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南山
母亲1961年农历三月十二突然去世。那时我才十三岁,身边还有个十岁的弟弟。
父亲早母亲一年走的。父亲去世时,因为还有母亲在,懵懵懂懂的我还不觉得怎么悲伤。母亲一去世,整个天都塌了,犹如末日临头,恐惧,绝望!兄弟俩抱头痛哭。在20公里外教书的姐姐接到噩耗赶回来了,我们又扑到姐姐身上哭,直哭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昏昏沉沉过了一天一夜,嗓子哭哑了,泪水流干了,开始觉得肚子饿了。姐姐悲切地问我,家里有米吗?我说米没有,生产队发的口粮,妈把它磨成了粉,好像装在那个罐子里。姐姐用手在罐子里一摸,问我: 就这么点?我说多少我不知道,反正我们母子三个每天定量一斤一两米,生产队五天发一次。姐姐默默无言,抓了两把米粉去灶间(厨房)做米糊了。
将母亲草草安葬后,姐姐要去上班。临走前的那天早上,她把我叫到灶间,对我说: 我要上班去了,我走了,做饭的事就是你的,我现在就教你怎么做米糊。她教我抓两把米粉,先用冷水把米粉调成糊状;锅里放上一瓢水,把水烧开后再把调好的米粉倒进去,一边烧一边搅,直到米糊粘稠了,闻到香了,就熟了。
姐姐上班去了,我就按她教我的方法学做米糊,第一回竟让我做成功了! 我也从此走进了厨房。
那一年是“三年自然灾害”过后“包产到户”的第一年,农民为了填饱肚子披星戴月地耕耘,终于熬到早稻黄了,闻到米香了,村上的大妈小婶就教我煮米饭,又时不时教我做点菜。“民以食为天”,为了满足天性,我就一丝不苟地学,我这个人学别的东西很笨,但学烧饭烧菜一学就会。一段时间过去,不但能把饭菜做熟,而且有时还别出心裁弄出点小花样,连大人们看了都觉新鲜,戏谑我天生是个吃货。
我正儿八经地“下厨”是1967年。那年我19岁,我一个侄女(比我小一岁)招了个上门女婿,要办几桌酒。堂兄找到我,说人家都说你菜烧得好,我家这喜酒没几桌,你帮我烧一下吧。堂兄见我犹豫不决又补充说菜也不多,就弄个“六喜盆”应酬一下。你晓得我家底,要我弄个十碗八碟我也拿不出来。听他这么说,我也不好推辞,就答应了。于是喜日那天一大早我便围上围裙,操起菜刀、瓢勺,稀里哗啦忙到中午,六个菜就端上桌面: 红烧肉、米粉肉、红烧鱼、红烧鹅、羊肉烧萝卜(萝卜占大头),最后一盘肉圆子(里面加了很多糯米饭)。四桌菜,一上午搞定。
酒桌上的亲友平时常见面,都熟,见是我在下厨都纷纷夸我,说我年纪不大就能烧这么几桌子好菜。我也知道,这种“夸”带有不少讲情面的成分,但我听了心里还是乐滋滋的,也增添了我对烧饭做菜的兴趣和成就感,从此在这方面就多了点讲究。
1970年我到公社上班了,之后十多年没再替人下厨,又一次操起勺把子是1980年冬,是我的朋友老徐给他儿子娶媳妇。
那时,老徐在大队粮食加工厂当师傅,我在大队工作的时候我们之间关系就很好。他就一个儿子,娶媳妇当然是件大喜事,得办喜酒,于是找到我,要我去帮他掌勺。我同样抹不下面子,去了。
1980年是改革开放、农村实行大包干的第二年,农民生活已大大改善,老徐家也不例外。他为了给儿子办喜酒,杀了猪,宰了羊,车干了鱼塘,磨了豆腐,压了千张……我看他那架势,就问他准备一桌办多少个菜。他说八个大盆差不多吧。我说没问题,尽量多弄两个,凑十个,十全十美。老徐一听,乐得两眼眯成了缝,说那就拜托啦。
我把他家备好的荤素食材略略搭配,给他办了八个大菜外加两个冷盘,兑现了我给他“十全十美”的承诺。赴喜宴的亲朋好友非常惊讶,农村人哪吃过这么丰盛的酒席啊!尤其那一道糖醋排骨,好多人从未尝过。老徐觉得我给他露了脸,酒席散了,塞给我一条“东海”香烟,说是酬谢,被我谢绝了。
从此我做菜的“手艺”在当地有了点小名气。不过,碍于我是个公家人,亲戚朋友办喜事也不便找我。
转眼到了1989年,我被调到一个新划分的镇上工作。当时这个镇刚成立,镇政府所在地还是一片荒野,政府机关租了十来间民房办公,那情景酷似建设工地上的一个项目部。那年底,镇财政所一位小伙结婚,大伙哄(读去声)着要吃他的喜酒。可是附近没有饭馆酒店,这喜酒在哪儿办呢?财政所长知道我烧菜还可以,因为那时只有我全家住在政府租用的房子里,其他干部都是住单人宿舍,于是他们晚上下班没地方去(那时交通不方便)就猫到我“家”蹭吃蹭喝,免费品尝我的厨艺。财政所长对我说,小伙子的喜酒我俩来张罗怎么样?大家不是都拿了红包吗(那时的红包很瘪,里面只有5块钱),我们就拿那个钱买点菜在食堂烧,菜我来买,你掌勺。我琢磨琢磨,反正人不多,顶多两三桌,就说行,按农村流行标准办大概差不到哪儿去。
不料小伙子把这消息告诉了他父母亲,他父母喜出望外。他父亲找到我向我求情,说你能不能再辛苦点,把我们家招待亲戚朋友的喜酒也在镇里一道办了,省得我们另搞一摊子。原来1964年底至1966年春,我在小伙子老家家那个生产队当了一年多会计,小伙子的父亲就是生产队长。凭这种关系,他找到我我还能推辞?
