯这一套。假如一个部,或一个单位的党、政领导,都照你这种办法搭上亲家,还怎么工作呢?能分得清公事或私事吗?要是大家坐在一起开会,谁能说清那是研究工作,还是在走亲家。别忘了,咱们还是共产党员。搞什么名堂!” 夏竹筠撇嘴。共产党员怎么啦,党章上也没写着干部子女不能通婚。现在和外国人还能通婚呢,中国人和中国人结婚倒成了问题。真是岂有此理。 当然,在她这样的年龄,花这样多的时问去装扮自己,已不是为了讨什么人的欢喜,而是她这个身份的习惯使然。她那位忙着上班、忙着开会、忙着深入基层、忙着打电话的郑子云,从来没有时间欣赏她的衣着和发式。他的电话那么多,惹得她经常埋怨:‘’整天给你接电话。“他却说:”谁让你那么爱接呢。“不让她接电话,那可不行。那是显示女主人的权力以及监督丈夫的重要一环。 一九五六年,她死命拉着郑子云去北京饭店参加了一次舞会,第二天,她问:“你觉得昨天晚上我穿的那件衣服合适吗?” 郑子云认真地想了想,说:“不错,浅黄色很配你的皮肤。” 听了他那经过认真思索的回答,夏竹筠目瞪口呆了好一阵。 

然后,她气得大叫:“天哪,我想你该不会突然患了色盲症吧?我昨天穿的是一件紫红色的绉绸旗袍啊。” 他听了之后,却哈哈大笑:“那么,你再做一件浅黄色的就是。” 等到她真做了一件浅黄色的绸衬衣穿给他看的时候,他早已忘记了自己说过浅黄色很配她肤色的这件事,却说:“浅黄色?你穿起来好像不怎么合适。” 除此之外,他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年轻的时候,他人很漂亮,也很有风度,和他一起走在街上,许多女人羡慕得眼红。而且他很忠实,对任何女人都没有兴趣,就连她,也好像是他房问里一件可有可无的摆设。他们早就不住在一个房间里了。她曾暗自揣度,他是不是懊悔当初不该弄个老婆来麻烦自己?或许他们结婚的时候,他错把青年人的冲动当成了爱情?他是不是从来没有爱过她,以致他把自己没有实现的热情全部献给了工作?有时她埋怨他:总是工作,工作,工作,好像这个家不是他的。要不是她出面张罗,小女儿能到那么一个理想的单位去工作?摄影记者,这工作又体面又轻松,接近的是上层人物,见识的是大场面。

当然,还得张罗一套好房子,老头子恢复工作的时候,部里的房子一时紧张——怪事,部里年年盖房子,偏偏想不到给部长级的干部盖一些——只好在这套房子里住下了,这哪里像个副部长的房子?五个房间,还是四层楼。瞧瞧别的副部长,有谁住这样的房子?又不是让部里专门给盖一套,换一套合适的,还是合情合理的吧?这事靠郑子云算是白靠,还得由她出面。 顾客一走,好像把刘玉英撑着的那点劲儿也带走了,她觉得全身像散了架。昨天晚上,整整一夜没有合眼,早上连饭也没吃就出来了,中饭也没咽下去几口,一口气堵在嗓子眼里,使她难以下咽。 想起来她就伤心,可是她不愿意坐下来歇着。她必须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然眼泪立刻会流出来。她拿起扫帚,打扫散落在地上的头发。 长这么大,不论爹,不论娘,别说碰自己一手指头,就连一声申斥也没有过。昨天,她却挨了一个嘴巴子。打她的,就是她恨不得连命都舍给他的丈夫。为什么?不过是因为小壮打碎了一个暖水瓶。吴国栋也不问问孩子是不是烫着了,伸手就是一巴掌,她只是说了一句:“不就是一个瓶胆嘛,一元来钱的事儿,干吗打孩子。” 听听吴国栋说的是什么哟:“听你说这话,好像你是个部长太太!一元来钱,你有几个一元来钱?” 一元来钱倒是有的,可要是到了月底,就是花一元来钱,也要颠过来、倒过去地盘算好几遍呢。