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肯，男，1959年生于北京，中国当代小说家，北京作协签约作家。八十年代写诗，九十年代写散文，系“新散文”代表作家之一，代表作西藏长篇系列散文《沉默的彼岸》。1998年开始长篇小说写作，已出版有《蒙面之城》《沉默之门》《环形山》《天·藏》四部。先后获得第二届、第四届老舍文学奖，首届施耐庵文学奖，第七届北京文学艺术奖，以及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首届香港“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提名、首届美国纽曼文学奖提名。
中关村笔记
文｜宁肯 原载｜《当代》2017年01期
第一人
新粒子，新世界
1978年，新泽西，普林斯顿。
中国物理代表团访问美国，代表团成员有四人，其中有后来被称为“中关村第一人”的中国物理所核聚变专家陈春先。为了这次访问，陈春先像其他成员一样购置了统一的灰调西装，统一的皮鞋，穿越了浩瀚的太平洋，来到前不久还被中国人称为腐朽荒淫的国度。多年的闭关，外面的世界什么样？仿佛一个世纪轮回一样，一百年之后他们又成为先行看世界的人。
代表团的访问目标是，参观普林斯顿等离子物理实验室，环形聚变实验反应堆的托卡马克：一种环形磁约束装置。不仅用美国的实验数据对比北京托卡马克6号装置的实验数据，还要以美国托卡马克为参考蓝本，筹建国家投资4000万元的托卡马克8号装置，从核聚变中探索人类新能源。就此来说，虽是轮回，却又和一百年前不一样。
1954年前苏联原子能之父萨哈罗夫，在西伯利亚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研制出了存放等离子体的容器，命名为托卡马克。1968年，托卡马克装置T-3取得重大突破，在千万度高温以上获得稳定环形高温等离子体。翌年英国卡莱姆实验室的科学家在苏联T-3进行测试，证实了苏联获得的重大突破，在全球引起轰动，西方各国纷纷建造托卡马克。1974年，陈春先带领课题组艰苦卓绝创造奇迹地研制出中国首台托卡马克6号，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对核聚变的垄断。有了这样的成绩，访问美国，考察学习，顺理成章。
著名华裔实验物理学家丁肇中见到了代表团，他曾有一句名言：“科学试验的结果往往会出乎人们原来的想象，产生出新的粒子，新的世界。”其实不仅科学试验，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偶然决定着必然，一个看起来无关的事物可能会改变整个事物的方向。如同一个新粒子，诞生了一个新世界，访美期间，美国给陈春先留下最印象的不是先进的实验室，不是托卡马克，而是科研爆发力。陈春先注意本来托卡马克、人造卫星是苏联首先研制成功，但是美国核聚变之父弗斯（H.P.Furth）教授带领科技人员，只用了几个月就研制出托卡马克，并且超过苏联，成为日本、德国、法国建造托卡马克的学习基地。接下来，很快美国的航天事业赶超了苏联，不但发射卫星，有了宇航员，还把人送上了月球，超越了加加林。美国何以这么快？此外，陈春先还注意到美国核聚变的研究是军事和民用两条腿走路，提高军事实力同时推进民用核发电促进经济的发展，互为源头。这些都让陈春先不解，想弄个明白。
不久年陈春先有了第二次访美的机会，这次的身份是民间访问者，行动比较自由，没有接待方，因此也没有接待费用的限制，可以到处走，想看什么就能看什么。上次访美交下的朋友提供了诸多方便，陈春先十分轻松，这次重点看的是美国的民用核设施，走访了20多个城市，参观了几十个核聚变实验室。同样有许多惊奇，同样是这些惊奇改变着陈春先，比如让陈春先惊奇的是那些先进的实验室的设备竟是一些小公司制造的，多不过百人，少则几十人。
“这些小公司怎么可能为核实验室制造设备？在中国这得几千人！”
陈春先问朋友，朋友告诉陈春：“这些小公司是美国新技术扩散区的新技术公司，新技术扩散区在波士顿128号公路、旧金山硅谷两地，那里有几千家新技术公司。这种公司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人是教授、工程师、大学生，他们有技术，负责产品设计、研发、制造、销售。另一部分人是风险投资家、企业家、金融界人士，他们有钱，负责提供公司创业时需要的资金。我们实验室使用的超导磁体，就是128号公路上的永磁公司制造。”
陈春先闻所未闻，有种穿越感。的确，闭关锁国之后，再次开放，一切都那么新鲜。“教授、大学生办公司？”如果中国是地球人，美国人就不是，如果美国是，中国就不是，差别太大了，思维方式都不一样。至此，陈春先完全忘了最初来访问的理由：托卡马克。
托卡马克是前现代的东西，硅谷，128号公路才是当代。
128号公路让陈春先想到北京二环路，而中关村与硅谷在人才密集度上也有相似之处，但不同更为明显：时光不同。或者说，两个国家不能同日而言，存在着巨大的“时差”。物理学家从来是善思考的，思考常常超出物理之外。那么中国要想与世界同日而语，中关村就得先同日而语。
陈春先到硅谷、128号公路转了一大圈。这位中国的核聚变物理学家自身产生了聚变，如同丁肇中所说，一个新粒子，诞生了一个新世界，一个观念诞生了新的陈春先，陈春先的大脑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128号公路两侧林立的家高新技术小工司成为陈春先兴趣所在，陈春先生找到朋友提到的永磁公司。永磁公司的老板汤姆克是荷兰裔美国人，波士顿大学核物理学教授，可以说陈春先与汤姆克完全是同行，但汤姆克做教授的同时还开着这家永磁公司，为美国航天局供货，这让陈春先觉得与汤姆克不能同日而语。
“我有技术有想法，另外一些人有钱，”汤姆克教授对陈春先教授说，就这么简单。二者结合起来，就可以创造产品。”
