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型时代——《大转型时代》连载之九

作者：艾伦（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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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要问。

    前些日子，在翻阅我的一些旧稿的时候，我偶然翻到了我曾经发表的一篇毕业典礼演说。它的标题是“在一个理解的时代”，在这篇演说中，我说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很多人正在体会“一种末世感，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当我重读这篇演说稿的时候，我当时说过的很多话，在我看来，很契合20世纪中叶的氛围。但手稿上的日期是1938年6月——不仅在原子弹和冷战之前，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比这还早很多，打从很久之前起，很多美国人的头脑里时不时地有一种焦虑不安的紧张感，常常还结合了一种挫折感，一种这样的感觉：一些强大的、难以驾驭的力量可能正在把你带向“即将来临的灾难”，对此，你无计可施。一般而言，你可能把这种精神状态归咎于一个人在情感上很难调整自己，以适应格雷厄姆•沃拉斯所谓的“大社会”中的生活——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堪萨斯州的一位农民或锡拉丘兹市的一位药材商的命运，可能被纽约股市的一次崩盘、华盛顿政府的一个决定或朝鲜的一次入侵所决定。不过，在更特殊的意义上，是1914～1918年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它证实了萨拉热窝——萨拉热窝在什么地方，是个啥玩意儿？——所发生的某件事情能够把美国人的生活彻底搅了个底朝天；接下来是大萧条，它击中那些认为个人的勤奋和努力不会没有回报的男男女女的心窝；然后是希特勒主义的进军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让年轻人在很多他们此前从未听说过的地方卷入了致命的战斗；再是另一个遥远却难以平息的威胁——苏俄——的出现，以及对新的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的忧惧，加上原子弹所带来的恐怖。在后来所有那些年里，政府的紧急管制措施中始终牵涉到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比如征兵，在20世纪中叶的很多美国年轻人看来，义务征兵简直就是对自由意志观念的无情嘲讽。

    或许，每个人都曾在某个时候有过这种无助感，就像一架轰鸣着穿过云雾的班机上一个被安全带绑缚在座位上的乘客，对大事完全不能掌控。商人在为来年编制预算，或者在签订一份长期合同；年轻恋人在计划结婚；大学生在琢磨是不是继续上法学院——他们很可能全都觉得：自己所做出的任何决定，都带有一个含蓄的附加条款：“除非所有可怕的爆炸物都被拆除了。”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提出下面这个论点（就像我在本书中所做的那样）：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我们已经在整体上使得美国成为一个更适合生活的地方，他几乎都能听到一句愤怒的回应：“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在这段时期里，我们所成功地做到的一切，只不过是从一个确信的时代，走向了一个永远紧急的时代。”对世事难料的恐惧，影响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这一情形最严重的，莫过于最近几年。

    在1938年那篇毕业典礼演说中，我曾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恐慌以及在恐慌中产生的非理性观点的时代，在这段时期，人们总是在寻找替罪羊，以便有目标发泄他们对那些无形力量的怒火，正是这些无形的力量，使他们身陷于危险之中。自从苏联政府的侵略意图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变得越来越清楚之后——即大约1946或1947年——这样的事情也在发生。我们在寻找美国的替罪羊，好把我们目前的困境归咎到他们的头上，找出他们，惩罚他们，可能会让我们再次觉得安全。这种寻找是如此恐慌，如此非理性，如此持久，猜疑和恐惧又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激起了人们这样的想法：美国人在20世纪中叶这些年面对着一个让人不安的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是否能继续维护自由——那曾是他们最有价值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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