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的所有环节中，检视旧作、编订文集大概是最不令人愉快的一环了。当然，写作所谓的“创作谈”也算其中之一。如果写作可以“谈”的话，也就没必要去“写”了。写作就是一支蜡烛被点燃，当未燃尽的部分去仰望或回视那一点小小的跳动的烛芯，以及体味从顶端流下来的烛泪时，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是的，从意义上讲，你曾带来过一小片光明（希望你不是悲催地在太阳下燃烧），在你没有遇到强风的理想状态下，你燃尽了自己，然后世界恢复如初，你已不再存在，意义这个坏东西也灰飞烟灭。但写作并未因此而堕入虚无，相反，它揭示了写作自身存在的处境：写作就是干掉自己，也就是去冒险，去遭遇自我的不在场，时间的不在场。写作存在于那蜡烛燃尽的空无中。在这样一种极端处境中，写作者最常遭遇的状态无非是虚无（诸神的不在场）和死亡（自我的不在场），而写作行为本身，就是对此二者的西西弗斯般的逆转。
莫里斯·布朗肖认为，真正的写作始于一个点：在这个临界点上，真正区分着暗夜与黎明、语言与沉默、生存与死亡。“写作，就是找到这个点，没有语言用来保持或促使同这个点的接触，就勿谈写作！”这个点在哪里？它确然存在于恍兮惚兮中。真正的写作者能够体会到这个点的存在，这也是促使他投入到这场赴汤蹈火、永无止境、自我毁灭的激情中去的原因。中文里“投身”是一个很形象的词汇，包含着决绝、冒险、永不停歇。因此，当你让一个“投身”者回身检视自己的来路，那种蜡炬成灰的幻灭感就太强烈了。越是写作，便越是没有把握。卡夫卡在日记里谈到自己的《变形记》时说，“我觉得这本书写得很糟；也许我彻底完了。”但他又不甘心，过后不久又说：“十分嫌恶《变形记》。结尾无法看明白。几乎是极不完美。要是当时我不是因为出外做商务旅行受打扰的话，也许会好些。”（1914年1月19日日记）事实上不可能。所有的作品都可以有个假设，但假设毫无意义。即便卡夫卡把所有的时间都献给了写作，仍然是不够的，因为在真正的写作中，时间是不在场的。我也曾渴望拥有“所有的”时间来写作，但我发现，“所有的时间”其实就是没有时间。写作这种吞噬性的工作要求的不仅仅是时间，还要求着一种状况，在那种状况里，写作者像一个就要溺水的人，他徒劳地挣扎，试图抓住一点救命稻草。能否抓住，端赖命运赏赐，以及，他所处的江河。在那种状态下，向诸神呼告无疑是最安全的，但卡夫卡说，艺术不是宗教，“但它趋向祈祷，这是肯定的”。里尔克经常处在一个祈祷者的位置上，他一生都在寻觅一处接近诸神的神庙，然后将自己囚禁起来，闭上嘴巴，凝神谛听。“几周以来，除了两次短暂的中断，我不曾开口说过话，”他在给洛巴哈伯爵夫人的信中写道，“我终于把自己禁闭在孤独中，而我投身于工作，就像被果肉裹住的核一样。”一颗被果肉裹住的核，应该是最接近于源初的神祇的位置吧，就像在母腹中。但它依然不是最佳的状态。布朗肖认为，召唤神灵的最佳状态是一种“根本的孤独”，这种状态无可验证，只有真理可把握它，而身后的名声会偶尔将它照亮。与此相比，里尔克的状态只是一种“静心”。
写作者的孤独类似于神启，在这个绝地天通、充满分离和苦恼的流亡时代，“神通”并非要对接一种宗教生活，而是绕过这苦恼的虫洞，去揭示那种久已遗忘的、被遮蔽的真实。在写作者的孤独中，不仅仅时代抛弃了他，作品抛弃了他，连他自己也抛弃了他——他不再是自己的主宰，他将自己抛到了时间/生活之外。他面临的是这样一种处境：在暗夜里，他听到了一头兽的真实的声音。
以这种处境去观察，我的写作早已成灰。
一则轶闻：在佛罗伦萨主教堂有一座钟，其彩绘钟面出自佛罗伦萨画家保罗·乌切洛。1443年，乌切洛将钟面画在教堂内部正门的墙上，其记时方法是由凯撒大帝所推行的“意大利时间”（又名“圣母颂”）。钟面上标注着全天24小时，以日落为一天之始，因此大钟必须经常调校，以确保每天的最后一小时都能与日落时间同步。有意思的是，大钟只有一根指针，而且，是朝逆时针方向走动！保罗·柯艾略在他的小说《薇罗妮卡决定去死》里说，保罗·乌切洛在设计这座钟的时候并没想着去标新立异，在那个时候，一些钟是顺时针走动，还有一些是逆时针，大家司空见惯，并没有扰乱祈祷与作息的时间。不知何时，顺时针被认定为唯一的走向，于是，乌切洛的钟便成了疯狂与颠覆的象征。
我时常觉得，在我写作的房间里，走动着一座保罗·乌切洛的钟。
2015·2
（编辑：杨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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