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一天》

　　今年的一整个夏天，正是鲁迅先生被病缠绕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光。许多爱护他的人，都为了这个消息着急。然而病状有些好起来了。在那个时候，他说出一个梦：“他走出去，看见两旁埋伏着两个人，打算给他攻击，他想：你们要当着我生病的时候攻击我吗?不要紧!我身边还有匕首呢，投出去，掷在敌人身上。”

　　梦后不久，病更减轻了。一切恶的征候都逐渐消灭了。他可以稍稍散步些时，可以有力气拔出身边的匕首投向敌人——用笔端冲倒一切——还可以看看电影，生活生活。我们战胜“死神”。在讴歌，在欢愉。生的欣喜布在每一个朋友的心坎中，每一个惠临的爱护他的人的颜面上。

　　他仍然可以工作，和病前一样。他与我们同在一起奋斗，向一切恶势力。

　　直至十七日的上午，他还续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以前有《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似尚未发表)一文的中段。(他没有料到这是最后的工作，他原稿压在桌子上，预备稍缓再执笔)午后，他愿意出去散步，我因有些事在楼下，见他穿好了袍子下扶梯。那时外面正有些风，但他已决心外出，衣服穿好之后，是很难劝止的。不过我姑且留难他，我说：“衣裳穿够了吗?”他探手摩摩，里面穿了绒线背心。说：“够了。”我又说：“车钱带了没有?”他理也不理就自己走去了。

　　回来天已不早了，随便谈谈，傍晚时建人先生也来了。精神甚好，谈至十一时，建人先生才走。

　　到十二时，我急急整理卧具。催促他，警告他，时候不早了。他靠在躺椅上，说：“我再抽一支烟，你先睡吧。”

　　等他到床上来，看看钟，已经一时了。二时他曾起来小解，人还好好的。再睡下，三时半，见他坐起来，我也坐起来。细察他呼吸有些异常，似气喘初发的样子。后来继以咳呛，咳嗽困难，兼之气喘更加厉害。他告诉我：“两点起来过就觉睡眠不好，做恶梦。”那时正在深夜，请医生是不方便的，而且这回气喘是第三次了，也不觉得比前二次厉害。为了减轻痛苦起见，我把自己购置在家里的“忽苏尔”气喘药拿出来看：说明书上病肺的也可以服，心脏性气喘也可以服。并且说明急病每隔一二时可连服三次，所以三点四十分，我给他服药一包。至五点四十分，服第三次药，但病态并不见减轻。

　　从三时半病势急变起，他就不能安寝，连斜靠休息也不可能。终夜屈曲着身子，双手抱腿而坐。那种苦状，我看了难过极了。在精神上虽然我分担他的病苦，但在肉体上，是他独自担受一切的磨难。他的心脏跳动得很快，咚咚的声响，我在旁边也听得十分清澈。那时天正在放亮，我见他拿左手按右手的脉门。跳得太快了，他是晓得的。

　　他叫我早上七点钟去托内山先生打电话请医生。我等到六点钟就匆匆的盥洗起来，六点半左右就预备去。他坐到写字桌前，要了纸笔，戴起眼镜预备写便条。我见他气喘太苦了，我要求不要写了，由我亲口托请内山先生好了，他不答应。无论什么事他都不肯马虎的。就是在最困苦的关头，他也支撑起来，仍旧执笔，但是写不成字，勉强写起来，每个字改正又改正。写至中途，我又要求不要写了，其余的由我口说好了。他听了很不高兴，放下笔，叹一口气，又拿起笔来续写，许久才凑成了那条子。那最后执笔的可珍贵的遗墨，现时由他的最好的老友留作纪念了。(这字条便是登在本刊本期哀悼鲁迅先生纪念画报中《鲁迅先生的绝笔》。——编者注)

