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母亲(一)（原创）

文/墨染

2020年9月24号，我的母亲又住院了，这次是三高引发的心血管堵塞，堵塞情况还不清楚，要等做了心脏造影才知道。我们兄妹三人守在她的病床前，一刻也不敢离开，无助地等待着命运对她的又一次审判。医院花坛里，月季花开的正旺，红的、粉的、浅黄色的，随着细风摇着脑袋。母亲一辈子酷爱花花草草，此刻，她正爬在窗前稀罕地看着这些从未见过的花儿，嘴角的笑容比那些花儿还绽放。她对她的病情一概不知，只晓得自己得了个心痛的毛病，我们也只是说带她例行来检查一下身体。按照医生的临床经验观察，她的心血管堵塞已不乐观，让我们做好最该她做搭桥手术的准备。姐姐已经躲在厕所哭过好几回了，哥哥烟瘾一个劲儿的范，而我傻乎乎的只懂得陪她赏玩着这些花儿。远远看一眼已经不能满足母亲的欲望了，她非嚷着要下院子里偷偷摘些月季嫩枝丫上来，说是回去泡了水就能活，我不答应，她失望着说“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好品种的花”。刚刚来了位实习的护士，给母亲从左手腕的动脉上抽血，她的动作极不熟练，一管血抽了七八分钟，针头找不到血管，一次次搅在筋上，母亲疼得全身发抖，咬着下嘴唇一直哭，好不容易抽出来了，医生说“抽的时间太长，血液已经凝固不能用了，需要再抽”，又一位护士拿着针头过来，母亲可怜巴巴的和我说“疼得要命了，差点尿在裤子上，”看着妈妈无助的眼神，我心疼的要命，可也没有办法，只好说“妈抽完血，等天色黑了，我陪你去偷摘月季去”，这一次抽的很顺利，母亲皱着的眉头舒展了，还没等我出门，姐姐已经先给她偷摘了花回来了，她指使我赶紧泡在水里，刚才的疼痛好像也忘记了。母亲是个很皮实的人，小病小痛从来不讲，她若说疼，那肯定是扛不住了。她一个人把我们拉扯长大，废了很多周折，自己也落下了一身的毛病。母亲经常骄傲她的孩子们个个文笔都好，可做为母爱最大的受益者，我们竟谁也没有给母亲写过只言片语，看着病床上正酣睡的母亲，我眼角的泪泄洪般流出....

母亲一九五三年出生于神池县南沙城村，她九岁时我的姥爷就去世了，家中兄妹只有一个哥哥，母亲的童年赶上了大跃进和文革，大集体的时候，又因家里缺少劳动力，她和姥娘、舅舅天天食不果腹。二十岁时，母亲去内蒙姑姑家探亲，认识了我的父亲，母亲的姑姑、姑父和我爷爷、奶奶一样，都是山西人，都是五十年代末走西口去的内蒙，父亲是神池县八角村人，他们觉着两家老家挨的近，有共同活习惯，所以就介绍父亲和母亲认识了。一九七三冬天，母亲的姑姑带着母亲去我爷爷家和我父亲相亲，去时风和日丽，但因父亲腿有残疾，母亲没有看上，父亲那时在煤矿上班，煤矿塌方，砸断过一条腿和一条胳膊，胳膊没留下什么后遗症，腿却因下地太早，没有恢复好，又二次敲断骨头，重做了手术才康复回家。母亲见父亲第一面时，父亲的腿还在恢复期，走起路来一跛一跛，母亲当即就表示了不愿意，可天随人愿，下了一场埋到膝盖的大雪，母亲和她姑姑回不了家了，只能在父亲家住下，一个礼拜的朝夕相处，父亲勤勤恳恳，母亲态度有所改观，我爷爷奶奶天天拿白面馒头招待母亲，肉更是顿顿不缺，而且家里已经用上电灯。母亲看着父亲家的境况，想了想自己家的情况，心动了。