“真这么简单？”陈春先难以置信。
“非常简单。”
“你有多少人？”陈春先问。
“二十几个，但产品在全球各个核试验室使用，生意多时会招些临时工。”
简短的谈话，对陈春先的震撼却不简单。
128号公路是波士顿市的一条半环形公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由位于波士顿的马萨诸塞理工学院（ MIT ）的一些研究试验室，分化出了一些新技术公司，如离子公司、高电压公司和EG-G公司。陈春先详细了解到，这期间，MIT鼓励搞工程的教工跟本地区的私人公司挂钩，不仅允许MIT教工向当地公司提供咨询，而且还鼓励他们去开办公司。在微电子技术革命开始后， MIT和联邦政府或建立风险资金公司或拨款资助，使这个地区很快成长为高技术区。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投资200亿美元载人飞船登上月球，又在几十年的美苏“冷战”中投入数千亿美元研发军事装备。虽然在全球军备竞赛中领先，但是这些巨额投入没给美国经济带来好处，美国与日本等国家在经济竞争中处处败阵。日本的汽车、半导体、彩电等产品畅销全球，美国产品处于竞争劣势。美国为扭转被动局面推出128号公路、硅谷技术扩散区，颁布税收、贷款、风险投资、企业上市等优惠政策，鼓励科研人员办公司扩散新技术，新技术产业成为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这段历史包含着相当重要的观念，几乎可以看到美国经济发展的引擎。
陈春先
陈春先又去了硅谷。硅谷地处美国加州北部旧金山湾以南，早期以硅芯片的设计与制造著称，因而得名。后来其他高技术产业也蓬勃发展，硅谷的名称现泛指所有高技术产业。硅谷是美国重要的电子工业基地，也是世界最为知名的电子工业集中地。择址硅谷的计算机公司已经发展到大约1500家。其特点是以附近一些具有雄厚科研力量的美国一流大学斯坦福、伯克利和加州理工等世界知名大学为依托，以高技术的中小公司群为基础，并拥有惠普、英特尔、苹果、思科、英伟达、朗讯等大公司，融科学、技术、生产为一体。
在硅谷，陈春先完全被那些由教授和学生创办的小公司给迷住了。斯坦福大学的老校长泰曼是个有远见的科学家，当年他决定把校园的一些土地租给师生去办高技术公司，鼓励师生创业，将所学知识与创意转化生产力与商品。有两个学生在一个车库搞出第一台高频振荡器，在另一个车库，世界上第一台微型计算机出现在又一个年轻人手中。作为这些技术的副产品，硅谷的车库中诞生了后来驰名世界的两家公司，惠普和苹果。
陈春先一直试图理解为何美国核聚变实验的效率那样高，周期那么短，此前他一直以为美国人的实验技术先进，制造设备的工厂水平高，但现在他理解了波士顿的128号公路，理解了旧金山湾的硅谷，理解了斯坦福大学，理解了“技术扩散区”的概念，他终于明白了“把工厂、学校、科研院所密切联系起来”的格式塔体制。格式塔系德文“Gestalt”的音译，主要指完形，即具有不同部分分离特性的有机整体，将这种整体特性运用到心理学研究中，产生了格式塔心理学派，运用到技术扩散区即是128号公路体制，硅谷体制。
科学家与社会学家都善思考，不同在于，科学家是逻辑的，而逻辑意味着必然，必然意味着行动。科学就是这样，不含糊。
陈春先回到中关村。以前如此熟悉的中关村被陈春先重新审视，如果没有美国之行，没有128号公路、硅谷的见闻，中关村还是以前的中关村，会是一成不变的，但有了硅谷的映照一切不同了。如此超稳定的中关村，开始在陈春先的眼里动起来，至少在他脑子里动起来。交流，走出去，看世界，就是这样：看到了别人也才看到自己、认识自己，自己往往存在于别人当中。
没有交流就如同一个人没有镜子，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在互为镜像中，看到自己的不同、相同、可能性，相互影响。
而历史不就是这样进步的吗？
诞生
过去的中关村，有着某种必然。1949年10月，当天安门广场共和国开启，万众欢呼时，中关村还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村，一派荒凉景象。那时中关村不过二十几户人家，以农为生，村落明显保留着世代守坟格局。房屋散漫，依坟而建，位于北京西北。但历史运动也像地质运动一样，有时会让一个地方突然隆起，国家考虑既然北面不远处已有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新中国决定在荒凉的中关村建立科学城、大学城。政府鼓励下，大学校园纷纷挺进京城西北，一条狭窄的马路上迅速崛起了八大学院，这条狭窄的马路后来也因此被称为“学院路”。五十年代中后期，除了大学，中国科学院的第一批科研院所在此建成，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关村的“科学城”与“大学城”蔚为大观，成为即使在世界上来看也是人才知识最密集的地区之一。
这是第一次“地质”运动。会有第二次吗？
陈春先当然没想这么多，他只是看到中关村在人才密集程度上与硅谷极其相似，但大学教授、科技人员还是超稳定结构，只满足于实验室的成果和评奖的象牙之塔；在研制科技成果时，花多少钱，成本多高，转化为产品后老百姓是否买得起，从不是他们考虑的范围，非常不“格式塔”，许多研究成果完全处于“分离”状态。
变成了“新人”的陈春先，回到中关村成了一个鼓动家，当国人还在为“伤痕”文学所激动，为“十年浩劫”痛彻不已，还在挣脱“两个凡是”，总之一切还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时，新人陈春先已开始像“外星人”一样大谈硅谷，谈128号公路，谈惠普、英特尔、思科、王安，谈汤姆克教授的永磁公司，谈乔布斯和苹果。那时谈乔布斯可是太牛了，那可是1979年、1980年，而乔布斯也才于1976年4月1日签署了一份合同，决定成立一家电脑公司。1977年4月，乔布斯才在美国第一次计算机展览会展示了苹果Ⅱ号样机。陈春先40年前就谈乔布斯，比绝大多数中国人早了多少年？当今是怎么来的？某种意义是从陈春先开始的，他的先行的意义绝不亚于一百年前中国的那些伟大的先驱。的确，当时，同事们谁也没去过美国，闻所未闻，好像在听一个地球之外的世界。当陈春先说：“我们也可以这样。”人们觉得陈春先像是说梦话。