80年代末90年代初,农村已经解决了温饱开始奔小康了,婚嫁喜宴又上了一个档次。小张的喜宴,我给他张罗了八个大菜、四个冷盘外加一罐老鸡汤。亲朋嘉宾一个个吃得嘴角闪亮,满面红光。
小张的喜宴成了我最后一次为他人下厨。因为从那时起农村人办喜酒渐渐兴去饭店酒楼了,花点钱,既排场又省事,关键是那点钱家里能掏得出来了。
再往后我退休了,退了就闲了。一辈子忙忙碌碌,突然闲下来,无所适从,心里就空落落的,于是“家庭司厨”这个职位非我莫属,当仁不让。
原以为为家里几口人做饭,对于我来说只是小试牛刀,何况现在条件这么好,什么燃气灶、微波炉、现代化的炊具一应俱全,各种佐料应有尽有,需要的食材出门就能买到,要什么有什么。一开始也的确如此,但随着时间的延伸,我这老“厨师”不断遇到新问题。
一次,儿子到浙江舟山出差,带回一大盒海鲜——扇贝,让我烧。我以前烧过河蚌,个头比这扇贝大,用刀把它切开,掏出蚌肉洗去内脏,放开水里一焯,捞起来沥干水,再用葱姜蒜椒一炒,别说尝了,看着闻着就会垂涎欲滴! 我操起菜刀切开扇贝,正要剔它的肉,被儿子制止了。儿子说,老爸,扇贝切开后肉不用剔,就把佐料放进去蒸就行了。然后又说佐料怎么怎么配。我一听脑袋就大了,我说,哎呀,怎么复杂,还是你来弄吧!第一次在厨房里被儿子给边缘化,心里好生尴尬。
不料这样的尴尬后来经常发生。
一次,我们一家去上海辰山植物园玩,兜了一圈后上附近小镇一家餐馆吃午饭。那家餐馆红烧肉烧得好,无论是色是香还是味都别具一格。过了些日子,孙子要吃红烧肉,而且要吃那家餐馆那种味的。这可难到我了,但因为是孙子点的菜,没办法,挖空心思,使尽手段,可怎么也做不出“那种”味的红烧肉。通过这件事也让我弄明白了,孙子为什么总是给我提建议: 爷爷,今天你别做晚饭了,我们出去吃吧。出去,当然不是去室外野炊,而是去坐馆子。馆子里的菜不仅味道好,还可以随便点,想吃什么点什么,每次都换换花样。现代人啊,连小孩都“食不厌精”了。
老伴见我一次一次尴尬便生恻隐之心,为我买了一本《精选家常菜》,书中图文并茂地介绍了300多种家常菜肴的选料、配料以及相关烹调方法,让我学学,以期我在厨艺方面来一次飞跃。我翻开目录一看,两眼全是金花! 我说老妹子呀,你就别赶着鸭子上架了,就是送我进厨师培训班去培训几个月,我也不行。
在一旁的孙子插话了,说,爷爷,你没看电视啊,现在烧饭做菜用机器人了,明天让爸爸买一个机器人回来,你就不用下厨了。
听孙子这么说,我和老伴先是一楞,然后会心地放声大笑,是啊,什么时代了,人工智能已大踏步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我这个“山寨厨师”也该下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