谁要是没过过那种日子,谁就体会不到一元来钱是怎样牵动着一个家庭主妇的心。 自从吴国栋得了肝炎,病休半年以后,每个月只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资,也就是五十几元,她自己,加上辅助工资顶多五十多元钱。 四口人,每个月还要给吴国栋老家里的父母寄十五元钱。吴国栋有病,需要加强营养,再有,能让两个孩子眼巴巴地看着吗?吴国栋也咽不下去啊。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日子还能过得去。只不过刘玉英要使出浑身的劲儿才行。 为了省几分钱,她从来不买切面或挂面,哪怕在理发店里站一天,脚背肿得多高,回到家里,也要自己擀。 为了省几分钱,她从来没有买过新鲜的时菜,总是到地摊上去买一角钱一堆的“处理菜”。大姐从新疆来信说,那里的青菜很贵。 这么一比,北京还是不错,什么都有处理的卖:菜啦,鱼啦,布啦,鞋啦……刘玉英很熟悉在哪几个商场可以买到这样的便宜货。 为了省点洗衣粉,她充分地显示了她在计划方面的才能:先洗浅色的衣服,后洗深色的,然后再刷两个儿子的鞋,最后还用这不起沫的黑汤洗拖把。 她把一个女人的全部天才和智慧都用来打发这令人操心的日子了。在家当姑娘的时候,她哪过过这种日子,受过这种罪。不过,那时候情况不同呀。她怀念一九五八年以前的日子,那时候,家家的日子过得多富裕呀。一九六五年以后,这日子一天天地就难起来了。 难,可是她还怕爹妈知道。一是怕他们惦记,二是他们自己的日子也不宽裕。爹从厂子里退了休,弟弟也添了个小闺女。何必让他们揪心呢!每次回娘家看看,刘玉英总是尽力把大人孩子收拾得整齐一点,还带上一盒子点心,不过都是七角多一斤的蛋糕,六角多一斤的桃酥。但这一切苦心都逃不过慈母的一双眼睛。做娘的也是千方百计地找个借口,总要添补添补闺女。老大、老二过生日啦,逢年过节啦,还琢磨着怎么才能不让女婿看出来,免得伤了女婿的自尊心。 这还不算,刘玉英放弃了女人天性里对于美的一切追求。前些日子,添了一件冬天的罩衣。本来,她很喜欢一块驼色的,上面有绿色和蓝色小麻点儿的棉的确良。一算,一件上衣得十来块钱。 她下不了决心,在柜台前头转了几个来回,最后,还是买了块布的。 想来想去,还不如用那些钱给吴国栋买些营养品,再说,两个儿子也该添棉鞋了…… 这一切劳苦,全像她一个人应该受的。没有一句体贴的、知情的话,却遭到这样的抢白,这样的奚落。这也罢了,凭什么还要拿孩子撒气呢?不是一次、两次了。孩子有什么罪!要是你没能耐撑住一个家,你就别结婚。既是有了家,你就得咬牙撑住它,那才叫个男人。要是你只会怨天怨地,打孩子骂老婆,拿他们撒气,你还叫男人吗,那叫窝囊废!她越想越冤,越想越气,就说了一句更让吴国栋火上浇油的话:“谁让你不是部长。” “你当初怎么不找个部长嫁去。” 谁也不饶谁,谁都觉得自己有一肚子的委屈,一肚子的苦水,谁都觉得对方不怜惜自己。于是,你一刀、我一枪,话赶着话,越吵越厉害。自然,小壮又成了借题发挥的对象,吴国栋往死里打,刘玉英就坚决不让。本来是在孩子身上做文章,打着打着,吴国栋往刘玉英脸上来了一巴掌。他自己也被自己的行为吓懵了。他这是怎么啦。 刘玉英突然不吵了,也不哭了,只是定定地瞅着他,傻了一样。 这几年,他们经常吵架,却从来没发生过动手的事情。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又应该怪谁啊?这一巴掌倒好像把吴国栋自己打清醒了,他这才感到,刘玉英是家里的功臣,要是没有她,这个家怎么撑得下去呢?他问过她凭着那点收入,怎么把日子过下来的吗?没有。他想过她有什么小小的需要吗?