“不是梦话，”陈春先说，“我们这里的人才密集度一点不亚于硅谷、斯坦福、128号公路，我们只需转变观念就能追赶。”
关键时期中国总是有人，这也是中国的幸运，有那种先导的人，不同日而语的人，撬动历史的人。但当时陈春先那样说又没人信。
信不信并不重要，关键是有些关键的人得信，而总有关键的人，否则就不是历史了。比如北京科协，就敏感到了陈春先不同的“语境”，请陈春先做“访美报告”。于是，1980年10月23日下午，在数百人的报告厅，陈春先面对年轻人也包括许多中老年人做了一场访美报告。
1989年的中关村路
“我看到了美国尖端科学发展很快。美国高速发展的原因在于技术转化为产品特别快。科学家、工程师有一种强烈的创业精神，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有技术知识变成产品，自己去借钱，合股开工厂。我感兴趣的是，那里已经形成几百亿美元产值的新兴工业。相比之下，我们大多都在中关村工作了二十多年，这里的人才密度绝不比旧金山和波士顿地区低，素质也并不差，我总觉得我们有很大的潜力没有挖出来。我过去搞过激光，开始差距不大，后来越来越大，实在觉得不是滋味。我们必须转变观念，革新机制。”
报告会上，陈春先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将在中关村创办一家类似硅谷或128号公路边上那样的“公司”。这绝不是说说而已，科学的逻辑使科学家必然地像链条齿轮一样转动起来。之所以将“公司”打了引号，一是陈春先想在物理所开公司，向领导请示了好几次，都泥牛入海，毫无音讯。一方面领导的大脑与从美国回来的陈春先的大脑已不同，领导觉得不可思议，天方夜谭，另一方面即使被陈春先使劲洗脑，领导同意了也没办法批陈春先办公司，因为研究所怎么能办公司呢？就没这个机制。
陈春先没办法，只能在物理所之外想办法，找到了北京市科协科技咨询部的负责人赵绮秋寻求可能。赵绮秋听陈春先谈了美国之行，像陈春先一样惊讶，脑洞大开，赵绮秋说办公司的事先等等，能不能先做场报告，你讲得太精彩了。这个当然毫无问题，陈春先于是先准备报告。
女人是易感的，同时也是务实的，这两点往往使她们作为管理者比男人更有效率，说白了，更少官僚主义。赵绮秋对陈春先说：“你的想法非常新，我支持你，但开公司很麻烦，要有大笔的注册资金、门市用房、上级主管单位同意工商局才会批准，这些手续恐怕很难都能办下来。一个环节过不了关你就卡了壳，就算全过了关，没一年半载你也办不下来。”
赵绮秋说的是实情，她比陈春先更懂公司。
陈春先碰到了非常硬的东西，也是时代的东西。但总体上时代的坚冰既已打破，具体的打破就是必然。赵绮秋为陈春先出谋划策，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你是等离子体学会的副理事长，可以在等离子体学会搞个服务部，服务部全部工作由你负责，基本的和办公司差不多，赵绮秋对陈春先说。陈春先感激赵绮秋，看到一线曙光，就像看到铁板上出现一丝缝隙，而这缝隙正是由赵绮秋这样的管理者打开的，给陈春先展现的莲花一样的妙手。
这个时代光有陈春先不行，还要有妙人，赵绮秋便是那个时代的妙人。在与几个志同道合者商议之后，陈春先把服务部的名字定名为“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而没叫“公司”。此后的几个月，陈春先拿着北京市科协讨来的“批准文件”，到公安局刻了一个圆形公章，到银行开了一个账户，“公司”就算成立了。这是个非常平常的日子，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但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人们越来越一致认为那一天是中关村公司的诞生日。阿根廷大作家博尔赫斯说过一句有点费解但十分深刻的话：“常常是后者使前者变得伟大。”某种意义可以理解为是中关村后来的发展壮大让陈春先变得伟大，换句话说，假如没后来气势如虹的中关村，有谁会记得陈春先？如今人们追溯中关村的历史，追溯到了陈春先成立服务部的那一天。
苏格拉底判例
服务部的开办经费200元，由北京市科协提供，别小看这200元，意义非常重大，既是支持也是通关，是个人行为也是国家行为——国家与个人的混合，后来成为中关村公司基本的模式。服务部成员也都是兼职，国家与个人的混合，其中有中科院物理所的刘春城、潘英、李兵、耿秀敏，电子所的吴德顺，力学所的曹永仙、王殿儒、汪诗金、电工所的陈首燊，清华大学的罗承沫。大学与科研院所的个人行为已经多少有点“硅谷”或128号公路的意思，服务部的体制完全按照公司化模式打造，设有财务、对外联系业务、研发产品、销售等专职人员。
服务部工作地点在两个地方，一个是陈春先的办公室，一个是物理所的仓库。开始的业务是利用中科院的牌子和市科协的关系，到北京乡镇企业搞设计解决技术问题或讲课培训传授实用技术。每个人都是晚上或者周末才来上班，不出去的话大家坐在一起为咨询者提供答案，酌情收取服务费用。
服务部没挣钱或挣钱少还好说，大家观望，甚至有人看笑话，但一旦挣到钱且在当时是“大钱”，搅动了整个中关村一池静水。首先是陈春先所在的物理所受不了了，各种质疑，甚至愤怒的质疑、批判接踵而来。