姥姥家别说电灯了，煤油灯都舍不得点，吃的东西就更不用提了，酸捞饭煮山药都不敢吃饱。一个礼拜后，在白茫茫的大雪里，父亲驾着三套车把母亲和她姑姑送回了家，母亲姑姑当即做主，替母亲把订婚日期定了下来。父亲那时候在煤矿上班，一个月挣三十块钱工资，但订婚时果断拿出五百块钱给母亲做聘礼，在当时那是一笔很大的数字，母亲现在也回忆说“你爸爸是难得一见的好人，谁也不亏待，就亏待他自己”。一九七四年二月份她和父亲结婚，后来陆续有了我们这三个儿女。母亲一直觉得她远嫁欠舅舅和姥娘很多，所以在她结婚以后一直竭尽全力的弥补着过错。我姥娘是个六亲不认的人，从小我就没记得她疼爱过谁，她总是索取，怪这个不亲她，那个不帮她，可她连自己院子里的毛杏都没给我吃过一颗。姥娘虽只为自己着想，但她的一双儿女却是异常的孝顺，舅舅特别爱学习，在那样一个时代，他坚持读书，后来成了村子里少有的有出息的人，而且还端了一份相当不错的铁饭碗，舅舅工作忙，照顾姥娘的事几乎都是母亲一个人在做。我们小时候母亲一年要回上好几回山西。父亲是个勤快人，包产到户以后，他辞了煤矿的工作，和母亲种地、养羊、倒卖皮子，我们家的日子过得非常富足，母亲每回回山西除了要背着、抱着我们这些孩子，还要给姥娘带上几袋子白面（那时候山西人吃不上白面、内蒙大面积种植小麦）拿些捻好的羊毛毛线，在背上织好的毛衣裤，冬天还要给姥娘背上二三十斤的猪肉和一整只羊回来。母亲每次回来山西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家里、地里，都要给姥娘安顿好了才放心回内蒙。

有时候，母亲还会带姥娘去内蒙我们家住上一年半载，姥娘寡淡的性格和父亲老是和不来，姥娘打心底不赏识我的父亲，从不给父亲什么好言语，让母亲夹在中间很是为难，父亲没有得到姥娘同意就和母亲结婚了，自然也是心里有愧，一直都抬不起头。每回姥娘一来，父亲就背着大、小摇盘躲到离家百十公里地的巴盟石哈河一带澄金子（淘金）去了，姥娘一走，父亲听到消息也就回来了，每次回来，他都拿出包在皮烟袋里的散金，让母亲攒起来，说是等我和姐姐出嫁的时候，要给我们每人打上一套上好的首饰。奶奶给我和姐姐各打了一副铜手镯，姐姐在羊毛毡子上天天擦，她那只手镯被擦的金灿灿的，就跟黄金做的一样，我的那只绿锈斑斑，早就被我扔了。我们家富足，谁也不相信姐姐的镯子是铜做的，连姥娘也不信，姥娘回回埋汰我父亲不如舅舅时，姐姐就举着胳膊给她看镯子。那时候在内蒙澄金子的山西人很多，父亲每次回家，都会带一些山西人来我们家小住上一段日子，不管认识不认识，母亲从不吝惜吃食，也不嫌麻烦，只要是山西人来就杀鸡、宰羊，吃吃喝喝都拿最好的招待，人们都觉我母亲爽快，也就不跟着我父亲的名字叫她“二仁家”了，大家都喊她“老范”（母亲姓范），山西人回的时候母亲还要给带上一些干粮和自酿的烧酒，没有盘缠的还要借给一些钱。母亲对婆家的人也是极好的，父亲是家里长子，下面还有四个弟弟，母亲为人和善也孝顺，自觉和父亲替爷爷奶奶承担起了替小叔子们娶媳妇的责任，家里刚盖了新房子、买了新的自行车和电视，就被要过门的新婶婶们盯上了，为了能让叔叔们顺利成家，不管他们看上什么，母亲都毫无保留的送给他们。刚刚九零年，父亲和母亲就在内蒙老家盖起了四间漂亮的大房子，一个大院子里，东、西一些小房和放散碎东西的粮房加起来有十多间，羊圈里的羊有七八百只。