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沫若在长沙》

　　洞庭落木余霜叶，楚有湘累汉逐臣，

　　苟与吕伊同际遇，何因憔悴做诗人?

　　和寿昌原韵沫若

　　若干年前，沫若到东京访我，在我们户山原的寓所住了两三天，我们得他的教益很多。比方我虽是生长田间，却并不曾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我们一块在田野里散步的时候，彼此指着许多花草相问。在一个有过深厚理科素养的人的面前，我简直显得“不辨菽麦”。这以后我才努力想补充一些人生应有的常识。颇拟写一篇《和沫若的三日间》，志当时的游踪，却没有写成。直到十数年后的今天，沫若到了长沙，在这一关系民族存亡的伟大历史时期和我们相处了四五天，我才觉得应该鞭策我自己写下一些生活的印象，告诉广大关心沫若的青年。

　　沫若此来给我最大的印象是他的爱国之情如此挚切。几乎他所写的每一行，他的日常生活的每一片断都表现他对于民族命运的关心。但显然的，中国的进步速度不能像他刚归国的时候所估计的那样高。许多复杂多歧的现实使一个烈火似的革命诗人不能不冷静起来，沉郁起来。记得在上海战争还壮烈地进行的时候，他丝毫不考虑他的安全，驰驱战火之中，常常以行军毯裹着身子在军车里过着战场之夜。北新泾退兵的时候我打电话告诉他，他说：

　　“这有什么值得惊怪的。这是我军应取的行动。不如说退的太迟了。”

　　当时他真是那样的兴奋，那样的乐观。十月间，他那带着子女留居千叶的夫人安娜女士，被日警捕去毒打之后监禁一月之久。安娜女士来信劝他珍重，不要时常上前线。她说：

　　“你若是被他们捉去，可不得了。”

　　沫若虽则是伉俪情深，却丝毫不曾因此动摇其抗敌救亡的信念。他仍旧大胆地英勇地上前线跑，为鼓励将士，为联合军民而奋斗。相隔不过两三月，当我和他在长沙相见的时候，他的表情变的那么阴郁，他的诗虽仍是那样的豪迈奔放，但如“伤心最怕读《怀沙》，国土今成待剖瓜”，或“漫道能先天下忧，欲倾万斛写奇愁”诸绝，音节之间不免流露着一脉的感伤。当他长沙生活的第二天，由我们邀他游岳麓的时候，他听着同游者壮烈的救亡歌声，不觉感叹的这样说：

　　“在武汉一个月以来的闷气才稍稍地一吐了。”

　　他深深地感觉得艺术家的天地未可轻易捐弃。艺术家的自由被束缚，等于扼杀了他的全部生命，他将无法发挥他应有的力量，过朱张渡时，划子为着争先取了捷径，不知反而搁在浅滩上，舟子下水推挽，船才稍动。望着邻舟绕道下流的反而先达，沫若对着那船饱孕着春风的白帆不胜艳羡，他说：

　　“瞧，他们真是一帆风顺啊。”

　　因而他谈到世间许多事也真象这样欲速反而不达。同时，许多事看去似乎顺利而暗礁却异常的多。显然地他不能无所感慨，不像上海抗战时期那样乐观了。许多朋友们听得说沫若来了，多想找他讲讲话，我们更因友谊关系好几次要他写点文章，但终于被他婉谢了。我是听过他在上海和南桥嘉定的演说的。他的火一般的爱国热情使他成为那样一个雄辩家。他的话是那样煽动的，几乎每一句都能使听众为之狂热，为之击节。因此在上海陷落后，大家认为让沫若留沪，不仅很危险，也是抗战的损失，因为可以运用他的雄辩力，煽动力，对后方广大民众做救亡宣传。但是及至到了后方，他反而不说话了。这又该是抗战前途多么大的损失!我们迫切期望的是沫若兄迅速地从目前的忧郁和沉默中解放出来，把他的诗才的全部，辩才的全部，贡献给危迫的祖国，贡献给为自由独立而挣扎的祖国。因为他是中国青年的代言者，他的忧郁将引起全中国的忧郁，他的积极和乐观将成全中国的积极和乐观!