没有。她,毫无怨尤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用她那柔弱的肩膀,默默无言地、坚忍地担着这副力不胜任的担子。 女人,也许比男人更为坚忍,更为顽强,更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 然而,不知他中了什么邪,却不能立即说出一句赎罪的话。 而在那一瞬间,刘玉英想了很多、很多。她想过,不如立刻死掉,让吴国栋后悔一生一世。但是,撇下的孩子谁来管呢?也许他们会摊上一个苛刻的后娘。她想起小时候听过的,那许多后娘虐待前房孩子的凄惨故事,眼泪止不住地淌了下来,好像她真的死了似的。不行,死不得。她想过,和吴国栋离婚。可离婚像什么话,那会让人觉得她不正经,好像她干了什么丢脸的事儿。不是吗?人们不就是用那种鄙夷和猜疑的目光看待那些离过婚的妇女吗?不行,她决不能让人家指自己的脊梁背。她想过,一卷铺盖卷回娘家去。不行,家里哪有地方让她住。再说,两位老人又该多么地着急……想来想去,从早上到现在,也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来惩罚吴国栋。 天哪,她想:为什么她的命是这样的苦啊。比起刚才那位顾客,她们的生活该有多么不同啊。她一定幸福、知足、快乐。她的男人,别说不会打她,就连一句重话也不会说啊。 想到这里,眼泪又涌了上来,她生怕别人瞅见,赶紧用手背抹去了。

 下雪了,一片片茸茸的、洁白的、轻飘飘的雪花,在寒风里欢快地飞舞着,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这让她想起了自己做姑娘时的生活,也是这么轻盈、这么新鲜、这么清凉凉的。多好啊!从外面又进来一男一女两个青年。姑娘的脸蛋被冷风吹得绯红,越发显得眼睛亮晶晶、活泼泼的。 小伙子手里拎着两个很大的提包,里面满塞着印有各个商场名称的纸包。一进门就站在那里,傻傻地笑着,并非有什么可笑的事情,只是因为他觉得幸福,他不能不笑。 刘玉英接待过各式各样的顾客,她知道,眼前这两人,是准备办喜事的一对儿。 姑娘对刘玉英说:“同志,我想找这里的刘师傅……” “你找她有什么事呢?” 小伙子清清嗓子,大约是为了使人注意,他将要谈到的事情,是多么重要:“我们想请她给烫个头,听说她的手艺顶好!” 开票的小古插嘴说:“找谁烫不行,我们这里的师傅,手艺都不错。”她觉得刘玉英今天的脸色尤其不好,她是不是病了?病了也不休息一下。这人太要强,心也太好,只要顾客指名要她做活,她没有不答应的。 小伙子窘了。打这样的交道,在他的一生中,当然还是第一次。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人们明白,这件事对他,对他未来的妻子有多么重要:“是这样……”他找不到恰当的语言了。 刘玉英明白,现在,对他来说,一切与他未来的妻子有关的,哪怕是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成了天底下顶重要的事了。她很累,她心烦,她一肚子的委屈,然而小伙子那傻里傻气的劲头里,有一种动人的东西。她不由得说:“我姓刘。” 小古说:“好吧,好吧,那就开票吧。”然后小声地埋怨刘玉英:“瞧瞧你的脸都肿了。” 姑娘把钱递给小古:“冷烫。” 小古立刻把钱塞了回去,看看墙上的挂钟说:“哟,冷烫可来不及了。” 那两个被幸福冲击得有点昏头昏脑的小傻瓜,这才知道世界上的事物,并不都以他们那个点为中心。他们面面相觑地站着,不知道该怎么好。 