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北玲有一桩未了的心愿:回陕北,再看看那片黄土连天的高原。她曾对我说过,当她躺在美国的医院里,刚从那次濒死的大手术中活过来,见窗台上友人们送来很多鲜花,其中有一束很像黄土高原上的山丹丹,想必也是百合类。她说,她熬着伤痛,昏睡,偶尔醒来就看见那束花在?光里或者月色*中开得朴素又鲜活。她知道她患了肝癌。她说,有十几天,也许更久,别的花慢慢凋谢,唯独那束山丹丹一样的花一直不败,她相信此非偶然,必是远方那片黄土地上的精神又来给她信心和帮助。
她说:“等我的病见好一点,立哲要带我回一趟陕北。”
立哲,北玲的丈夫。就是那个孙立哲——当年的知识青年模范,在窑洞里为农民作手术的赤脚医生。立哲当年的事迹颇具传奇色*彩:只上过初中二年,却在土窑洞里作了上千例手术,小至切除阑尾,大至从腹腔里摘出几十斤重的肿瘤。我可以作证这既非讹传也无夸张。我与力哲中学同学,在陕北插队同住一眼窑洞。他第一次操刀手术,我就在他身旁,是给村里的一个男孩割去包皮。此后他的医道日益精深,十年中,在陕北那座小山村里,他内外妇儿各科一身兼顾,治好的病人以数万计。那小山村真名叫关家庄,我曾在一篇小说中叫它作“清平湾”。
最早听说北玲,大约是74年,听说陕北知青中有几个师大女附中的才女正写一部知青题材的小说,才女中就有吴北玲这名字;那时我也正动了写小说的念头,这名字于是记得深刻。第一次见她是在78年,初秋,下着小雨,一个身材颀长的女子跟在立哲身后走进我家。立哲说,她叫吴北玲,也是陕北插队的。我说,噢——我知道。立哲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早就知道,行么?立哲笑道:行。北玲脱去粉红色*的雨披,给我的印象是生气勃勃。其时她已在北大读中文系。立哲说一句“你们俩有的聊”,就去忙着包饺子(他拌的饺子馅天下一流,这一点,几年后在芝加哥得到验证)。我便像模像样地跟北玲谈文学。饺子熟时雨停了。那晚月色*极好,我们坐在小院儿里吃饺子,唱辽阔的陕北民歌,又唱久远的少年时的歌,直唱到古今中外。北玲唱的一首古曲至今还在耳边: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立哲说北玲的手风琴也拉得好,北玲说等哪天她要带着琴来为我演奏。我常常不能相信,一个灵魂就会消失,尤其那样一个生气勃勃的灵魂。
此后立哲住在我家养病,陕北十年给了他终生受益的磨炼,同时送给他一份肝炎。北玲在北大呆不住,几乎天天往我家跑,当然是因为立哲。那时我初学写作,写了拿给北玲看,不知深浅地占去这痴情人的很多时间;北玲的文学鉴赏力值得信赖。她常常是下午下了课来,很晚才走,每次进得门来,脸上都藏不住一句迫切的话:立哲呢?如果立哲不在,她脸上那句话便不断地响,然后不管立哲在哪儿她就骑上车去找。立哲正在身体上和政治上经历着双重逆境,北玲对他的爱情,惟更深更重。
半年后,立哲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北二医的研究生,北玲迂回着表露她的骄傲:“真不知这小子什么时候念的书,考试前三天还又钓鱼又跳舞呢。”有一天一伙同在陕北插队的朋友碰在一起,有人提醒他们:“什么时候结婚呀你们?”立哲算了算,很多插队的朋友碰巧都在北京,便打电话回家:“妈,你准备准备,我明天结婚。”
“精神病!这哪儿来得及?”“有什么来不及?陕北这帮人一块吃顿饭就得。”
