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回 1：刘伯承密促组军 蒋介石怒批免议
光阴荏苒，时间到了1948年春，鉴于蒋介石不顾全国舆论的谴责，一意孤行，硬要在南京召开所谓国大代表大会，扮演一场竞选总统的丑剧，以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谭平山等为首的国民党各民主党派的元老们，联合在香港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紧接着，在上海成立“上海民革”，积极地开展了反蒋斗争。
却说范绍增在上海搞的那个似是而非的袍哥组织――“益社”，也更其兴旺。它正值蒋介石集团倒行逆施，任人唯亲，排除异己，任意宰割地方军人的时候，许多曾在抗日前线流血卖命的人，失去依附而门闲置善，前途渺渺，后顾茫茫，惶惶如丧家之犬。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已乃寄希望于范哈儿这位“豪爽汉”。因此，“益社”无形之中便扎根于杭州、苏州、无锡、上饶的五个军官总队之中。由于，“益社”人数众多，大多对蒋介石有反感，故成了“上海民革”策反的工作重点。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肖潜和“上海民革”负责人郭春涛召集部分民主人士在上海环龙路46号聚会，主要传达最新局势和下一步行动方案。范绍增也被邀请参加了会议。
郭春涛环视大家说：“当前，蒋介石的政权十分动荡，一向以为可以任意挥舞的大棒不灵了。尤其是经过8年抗战幸存下来的非嫡系部队，遭到锐意裁汰，无情宰割，不仅士无斗志，而且将怀二心。在东北有曾泽生举义于先；在华北和西北有傅作义、董其武归顺于后，其余各地军民亦多揭竿而起，反蒋武装力量到处兴起。”
郭春涛继续讲道：“但是，也考虑到，如果让这些组织任其发展，也会酿成灾难，其结果不堪设想。因此，中共中央和民革中央要求国民党干军事工作的同志，应把反蒋斗争的重点从军事工作转移到政治工作方面来。主要从政治上进行策反，用以分化瓦解蒋介石集团，毋须另行组织什么组织，一则避免和加重人民的负担而影响军民关系，再则不利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的统一调派和指挥，甚至会妨碍相互间的合作。”到会人员，人人点头称是。
“告诉大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有足够的力量解放全中国，预计1950年初进军西南。在此，我希望国内各民主党派要着重与中共在政治上密切合作。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民革’同志搞军事活动的较多，如欲进行军事工作，应在原军事机关尽量掌握所属单位相机行动；退役军人，必须重振旗鼓；进行武装反蒋的，应尽量利用与国民党军队的历史渊源，寻找机会，渗透到蒋介石集团的部队中去，借用他们的旗号、兵员、武装、粮饷等，不增加人民负担，必要时内外呼应，反戈一击，迎接解放。”会场上群情激动，长时间鼓掌。
会后，郭春涛请范绍增留下，说是有要事相商。
郭春涛把范绍增带进一间小屋子里，让座之后，忙从内衣里取出一封信件，交给范绍增。范绍增取出一看，原来是刘伯承写给自己的一封亲笔信。
刘伯承的信，直截了当，建议范绍增回川组军，接应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解放四川。
范绍增握着信，半天都没说出话来，万万没想到共产党人真是胸怀宽阔。我范绍增干了那么多对不起他们的事，如今还看得起我。我范哈儿只有拼死拼活地干才能够报答他们的一番热忱。至于组军一事，杭州、苏州、上饶等地的五个军官总队的大批失意军人中，不少是自己的老部下，他们被解职后，政治上失去依附，生活上倍感艰难，苦闷彷徨，走投无路，都认为我在袍哥组织中很有号召力，总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多次敦促我到南京找顾祝同去！
却说范绍增带着要求组军的报告，匆匆来到南京，找到顾祝同说道：“顾总长，鉴于目前时局变幻，我有一愚见，特来向你报告，不知该讲不该讲？”范绍增装出一幅谦恭的样子。
