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得写得太多，太快，太淋漓，风格太宽，战线太长，自诩又太高。太多了如同杂乱，叫人晕乎，用王安忆的话说，是自己自冲了自己。太快了只如匆匆掠影。你没有给读者留下消化与反刍的时间。太淋漓了如同相声，人们会得出如那位澳大利亚朋友的判断。太宽了叫人摸不着门，找不到北，一头雾水。太高了最多是鹰击长空，增加的是距离，减少的是亲切。我的齐头并进会使某些朋友、同行乃至读者感到闹心。请注意此词，叫做——闹心！我的傻气特别表现于我的滔滔不绝，写和说，诗和文尤其是作为一个纯洁的作家应该尽量少染指的评论。如果我真的很聪明，我至少应该删掉我的言论的百分之九十，我的作品的百分之六十，我的头衔的百分之八十。我太傻了。
我的为官冲淡了我的地地道道作家身份。我对于王朔的“躲避崇高”的评论冲淡了我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语出香港《大公报》与《文汇报》）的形象感。我的荒诞冲淡了我对于现实的关注。我的不放弃进言冲淡了我的飘逸潇洒。我的飘逸潇洒与灵活冲淡了我的执著与愚勇、还有我的敢为天下先的食蟹胆量。我的政论、学（术）论与杂文冲淡了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冲淡了我的诗歌。我自己的活人故事冲淡了我构筑的文学故事。我的头衔冲淡了王蒙的真身。我的幽默与恶搞冲淡了我的感动。我的谈笑风生冲淡了我的眼泪。我的古典文学研究冲淡了我的翻译。我的周游列国冲淡了我的老土情深。
记得许多年前，我在《文学评论》上读到黄子平评林斤澜的一篇文字《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我对林说，黄文感动得我几乎流出了眼泪。而林的回答几乎是，对不起，我要说是恶狠狠的（当然，我相信他从来对我没有恶意，但是他对于王某80年代的突然的长势也未必不下意识地感到闹心），他说：
“你还有眼泪？”
对，我早已说了，泪尽则喜。
我帮助的有些人早已经感到了我的碍事。受惠感是一个有雄心的人最最不能忍受的屈辱感与羁绊感。他或她可能急于摆脱你的阴影。得罪人会树立对手，帮助人也会培养对手，比如××与×××……多可爱的人们！越是自信渐渐丧失的人越会显出凶恶与东方不败来。我敬重的人也有人觉得与我渐行渐远。我自己一直干扰着我自己，我自身一直妨碍着我自身。朋友与非朋友都觉察到了我的不同。我制造了、掀动了，至少是歌唱了、记录了、帮助了洪波的涌起，冲走的与淹没的是我王某人。
所以，我是王蒙。
就这么一个。
我寻求感动，我感动过，感动了，而且还在感动着。我笑了。
我的笑容不可摧毁。
最后，没有争议的是：王某太聪明了。
你无法理解一个真正有艺术感的人怎么可能同时当官，却完全不明白文学使人们倾向于不无浪漫的革命，革命使人们倾向于富有挑战色彩的文学。你完全不明白你所理解的“官场”的一套怎么可能不消灭文学的灵感，却不明白真正的政治而不是蝇营狗苟的政治必定会充满理想主义的远见深思。你无法理解在同行是冤家的文坛——祭坛里怎么可能有真诚的批评与意见交流，却不明白对于王某来说有远比个人关系更重要的理念与诚实。你听到理念与诚实这一类的字眼就觉得好笑。你听到胸怀与境界之类的字眼就觉得一头雾水，当然不明白同是一个肉食者，同是一个不拒绝版税的人，他怎么可能比你高尚而且宽阔。你同样不明白一个尖锐嘲笑的作者怎么同时有对于大局的维护与珍惜，按你的理解能力，你只能把这样的人打成反对派或者机会主义者。你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能不清清楚楚地回答是或者否，yes 或者 no，而是搞什么珍惜中的扬弃，批判中的传承。你无法相信一个立体地感受着生活、思考着世界的头脑，你只能理解一个人的头脑有一个点，至多有一条线，有一条从这个点发射出去的直线（叫做矢量），更高明一点你会有一个三角形，顶点或者中心仍然是你自己。你无法明白一个写作者怎么可能帮助同行而不是酸溜溜地嫉妒与落井下石。你无法相信一个文人会帮助他的过去的乃至“现行”的对手，最多你只能承认他做了别人不能做之事是由于他的聪明绝顶。你甚至不能理解一个身体健康的有若干成功的男人怎么可能不到处拈花惹草，于是你只能认为他——另有企图。
你能够勉强接受，你无法不接受的只剩下了他的智力，在一个具有长期的反智主义传统的地方，在一个“但愿生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语出苏轼诗《洗儿》）的地方，在一个更多地信奉“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地方，你未必全属好意地承认了王某的聪明，回避了你所永远不敢正视更不敢反省，你无从望其项背、你跳起来也够不着看上一眼的胸怀、心术、境界与做人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