　　清晨书店还没有开门，走到内山先生的寓所前，先生已走出来了，匆匆的托了他打电话，我就急急地回家了。

　　不久内山先生也亲自到来，亲手给他药吃，并且替他按摩背脊很久。他告诉内山先生说苦得很，我们听了都非常难受。

　　须藤医生来了，给他注射。那时双足冰冷，医生命给他热水袋暖脚，再包裹起来。两手指甲发紫色大约是血压变态的缘故。我见医生很注意看他的手指，心想这回是很不平常而更严重了。但仍然坐在写字桌前椅子上。

　　后来换到躺椅上坐。八点多钟日报(十八日)到了。他问我：“报上有什么事体?”我说：“没有什么，只有《译文》的广告。”我知道他要晓得更多些，我又说：“你的翻译《死魂灵》登出来了，在头一篇上。《作家》和《中流》的广告还没有。”

　　我为什么提起《作家》和《中流》呢?这也是他的脾气。在往常，晚间撕日历时，如果有什么和他有关系的书出版时——但敌人骂他的文章，他倒不急于要看——他就爱提起：“明天什么书的广告要出来了。”他怀着自己印好了一本好书出版时一样的欢情，熬至第二天早晨，等待报纸到手，就急急地披览。如果报纸到的迟些，或者报纸上没有照预定的登出广告，那么，他就失望。虚拟出种种变故，直至广告出来或刊物到手才放心。

　　当我告诉他《译文》广告出来了，《死魂灵》也登出了，别的也连带知道，我以为可以使他安心了。然而不!他说：“报纸把我，眼镜拿来。”我把那有广告的一张报给他，他一面喘息一面细看《译文》广告，看了好久才放下。原来他是在关心别人的文字，虽然在这样的苦恼状况底下，他还记挂着别人。这，我没有了解他，我不配崇仰他。这是他最后一次和文字接触，也是他最后一次和大众接触。那一颗可爱可敬的心呀!让他埋葬在大家的心之深处吧。

　　在躺椅上仍旧不能靠下来，我拿一张小桌子垫起枕头给他伏着，还是在那里喘息。医生又给他注射，但病状并不轻减，后来躺到床上了。

　　中午吃了大半杯牛奶，一直在那里喘息不止，见了医生似乎也在诉苦。

　　六点钟左右看护妇来了，给他注射和吸入酸素，氧气。

　　六点半钟我送牛奶给他，他说：“不要吃。”过了些时，他又问：“是不是牛奶来了?”我说：“来了。”他说：“给我吃一些。”饮了小半杯就不要了。其实是吃不下去，不过他恐怕太衰弱了支持不住，所以才勉强吃的。到此刻为止，我推测他还是希望好起来。他并不希望轻易放下他的奋斗力的。

　　晚饭后，内山先生通知我：(内山先生为他的病从早上忙至夜里，一天没有停止。)希望建人先生来。我说：“日里我问过他，要不要见见建人先生，他说不要。所以没有来。”内山先生说：“还是请他来好。”后来建人先生来了。

　　喘息一直使他苦恼，连说话也不方便。看护和我在旁照料，给他揩汗。腿以上不时的出汗，腿以下是冰冷的。用两个热水袋温他。每隔两小时注强心针，另外吸入氧气。

　　十二点那一次注射后，我怕看护熬一夜受不住，我叫她困一下，到两点钟注射时叫醒她。这时由我看护他，给他揩汗。不过汗有些粘冷，不像平常。揩他手，他就紧握我的手，而且好几次如此。陪在旁边，他就说：“时候不早了，你也可以睡了。”我说：“我不瞌睡。”为了使他满意，我就对面的斜靠在床脚上。好几次，他抬起头来看我，我也照样看他。有时我还陪笑的告诉他病似乎轻松些了。但他不说什么又躺下了。也许是这时他有什么预感吗?他没有说。我是没有想到问。后来连揩手汗时，他紧握我的手，我也没有勇气紧握回他了。我怕刺激他难过，我装做不知道。轻轻的放松他的手，给他盖好棉被。后来回想：我不知道，应不应该也紧握他的手，甚至紧紧的拥抱住他。在死神的手里把我的敬爱的人夺回来。如今是迟了!死神奏凯歌了。我那追不回的后悔呀。