我们家很是漂亮，彩电、洗衣机、录音机都有，哥哥的小人书是全村小人书的总和，而我的洋娃娃、和三轮自行车更是全村仅有，姐姐爱打扮，已经开始买指甲油涂指甲了。  那时候内蒙的教学质量极差，九岁念一年级，小学毕业也学不会加减乘除，舅舅家的大女儿只比我姐姐大一岁，人家都可以读报纸了，我姐姐还没学完汉语拼音。母亲看着侄女优秀的成绩，也动起了让我们回山西念书的主意。她和父亲一拍即合，一九九零年，我们举家搬回到了父亲的老家，山西神池县八角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爷爷为了能让一家子吃上饱饭离开了八角村，父亲为了儿女求学又回来了，回山西的第二年，父亲突发意外，死在了工作岗位上。那年我母亲四十岁，我六岁。我对母亲的确切记忆也是从她守寡开始的，父亲去世前的事，我只零零散散记得一点，父亲去世后家里发生的所有事，我几乎能完整想起来。六月初六，八角村赶会，人们都听说我家昨晚出大事了，都来看热闹。院子里围的人山人海，母亲让我对着灵柩磕头，我偏不 ，整个村里的娃娃们都来我家玩，我高兴的忙里忙外，谁跟我关系好，我才让谁从门缝里看一眼我家里的“热闹”哪里顾得上磕头。和我一样不懂事的还有我的姥娘，我母亲几次昏死过去，可是她竟去会场买了几个香瓜回来，自己独自吃了起来，看着这一老一小，舅舅失声痛哭责怪起了姥娘：“妈呀！美荣（母亲名字）都这样了，你哪来的心思吃呢”。

随着父亲的去世人情也薄凉到了极致，父亲单位的领导赔偿了我们家七百块钱，就让母亲把父亲草草安葬了。后来的日子不管在怎么难，母亲都没去父亲工作过的地方要过一分的安置费，也没让他们帮过我家任何忙。她总是说：要让父亲走的有尊严一些，不能给去世的父亲丢人。父亲去世那年腊月，母亲怕爷爷奶奶想儿子，便打发我哥哥和姐姐回内蒙过春节去了，家里就留下了我和她，别人家的春联是红色的，我们家的是绿色的，别人家鞭炮齐鸣，我们家，我和母亲哭上没完。父亲在世时买了一辆破自行车代步，自行车除了大梁可以载我还算结实外，其他地方哪哪都吱吱扭扭作响，支架也早就没了踪影，但就是这台破自行车也是当时村里为数不多的稀罕物，父亲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有自行车的声音传来，母亲就拉长了脖子看像窗外，直到人家走远她才失望的回过神来做自己手里的事情，有时候她在和面、有时候她在洗衣、甚至有时候她在上厕所也要着急站起来看看。大年三十晚上，母亲和我已经睡下了，又隐约传来了自行车的声音，母亲光着身子，鞋都没穿就蹿到了窗户边像外面看，自行车的声音消失了，她回到被窝放声大哭。我那时候还不懂什么是思念，以为母亲疯了，她哭、我也跟着哭。枕头哭湿一大片，把枕头翻个身继续哭。春耕的时候，母亲去犁地，一个指甲盖被犁刃割掉了，拿着黄土包了包继续干活，中午回来了还在流血，我吓坏了，只记得母亲把抗菌优碾碎了往伤口上撒，她疼的哆嗦，我吓得直哭，后来开门诊的一家邻居，给了半瓶盐水，让母亲每天晚上坚持洗，母亲洗完就得我来包扎，看着那血肉模糊的指头，我得了晕血的毛病，从那以后只要看见血就恶心、打哆嗦。也真是老天兼顾，原本以为母亲的那根指头就残疾了，可没想到后来指甲盖、骨头、肉都长了出来，甚至连个疤都没留下。父亲去世时，爷爷奶奶已快七十岁高龄，母亲一个人忙不完地里的事，只好央求着爷爷回来帮忙，爷爷已经拿不动重物，只能在家里给我们这几个上学的孙儿做做饭。