1981年，参加服务部的人越来越多，业务也从咨询转到研制产品。其间陈春先又去了一次美国，3次美国之行带回不少芯片，而利用这些芯片制造核聚变实验的电源开关，成为服务部的主打产品。服务部这年赚到3万多元钱，陈春先用这些钱在中科院生活区盖起了两个30多平米的木板房，挂起了两块牌子，一块是“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一块是“北京等离子体学报编辑部”。另外开办电子培训班是服务部另一项业务，陈春先和李兵负责培训待业青年，讲授计算机和电子技术。电子培训班对中关村后来起飞意义非同一般，培训班造就了大批人才，被后来的人们称为“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初期的“黄埔军校”。
培训班老师从清华、北大、北航等大学聘请，为请到优秀老师，陈春先给的授课费为每小时6元，那时国家规定的兼职教员授课费为每小时1.5元。
问题出现了：有物理所领导认为服务部主要成员来自物理所，他们拿物理所发的工资，做出东西再卖给物理所，是损公肥私。服务部制造的电源卖给别的单位，是吃里扒外个人干私活捞钱，抢物理所生意。这件事也被物理所领导看成“有罪”，陈春先的胆子太大，不服从国家规定。授课费超标，违反国家规定。这时又传来消息说陈春先在服务部每月拿15元津贴。陈春先工资级差是7.5元，等于给自己涨两级工资，所领导更认为服务部有问题，要查服务部的账。
右一为陈春先
困难的时候，妙人赵绮秋作为主管领导来到服务部，陈春先介绍了服务部近期的工作。赵绮秋看到服务部从出外讲课和技术咨询发展到制造专用电源开关，还同外地科研院所联合开发新项目，很是高兴。同时对于所里指控陈春先“损公肥私、抢物理所生意、授课费超标”十分激动，坚决支持陈春先。科学探索在自由的学术空间才能成为可能，服务部搞改革开放和科学探索，就是要打破旧的科研体制，陈春先说。赵绮秋很感动，要老陈春先不要生气，改革肯定有阻力，服务部的事情没有错，跟领导讲清楚会理解。陈春先做了解释：国家给核聚变项目的拨款服务部没有动，在服务部工作的同志每个月有津贴7—15元，我1分钱津贴没有拿，怕让人家说我拿双工资。物理所的钳子、改锥、检测设备等服务部人员可能借用过，这些事在服务部账上记得很清楚。
赵绮秋提醒陈春先，今后服务部不要和物理所以及中科院各所争业务，使用单位东西要征得单位同意，要给使用费。“你们初次办服务部对财务没经验，有的账目可能不清楚，让市科协会计先看看，别让人家抓小辫。”赵绮秋以这种方式查账陈春先接受。不久市科协会计查看服务部所有账本，对全部20多笔收入350多笔支出进行检查，得出的结论是服务部没有财务问题。1982年春节过后，市科协副主席孙洪和赵绮秋到物理所找物理所领导谈服务部问题，将上述结论告知。市科协对服务部的账本进行检查，没有发现任何经济问题。赵绮秋旗帜鲜明地对物理所领导说，服务部人员每月有7—15元津贴，这不是什么问题，是多劳多得打破“大锅饭”有力的行动。服务部人员使用物理所工具的现象，也不是原则问题可以原谅，改革哪有不闯灯的，改革就是打破旧制度。
陈春先愉快了，物理所领导却不高兴了，且高高在上地压了市科协一头，对赵绮秋说：服务部的账应由物理所审查，不仅如此，还要将查账结果上报给中科院；服务部主要人员都来自物理所，我们审查陈春先负责的1室科研账目中，有不少重大问题都与服务部有关。
中科院物理所领导说完拂袖而去，随后向中科院有关部门打报告，声称陈春先把科研项目中的国家财产，非法转移到服务部卖掉，还有十几万元国家拨款也被转移到服务部私分，要求立案查处。不仅如此，还在物理所的全体开会上领导公开点名陈春先，说陈春先办的服务部不是什么移植硅谷经验、扩散新技术，而是跟卖菜、卖肉的二道贩子没什么两样，是把国家几十年积累的科研成果贩卖出去，是科技二道贩子；服务部每月还发津贴，是鼓励科研人员不务正业、腐蚀科研队伍搞歪门邪道。
听了这话所里开始有人后悔到服务部干活，因为很明显，这以后涨工资、评职称、分房子就等着领导给穿小鞋吧。当天晚上就有人到陈春先家，放下从服务部拿到的津贴二话不说就走，陈春先无言以对。
赵绮秋找到物理所领导论理：陈春先完成本职工作的情况下，利用业余时间搞科技咨询，我们应该支持。再说了，服务部是市科协批准成立的下属机构，只接受市科协的财务检查，物理所没有权力查账！
物理所领导坚持认为陈春先是服务部负责人也是所里的人，物理所查账是正常的。优雅的赵绮秋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说：“物理所为什么要查服务部的账，我看这是要整垮陈春先和服务部，你们居心何在！”
5月，物理所一位副所长带领工作组进驻服务部，这天服务部平时人来人往的热闹场面没有了，那天谁都不敢露面。只有陈春先站在大门口胸怀坦荡地迎接工作组。物理所副所长拿着几张“白条”问陈春先：“发放这些津贴有什么根据？”陈春先回答：“中国科协和国家科委规定，科技人员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科技咨询工作，每月可以获得15元左右的津贴。”副所长听完把手伸向陈春先说：“把中国科协和国家科委的文件拿出来我看看。”
在场的人都知道这是故意刁难陈春先，当年部级文件都属于保密文件，陈春先肯定不会有。谁也没想到陈春先从从容容拿出方毅副总理讲话稿的复印件，递给副所长：“在方毅副总理的讲话中有这条规定。”副所长看完后辩称：“这是领导人讲话，不是正式文件，再说，科技人员是脑力工作者，怎么分清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怎么分清本职工作和业余工作？”查账人员不顾陈春先反对，复印全用账目记载的情况，派人到北京和外地与服务部有合作关系的单位进行调查，理由是追查陈春先的经济问题。在物理所凡是在服务部拿津贴的人，他个个面谈。领导开会说：今年国家开展的重要活动是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物理所已经把陈春先列为重点审查对象，谁在服务部工作过，要主动向组织讲清楚。今后物理所人员无论是工作时间还是业余时间到服务部工作，都要经过领导批准。