婚后不久,立哲和北玲相继去了美国,一个学医,一个学比较文学,一去又是十年。他们从美国寄来照片,照片上的北玲依然年轻,朝气蓬勃;立哲却胖起来,激素的作用,听说他又添了糖尿病。信却少,他们大忙。听说立哲对实验动物过敏,几次因窒息被送进医院,他的导师惋惜再三,也只得同意他转行;之后听说他们开办了“北方饺子公司”,“孙太太的饺子”声誉极好;之后又听说他们创建了“万国图文”和“万通科技”公司,在美国每年注册的这类公司有上万家,三年后仍然存在的只有7%,立哲和北玲的公司不仅存在下来,而且还有了三、四个子公司。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向我描述立哲: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觉,常是一手抓一个电话,脖子上再夹一个,旁边另外的电话铃又响起来。我能看见他令人眼花目眩的匆匆脚步。在我的印象里,他除了下棋和钓鱼,没有坐下来的时候,看着他,就像看一场乒乓球赛,忽此忽彼弄得你脖子酸疼。北玲呢,她的稳重、精细、知人善任恰恰是立哲的好搭档。令人惊佩的是,与此同时,北玲获取了硕士学位,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并在美国西北大学任教,还担任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比较文学家》杂志主编。
89年北玲回国探亲,带着出生仅四个月的小女儿,说是想让女儿早些看到中国。小女儿长得很漂亮,睁开眼睛东张西望,不知她对故乡的第一印象如何。我问北玲,把女儿留在中国吗?她说:“不,儿子小时候不得不跟我分开,这回我不能再离开女儿,我得做个像样的母亲了。”天色*渐晚,我请北玲吃炸酱面,一边听她讲在美国的创业史。先是一边读书一边在饭馆里打工,干最低等的活,一个人负责收拾三、四十张餐桌的餐具,一秒钟都不停地跑,可竟连其他国家的打工者都歧视他们,小费都被别人敛去不给他们留一文。立哲还在搬家公司干过,一二百斤的硬木家具扛起来两腿打颤,有一次电梯坏了,但不能违背合同,就一趟趟扛上几层楼,钱却不多挣。后来他们自己办起“饺子公司”,开始时食客们尚不识“孙太太的饺子”,全靠电话征订:“要饺子吗?孙太太的饺子物美价廉。”孙先生下了课先去四处采购,回到家熬上排骨汤,抡圆了膀子拌肉馅,配料极有讲究不容半点含糊。芝加哥亮起万家灯火,是孙先生和孙太太开始包饺子的时候了,正是不夜城歌舞喧喧之际,他们熬着瞌睡把饺子包得满屋子没地方搁。几百个饺子在凌晨前包好,先生和太太才都躺下睡一会。天很快亮了,饺子冻好,包装整齐,孙先生开着破汽车一家一户地送。立哲那辆汽车破到了全芝加哥第一,底盘锈烂了,坐在车里往起一站,身体忽然矮下去,鞋底竟与路面直接磨擦。随后办起了“万国图文公司”,先做名片。“阿拉伯文,贵公司能做吗?”孙先生泰然答道:“当然。”北玲便笑。其时他们尚不知阿拉伯文有几个字母呢。但既是“万国图文”就得是“当然能做”,否则信誉何在?两口子埋头一宿,居然摸出门道,一份漂亮的阿拉伯文名片按期交货。业务范围逐渐扩大,设备不够,北玲便于周末在其打工的公司藏下,用人家的设备工作,周六周日昼夜苦干,睡在地板上,立哲探监似地按时来送饭。就这样创业。真难,真苦。北玲说:“插队过来的人,什么苦没受过?不怕。”可图的什么呢?北玲半晌不语,笑笑,很可能这是命,是性*格,性*格就是命运,不能放弃理想的命运。“其实也简单,”她说,“中国人不能总让人瞧不起。”此前立哲已回国一趟,筹备在中国投资办高技术企业。立哲和北玲都屡屡说起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盼望中国不能再落后。我见北玲的脸上有明显的疲倦。她说一年前胃上刚刚切除了一个瘤子,“良性*的,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