姑娘说:“明天哪儿还能抽出时间来呢?来不及了……” 刘玉英朝小古使了个眼色。小古像发了大慈大悲:“好吧,好吧,给你们开个票就是。你们可得好好谢谢这位刘师傅。” 姑娘站在挂着各种发型的镜框面前,看了一会儿,带着茫然的微笑,回过头去问小伙子:“烫个什么式样的好呢?” 小伙子也带着同样的微笑,鹦鹉学舌似的重复着:“烫个什么式样的好呢?”然后,像是忽然来了做丈夫的灵感:“刘师傅,您看吧,您看哪个式样合适那就准行。” 姑娘也好像有了主意:“对,准行。” 刘玉英说:“好吧,既是你们相信我,我就看着办啦。”她拿起姑娘的小辫,刚要下剪子,不由得朝小伙子望了一眼。虽然他的眼睛,在直勾勾地看着她手里的剪子,但他的心思却分明不在这里,而是在尽力地分辨着、捕捉着什么不清不楚,然而又是非弄清楚不可的东西。 

他在想什么?也许他在想,辫子,辫子,剪了这辫子.她就要跨进另一个门坎。这种时候,是不是应该由他牵着她来迈过这门坎儿呢?刘玉英停住手,对小伙子说:“也许这一剪子由您剪才合适。” 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心里还朦胧着的、没有剖析清楚的感情,却被这个眼神愁苦、面目浮肿、也许还没有多少文化的妇女,勾勒得那么清楚、那么贴切。她怎么会有这样的能力呢?这当然不在于人的文化水平,而在于有些人,天生地具有一颗专为体会美好事物的心。光凭这样一颗心,就应该得到人们的尊敬。 小伙子几乎下不了剪子。大多数的人,在看到一朵美丽的花,而又不得不亲自把它摘下的时候,都会产生这种矛盾的心情吧?他拿着两条剪下来的辫子看了很久,然后小心翼翼地装进了一个塑料口袋。这一切情景,刘玉英觉得都像十几年前她和吴国栋经历过的一样。 刘玉英拿着吹风机,最后再把那姑娘的发式修饰一下。 镜子里映出的,是两张多么不同的面孔。在那张绯红的面孔、亮晶晶的眼睛旁边,她的面孔更显得苍老、灰暗。她也曾有过这样绯红的面孔和这样亮晶晶的眼睛。看着眼前这张年轻而美丽的面孔,刘玉英心里不由得生出了由衷的祝愿:“哦,姑娘,希望你永远这样美丽,这样新鲜啊。” 吹风机嗡嗡地响着,刘玉英用手托着姑娘耳后的头发,于是两个发卷绕过耳后,往脸颊前面弯了过去,给那姑娘的脸上添了一种少妇的妩媚。姑娘不好意思地瞟着镜子里那个显得陌生了的面庞,羞涩地微笑着。她还不习惯自己的这个新形象。 两个年轻人不知怎么都意识到了,婚前的这个晚上,他们在这个理发店里所经过的一切,以及遇见的这个并不奇特的理发师傅,将会在他们未来的生活中,发生一种长远的影响。   

小伙子在一阵激动和慌乱之中,从提包里掏出一个纸袋,递给刘玉英:“刘师傅,请您收下,这是——这是我们的喜糖。” 刘玉英执意不肯接受:“哪能这样,我心领了。” 推来推去,盛情难却。刘玉英只好打开纸袋,挑了两块包着红色箔纸、印有“喜喜”字的奶糖,然后又把纸袋塞进他们的提包,送他们出了理发店。路上行人已见稀落,地上的雪也积了薄薄的一层。刘玉英站在雪地里,久久地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再一次在心里默祝那姑娘:“愿你永远这样美丽。” 直到他们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她才掉转头来,她看见,在理发店门口的一棵树干上,靠着吴国栋。他一定在那里站了很久,旧棉帽上、肩膀头上、围巾上全都积了一层薄薄的雪花。刘玉英用力攥住手里的两块喜糖,看着吴国栋一步步地向她走来。贺家彬严厉地、甚至还有点幸灾乐祸地看着他面前那张胖得几乎汪出油来的大脸。