散会后没有一个人敢跟陈春先一块走，都怕跟着沾包，都吓坏了，那时离“文革”还很近，运动整人记忆犹新，心有余悸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物理所内部天天都流传着有关服务部的各种小道消息，什么陈春先被定为经济犯罪团伙首要分子，服务部的账写得像天书，是本花账，谁也看不懂，服务部账上全是白条，陈春先明着给自己涨两级工资。一天晚上，实在气不过，有一位服务部的骨干成员走进陈春先的家对陈春先说，领导要在院里给我们立案，这是要往死里整我们，他不仁我们也可以不义，我们也要让他知道点利厉害。“据我所知，咱们这位领导过去当过物理所革委会副主任，毛主席去世后革委会的几个头给江青写了一封效忠信，”这是非常重要的情况，“我那时在政工组看过这封信，咱们就用这封效忠信警告他‘别往死里整我们’，你说怎么样？”
陈春先就是陈春先，即使在几乎被迫害的情况下，陈春先仍认为这样做不妥，陈春先对骨干同事说，这件事即使有证据，对效忠信的事还要具体分析，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陈春先被多次点名以后心情恶劣却从未想过用非法的手段报复，每日回家后总是闭目沉思，想到被立案的结果可能是受处分、劳动教养、判刑入大牢，失败和死亡降临的幻觉不时出现在大脑里。
中国自古有许你不仁，不许我不义，即“仁”的精神这样一种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我，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是后来才有的总结）。而同时代的古希腊也有一种类似中国“仁”的精神。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主张无神论与言论自由，被指控鄙视雅典议会制度，遭到三个公民起诉。陪审团投了两次票，第一次投票是表决有罪还是无罪，第二次是量刑，被判处服毒自杀。当时苏格拉底的亲友和弟子们都劝其逃往国外，弟子克里多告诉苏格拉底，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一笔钱帮助苏格拉底逃跑，他的仰慕者则做好准备接应他及其家人。
苏格拉底不肯接受这个方案。因为他看来，法律一旦裁决，便即生效。而即使这项制度的裁判本身是错误的，任何逃避法律的制裁也是错误的。他认为他也没有权利躲避制裁。苏格拉底说：“假定我准备从这里逃走，雅典的法律就会来这样质问我：苏格拉底，你打算干什么？你想采取行动来破坏我们法律，损害我们的国家，难道能否认吗？如果一个城邦已公开的法律判决没有威慑力，可以为私人随意取消和破坏，你以为这个城邦还能继续生存而不被推翻吗？在我的审判中，国家通过错误的判决冤枉了我，我就打算破坏法律，我能这样说吗？”
苏格拉底终究没有逃走，甚至在饮下鸩毒之前，还与弟子讨论哲学问题，在行刑人告诉他毒药需要活动才会发作时还在谈。1789年，雅克·路易·大卫创作了著名的《苏格拉底之死》，所描绘的即是苏格拉底服毒自杀的情节：在一个阴暗坚固的牢狱中，苏格拉底庄重地坐在床上，亲人和弟子们分列两旁；牢门半开，从门缝中射进一束阳光，苏格拉底位于视觉中心位置，他裸露着久经磨难的瘦弱身子，高举着有力的左手，继续向弟子们阐述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同时右手镇静地伸出，欲从弟子手中接过毒药杯……
这样的故事陈春先知道，或不知道，都没关系，他有着自己人生的原则，他可以逃脱厄运，但是他制止了同事（弟子）。虽然好像做到这点并不难，甚至很简单，就像科学有时很简单，但唯其简单才又特别复杂。
中关村不少知识分子暗中关注陈春先，如果服务部这棵“树”不倒，他们会走出科研院所办公司。如果服务部这棵“树”被管惟炎砍倒，陈春先和参加服务部的人没有好下场，他们在今后数年内不会再有开公司的想法。
陈春先为宣泄心中的苦闷，每天晚上都到服务部的办公室独自坐到深夜。服务部基本上散了，只剩下纪世瀛等一两个骨干，其他已是众叛亲离，似乎只等着他有一天被带走。陈春先有原则，但远还不是苏格拉底，他准备向所领导缴械投降，不再扛了。他守住了做人底线，但学习硅谷的信念开始动摇。
一天晚上，陈春先像往常一样一个人独留服务部，忽然看到赵绮秋在门前来回踱步，立刻出门迎上前去，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赵绮秋来看看陈春先。听到你要被立案审查的消息，我很难过。本想到单位看你，物理所的人肯定不欢迎。只好到服务部来等，事情发展到这步你不要着急。赵绮秋说完眼含热泪。
远航
赵绮秋一段时间来的叹息，引起丈夫周鸿书的注意。听完妻子的倾诉，周鸿书紧锁眉头，认为兹事体大，涉及改革，便对妻子说，他把陈春先服务部的事写篇“内部动态清样”，让中央领导看，听听领导怎么说。
周鸿书当年任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有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洞悉高层的改革动向，当年那篇“北京市委为＊＊＊事件平反”轰动全国的消息，就是周鸿书参加北京有关方面会议从文件堆中挑出来的新闻。
