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士云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在距大汉帝国西部边塞只有100多里的鞮汗山一带，时光倒流：天昏地暗之中，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尸积如山，大汉骑都尉李陵率领残余部卒几百人正和单于做最惨烈的厮杀，为了对付5000人的汉军，单于先后投入11万精锐的匈奴骑兵……
全军覆没主帅投降的噩耗传到大汉，一朝皆惊，上下沸腾。面目悲戚者有之，咬牙切齿者有之。几天来，皇帝刘彻食不甘味，听朝不怡，惨凄怛悼。今天他极力克制内心的怒火。
“胜败乃兵家常事。可那么多将士血洒疆场，李陵为什么不为大汉捐躯，丢尽了李家的面子，丢尽了大汉的面子！”谁都知道，皇帝刘彻想治李陵的罪。
大家你瞧瞧我，我瞧瞧你，战战兢兢的不知道如何是好。几个胆子大一点的开始义愤填膺斥责李陵。开始还是几个人，最后几乎是一边倒，大家异口同声，认为李陵罪不容诛。
在威严的皇权之下，做臣子的显得那样的渺小和卑微，在察言观色中只好见风使舵，因为任何忤逆天威的言行，或者有这种嫌疑的后果都不堪设想。对于父母妻小、身家性命而言，任何的正义、良知都是微不足道的。
只有太史令司马迁在沉默。
“司马迁你怎么看李陵的投降，他为什么不战死殉国？”
司马迁和李陵虽然同处朝中，可是秉性不同，兴趣相异，连酒都没有喝过。但是，李陵有国士之风，司马迁耳濡目染，对李陵佩服之至。司马迁痛恨那些为了保全妻子而见风使舵的同僚，真想挺身而出，说一句公道的话。可是史官和卜祝地位差不多，位卑言轻，即便想陈述一下李陵的功劳，可是哪有机会呢。恰逢皇帝刘彻询问自己，有着拳拳之忠的司马迁也顾不得自己职低位卑了。
“李陵恭俭下人，作战勇敢，深得人心，古之名将不过如此。此次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转斗千里，横挑强胡，威震胡虏。救兵不至，矢尽道穷，士卒死伤如积，然而所杀过当。现虽投降，想必等待时机报答大汉。”
司马迁还没有说完，刘彻勃然大怒。这“救兵不至，矢尽道穷”分明是指责李广利坐视不救。司马迁替李陵说情也就罢了，居然胆敢诋毁国舅二师将军李广利。愤然之下，下令将司马迁交由大理寺予以定罪。
大理寺认为司马迁大不敬，诬蔑皇上，罪当宫刑。刘彻余怒未消，便听从了大理寺的判罚。平日的朋友和左右亲近之人慑于皇威，不敢发一言。司马迁家贫不足以自赎，终于遭受酷刑，祸及家人。
皇权神授法理昭昭，君臣没有平等对话的言语平台。功勋卓著的台阁辅弼尚且如此，更遑论操笔弄墨数典治文的小吏。自负的帝王怎么会轻易给臣下分辨解释的机会，偶尔伪装大度的同时，往往也会将这种陈述进行暴力的解读。让臣子各抒己见陈说是非厉害，充其量也是作秀而已，无非是向臣子证明自己决不是专横跋扈的主儿。其实，生杀奖惩他早已“内定”。
英雄末路，李陵不得已而投降。即便如此，司马迁认为凭着李陵的国士之风和战功他也不应当受到这样的惩罚。凭着一腔热血，如果说动皇帝，不仅可以消除睚眦之词，也可以让皇帝刘彻释怀宽慰。如果皇帝听从自己的意见，则李陵家人得免，世人至少也不会说皇帝刻薄寡恩。
其实，在众口一词的时候，刘彻再让司马迁表态，无疑是想让臣下知道自己是在充分尊重大家广泛征求意见之后才作出的决断，即便司马迁在他的眼中仅仅是一个戏弄一个倡尤而已。
果然，司马迁徒劳。非但如此，李陵不仅没有被原谅，连司马迁自己都身陷囹圄。因为，刘彻给司马迁机会，是人云亦云随声附和的机会，而不是替李陵辩白的机会。自古“刑不上大夫”，司马迁怀着明辨是非的正义感和对皇帝的赤胆忠心，其情可惘，其心可鉴，结果竟然被刘彻误解为诬蔑李广利，甚至对司马迁施以极刑。司马迁终于知道，皇帝终究是皇帝，臣下永远是臣下，而他仅仅是一个戏弄一个倡尤而已。千古之痛，谁人知之，怎一个惨字了得！
“谁为为之？孰令听之？”劫波渡尽深谙世情的司马迁还是将满腔的悲愤不平倾泻到一部《史记》当中，让世人在看到刘彻文治武功的同时，也看到了刘彻虚荣、自私、偏执、冷酷的一面，知道刘彻也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和秦始皇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