那张脸真大,差不多比一张普通的脸大出一半。他真想喝一声彩,用旧戏园子里那种怪声怪气的调门儿来一声:“好脸,好大的脸!”再不,就来一声:“好大的面子!” 那张油脸的主人,年纪并不很大。但脂肪却过早地在他的腮帮上、下巴上、肚皮上沉积下来。那是长期没有节制地吃喝的结果。 贺家彬心里想:“着急了?活该!也该让你着着急,那些脂肪也许会消下去一些。” 贺家彬把他想得太好了。他才不着急呢。他不过是做出一副焦急的样子罢了。他干了采购员这一行,整年在外头走南闯北,知道该用哪一种态度对待哪一种人。脸上的表情,如同京戏里的脸谱,根据不同的观众的胃口,决定演哪一折,画哪一副。贺家彬这种人,顶好对付。他不过是个经办人,当然首先要通过他,这叫敬酒。实在不行,可以甩开他,去找冯局长。冯局长是地委书记的老战友,他们这个发电站配套用的全部机械、电器设备就是走冯局长的后门解决的。眼下这点小事,不在话下。但也不能为了屁大的事,动不动就找局长。利用关系,也是一门学问,要看时机,看火候。这就好像一笔存款,总有用光取完的时候,你得抻着点儿,不到关键的时候不能随便乱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还要不断地再往存折上加一点。 那人堆着一脸谦卑的微笑,说:“是不是麻烦您再向生产厂打个招呼,把电压等级改一下,我们填写订货卡片的时候,时间太紧,没有顾得上再复查一下。” “笑话!这么普通的常识,怎么还会搞错?这种规格型号的风机,配套电机的电压等级就应该是六千伏,怎么会写成三百八十伏?也许填卡片的人当时喝醉了吧?这是业务工作,不是阿猫阿狗都可以挤进来混饭吃的。”他气恼地拍了拍那张摊在桌上,揉得皱皱巴巴的订货卡片,“再说,这事儿我也管不着,你们这个发电厂,是今年国家计划外的,根本就不应该通过我们这个渠道订货。 我们这个渠道,只保证国家计划内基本建设项目的需要。我真纳闷儿,你们是通过什么办法把机电设备弄到手的。“ 贺家彬连挖苦带损地发泄着自己的怒气。他常常感慨现在的工作简直不好干。要么不干,只要干,就惹得他肝火上升。 比方眼前这个人,据他所知,早先是他们县供销社的售货员。 他要好好干他的售货员,也许是块挺好的材料——也难说,就凭他这油滑劲儿,要不贪污才叫见鬼——可偏偏要当什么采购员。

有些人,准把采购员当成售货员了,以为那不过是和卖针、卖线、卖大白菜差不多的事儿,而且还可以借着这个差事遍游名山大川。为什么?无非因为他是那个电厂厂长的小舅子。正因为如此,才闹出这种驴唇不对马嘴的笑话。闹了这样的笑话,赔了公家的钱都算不了什么,反正不会从自己腰包里往外掏一分钱。 这种夹塞儿、走门子的事,他见得太多了,何足为奇!别说这么一个小小的发电站,就是大的又怎么样?那一年,某位首长,不就是塞进来一个十二万五千千瓦的大机组嘛!因为那个电厂的基本建设指挥长,战争时期是那位首长的警卫员,不必经过什么手续可以直人首长府,话就好说多了嘛。贺家彬在重工业部呆了这么多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哪年没有几个头头脑脑说上就上的建设项目呢。计划内没有?算不了什么,可以增补计划嘛。那计划的严肃性自也不必提了。年年喊基建战线过长,没法儿不长。制订得好端端的计划(这计划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还可以进一步总结),谁想往上加一个就加一个。五个人吃的饭十个人吃,谁也别想吃饱。还要强词夺理,叫做“有饭大家吃”。 往下砍吧,压缩一下吧,你砍谁的?谁的后台都挺硬。