转机出现在1983年1月25日的清晨，中关村88号楼——这幢住着冯康、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的中科院宿舍楼楼道像往常一样里乱哄哄的，服务部骨干分子纪世瀛住在103室，这天早上，他被一阵突然的紧急的敲门声惊醒，有人在门外喊：“快打开收音机，听听首都新闻和报纸摘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一篇重要报道，报道肯定了陈春先的服务部探索的新路子！等纪世瀛冲出来，新闻已经播完了。当时大家谁都不知道这则新闻的来头儿，但在那一刻，历史后来证明，中关村的命运被改写了。原来周鸿书派记者潘善棠两次采访了陈春先，并亲自对采访文章进行审阅和修改，最后把文章的题目定为“研究员陈春先搞技术扩散试验初见成效”，发往新华社“内部动态清样”。新华社“内部动态清样”也称内参，是新华社记者对各种事件通过采访写成的稿件，这些稿件简明快捷专供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阅读。这篇文章有1500多字，讲述陈春先创办服务部意义和取得的成绩，还介绍了中关村地区拥有的科技成果和人才优势。指出这些科学成果大多数停留在论文、样品、展品阶段，处于“潜在财富”状态，不能迅速生产，取得经济效益。
这当然不是一篇普通的新闻报道，而是一份直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参阅的机密级内参，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52期刊出。作为“党的耳目喉舌”，采写内参是新华社记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其内容涉及当时拿不准或不宜公开报道的领域，比如重要动态、敏感问题和重要建议等。内参有一定的格式，例如《国内动态清样》，纸张大小为16开，要求内容简明扼要，字数限定在2000字以内。当时全中国有资格看到《清样》的人在100人左右。高级别的读者群决定了这篇内参的特殊效果，何况文章尾处倾向鲜明：“但陈春先搞科研成果、新技术扩散试验，却受到本部门一些领导人的反对，如科学院物理所个别领导人就认为，陈春先他们是搞歪门邪道，不务正业，并进行阻挠，使该所进行这项试验的人员思想负担很重，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继续试验的积极性。”
内参于1983年1月6日刊出，1983年1月7日，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内部动态清样”就有关陈春先的报道上批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方毅还打电话给中科院，要求停止对陈春先的立案审查，还邀请陈春先到他的办公室长谈两个多小时。第二天，1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就做了批示：“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一方面较快地把科技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另一方面多了一条渠道使科技人员为四化做贡献。一些确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可以先富起来，打破铁饭碗、大锅饭，当然还要研究必要的管理办法及制定政策。此事科协要大力支持。如何定，请耀邦酌定。”同一天，总书记胡耀邦同志批示：“可请科技领导小组研究出方针政策来。”这便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决策者，难怪让后人感叹一种春天时光。就这样，历史乘风破浪，陈春先的服务部在顶层的支持下得以延续，成为大时代的界碑，中关村的科学家、教授、不再观望，各显其能，融入历史。
战风车
“我决定，从明天起离开单位。最好是领导同意我被聘请走。如果聘走不行的话，借走！借走不行，调走！调走不行，辞职走！辞职不行的话，你们就开除我吧！”王洪德一口气说了五个“走”，说罢扬长而去。
这是三十年前，中关村南街发生的一幕。时至今日，在这话的字里行间仍能听出时代某种鲜明的情绪。这是1983年，一次中科院计算所的会议上，王洪德忍无可忍，拍案而起说的著名的“五不走”，这不走就像那个时代反叛的朦胧诗的诗歌运动，像读一份宣言，说完王洪德离开了会议室。
王洪德把目瞪口呆、张口结舌的人留在了身后，人们几乎能看到他的后背的“运动”，那种因内部张力而产生的僵硬的起伏。
特别是王洪德最后那句话，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味道。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时尽管顶层肯定了“底层”的陈春先冲旧体制的做法，但“中间层”依然僵硬，庞大，具有对人的吞噬力。
“我的家庭出身不好，进入科学院一年不到，就被划成了右派，然后被打成反革命、走白专道路，被批斗一直到1978年。漫长时间里，我一直有种强烈的压抑感和屈辱感，说不出来的痛苦和窝囊。我爱党爱国，内心深处想干事业的那股冲劲无时不在，就是一直施展不开。”这是王洪德那时的心声，并不复杂，同样也是时代的心声。旧时代人被抑制，被侮辱，被损害，新时代出现了希望、光，光从天顶照进来，下面的心声再也压抑不住。
对王洪德而言，具体的光出现在1979年的冬天。
那年的冬天气格外冷，王洪德在刺骨的寒风走进了中科院计算所知青社，看见远方归来的孩子们围在炉火边烤火取暖。年轻人的手上都是冻裂的口子，因为干重活鲜血迸流，但在寒风中却像无动于衷，因为裂口子相对他们的心不算什么。返城之后，知青就业成为当时的一大社会问题，在成果堆积、知识密集的中科院，那些教授、专家的孩子们同样只能靠搬砖、运砂石、做清洁这样笨重的工作赚取微薄的收入。
