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轰炸延安。14日，胡宗南指挥7个师15万兵力，大举向陕北进犯。3月19日晨，在南京官邸的电讯员终于收到了蒋介石久盼的胡宗南从前线发来的捷报，喜形于色地报告说：“胡部进占延安城。” 蒋介石接到电报一看：“我军经7昼夜的激战，第1旅终于19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虏敌5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
蒋大喜，下令南京与西安的商店和居民当晚一律悬挂“国旗”，燃放鞭炮庆祝“陕北大捷”。 由于蒋介石下令催动所有的宣传机器进行宣传。报刊、电台对“延安大捷”大肆进行宣传鼓噪。弄得中外记者个个心跳，纷纷要求进行战地采访，前去延安。这可急坏了前方的胡宗南。
原来延安是毛泽东主动撤出的，胡宗南所谓“经7昼夜激战”之说，纯属“天方夜谭”，所谓“占领延安”，只是占得一座空城，哪有“5万共军的俘虏”和缴获的“无数”武器弹药?记者们来了，肯定要参观“俘虏”和观看“缴获的武器”。胡宗南急得团团转，手下参谋急中生智，在延安城四周紧急设置战俘营10座，抓来500名村民，再从国军中挑选出1500“伶俐”士兵，混合夹杂在一起，紧急加以排练，他手下的参谋长说：“‘战俘’难题解决了，‘缴获’的武器没办法解决!” 胡宗南亲自下令：“尽量搜集三八式和汉阳造的步枪送到战绩陈列室!” “但数量太少，与‘无数’相差甚远!” “下令把警备延安的地方部队的武器也速速送来。” “他们的武器取过来，八路夜袭的话，可就麻烦了!” “武器白天送去陈列馆，晚上送回去。”
结果，当记者团千里迢迢赶到延安后，10座战俘营由2000名“战俘”轮番唱戏。“战俘”在第一个战俘营被记者参观完后，记者才起身离开，马上用汽车赶运至记者正要去的下一个战俘营。运送记者的汽车司机奉命在途中故意放慢速度，或有意抛锚，以拖延时间。当记者们赶到第二个战俘营时，急急赶来的“战俘”们早已准备就绪了。胡宗南的绝招玩得记者们团团转。 弄虚作假之事，总不免会露出马脚。记者发现了“俘虏”玄机，说：“咦?在昨天那个战俘营，我不是见过你吗?”“俘虏”们立即按照事先的预案，挺起胸脯，“啪”地一个立正，然后一言不发。 记者们对他们无法可治。
不过，胡宗南对付记者有绝招，就是“银弹”攻击，不少南京去的记者被击中，一手接钱一手操笔，信口吹法螺，把吹嘘大捷的“战地通讯”、“战地报道”发往南京。 此时因为“火炉”南京太热，蒋介石正在庐山避暑。在离开庐山前，他曾指使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对毛泽东下达了一道“通缉令”，罪名是“意图颠覆政府，其为内乱犯”，把一年前还握手笑谈的毛泽东“悬赏通缉”。谁知南京报刊宣传攻势的热度比“火炉”气温还热烈，传奇的英雄、意想不到的战斗传说、智勇双全的指挥官事迹……连篇累牍，撩得蒋介石也在庐山坐不住了，又返回南京。
报章的宣传还在升温。蒋介石如同许多对战局一无所知的人一样，渴望着去延安看看。 延安是毛泽东等人的驻地，从1935年开始就一直是中共的领导中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人在这里生活了10多个春秋。 胡宗南接到蒋介石要来延安的指令后，立即忙碌起来了。飞机在西安与延安之间多次往来，从西安把洋瓷脸盆、澡盆、马桶、沙发、钢丝床、山珍海味及厨师等运抵贫苦的延安，再调集最先进的大炮部署在延安四周进行警戒，宛如大敌来临。 随即，又派一批侍卫前去打前站，检查延安城内外的安保措施是否到位。
一切就绪，蒋介石启程了。 1947年8月7日，蒋介石乘坐着美龄号专机飞临延安，在延安简易机场尘土飞扬的跑道上降落，随即，被重兵接送到延安城内最好的、戒备森严的边区外交宾馆。当天下午，蒋介石亲自在延安城内主持召开了旅以上军官会议，专门研究出兵增援榆林的问题。 晚上，蒋介石单独与胡宗南再次研究榆林作战问题。
胡宗南说：“此次共军打榆林的真正意图，也许是准备在米脂以北伏击我增援部队。” “今后陕北作战，不必再强调稳扎稳打了，采取急进猛打的战法，弥补以前与共军作战显露出的缺陷。”蒋介石强调说，“迂回增援的整编第36师不但要隐蔽，而且行动要快，要达到出乎共军意料的奇效。” 为此，蒋介石还告诫胡宗南说：“陕北为主要战场，为匪之首脑所在，如不肃清，后患无穷。
本令7月底彻底肃清，现在决定延长一个月，8月底定须肃清。” 当夜，石祖德率领武装卫队驻守在四周，胡宗南的精锐嫡系部队在外围担任警戒。 第二天一大早，在大群侍卫们荷枪实弹的保护下，蒋介石出现在延安城里，到处转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