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海霞
五千年华夏文明史，历来尊崇诗书。“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黄庭坚则说，人不读书，肤浅无聊，“面目可憎也”。百业之中，读书为尊，韩愈在《进学解》里的自我描述是“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真是苦了他了；其《杂诗》又说“古史散左右，诗书置后前；岂殊蠹书虫，生死文字间”，流露出了点厌烦。如果说韩愈是偶感无聊，发了牢骚，那么《太平广记》卷二五○引《朝野佥载》里所记：“李安期……看判曰：‘书稍弱。’迭人对曰：‘昨坠马伤足。’安期曰：‘损足何废好书？’”这种冷笑话，便昭示了士人喜书的诚心了吧！文人骚客们刚日诵经，柔日读史，在早晨读五经诸子之书，夜间读史集之书，午间读闲杂之书。分秒不废，孜孜不倦，目不窥园，通宵达旦，就连倜傥风流时也不忘“红袖添香夜读书”。如此推崇读书，西方诸国所不能及，《圣经》里甚至还有“读书繁多，身体疲倦”之类的训诫，不像我们头悬梁，锥刺骨，夏囊萤，冬映雪，凿壁偷光，韦编三绝，言必称十年寒窗苦，“读书破万卷”。
然而，究诸史实，又不免令人费解与泄气。因为我们一面是多如牛毛的倡言读书的高论，一面又是花样百出的禁书焚书手段。而能做到"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的只有董仲舒，能够以书为巢的也只有罢了。
治国瞧不起诗书，自古已然。例如《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不好文学，《史记·陆贾列传》更借高祖之口来说明：“乃公马上得天下，安事诗书？”直截了当，痛快坚决，不愧是开国皇帝的圣旨。秦始皇更厉害，“焚书坑儒”，其烧书虽不及于医药、卜筮、种植之类，但《诗》、《书》之类确实是烧了不少。不但烧，“偶语诗书者”，还要弃市。清朝大兴文字狱，禁书如云，《红楼梦》、《水浒传》等皆在行列。但禁书往往是促进书籍流传的强大动力，因为这些所谓的禁书，大多是很有意趣的书，群众喜爱它，你越禁止，它越流传。故“雪夜闭门读禁书”成为封建时代一大乐事，金圣叹就以评读《水浒》为趣：“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只是百看不厌。”你瞧，他活蹦乱跳的，若无禁书政策，是不会产生这种独特奢求的。在林彪与“四人帮”横行的十年“文革”间，书籍遭受了空前的浩劫。秦始皇烧书时，文化史尚处于早期成长阶段，文化积淀成书的类别与数量皆不及后来，且那时的书是竹简串成的，按重量说大概不少，但从种类与篇幅上说，肯定比不上林彪之流战果辉煌。
其实，从根本上讲，“四人帮”之流烧书煮书之举，不过是秦焚清禁的简单重复，倒是朱元璋在禁书领域的革命性创举，又比其高明百倍。
这位和尚出身的帝王胸中墨水自然不多。《明实录》卷七四所载的圣谕《铁榜文》，琐言碎语，重复冗杂，晓畅如话。黄溥《闲中古今录》也载明太祖“开科取士，向意右文”，诸勋恐受冷落，进辞曰：“士善讥讪，初不自觉。且如张九四厚礼文儒，及请其名，则曰‘士诚’。”上曰：“此名甚美！”答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朱元璋深以为然。把齐人尹士自我检讨的话“士，诚小人也”读作“士诚小人也”，真是一群文盲。文盲不免自卑，自卑的结果便是忌刻，加之他在《大诰》里的硬性规定：“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刑法条文，字字血腥，于是便有许多读书人莫名其妙地死在他手里。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集《高太史启》与杨循吉《吴中故语》载，吴中才子高启编修《元史》后，辞官归乡，其曾作《题宫女图》诗，曰：“女奴扶醉踏苍台，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暗寓后宫淫乱事，朱元璋怀疑是讽刺自己，甚为怨恨。后来高启为新苏州府所写《上梁文》，中有“龙盘虎踞”字样，被诬有慕龙位之异图，朱元璋便将其腰斩后大卸八块。还有李仕鲁因直谏被乱棍打死，叶居升因纠其错被诛，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朱元璋觉得读书人难以驾驭--谁知道他们脑子里装着些什么东西？总不能把他们都砍了吧！他寝食难安，冥思苦想，终于在一个阴森可怖的深夜，脑际异光闪现，八股之策诞生了。夏燮《明通鉴》卷三认为制艺，也就是八股，“盖上及学士刘基所定，仿宋经义之例为之”，我以为刘基乃授命而行，仅为讲释参谋尔，终极决策者仍是朱元璋。八股文考纲仅定于四书五经，且奉朱熹集注为圭臬，禁有新解。朱重八诡异地笑了笑，笑得民族最终被“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
余秋雨先生在《山居笔记》中写道：“八股文的毛病首先不在形式而在内容。这是一种毫无社会责任和历史激情，不知究竟要选择什么样的人的昏庸考试方式。”士人品格开始下降，文艺形式开始僵化，创作停滞不前。清人张潮以文人眼光观八股，在《幽梦影》里说“文体日增，至八股而遂止”，并且满怀希望地无奈感叹：“遥计百年之后，必有其人，惜乎不及见耳！”朱元璋没烧书，但这八股取士的办法比烧书还厉害。清初粤人廖燕在其《二十七松堂集》中言：“吾以为明太祖以制艺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矣，其欲愚天下之心一也。”他又说，秦代焚书是使人无书可读，而八股取士则使人有书而不肯读。昼夜揣摩四书五经，其它杂书自然咸束高阁，虽图书满前，皆不暇目，以为妨吾所为。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自焚矣。非焚也，人不复读，与焚无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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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朱元璋似乎还不放心，他还要亲自检查一下四书五经，看看其中有无不妥之处。翻检《孟子》时，朱元璋原本欣赏的脸色越来越沉，眼光越来越狠。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
君之视臣为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仇雠。
未待读完，他便勃然大怒怒发冲冠地叫嚣：“此等土芥寇雠之语，岂是臣子所言？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孟子九泉有知，应当庆幸自己没赶上朱元璋治下，不然剥皮、凌迟、枭首等一大堆酷刑正等着他呢！”
孟子那些本没有什么错的话，在朱元璋看来无异于指着自己骂和尚，指着和尚骂秃驴，甚至有煽动轻君叛君的嫌疑，这还了得？非但如此，朱元璋甚至对《孟子》里关于要使民安居乐业，轻徭薄赋，勿滥杀无辜，施行仁政的话都不能容忍。此外，据容肇祖先生《明太祖的〈孟子节文〉》（《读书与出版》二卷四期）所言：“至如‘齐人有一妻一妾两处室者’三十四句亦被删去。则是抨击虚伪，亦不能许可之列矣。”齐人在东郭坟地间行乞，多少触动了朱皇帝早年为乞僧的忌讳，焉能不删？
于是朱元璋便下令把孟子逐出孔庙，不许配享；又命翰林学士刘三吾将《孟子》中这类言论一概删除，计八十五条，刻《孟子节文》行世。
看来乱翻书不一定要去翻那些畅销书。商业上的畅销，未必内容上有深意和内涵，倒是诸如《二十七松堂集》之类的冷僻书会给人带来冷静的思索。这种思索是愤慨后的理性再生，以防言行失之偏颇；是沉寂后的坦然涅槃，以防心灵沉郁无法自拔。我们思索的是公平，是正义，是辽阔，是浩瀚，是历史长河中那片永不褪色的自由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