爷爷从未做过饭，七十岁了，才学着给我们蒸馒头吃，把洗衣粉当成了碱面，蒸了一锅酸溜溜的面砣子，哥哥放学回家，知道爷爷放错了碱面，笑着安慰爷爷说：“今天我们就当洗肠子了”。我嫌难吃去大姨（母亲的表姐）家哭鼻子，大姨吓得赶紧给我抠嗓子眼，一边抠一边骂：“这个老东西是要把这一家老小都给毒死呀。”母亲是过了很久才知道此事的，哥哥当个玩笑一样讲起了这件事，讲完以后他去上学了，母亲在哥哥关上门的那一刻，一下瘫软在了地上，我爬在炕沿上偷悄悄看她，母亲身体抖做了一团，牙齿紧紧咬着自己的衣襟，不敢发出声来，泪珠一滴一滴掉在地上粘了尘土，立马就滚成了一颗土珠，接着又一滴一滴压下来，地上湿了很大一片。

父亲去世第二年，姐姐考上了忻州师范，隔了两年哥哥又考上了原平工校，母亲为了给他们俩凑够高额的学费，把内蒙的房子卖掉了，还欠下一屁股债。人富时，铜也是金子，人穷时，金子也变成了铜，母亲拿着父亲留下的半罐头瓶沙金，按32块钱一克的价格卖掉了，她带着我从收金子的那户人家出来，走几步就回头看看，哭着说：“这是你们父亲留给你们的嫁妆，我死了该咋交代他呢！没了这些东西，我的娃娃们以后结婚连个像样的东西也拿不出来了”。第二天，丧良心的买主就按70块钱一克的价钱转手卖给了其他人，村里人都替母亲愤不平：“孤儿寡母都已经这样了，你还好意思捉弄她”母亲听了一病不起，这些贱卖掉的金子成了她一辈子的心病，她念叨了多半辈子。那时村里人们都劝母亲说“好人家也供不起一个学生，你个女人家咋能供起三个呢，让两个闺女不用念了，”，母亲也总是回答：“回山西，就是为了让他们读书的，现在把他们爸爸的命也搭进去了，他们也不读了，我咋能交待了自己的良心呢？”中间有几年，家里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母亲打算回内蒙跟我的叔叔们借钱。那几年很多山西人到内蒙贩羊，为了能省下车钱，母亲就搭乘他们的车回内蒙，数九寒天，她一个人坐在卡车车厢里，躲在一块苫布下避风寒，从神池到保德到府谷、到伊金霍洛旗、再到包头固阳，要走上两天的时间。一路颠簸、一路受冻，转弯或者刹车的时候，她满车厢乱滚，车主好心怕她冻坏了，让她到车轿子里躲一躲，母亲多心，不好意思和人家挤，只是到了吃饭的地方会多要上几罐头瓶热水取暖。回来的时候母亲就只能和一群羊在一起了，虽然抱着羊暖和了不少，可是身上到处是羊粪和羊鼻涕，她一路回来都没好意思去饭馆吃一口热乎饭。尽管辛苦下了不少，可是一分钱都没有借到，说明来意以后，亲戚们连一口热饭都没人敢招呼她吃，叔叔婶婶们异口同声的没钱，母亲哀求他们，让他们可怜可怜他们的亲侄儿、侄女，可是愣是没有一个人拿出一分钱来，我们搬回山西时，很多带不走的家业都白白送给了几个叔叔，五叔家摆着我们家的沙发，六叔家看着我们家的电视，七叔叔坐着我们家的椅子，立柜、餐桌.....一应东西都被他们分走了，可是他们居然铁了心似的没借给母亲一分钱。母亲两手空空从内蒙回来了，回来以后一病不起，一边是我哥哥、姐姐催着要学费，一边是让她失望透顶的妯娌和小叔子们，她怎么也没有想到，曾经朝夕相处的妯娌、小叔子们会这么的绝情。好在有舅舅和大姨帮扶着，才让他们俩顺利又念上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