于是就这么凑合着,谁也别想快,一个大中型的建设项目,搞个十年八年完不成谁也不着急,反正离自己的心、肝、肺还远着呢。 就拿这位小舅子来说,虽然没给哪位首长当过警卫员,可他也有他的高招儿。前不久,运来了不少核桃、红枣、鸡蛋,还有名酒……处里大家分了。当然,给钱了。谁能不要呢?外头买不着哇!而且价钱还便宜得多。就连贺家彬也买了十斤鸡蛋。他是单身汉,不像人家有家室的,有个副食供应本,每月凭本还可以供应两斤。 他们这里什么都不缺。黄花、木耳、花生米、人参……全国哪一个省不需要建设电站呢?又有哪一个省没有土特产呢?当地的管电的又有什么弄不到手呢?需要什么,只要张张嘴,不想办法送来,就拉你的闸,停你的电!哪个单位能离了电呢?就连土特产公司也不能例外。建电站的单位,要想很快把电站建设起来,除了要为投资以及木材、钢材、水泥……这些基建材料奔命之外.配套的机电设备能不能及时地、按质按量地拿到手也是关键哪。要想按质按量把设备很快地拿到手,就得搞好同分配、管理这些设备的人们的关系。人熟好办事嘛。到时候,可给可不给的,也许就给了;不能及早提前交货的,也能顺顺当当地提前了。 事情就是这么进行的,就像人体某个重要部位的血管上长了一个瘤子,你不能割掉它,那会影响你的生命。血液不得不进行这种畸形的循环,把养料不断地送进那累赘的瘤子里去,养肥那多余的细胞,任它长大、膨胀,慢慢地侵吞着自己的生命或是有一天突然爆炸。

 而且,据说这么一个县办的小电站,就派了五六个人在北京坐跑投资(只靠县里自筹资金根本不够,还是得靠国家贴补)、材料和设备。在招待所里包了一间房子,一包就是几个月,进出都是出租小汽车。光小汽车一项开支几个月下来就是六百多元,那是全县农民的血汗钱哪。如果能办事,倒也说得过去。可是,就像这风机卡片一样,电压等级六于伏写成三百八十伏,英文字母z也可以写成阿拉伯数码2。这是哪儿和哪儿啊。 贺家彬知道,他生气也好,说刻薄话也好,不过是耍小孩子脾气。这种事,他管得了吗。再说,这家伙有的是本事,他可以找冯局长,冯局长可以找何处长。贺家彬不愿意干,何处长可以找个办事灵活的同志办,反正又不是计划内的项目,没人分工抓它。比方可以让石全清去办。石全清正巴不得有这么个机会来踩贺家彬。 他可以冠冕堂皇地说,要支援农业建设啊——这个电站,打的不就是这块招牌吗?——这是对农业现代化的态度问题啊。不想出这样生拉硬拽的理由,他整天去何处长、冯局长那里汇报点什么呢?他不是要争取入党吗?石全清确实在密切地注意着贺家彬的一举一动,但他从不流露出注意的样子。他正在看《参考消息》。不要以为他看《参考消息》是装样子,不,他有非凡的才能,既可眼观六路,又可耳听八方,四下里全不耽误。

在石全清看来,贺家彬的行为是幼稚可笑的。他和贺家彬共事多年了,在这许多年里,他眼见过贺家彬栽了一次又一次的跟头,碰过一次又一次的钉子。他能够清楚地看见横在贺家彬面前,并且注定要把他绊个大跟头的每一块石头,但他从来不提醒贺家彬注意,他巴不得贺家彬这样折腾下去。因为,人在跌跤的时候,很容易丢掉自己的金表或钱包。偷别人的金表和钱包是不行的,那太卑劣,但是可以捡,而且还不会被丢东西的人发现,因为,那会儿,他正疼得难忍呢。 世界上的事物,便是这样奇妙地平衡着。一种生物常会攀附在另一种生物身上才能生存。如同苔藓类、蔓藤类的植物攀附在老树的周身。它们不像菌类,只在死亡的树干上依存,它们是在活活地掠夺着、吸吮着老树的生命。 贺家彬现在的这些言行,虽然还不值得石全清立即采取什么行动,但是,先放在那里,总有用处的。 办公室的门,先是无声地开了一道小缝,然后“吱呀”一声大大地敞开。