孩子们太苦了，王洪德感到心疼，心中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是否可以由他做机房系统设备的设计，让计算所的工厂生产，他指导知青社的孩子们组装，这样既可以推广技术应用，又可以把返城知青们的生活改善了，以后他们技术成熟了还可以到全国各地去安装计算机机房的系统设备。
1979年的时候，王洪德担任计算所第四研究室供电空调系统组长，从事机房环境条件研究工作，而当时机房装备技术在我国还是空白，王洪德将全部精力都放在机房装备技术的研究上。虽然王洪德吃尽苦头，在中科院的26年他都在苦痛中挣扎，一身武功却无用武之地，但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他的技术水平得到了广泛认可。作为计算机机房技术专家，王洪德在业界已经是响当当的人物。当时天津计算机公司、天津电工设备厂、天津无线电五厂、七厂、十一厂……都请王洪德做顾问，这让王洪德更坚信，计算机浪潮已经汹涌而来，大型机房技术的应用将具有广阔前景。一天黄昏，下班以后，王洪德顶着寒风再次来到知青社，找到还在简陋知青社忙碌的知青社主任，把想法谈了。王洪德对主任说，我可以给你当顾问，我来做设计，工厂加工的东西让知青社安装……
未等王洪德说完，知青社主任已连连点头，握住王洪德的手说，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吧，我全听你的。知青社当时正想为孩子们找出路，都是科学院子弟知识分子家庭，总干体力活不是长久之计。要是能跟科学技术沾上边，那可真是求之不得了。事实也是如此，返城知青们听说后更欢欣鼓舞，觉得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刻到了，五洪德简直是天上派下来的人，他们要学技术、干技术活了……
王洪德给自己的工作加大了分量，周末和下班的业余时间做设计，常常工作到凌晨3点，有时甚至到天明。同时培训、讲解，手把手指导知青，就这样计算所知青社生产的计算机机房系统的各种产品很快生产出来了。销售自然是不成问题的，以王洪德在业界的人脉与名声就是最好的销售保证，这样一来凡经过王洪德接待引进大型计算机的单位都要求买知青社的产品，让知青社去安装。随着知青社业务量的增加，王洪德和知青社领导一起商量成立了计算机机房工程安装队。不久计算所的一个小小的知青社一下子火了起来，知青们也都提高了技术水平，并且最主要的是提高了工资待遇，工资从原来的50元提高到了90元，这一收入甚至比他们在计算所里工作多年的父母还要多。
知青社当年就赚了60多万元，这在当时也是了不得的，堪称奇迹。王洪德支持知青社从事技术服务、服务社会，也成了轰动一时的大新闻。然而凡事都是这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习惯，突然创造了“60万”这么高的利润，先是工商部门大为惊讶，怀疑有不法行为，年底的财务大检查中，知青社被列为中科院的检查重点，王洪德也被怀疑有经济问题。
消息传到了科学院纪委，纪委提出将此做经济大案处理。纪委的人找到了王洪德，要王洪德交代经济犯罪的事实，写检查。工商局找到王洪德，认定王洪德违法经营，无照经营。王洪德几乎声泪俱下地对工商人员说：“我做的这些新产品设计，都是国家空白，我们自己不设计生产就只能买国外的，国家没有的，我搞出来了又解决了知青就业问题，我何罪之有？”竟然说得工商局的人面面相觑，放过了王洪德。但科纪委一直抓住王洪德不放，一审查就是一年半。不过王洪德相当自信，王洪德把每月30元的顾问费如数交还，这是他的唯一的“瑕疵”，这种放弃自己微薄收入的做法在那时的中关村的改革者中，也就是办公司的人中相当普遍，往往不是出于他们在道德方面的追求，而是为了对无端的审查、检查与攻击。动不动就查账，是在当时的时代最流行的做法。
无端的、先入为主的、有罪推定的审查，让王洪德受够了……还很年轻时王洪德因为一首稚嫩的小诗被打成右派后，在计算所再也抬不起头。21岁入团的他，22岁就被开除团籍，科学院一开会，王洪德就习惯地戴个军帽，把帽檐拉低，躲到一个角落上，脑袋低得低低的。此后“文革”，旧事重提又被打成“反革命”，直到1979年。谁想得到现在又是“经济问题”……这时他已46岁，人生就这么度过？好在旷日持久的调查最终得出的结论证实了王洪德的清白。他颇有预见性的头脑和防患于未然的措施救了他，比如退回顾问费。但这事件也让王洪德多年来对单位和上级的信任荡然无存，觉得消耗了自己28年光阴的这个大院子是如此不牢靠。
“而且”，王洪德想，“在一个封闭科研系统中工作，距离生产实际是远远的，天天过着一种懒洋洋的千篇一律的生活；一项任务那么多人分，一人一点点，人人吃不饱；真是欲干不能，欲罢不忍。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想办一个我国还没有的计算机机房公司，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死了也不后悔。”
王洪德那时已人到中年，没啥犹豫的了，决定破釜沉舟。
王洪德并不是鲁莽行动，1980年夏天，作为天津电工专用设备厂的顾问王洪德提议厂方邀请意大利机房专用设备公司总经理罗西博士到天津，目的是引技术，合作设计生产计算机机房、地板、下气流空调等设备。原本是一次技术交流，可罗西博士的一句话震撼了王洪德。罗西博士的希洛斯公司仅由3个人创办，靠350美元起家，17年后发展成为国际计算机机房产业的大公司了。如果说知青社查账事件使王洪德萌生退意，这个现实案例则提供了启示。
王洪德先找到海淀区联社谈，准备调到区联社，然后通过区联社注册了一个公司。一切准备就绪：心理上的，现实上的，以一人之力面对整个体制，如同堂吉诃德一样立马横枪到了体制面前，出现了开头一幕：“我决定，从明天起离开单位，最好是领导同意我被聘请走。如果聘走不行的话，借走！借走不行，调走！调走不行，辞职走！辞职不行的话，你们就开除我吧！”