“范哈公有何高见，快讲快讲！”
“目前局势极为不佳，不论政治军事，于党于国都很不利。在东北、华北、华东各战区军事上节节失利，损失惨重，民心厌战，壮丁抗征，而共军则空前壮大，愈战愈猛，其势锐不可挡。照此发展下去，不久，我军必将退居西南，为了党国利益，我想在四川、西康利用我在袍哥中的影响，短期内组织一个兵团，阻止共军进攻，以保西南一隅，将来伺机光复全国……”
顾祝同也正为前线失利大为头痛，听到范哈儿此番建议，觉得有些道理。目前的确兵员竭蹶，战局穷蹙，共军空前壮大，来势凶猛。范绍增此举虽近乎抓沙抵水，但总比坐以待毙要好得多。想到这里，顾祝同懊丧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范绍增从顾祝同的表情上看不出有反对的意思，便打开皮夹，取出那份《报告》，递交给他：“不知此举……”
顾祝同接过《报告》，拍着范绍增肩头：“范哈公，你放心，我马上签署，呈报委座审批。”
第二十四回 2：刘伯承密促组军 蒋介石怒批免议
却说蒋介石将顾祝同签呈的报告一看，不禁火冒三丈，破口大骂：“娘希匹，他范哈儿也有找我的时候？”
蒋介石为何如此大动肝火？
那还是在国大代表大会竞选副总统，李宗仁、孙科争拉选票的时候。范绍增以国大代表的身份前往南京参加大会，刚刚杂中央饭店住下，突然有人送来一份“请柬”。他打开一看，原来是蒋介石请他和杨虎、杜月笙到总统府官邸谈话。
来到总统官邸，蒋介石一见如故，又是倒茶，又是递烟，态度异常热情，几句寒暄之后，便扯上了他的正题：
“三位老兄，孙科作副总统，你们觉得如何？”
蒋介石这突然的问话使杨虎十分为难，他想要是回答“行”，表示说要投孙科的赞成票，蒋介石当然高兴，但自己又不愿意；要是说：“不行”，就意味着弃权或投反对票，自然会使蒋介石不高兴。因此，他只是“这个这个”地紧张得说不出下文来。杜月笙则马上补了一句：“我看孙科还是可以的。”
此时的范绍增早已明白蒋介石推孙科出来的目的，无非是希望孙科今后栽培蒋经国，搞“孙蒋而蒋孙又孙蒋”的“三朝统治”。而李宗仁呢，虽是东南的盟主，但为人诚恳，没有官架子，国民党的一些杂牌军队及南北地方人士，都对他有好感。抗战胜利后，他担任北平行营主任，在处理当时学生的反美爱国运动时，采取较为温和的态度，赢得中外人士的较好评价。最根本的一条，是他有强烈的反蒋情绪。总的说来，选他比选孙科上台合适得多。想到这里，便开口说道：
“委座是知道我的，我是个大老粗。我今天能得到委座的信任和朋友们的抬举，就是靠了信用两个字。”
“不瞒委座说，今天上午李德邻（李宗仁）、郭德洁两口子特别到中央饭店去看望我们，希望我们对他支持。我们已答应选他为副总统。为了不失信于朋友，对孙科先生我们只能表示歉意了。”
杜月笙悄悄地踩了一下范绍增的脚。范绍增把脚抬开一段距离，表示对杜月笙所递的暗示不予理睬。
杨虎看范绍增已明确表示态度，便接着范绍增的话尾说道：“范兄说得对，吐出去的痰我们是不好舔回去的呀！”
蒋介石知道范绍增对川、康、渝的200多名代表和杨虎、杜月笙对安徽、上海的300多名代表可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当自己的要求被婉言谢绝之后，仍然贼心不死，便奸猾地转弯说：“既然你们已答应选李德邻，那也一样，这就不谈了。可是，还希望几位运用自己的影响向你们所联系的代表作些工作，请他们支持孙科就好了。”
范绍增见蒋介石的话有空子可钻，灵机一动，立即说道：“这事好办，我们回去之后，一定向他们把委座的意见如实地转达到！”
“呃！不！不！不！这样讲出去，搞不好还会说我搞小动作呢！”
三人出了总统官邸，乘车直回中央饭店。途中杜月笙埋怨着范绍增：
“你也不分个对象，对‘老头子’哪能直言不讳？他要你支持孙科你就答应嘛，选举时是搞无记名投票，鬼才知道你投谁的票。”
“哎，有啥法？生就的脾气。”范绍增笑着回答说。
几天之后，选举结束，李宗仁获胜，孙科落选。
蒋介石后来探知范哈儿不仅给李宗仁拉选票，背地里还给了一笔巨资给李宗仁作活动经费，气得脸色铁青，只是苦于未抓住范哈儿的把柄。这会范哈儿欲组军，更是气上加气，从桌上抓起一支笔，在顾祝同送来的《报告》上面，重重地划上了“免议”二字。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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