　　沫若的长沙生活却是非常有趣的。他刚到的那天，我邀他上南门城上天心阁指点太平军过长沙的战迹。胡萍小姐来了，同赴银宫旁一酒楼。醉中索笔狂草，茶房在一旁，赞叹不置，他问胡小姐：“这位是谁?写诗不假思索，挥洒自如，就像我们扫地似的。”胡小姐把茶房的批评转告沫若，沫若大笑成一绝，有“作书如扫地，把酒欲问天”句。前日午前，天又晴朗，邀游玉泉山，寻所欲古书，仓卒中无所得。漫步至民众俱乐部参观何云樵所筑箭场，沫若谈北伐战争时过长沙事，谓十年日月若不浪费，何至让日寇猖狂至此?晚题短纸赠某氏，因有“何来后羿箭，射日破愁天”句。沫若欢喜吃长沙的凉薯(四川叫“地瓜”)，曾于赴宴归途买四毛钱的，分量似不如平时的多，沫若少之，请“客气点”。卖凉薯的回答得妙：

　　“不是我不肯加，你怎么拿得了呢?”

　　沫若因大赞长沙人的幽默。自来此间“人吃人”殆无虚日。沫若盛赞李合盛的百叶，于长沙酒家及远东中菜部亦有好感。为理解长沙市井生活，曾偕登北门外某茶馆店。他颇感叹于谭组庵派书法在长沙的普遍，说连“登楼大发”的字条都有“谭味”。在吃包子春卷的时候，他谈到少时在他的故乡成都做“亸神”(不良少年)时候的故事，说在戏场里看戏丢手巾把子的艺术三昧，不下于今日技巧派的作家。最后有一位“瘪三”一类的人上楼来，老要我们“抽彩头”，说“蛮灵验的”，不过又补足一句说：“句子是好歹都有，不可见气。”熊岳兰女士去抽一条是“去年好，今年差”。她点首称是，说：“可不是吗?去年在上海《立报》做女记者，今年在长沙做难民，自然差得多了。”沫若抽一条可吉利得很，有四句偈语似的话：

　　“孔明借箭，只有三天。

　　一桩好事，就在眼前。”

　　我们都替他道贺，说不仅时局有好转之象，说不定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好事等着他。他说：“至少只有三天的话是验了。我三天之内必离开长沙的。”末了，轮着我们三爷，却抽了一条这样的东西说：

　　“有鬼有鬼，内中有鬼，

　　拉的拉脚，扯的扯腿!”

　　这把我们都笑歪了。亏着沫若安慰三爷，他说：“您别怕鬼，我们得打鬼，比如我们要想创造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国家，日本鬼子却拉的拉脚，扯的扯腿，所以我们非打倒日本鬼子就别想过太平日子。”

　　我想沫若的话是对的，我们大家努力吧。

　　(1938年2月13日长沙《抗战日报》)

　　赏析这篇文章主要是记述郭沫若的爱国精神和热情。作者所述并没有夸张。“七七事变”之后，郭沫若“别妇抛雏”，从日本只身偷渡回国抗战，那一腔爱国热情，确应该书之竹帛。作者写他在沪战中“驰驱战火之中”云云，是实在的记录。

　　乍读此文，觉得平平常常。读后一想，才发现了此文的好处。文章是以诗作穿线的。文章开头就是引的郭沫若的诗。“何因憔悴做诗人”就为作品的主人公定了身份。中间段落，顺笔摘引郭沫若的诗句，以显示郭沫若在抗战中的心态。文章的最后虽是抽签的谶语，然而也是诗的形式。这样，诗就贯穿了全文。如此的安排，虽然出于作者的心裁，却也实属势所必然。郭沫若是位诗人，记述诗人的言行，离开诗就似乎有点不合身份。作者虽是剧作家，却颇有诗人气质。这不仅指他的剧本具有浓厚的抒情性，更指他还是个歌词作者。他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了我国的国歌，自然是家喻户晓。以具有诗人气质的笔记述诗人的言行，其文章自然会诗味浓厚。否则，怎么说“文如其人”呢!

　　文章的主题和内容是严肃的，文字却相当活泼和风趣。酒楼茶房评论郭沫若做诗，不假思索，挥洒自如，“就像我们扫地似的”;郭沫若买凉薯，嫌给得少，而卖者答说：“不是我不肯加，你怎么拿得了呢?”抽签却抽到了“有鬼有鬼，内中有鬼……”这些情节，无不令人捧腹。有了这些情节，文章的趣味性就油然而生。随笔当然是有趣味性好，但也不是为趣味而趣味、为幽默而幽默，要幽默得有意义。否则就很容易陷入浮滑。这里的幽默就很有意义。那“作书如扫地”之说，不仅充分地状出了郭沫若的才气，而且为郭沫若的“作书如扫地，把酒欲问天”的诗句做了注脚。要没有这一笔令人破颜一笑的记载，那“作书如扫地”的出典，别人还真不容易弄明白呢。那卖凉薯者的话，既显示着长沙人的幽默机智，也是值得学习的生意经，所以风趣得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