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三畏
“我们恨贪官，又拼命报考公务员；我们骂垄断，又削尖脑袋往垄断部门钻；我们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事却忙找关系。总之，我们愤怒，不是因为不公平，而是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我们不是想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让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
以上这段话，是我从网上抄下来的。它有相当的认同度。类似的说法从腐败开始盛行的时候，就开始流行了。令人惊异的是，今天的中国，每一个阶层都在无所不在地、公开地谈论腐败。连权贵阶层、既得利益者，也在心照不宣地谈论它。而在很多场合，谈到最后，会以上面这样的话收场，于是大家感觉既无力，又无趣，“洗洗睡吧”，该干啥干啥去。
这段话要分两段论。前部分关于人们面对腐败和不公的选择的描述，我没说的，事实大致就是如此。稍微有点不同意见的是，我认为不该以鄙薄的心情去谈论“我们”的选择。因为这很符合人性，符合逻辑。这不是中国特色。当腐败和不公作为一种制度提供的公共用品的时候，任何民族都会是这样。
而且，这也是一种“积极”的人性，不应该做负面评价。如果不是这样，倒是不可思议的。假设，在社会出现了贪腐的漏洞、垄断的肥缺和对非正义的奖赏之后，人们不“拼命”地、“削尖脑袋”地去“找关系”，去追求；假设，当刘志军部长打算给全国每一位铁路局长在北京置备一套宅子，而全国有条件得享的局长和没条件得享的国民都全部充耳不闻，无动于衷。这有可能吗？
正是趋利和自私的天性，成为人类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础。西汉晁错说，“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向，四方无择也。”人的趋利性和自私性，也是所有政治和法律制度设计的前置条件，是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逻辑前提。没有趋利性和贪婪性，便没有人类社会。
当然，如果一个人愿意在基本生存不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选择抗拒腐败和不公正收益，那是应该受到鼓励的。但绝不可能要求一个群体做趋害避利的选择。总之，“我们”不必像上面那个段子所说的那样，为腐败和不公激发了自私的欲望而自责。但是，后面一部分，就有点过分了。它等于说，“我们”是一个没有基本理性的群体。因为，正常的人们在腐败和不公的游戏中居于弱势地位而吃亏，其“愤怒”应该会指向游戏规则，应该会“想消灭这种不公平”，而不是只怨恨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不需要多级推理，只要直觉到自己吃亏了，然后，自然要追问为什么吃亏，就会希望改变规则。正常的人一定是这么想。
不过，中国人确实接受了一种观念：规则是不能修改的，修改规则可能付出的代价是承受不起的——你要公平么？你不仅可能失去原有的利益，还可能失去基本人权。这样的教训常常来得非常直接。既然这一切都不可改变，那么，腐败和不公的秩序就成了天意，个人在这种秩序下受到的伤害就成了天灾。人们仅有的反抗，就是受伤害和受剥夺之后的阿Q之怒，就是怨自己命不好，而腐败强者就是命好。
这就是中国贪腐的现实。民众能忍受任何剥夺和没有尊严的生活，同时，贪官污吏能够人五人六地招摇过市。这一切来得那么直接，那么明摆着，以至于像本文开头说的那样，各方都已经坦然承认腐败的事实。中国民众对腐败和不公达已经有了什么样的承受度？你可以随机地找一个人，让他听完刘志军和薄熙来的事迹，问他有什么感想，他可能会说：这很正常！
所有民族在追求公正的道路上，都可能受阻。但无论如何不能丧失信心和勇气，不能把腐败和不公视为正常，也不能把罪责推给历史和文化，而必须当成每一个人的现实责任。只要允许改变游戏规则，允许追求公正，现在看起来的“正常现象”都会因为不正常而被改变。追求公正的秩序是所有人的共性，中国不会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