当时在很多人看来王洪德就是堂吉诃德，或者王吉诃德，一是那时还是举国体制，所有人都是单位的人，国家的人，辞了职就等于不再是国家的人，那是不可想象的，何况科学殿堂的研究人员是宝塔尖上的人，让人羡慕的职业，因此当时从科研院所、高校里走出办公司的研究人员大都是保留公职或者停薪留职“下海”的，这在当时被一些人叫作“脚踏两条船”。当他们把一只脚踏上新船时，另外一只脚迟迟不肯离开旧船。这让他们在心理上维系着某种平衡，在收入方面可进可退。20世纪80年代早期，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局面。可是王洪德不同，他是中关村历史上第一个辞去国家公职的人。换句话说，王洪德的选择是很不理性的，让人看了多少有些“幽默”，特别是声言“可以开除”。而王洪德态度、口气就更“幽默”，或更堂吉诃德——一个人面对一个巨大事物竟如此嚣张，太不成比例了。对，不成比例往往是可笑的。
但王洪德不是堂吉诃德，或者不全是，事实上恰到好处。
王洪德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赤条条走出科学院，尽管赤条条的，却众里寻他千百度地找到了个人的支点，这是了不起的。经过工商局正式注册，王洪德成立了“京海计算机服务公司”，再不受行政指令驱使，自主决策，自我发展。注册之时王洪德没有一分钱，从知青社借了1万元，到银行开了户头，四天后便把钱如数还上。
“公司成立之初，”四通创始人之一、王力之子王缉志后来在《两通两海当年勇》一文中颇知内情地写道：“王洪德在白石桥借北京图书馆的待征土地，盖了几间平房，刚开始连椅子都没有。当时就有几个木箱子，他们在上面铺上报纸，铺上图板就开始作图。”王缉志在双榆树有套单元房，常在那儿办舞会，王洪德本是激情洋溢之人，常会到舞会上激情跳上一曲。王洪德赤条条出来办公司，舞伴们都为这位“堂吉诃德”捏了一把汗。
“不必，谁也不必担心我。”王洪德心中有数。
王洪德的公司成立后承接的第一个项目，是北京大学豪尼维尔计算机系统改造工程，是联合国支持的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而豪尼维尔计算机系统又是美国大型的计算机系统公司，全球都影响很大。这一工程在京海公司成立之前就已开始招标，跟京海参加竞争的有中科院计算所的计算机服务公司、中国计算机公司等等大品牌。但北京大学工程负责人却说：我们不看什么牌子，我们就交给京海王工，他在计算所工作这么多年，是众所周知的机房设计专家，我们相信他。接下项目，王洪德与手下跟他一起出来的工程师高兴得一夜难眠，四天之后工程的预付款一到，王洪德立马还清了知青社借款。
然而北京大学计算机系统工程刚一上马就遇到了困难，在室外冷却系统安装的时候，施工工人发现北京大学主楼外面有一个很大的泥潭，泥潭很深，深不见底，简直像无底洞一样。有人怀疑这是北京的一处海眼，有人甚至提到当年刘伯温建北京城就发现过北京几处海眼，底下可通到大海，一处由玉泉山镇着，一处由北海白塔镇着，一处在北新桥。据说这北新桥的海眼被动过两次，一次是日本鬼子进北京，顺大铁链子往上拉，拉了一两公里，就见下面呼呼的往上翻泥汤子，还隐隐的有海风的声音，伴着腥味。日本人人慌了，赶紧着把铁链子一松又顺了回去。第二次是红卫兵破四旧，不信邪，也把大铁链子往上拉，结果跟日本人一样，听到隆隆的响声也全吓傻了，赶紧松了铁链。这是北京知青都知道的两个海眼的故事，而王洪德工程队的人大部分人都是知青。
工程队长报告了王洪德，甚至提到了海眼，王洪德骑着自行车就赶来了，哪管什么海眼不海眼的，当时就纵身跳下去排除。潭里的水和泥都是黑黑的，有一股很强烈的刺鼻的味道。的确是一处古潭，不知道有多少年了，他们怎么碰到古潭了？或者真的是海眼？王洪德一急，只听见自己耳朵里“噗”一声就什么都听不见了，就好像耳朵隔了一堵很厚的墙，听到的都是人小声说话声。急火攻心，王洪德失聪了，尽管听不到自己的声音，王洪德还是大声命令：填！说完便赶快上了三〇一医院，检查为爆发性耳聋。
就是一股急火上来，各种神经元控制不住，引发了暂时耳聋。
的确，王洪德太着急了，京海公司的开局之战因为这个古潭将会毁于一旦，他怎么承受得了？多少年自主的梦想就要结束？他怎么这么倒霉就碰上了传说中的海眼一类的东西？计算机的位置已固定，空调的位置也不能动，施工无法绕开，王洪德没有别的办法，也没这方面的技术，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一车一车往泥潭中填沙子，然而这个泥潭仿佛有一个永远填不饱的肚子，无论倒下去什么，无论倒下去多少砂石，很快就消失了。三十吨沙子，五十吨沙子，七十吨沙子，王洪德那时就像愚公移山，每天挖山不止。他不相信这是海眼，不相信，就算真是也要精卫填海把它填平，他简直疯了。如果填不平他大概真的疯了，甚至已经有了初期的疯的症状。他认为这是自己一生的泥潭，从反右就开始的一直到今天的泥潭，必须填平，填不平就把自己填进去——一头扎进去，从地底下游到大海……
的确就像那个寓言，王洪德感动了上帝，到接近百吨水泥时，泥潭平静了，平静一如王洪德那已经麻木的心。然后把钢筋打下去，混凝土打下去，水泥干了以后结结实实，王洪德像换了一个人，一个自己铸就自己的人。
几个月后，工程虽超时——怎么可能不超时呢？但完成了。有了精卫填海或者堂吉诃德的（不顾一切）精神就没有干不好的事，工程让前来验收的美国人大吃一惊，竖起了大拇指，说王洪德做的计算机房是number one。北京大学校长请工程队主要人员参加宴会，答谢京海公司。虽然大大超出预算，但工程还是为京海公司干干净净赚到了第一桶金，王洪德的耳朵也彻底好了，一切都听得清清楚楚，包括舞曲。北京大学的工程不是一般的工程，这一脚踢开了，在王缉志的家庭舞会上，在水兵舞的节奏中，所有以往的担心都消失了。
（实习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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