　　从十二时至四时，中间饮过三次茶，起来解一次小手。人似乎有些烦躁，有好多次推开棉被，我们怕他受冷，连忙盖好。他一刻又推开，看护没法子，大约告诉他心脏十分贫弱，不可乱动，他往后就不大推开了。

　　五时，喘息看来似乎轻减，然而看护妇不等到六时就又给他注射，心想情形必不大好。同时她叫我托人请医生，那时内山先生的店员终夜在客室守候(内山先生和他的店员，这回是全体动员，营救鲁迅先生的急病的)。我匆匆嘱托他，建人先生也到楼上，看见他已头稍朝内，呼吸轻微了。连打了几针也不见好转。

　　他们要我呼唤他，我千呼百唤也不见他应一声。天是那么黑暗，黎明之前的乌黑呀，把他卷走了。黑暗是那么大的力量，连战斗了几十年的他也抵抗不住。医生说：过了这一夜，再过了明天，没有危险了。他就来不及等待到明天，那光明的白昼呀。而黑夜，那可诅咒的黑夜，我现在天天睁着眼睛瞪它，我将诅咒它直至我的末日来临。

　　十一月五日，记于先生死后的二星期又四天。

　　(1936年《作家》第2卷第2号)

　　赏析写一个人的死本来就难，更何况写伟人的死，因此，非至爱亲朋难以胜任。鲁迅生命的最后一天，由许广平写来，其感情之真挚，体察之细微，自然无人可以替代。

　　首先作者善于通过细节描写来表现鲁迅高尚的品格和博大的胸怀。鲁迅给内山先生写便条一事，作者写得极细。妻子两度劝阻，鲁迅却执意不从，在写不成字的情况下，他“勉强写起来，每个字改正又改正”，“许久才凑成了那条子。”这是鲁迅最后执笔的形象，从细节中我们深感鲁迅的坚韧和一丝不苟。看报一节，作者插入了一段回忆，写他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情，甚至比别人还着急，焦急地等待报纸，“急急地披览”，以至为报纸迟到或没有看到预定的广告而“失望”、“虚拟出种种变故”。报纸来了，“他一面喘息一面细看《译文》广告，看了好久才放下。原来他是在关心别人的文字。”今昔之事相映烘托，更突出了鲁迅博大的胸怀。

　　其次是以情动人。人在生离死别之时最能显出真情。许广平一方面写出了鲁迅临终表现出的深沉的感情，同时也表现了她本人的痛失爱人之感和对黑暗社会的愤怒之情。鲁迅曾有诗道：“无情未必真豪杰”。在这死别之时，鲁迅对自己的“以沫相濡”的伴侣自然有不尽的牵挂，这情思无需用语言来表达，而代之以动作：“揩他手，他就紧握我的手，而且好几次如此。”“好几次，他抬起头来看我。”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鲁迅的依恋和爱意尽在这一握手、一抬头之中。读了这些令人心碎的文字，读者会深深地理解许广平“那追不回的后悔”。然而许广平并不仅仅为没有回报爱人以紧紧的握手和拥抱而含泪深悔，也并不止于对鲁迅长逝的痛悼，而且对造成鲁迅早逝，百般迫害鲁迅的国民党走狗发出了愤怒的呐喊。在当时，作者自然无法直陈其言，只有借对黑夜的诅咒来表达自己的一腔愤怒。

　　在结构上，本文虽并不刻意追求曲折，但在质朴、平实之中又颇有起伏，亦足见其匠心。例如开篇的文字，并不单刀直入写鲁迅的最后一天，而是写鲁迅久病之后病状有些好起来了，更在梦后不久，病体却大有转机。甚至写道“生的欣喜布在每一个朋友的心坎中，每一个惠临的爱护他的人的颜面上。”然而，这不过是作者的一个虚幻的希望。当读者被投进鲁迅病危、不可救治、溘然长逝这些残酷的文字里的时候，原来悬在心中的希望顷刻间化为了泡影。这正是文章先从病情好转写起所要达到的预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