从何婷处长比往日越发显得威严的步态上,从她脸上那种大惊小怪、煞有介事的神态上,石全清知道,她一定是找贺家彬的。 她走到贺家彬的办公桌前,刚要对他说些什么,电话铃却响了起来。 那一定是长途电话,铃声急促而持续。 贺家彬拿起话筒:“喂,哪里?” “我是长途台,找贺家彬讲话。” “我是贺家彬,请讲吧。” “喂,喂,你是老贺吗?我是洮江水电站的老蔡呀。” “你有什么事呀?” “喂,喂——喂,喂——” “你老喂喂什么,有话就讲嘛,什么毛病!这是长途,你这喂喂就喂了一分钟,要算钱的。” “是这么回事,我们的水轮机是在奥地利订货的——” “这我知道。” “最近奥地利才把主机的技术数据寄来,上次订货会议上订的机电设备,有很多不符合主机技术数据的要求。我们要求退货呀。” 嗬,说得倒轻巧,重工业部好像是个皮鞋店,鞋子选得不合适说退就能退。

贺家彬立刻大吼起来:“我早就跟你们说过,等一等,等一等,等主机技术数据来了之后再订配套设备,你们就是不听。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生产厂早已经投料了,你退货,生产厂怎么办?“ 老蔡满腹牢骚地申辩着:“你老说等一等、等一等,我怎么个等法?订货会议一年才一次,这趟班车一误就是一年。到时候外国人的主机到了,国内的配套设备还没订上怎么办?只能先这样估摸着订上货再说。这是你们自己订的制度嘛。人家国外都是用户随时订货,生产厂随时接。有买卖就干,哪有一年只许订一次货的,人家要是也这么干,工厂早关门了。你们把这套办法改改行不行?让我们参加订货会,也是上头的安排嘛,我们不订货行吗?到时候说我们耽误了工程进度,我们受得了吗?我们是按国家计划办事嘛,怎么能怪我们呢?” 老蔡说得对,能光怪他们吗?多年来,计划工作成了这么一个模式。每年先开材料订货会,也是过时不候,班车一过就是一年。这种僵硬不合理的体制,生产厂也同样受不了。因为设备订货会开在材料订货会之后,生产厂订材料时还不知道用户要订的设备是什么,也只好先估摸着订一批钢铁、有色金属材料。

等到用户需要的设备订货下来,生产厂原先订的材料和加工这批设备需要的材料满拧。然后,只好再想办法去串换材料。又没有交易市场,弄得材料库存积压量很大。每年只好再开几次材料调剂会,说是调剂了库存多少吨。领导一看,好像成绩很大,其实都是自己多出来的事。这能怪企业吗?难道不能有一个更灵活的、使材料供应和生产需要相结合的市场吗?老蔡埋怨他们,他们埋怨别人。实际上这都是经济体制上的大问题,需要认真地改革。什么时候工业经济也能像农业一样,有条放宽的政策,真正搞活起来,这才是解决材料积压,加速资金周转的根本办法。 而一些合理的规章制度,又不那么认真执行,比方上面规定,每个基本建设项目,都要严格地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要有设计批准书,设计任务书,设计审批文件,全部的设计资料、图纸,主、副机及配套设备的技术数据……并在列入国家计划后才能参加订货。可是在今年夏天的订货会议上,光是贺家彬分管的几个省,就有三个不按基建程序办事的电站参加了订货。一个连主机究竟进口还是由国内生产还未落实;一个连厂址还没有确定,究竟烧油还是烧煤也不知道,不用说,主机根本也就无从设计;再一个就是老蔡他们这个水电站。刚和奥地利签订了协议,还不是正式合同,主机技术数据还没有拿到,就敢拍脑袋,凭着想当然提出配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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